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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再次见到萧芷琼的云铮，现在绝对无法推测，远在洛阳朝廷中枢，一场席卷天下的飓风已经在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之后开始形成。
万昌天子林宥今日来到内阁之中，正垂着眼帘，面无心情地听着秋临江和顾恒为新法的事情重复争论。
春雨贵如油，但今年天下却有大旱之兆，尤以山东、江淮一带为甚。
刚刚早朝时，沈相上言“山东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天子郊祀），京官不赐金帛”。对此，右相顾恒体现同意，认为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臣开始，可听京官划分辞赐。
但秋临江其时便体现了不屑，道：“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
顾恒虽然不愿在他风头最劲的时候与他争胜，但身为右相，竟然被秋临江这个新起的阁老扑面顶嘴，心中自然羞恼，便问：“国用不足，如何不是真急务？秋大人这话倒是希奇了。”
秋临江并不惊慌，不紧不慢隧道：“国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顾恒对此不屑一顾：“秋大人所谓善理财的人，不外是聚敛以尽民财而已，而民穷则为‘盗’（起义），如此岂是好事？”
秋临江摇了摇头，道：“这却否则。有善理财者，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顾恒听了，以为有些可笑，挑了挑眉：“天下那里有这个原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黎民处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两小我私家争来争去，可谓精彩，不外真正明确朝廷境况的人却都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要害，要说要害，还得从朝廷“国用不足”的原因说起。
大魏朝富足不富足，有没有钱？谜底肯定是富足的，钱也是有的。问题在于这个钱在谁手里，又花在那里。
大魏建设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制止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黎民也不会加入。于是，建设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制度。被养的这批人，厥后便被称为军户。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简直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黎民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做生意，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子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随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从开国到如今靠近两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军力来算，全国一共正式体例有210个卫，117人。——嗯，还要外加新建设的三十六卫新军，2人。全国正规军靠近一百四十万人。
这些正规军要养着，自然是要花钱的，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折合合计为每人三十贯钱。以云铮盘算出的“购置力”折算，三十贯约莫不到今天的两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足。就不算新军吧，原有的正规军那一百二十万人，每年就要破费三千五百万贯的巨额军饷。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些正规军，尚有普通军户。军户的口粮因为有军田，倒是不用担忧，但他们也是要发饷的，虽然他们的军饷要比正规军少不少，约莫为每年五到八贯，约合今日的人民币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全国近七百万军户，朝廷只需要肩负约莫四百万左右，剩余的由四大边镇的帅府自行认真。然而这一笔开支，却又去了三千两百万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六千七百万贯的巨额军饷开支，还仅仅是通常养兵所需，还不包罗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犒赏、组织发动、损耗、治理等等……
这是军饷，尚有一个大开销，是官俸。
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驱使疏散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团结起来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相识朝廷内情的人都知道，有官有职而没有驱使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不做事的冗官。为了部署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现新驱使、新官位，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很经典的形容词，叫做“叠*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团结，在催生出大魏帝国辉煌光耀的经济文化之花同时，也泯灭了以千万计的俸禄。户部有详细的账目显示，万昌天子登位之前，两万五千名朝廷正式在编的官员，和那些找不到准确数字，据预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至少高达在一千二百万贯钱。
其中，以宰相和阁老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罗：正俸，相当于基本人为;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人为;职钱，相当于职务人为;衣赐，相当于服装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津贴;尚有七十小我私家的随从衣粮，相当于清静守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约莫为一万贯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前程，约莫相当于今日六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要知道，内阁虽然只有七小我私家，但享受宰相待遇的人可远远不止七八小我私家。太祖戎马一生之后，对军队将领的待遇是最高的，都指挥使的俸禄甚至比宰相还要横跨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都指挥使实职的人和享受都指挥使待遇的人，却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另外四大边镇大帅每人每年还可以以小我私家身份拿到朝廷两三万贯俸禄。
于是，军饷和官俸两项就占去了整整八千万贯的巨资，另外有一项是古今历代朝廷的老例花销：祭祀天地和列祖列宗，千万不要以为这笔钱很少，一幼年说也得花掉四五百万贯呢。
然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外就是在八千万贯到一亿贯之间彷徨，除了上述几样花销，朝廷每年总得做点事吧？既然如此，经常泛起“国用不足”也就理所虽然了。
可是朝廷虽然穷，可不代表天天泛起在朝堂上的列位殿下、大人们也穷，尤其是高屋建瓴的那位陛下，更是富得——不是流油——简直跟后世中东的石油富豪似的。
皇室的皇庄、矿山、官窑、种种作坊甚至尚有船场等等，可谓工业无数，好比说淮安公主林玉妍，她实际上就可以算是在替万昌天子掌握官窑产物出口，她在其中只分三成利润，就富得让云铮目瞪口呆，那么可以想象，拥有这么多工业的天子本人，其内库每年将有何等惊人的收入。
而沈家顾家这样的门阀呢？一是他们都是几百年的世家勋贵，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田产、山林、多数会内的店面甚至是丝绸作坊、茶庄等等险些无数，哪家不是巨富？估摸他们的身家究竟大到什么水平，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主等几个焦点成员知道了。
而以云家为首的军阀世家，除了上述工业之外，尚有诸如铁器作坊一类跟军工沾边挂钩的工业，而云家更是拥有大魏朝内唯一无二的几个大马场。另外，外四家尚有军户和军田，军田原本算是朝廷的工业，不外小成王之乱以后，徐徐成了边镇世家的私产，军田原本就是较量好的良田，而且面积也很大，各家名下的军户在军田耕作，世家并不认真他们平时的口粮，而且还要凭证家庭人头来缴纳一部门余粮作为军队的军粮。农闲的时候也没法真闲，世家会给他们部署一些其余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明细盘算薪酬，而是按月发饷，就是上面所说的每年约莫五到八贯（男、女、老、少虽然有差异）的饷银了，至于他们的劳动所得，歉仄，那是世家的收入。所以凭证这一点算来，世家门阀和军阀们也应该是有钱的。
所以算来算去，从天子到军阀门阀、各级仕宦、田主豪强以及大商人，这些人个个都是有钱的主，而穷的，那就只能是朝廷和普通老黎民了。
云铮不是不知道朝廷的状况，他只是太清楚自己对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心无力而已。秋临江新法他很清楚，如果适才发生在朝堂的争论云铮可以知道，他甚至一定会赞同秋临江的意见。因为秋临江的看法，至少在理论上完全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要领有许多，云铮这个“厥后人”岂能不知道那些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的法子？加速资金周转速度，革新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秋临江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要领。实际上青苗法并非秋临江所首创，最开始时，是山东的怙恃官率先接纳此要领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秋临江做县令时，曾经试用过，发现效果颇佳，深受黎民接待。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普遍推行应用。
实在眼下大魏朝农村盛行印子钱，利滚利实在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停业、土地吞并的一种形式，对大魏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秋临江主张，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送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云铮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在后世完全已经可以算是印子钱无疑。可是，在现在的大魏朝，这却只相当于现今印子钱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好事无量的事情。云铮最先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以为希奇，秋临江这小我私家居然知道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生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实在让云铮这个坚持“制度至上”的穿越青年惊讶特殊。
秋临江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概略泉源于此。这种接纳金融调控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未曾在当**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不行谓不先进。
然而……云铮仍然无法看好这次变法的前景。
顾恒刚刚所斥责秋临江所企图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接纳过的伎俩。两相较量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世许多人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简陋，经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天子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残暴。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贮打败匈奴，简直建设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实在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天子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华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天子之一。华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清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东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较量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漂亮，多了一点冒失戾气。幸亏他总算继续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效果，经由文、景两代天子的治理，全国客栈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惋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贮下来的财富铺张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身世的桑弘羊等人，筹谋着如何盘剥黎民，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简直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谋划运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打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连忙泛起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清静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钱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域，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横跨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钱，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气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工业税，告贯则是攻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划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工业，并流放戍边一年;凡密告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工业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效果：国库连忙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仕宦;最后，史书纪录说，商贾中家以上简陋停业。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企图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厥后垄断谋划的中国电信，就概略可以明确。
以云铮的眼光看，约莫只有那些小商贩身世、又急于讨好天子的权要，才气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生长，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损。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海内社会经济的破损相当惨烈。其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仆从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似乎。于是，中产阶级以上者简陋停业。”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纪录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纪录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其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险些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泛起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本书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悔改;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谋划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厥后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行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天子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天子只是一边面无心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寄义经常被人忽视，而其守旧的一面，亦即稳定换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寄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各人都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到达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其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普遍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效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厥后，他听说胶西地域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听说，盖老先生焦点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以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以后，曹参名声大盛，其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置惩罚政事时，全部凭证萧何的陋习治理;任免仕宦时，只挑那些年岁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美、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免职不用。他自己则天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昼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逐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清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厥后，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痛饮，喝的兴奋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死板一点的仕宦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就地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意，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羽觞连忙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其时的天子，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治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
效果，儿子回抵家，话刚刚出口，曹参便震怒，把儿子摁在顿痛打，据史书纪录：在**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天子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致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以为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覆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覆道：“先生似乎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执法，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瞎搅，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云岱说到此处，话锋一转，说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工具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而是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实在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仕宦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仕宦们鱼肉黎民的时机，让他们守住职责不瞎搅，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华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续，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云岱把这样一篇奏折呈上去，是因为他的心田深处有一种担忧：仕宦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黎民。
他虽然也承袭云家的一个大宗旨，就是让天子忙点，别闲着没事就找自己的贫困。可是和云铮一样，他的心里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严重到天下大乱，伤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元气。
天子手里捻着云岱的奏折，有些入迷地看着秋临江和顾恒，久久无语。
在苏州再次见到萧芷琼的云铮，现在绝对无法推测，远在洛阳朝廷中枢，一场席卷天下的飓风已经在第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之后开始形成。
万昌天子林宥今日来到内阁之中，正垂着眼帘，面无心情地听着秋临江和顾恒为新法的事情重复争论。
春雨贵如油，但今年天下却有大旱之兆，尤以山东、江淮一带为甚。
刚刚早朝时，沈相上言“山东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天子郊祀），京官不赐金帛”。对此，右相顾恒体现同意，认为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臣开始，可听京官划分辞赐。
但秋临江其时便体现了不屑，道：“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
顾恒虽然不愿在他风头最劲的时候与他争胜，但身为右相，竟然被秋临江这个新起的阁老扑面顶嘴，心中自然羞恼，便问：“国用不足，如何不是真急务？秋大人这话倒是希奇了。”
秋临江并不惊慌，不紧不慢隧道：“国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顾恒对此不屑一顾：“秋大人所谓善理财的人，不外是聚敛以尽民财而已，而民穷则为‘盗’（起义），如此岂是好事？”
秋临江摇了摇头，道：“这却否则。有善理财者，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顾恒听了，以为有些可笑，挑了挑眉：“天下那里有这个原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黎民处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
两小我私家争来争去，可谓精彩，不外真正明确朝廷境况的人却都一声不吭。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是要害，要说要害，还得从朝廷“国用不足”的原因说起。
大魏朝富足不富足，有没有钱？谜底肯定是富足的，钱也是有的。问题在于这个钱在谁手里，又花在那里。
大魏建设之初，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制止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黎民也不会加入。于是，建设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制度。被养的这批人，厥后便被称为军户。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简直不错，但时间一长，就一塌糊涂了。黎民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做生意，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子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随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从开国到如今靠近两百年，按今日的大魏朝军力来算，全国一共正式体例有210个卫，117人。——嗯，还要外加新建设的三十六卫新军，2人。全国正规军靠近一百四十万人。
这些正规军要养着，自然是要花钱的，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折合合计为每人三十贯钱。以云铮盘算出的“购置力”折算，三十贯约莫不到今天的两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足。就不算新军吧，原有的正规军那一百二十万人，每年就要破费三千五百万贯的巨额军饷。
然而支出并不止于此。除了这些正规军，尚有普通军户。军户的口粮因为有军田，倒是不用担忧，但他们也是要发饷的，虽然他们的军饷要比正规军少不少，约莫为每年五到八贯，约合今日的人民币五千上下。朝廷唯一可以庆幸的是，全国近七百万军户，朝廷只需要肩负约莫四百万左右，剩余的由四大边镇的帅府自行认真。然而这一笔开支，却又去了三千两百万贯！
而且最恐怖的是，这六千七百万贯的巨额军饷开支，还仅仅是通常养兵所需，还不包罗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犒赏、组织发动、损耗、治理等等……
这是军饷，尚有一个大开销，是官俸。
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驱使疏散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团结起来以后，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相识朝廷内情的人都知道，有官有职而没有驱使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不做事的冗官。为了部署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现新驱使、新官位，于是就有了另一个很经典的形容词，叫做“叠*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团结，在催生出大魏帝国辉煌光耀的经济文化之花同时，也泯灭了以千万计的俸禄。户部有详细的账目显示，万昌天子登位之前，两万五千名朝廷正式在编的官员，和那些找不到准确数字，据预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至少高达在一千二百万贯钱。
其中，以宰相和阁老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罗：正俸，相当于基本人为;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人为;职钱，相当于职务人为;衣赐，相当于服装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津贴;尚有七十小我私家的随从衣粮，相当于清静守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约莫为一万贯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前程，约莫相当于今日六百六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要知道，内阁虽然只有七小我私家，但享受宰相待遇的人可远远不止七八小我私家。太祖戎马一生之后，对军队将领的待遇是最高的，都指挥使的俸禄甚至比宰相还要横跨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都指挥使实职的人和享受都指挥使待遇的人，却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另外四大边镇大帅每人每年还可以以小我私家身份拿到朝廷两三万贯俸禄。
于是，军饷和官俸两项就占去了整整八千万贯的巨资，另外有一项是古今历代朝廷的老例花销：祭祀天地和列祖列宗，千万不要以为这笔钱很少，一幼年说也得花掉四五百万贯呢。
然而朝廷每年的收入也不外就是在八千万贯到一亿贯之间彷徨，除了上述几样花销，朝廷每年总得做点事吧？既然如此，经常泛起“国用不足”也就理所虽然了。
可是朝廷虽然穷，可不代表天天泛起在朝堂上的列位殿下、大人们也穷，尤其是高屋建瓴的那位陛下，更是富得——不是流油——简直跟后世中东的石油富豪似的。
皇室的皇庄、矿山、官窑、种种作坊甚至尚有船场等等，可谓工业无数，好比说淮安公主林玉妍，她实际上就可以算是在替万昌天子掌握官窑产物出口，她在其中只分三成利润，就富得让云铮目瞪口呆，那么可以想象，拥有这么多工业的天子本人，其内库每年将有何等惊人的收入。
而沈家顾家这样的门阀呢？一是他们都是几百年的世家勋贵，多年来积累下来的田产、山林、多数会内的店面甚至是丝绸作坊、茶庄等等险些无数，哪家不是巨富？估摸他们的身家究竟大到什么水平，也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主等几个焦点成员知道了。
而以云家为首的军阀世家，除了上述工业之外，尚有诸如铁器作坊一类跟军工沾边挂钩的工业，而云家更是拥有大魏朝内唯一无二的几个大马场。另外，外四家尚有军户和军田，军田原本算是朝廷的工业，不外小成王之乱以后，徐徐成了边镇世家的私产，军田原本就是较量好的良田，而且面积也很大，各家名下的军户在军田耕作，世家并不认真他们平时的口粮，而且还要凭证家庭人头来缴纳一部门余粮作为军队的军粮。农闲的时候也没法真闲，世家会给他们部署一些其余的事情，这些事情并不明细盘算薪酬，而是按月发饷，就是上面所说的每年约莫五到八贯（男、女、老、少虽然有差异）的饷银了，至于他们的劳动所得，歉仄，那是世家的收入。所以凭证这一点算来，世家门阀和军阀们也应该是有钱的。
所以算来算去，从天子到军阀门阀、各级仕宦、田主豪强以及大商人，这些人个个都是有钱的主，而穷的，那就只能是朝廷和普通老黎民了。
云铮不是不知道朝廷的状况，他只是太清楚自己对这件事情完全是有心无力而已。秋临江新法他很清楚，如果适才发生在朝堂的争论云铮可以知道，他甚至一定会赞同秋临江的意见。因为秋临江的看法，至少在理论上完全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要领有许多，云铮这个“厥后人”岂能不知道那些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的法子？加速资金周转速度，革新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秋临江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要领。实际上青苗法并非秋临江所首创，最开始时，是山东的怙恃官率先接纳此要领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秋临江做县令时，曾经试用过，发现效果颇佳，深受黎民接待。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普遍推行应用。
实在眼下大魏朝农村盛行印子钱，利滚利实在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停业、土地吞并的一种形式，对大魏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秋临江主张，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送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云铮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放在后世完全已经可以算是印子钱无疑。可是，在现在的大魏朝，这却只相当于现今印子钱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好事无量的事情。云铮最先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以为希奇，秋临江这小我私家居然知道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生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效果。实在让云铮这个坚持“制度至上”的穿越青年惊讶特殊。
秋临江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概略泉源于此。这种接纳金融调控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未曾在当**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不行谓不先进。
然而……云铮仍然无法看好这次变法的前景。
顾恒刚刚所斥责秋临江所企图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接纳过的伎俩。两相较量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后世许多人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简陋，经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天子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残暴。事实上，如果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贮打败匈奴，简直建设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实在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天子之列。
相形之下，他的祖父华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天子之一。华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清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东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较量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漂亮，多了一点冒失戾气。幸亏他总算继续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效果，经由文、景两代天子的治理，全国客栈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惋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贮下来的财富铺张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身世的桑弘羊等人，筹谋着如何盘剥黎民，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简直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谋划运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打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连忙泛起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清静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钱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域，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横跨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被秋临江变法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钱，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气存活;秋临江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贯与告贯制度，算贯就是征收商人的工业税，告贯则是攻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划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工业，并流放戍边一年;凡密告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工业的一半。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效果：国库连忙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贯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仕宦;最后，史书纪录说，商贾中家以上简陋停业。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企图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厥后垄断谋划的中国电信，就概略可以明确。
以云铮的眼光看，约莫只有那些小商贩身世、又急于讨好天子的权要，才气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生长，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损。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海内社会经济的破损相当惨烈。其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仆从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似乎。于是，中产阶级以上者简陋停业。”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纪录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纪录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其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眼下秋临江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险些一模一样。
在云铮所知道的历史中，有一本现在可能不会再泛起的巨著《资治通鉴》，在这本书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悔改;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眼下秋临江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等人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谋划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云铮这个厥后人的眼光去看待，如何不能看出其中的危害来？所以他不行能对这种做法报持希望。
顾恒和秋临江从朝堂开始争论，下朝之后又在内阁文华殿里争论，直到万昌天子来了，依然在争论。但万昌天子只是一边面无心情地听着他们你言我语往来不休，却就是一句话也不说。他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奏折，看得十分仔细。
奏折是户部右侍郎、清查江苏吏治钦差大臣云岱星夜呈上的。
奏折很长，洋洋洒洒几近万言，其中很详细的谈论了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云岱认为，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寄义经常被人忽视，而其守旧的一面，亦即稳定换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寄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各人都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到达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其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普遍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效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厥后，他听说胶西地域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听说，盖老先生焦点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以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以后，曹参名声大盛，其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置惩罚政事时，全部凭证萧何的陋习治理;任免仕宦时，只挑那些年岁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美、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免职不用。他自己则天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昼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逐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清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厥后，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痛饮，喝的兴奋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死板一点的仕宦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就地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意，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羽觞连忙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其时的天子，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治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
效果，儿子回抵家，话刚刚出口，曹参便震怒，把儿子摁在顿痛打，据史书纪录：在**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天子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致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以为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覆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覆道：“先生似乎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执法，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瞎搅，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
云岱说到此处，话锋一转，说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工具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而是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实在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仕宦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仕宦们鱼肉黎民的时机，让他们守住职责不瞎搅，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华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续，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云岱把这样一篇奏折呈上去，是因为他的心田深处有一种担忧：仕宦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黎民。
他虽然也承袭云家的一个大宗旨，就是让天子忙点，别闲着没事就找自己的贫困。可是和云铮一样，他的心里也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能严重到天下大乱，伤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元气。
天子手里捻着云岱的奏折，有些入迷地看着秋临江和顾恒，久久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