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4章 规矩不讲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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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民眼神恍惚了几秒，像是被这句话触动了什么。
“李省长，您这个问题~”葛维民笑了笑，“以前没人问过我。在平山，他们只问我钱够不够、什么时候拨、能不能再多给点。”
李仕山也笑了，语气轻松地问道：“都说，是闲聊。说说看呢？”
“前任郭副局长算是我的师父，他教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葛维民摸着茶杯，缓缓开口：“管财政就像是修城墙。”
“修城墙不是把砖头一块一块垒上去就行，得先算好地基能吃多重的分量。”
“砖头加一块，地基就要多撑一分。不加控制地往上摞，城墙迟早会塌。”
“财政是一样的道理。各条线各口子上来要项目、要钱，每一笔看起来都急。但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超了就是超了，加不了。”
“管财政不是加法，是做减法。十件事，有八件事可以等，有两件事不能等。”
“我要把有限的资源放到那两件不能等的事情上。这件事做好了，那八件事等一等也没什么。”
“如果反过来，八件事都做了，那两件不能等的垮了，整个摊子就散了。”
李仕山把这番话品味了好半天。
“修城墙”这个比喻不华丽，但扎实。
葛维民有个好师父，讲出的道理浅显易懂，让人一下子就领悟到了精髓。
“郭局长，”李仕山换了个话题，“你在财政局待了这么多年，肯定经历了不少事。有没有哪件事，让你觉得这个局长特别难当？”
葛维民又愣了一下，感觉李仕山的思想好跳脱，有些跟不上节奏。
可领导都问了，他也只能回答。
又努力回忆了半刻，这才回答道：“要说最难的事，不是哪一笔钱该给谁不给谁。”
“是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你不得不做。做了，良心过不去；不做，规矩过不去。”
葛维民讲起了一段往事。
那是他刚当上财政局长的第二年，平山遭遇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山洪。
洪水来得猛，一夜之间冲垮了北部山区好几个乡镇的民房和农田。
老百姓被紧急转移到安置点，几千人挤在帐篷和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缺衣少食。
当时摆在葛维民面前的问题很简单也很残酷：救灾资金从哪来。
不要提什么救灾预备金。
在平山这样财政吃紧的地方，那也就是个名头，账上的那点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至于省里的救灾资金按规定要等灾情核实后统一拨付，最快也要半个月。
可帐篷里的老人和孩子等不了半个月。
水库的堤坝还没修复，气象台说上游还有强降雨，万一再来一场水，后果不堪设想。
他翻遍了手里所有的专项资金账户，每一个账户都有明确的用途，每一个用途都有不能挪用它的理由。
农田水利资金，那是用来修灌溉渠的，挪用这条专款，一旦被审计发现处分跑不掉。
教育改薄资金，那是用来修农村学校危房的，动了这个，那些还在危房里上课的孩子怎么办？
每一笔账都硬邦邦的，每一条制度都明明白白：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但帐篷里那些裹着湿棉被的老人和孩子没有别的选择。
“我当时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郭维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其实不是在想该不该动这笔钱，我知道我必须动。我是在想，动了以后怎么把窟窿补上。”
李仕山微微点头，没有说话，继续听着故事。
之后的故事并不复杂。
葛维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一个小时，就有了决定。
他直接从几个不同的专项资金账户里调出了足够的钱，先垫付了救灾款。
后来省里的救灾资金拨下来了，他把挪用的窟窿一个一个地补上。
但审计还是发现了，挪用专项资金的痕迹是抹不掉的。
审计组的组长翻完账本，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对他说：“老郭，你这个行为按照规定，是严重违规。可是......”
组长沉默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我会把实际情况向上面反映的。”
后来处分下来了，是警告。
处分文件送到他桌上的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把文件反复看了好几遍。
他把文件锁进抽屉里，继续批下一份拨款单。
这是他职业生涯里第一个处分，也不是最后一个处分。
他知道自己违规了，但当时他别无选择。
“李省长，”葛维民摘下眼镜，“道理上我错了，但良心上我只能那么做。”
“财政局长这个位子，不是每天都按着规矩来就能坐稳的。”
“有时候，规矩和良心打架，你选规矩，对不起老百姓；选良心，对不起岗位职责。”
李仕山点了点头，心里暗道：“难怪这么有能力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升，原因在这。”
这件事上，葛维民完全可以“明哲保身”，把问题甩给上级，自己听命行事就行。
可那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扯皮，来回推皮球，倒霉的还是百姓。
葛维民选择了“良心”，可规矩不讲“良心”，也不能讲“良心”。
一份“警告”处分可能没有什么，可多了呢？
哪个领导愿意冒着风险提拔一个身上满是“处分”的下属。
以前老师苏牧就经常和他说过一个道理。
“在官场，太有良心，走不远的。”
葛维民，这个人肩上的压力，比自己在汉州开发区面对的那些压力，更琐碎、更难与人言说。
汉州开发区再难，自己手里还有项目、有土地、有政策，更有强大的支持。
可葛维民呢，他手里只有一个账本，账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压着一群人的日子。
李仕山感觉聊的话题有些沉重，于是又换了一个。
“葛局长，你刚进财政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郭维民再次愣了一下，但这一次明显短了很多。
他显然已经适应了李仕山这种跳脱的问话方式。
他笑了，这个笑容比刚进门的时候自然得多，像是忽然回到了一个更年轻、更轻松的自己。
葛维民眼神恍惚了几秒，像是被这句话触动了什么。
“李省长，您这个问题~”葛维民笑了笑，“以前没人问过我。在平山，他们只问我钱够不够、什么时候拨、能不能再多给点。”
李仕山也笑了，语气轻松地问道：“都说，是闲聊。说说看呢？”
“前任郭副局长算是我的师父，他教我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葛维民摸着茶杯，缓缓开口：“管财政就像是修城墙。”
“修城墙不是把砖头一块一块垒上去就行，得先算好地基能吃多重的分量。”
“砖头加一块，地基就要多撑一分。不加控制地往上摞，城墙迟早会塌。”
“财政是一样的道理。各条线各口子上来要项目、要钱，每一笔看起来都急。但财政的盘子就那么大，超了就是超了，加不了。”
“管财政不是加法，是做减法。十件事，有八件事可以等，有两件事不能等。”
“我要把有限的资源放到那两件不能等的事情上。这件事做好了，那八件事等一等也没什么。”
“如果反过来，八件事都做了，那两件不能等的垮了，整个摊子就散了。”
李仕山把这番话品味了好半天。
“修城墙”这个比喻不华丽，但扎实。
葛维民有个好师父，讲出的道理浅显易懂，让人一下子就领悟到了精髓。
“郭局长，”李仕山换了个话题，“你在财政局待了这么多年，肯定经历了不少事。有没有哪件事，让你觉得这个局长特别难当？”
葛维民又愣了一下，感觉李仕山的思想好跳脱，有些跟不上节奏。
可领导都问了，他也只能回答。
又努力回忆了半刻，这才回答道：“要说最难的事，不是哪一笔钱该给谁不给谁。”
“是明明知道不该做的事，你不得不做。做了，良心过不去；不做，规矩过不去。”
葛维民讲起了一段往事。
那是他刚当上财政局长的第二年，平山遭遇了一场十年不遇的山洪。
洪水来得猛，一夜之间冲垮了北部山区好几个乡镇的民房和农田。
老百姓被紧急转移到安置点，几千人挤在帐篷和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缺衣少食。
当时摆在葛维民面前的问题很简单也很残酷：救灾资金从哪来。
不要提什么救灾预备金。
在平山这样财政吃紧的地方，那也就是个名头，账上的那点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至于省里的救灾资金按规定要等灾情核实后统一拨付，最快也要半个月。
可帐篷里的老人和孩子等不了半个月。
水库的堤坝还没修复，气象台说上游还有强降雨，万一再来一场水，后果不堪设想。
他翻遍了手里所有的专项资金账户，每一个账户都有明确的用途，每一个用途都有不能挪用它的理由。
农田水利资金，那是用来修灌溉渠的，挪用这条专款，一旦被审计发现处分跑不掉。
教育改薄资金，那是用来修农村学校危房的，动了这个，那些还在危房里上课的孩子怎么办？
每一笔账都硬邦邦的，每一条制度都明明白白：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但帐篷里那些裹着湿棉被的老人和孩子没有别的选择。
“我当时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郭维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其实不是在想该不该动这笔钱，我知道我必须动。我是在想，动了以后怎么把窟窿补上。”
李仕山微微点头，没有说话，继续听着故事。
之后的故事并不复杂。
葛维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一个小时，就有了决定。
他直接从几个不同的专项资金账户里调出了足够的钱，先垫付了救灾款。
后来省里的救灾资金拨下来了，他把挪用的窟窿一个一个地补上。
但审计还是发现了，挪用专项资金的痕迹是抹不掉的。
审计组的组长翻完账本，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对他说：“老郭，你这个行为按照规定，是严重违规。可是......”
组长沉默好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我会把实际情况向上面反映的。”
后来处分下来了，是警告。
处分文件送到他桌上的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把文件反复看了好几遍。
他把文件锁进抽屉里，继续批下一份拨款单。
这是他职业生涯里第一个处分，也不是最后一个处分。
他知道自己违规了，但当时他别无选择。
“李省长，”葛维民摘下眼镜，“道理上我错了，但良心上我只能那么做。”
“财政局长这个位子，不是每天都按着规矩来就能坐稳的。”
“有时候，规矩和良心打架，你选规矩，对不起老百姓；选良心，对不起岗位职责。”
李仕山点了点头，心里暗道：“难怪这么有能力的人，这么多年没有升，原因在这。”
这件事上，葛维民完全可以“明哲保身”，把问题甩给上级，自己听命行事就行。
可那样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扯皮，来回推皮球，倒霉的还是百姓。
葛维民选择了“良心”，可规矩不讲“良心”，也不能讲“良心”。
一份“警告”处分可能没有什么，可多了呢？
哪个领导愿意冒着风险提拔一个身上满是“处分”的下属。
以前老师苏牧就经常和他说过一个道理。
“在官场，太有良心，走不远的。”
葛维民，这个人肩上的压力，比自己在汉州开发区面对的那些压力，更琐碎、更难与人言说。
汉州开发区再难，自己手里还有项目、有土地、有政策，更有强大的支持。
可葛维民呢，他手里只有一个账本，账本上的每一个数字都压着一群人的日子。
李仕山感觉聊的话题有些沉重，于是又换了一个。
“葛局长，你刚进财政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郭维民再次愣了一下，但这一次明显短了很多。
他显然已经适应了李仕山这种跳脱的问话方式。
他笑了，这个笑容比刚进门的时候自然得多，像是忽然回到了一个更年轻、更轻松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