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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在蝉鸣和电报声里一天天过去。
苏云烟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才勉强适应这个身体。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看人时的角度——每一样都和原来的她不一样。春兰说她以前走路太快，“太太要走慢些，裙子才不会绊脚”。她说她以前笑得太大声，“太太要笑不露齿，用帕子挡一挡”。她甚至说她眨眼的频率太高，“太太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像猫那样”。
她学得很认真。不是因为想当一个合格的姨太太，是因为在这个年代，一个女人如果看起来“不正常”，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麻烦，是她现在最不需要的东西。
沈先生依然早出晚归。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不回来，只让人捎个口信，说“司令部忙，不回”。苏云烟从不过问他去哪里、做什么。春兰告诉她，以前的正房太太就是因为问得太多，惹得先生烦了，两个人一个月说不到十句话。
“先生不喜欢被人追问。”春兰说这话时，正在给苏云烟梳头，声音压得很低，“您就让他安静着，他反倒会主动跟您说。”
春兰说得对。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沈先生回来得很晚。苏云烟已经躺下了，听到院门响，披了件外衣出来。他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军装没脱，帽子拿在手里，脸上的表情像被什么东西碾过。
“给你倒杯茶？”她问。
他点了点头。
她倒了茶，放在他手边，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两个人都没说话。窗外起了风，石榴树的枝条在窗纸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
“今天接到消息，上海可能守不住了。”
苏云烟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她的声音很平静：“然后呢？”
“然后？”他苦笑了一下，“然后就看南京了。”
他端起茶碗，没喝，又放下。那只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我带的一个连，今天早上接到命令，要调到上海。”他说，“三百多人。连长来找我，说他想把老婆孩子先送回老家。我说好。然后他走了，我又把他叫回来，告诉他——别回来了。”
苏云烟看着他。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回来了，你就会知道你老婆孩子还在等你。你就舍不得死了。”
茶凉了。沈先生没有续水。他坐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像一尊雕像。
苏云烟站起来，走到他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动。她的手感受到他肩膀的僵硬，像一块被拧干了的布。
“你怕吗？”她问。
“怕。”他说，声音很轻，“怕也没用。”
那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说“怕”。
第二天早上，苏云烟起来的时候，沈先生已经走了。春兰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她出来，朝屋里努了努嘴。
“先生走之前，在您枕头边放了样东西。”
苏云烟回到屋里，掀开枕头。是一把小手枪，黑色的，只有巴掌大，沉甸甸的。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贴身带着。
她拿起枪，拉开弹匣——六发子弹，满的。她把弹匣推回去，放在枕头下面，然后用被子盖好。
十一月，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
那天整条街都很安静。不是平时的那种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什么东西砸下来的安静。春兰买菜回来，眼眶红红的，说菜市场有人哭，说好几个卖菜的摊子都没出，说街上的巡警比平时多了一倍。
苏云烟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把小手枪，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春兰不知道她拿了什么东西，只看见她在发呆。
“太太，您是不是也害怕？”
“怕什么？”
“怕日本人打过来。”
苏云烟把枪收进袖子里，看着春兰。“怕。但怕有什么用？”
春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您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先生了。”
苏云烟没有觉得这是夸奖。
十二月初，南京的气氛彻底变了。
街上多了很多从上海方向逃过来的人。有的推着板车，车上堆着被褥和锅碗；有的抱着孩子，身后跟着老人；有的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人，走着走着就蹲在路边哭。苏云烟有一次出门买药，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把孩子放在墙根下，站起来走了。孩子大概两岁，还不会说话，张着嘴看着母亲的背影，哭得撕心裂肺。
苏云烟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孩子，腿像灌了铅。
她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孩子很轻，轻得像一捆稻草。她站在墙根下等了半个时辰，那个女人没有回来。
她把孩子带回了沈府。
春兰看到孩子，眼睛一下就红了。“太太，这……”
“先养着。”苏云烟说，“等她母亲回来找。”
她没有等到孩子的母亲。那晚沈先生回来，看到院子里多了一个孩子，没有问为什么。他站在石榴树下，看着那个孩子在春兰怀里睡着了，站了很久。
“她叫什么？”他问。
“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走进屋里。苏云烟跟进去，听到他在里间换衣服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沉默。
“云烟。”
“嗯。”
“如果南京也守不住，”他的声音从里间传出来，隔着门板，听起来很远，“你带着孩子和春兰，往南走。去重庆。我让人送你们。”
苏云烟走到门边，没有推门。“你呢？”
“我要留下来。”
“留下来干什么？”
“打仗。”
苏云烟靠在门框上，闭了闭眼。“你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门开了。沈先生站在门内，已经换了便装，脸上的疲惫比任何时候都重。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还年轻。不该死在这里。”
“你也不该死在这里。”苏云烟说。
他没有再说话。
十二月九日，南京城上空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
那天下午，苏云烟正在屋里教春兰认字。孩子——苏云烟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平安”——在地上爬来爬去，抓着春兰的裤腿往起站。阳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暖融融的，一切都像是假的。
然后警报响了。
那个声音很难形容。不是尖叫，不是轰鸣，是一种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阴冷的、绵延不绝的哀鸣。它从城市的那一头传过来，穿过大街小巷，穿过青砖灰瓦，穿过每一个人的耳膜，扎进骨头里。
春兰的脸刷地白了。“太太——”
“进屋。”苏云烟抱起平安，把春兰推进里屋，关上门。她把手枪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握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警报响了很久。大概有半个时辰。在这半个时辰里，苏云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不是很近，但足够让人知道——它们来了。
春兰在发抖。平安在哭。苏云烟把平安递给春兰，走到窗户边，掀开窗帘的一角。
天上有黑点。不是鸟，是飞机。很多飞机。它们飞得很高，在冬日的天空里看起来像一群迁徙的大雁。但大雁不会投下炸弹。
她放下窗帘，回到床边，坐下来。
“太太，”春兰的声音在抖，“先生会回来吗？”
“会的。”
“什么时候？”
苏云烟握着手枪，掌心全是汗。“等打完仗。”
那天晚上，沈先生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苏云烟看到他军装的袖子上有血。不是他的。他的脸上没有伤，但眼睛里有。
“你没事吧？”她问。
“没事。”他把帽子放在桌上，坐下来，看了一眼春兰怀里的平安，“孩子还好？”
“吓哭了，现在睡了。”
他点了点头，沉默了很久。
“今天日军飞机轰炸了中华门。”他说，“死了一些人。”
“多少？”
“还不知道。”他揉了揉太阳穴，“明天会有更多人死。”
苏云烟站起来，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把杯子握在手心里。
“云烟。”
“嗯。”
“我让你走，你不走。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他抬起头看着她，“你会后悔的。”
苏云烟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有恐惧，有愤怒，还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不认命的挣扎。
“我不会后悔。”她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他看了她很久，然后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掌很粗糙，虎口有厚厚的茧，指节上有旧伤留下的疤痕。他的手很凉，凉得像冬天的铁。
苏云烟没有抽回手。
那是他们第一次牵手。不是因为情动，不是因为浪漫。是因为在炸弹落下来的夜晚，两个人之间需要一点温度。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防开始崩溃。
那天晚上，沈先生回来得很晚。苏云烟没有睡，坐在正厅里等他。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军装上全是灰，脸上有一道血痕，不知道是被什么划的。
“收拾东西。”他说，“明天一早走。”
“去哪里？”
“下关。过江。往西。”
苏云烟站起来。“你呢？”
“我送你们上船。”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他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一包干粮、一壶水、一些现金，塞进一个布包里。动作很快，像在执行命令。
“先生。”苏云烟叫住他。
他停下来，背对着她。
“你答应我一件事。”她说。
“什么？”
“活着。”
他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声音很低：“我尽量。”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睡觉。春兰在收拾东西，平安睡得很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云烟站在院子里，看着石榴树。石榴已经熟透了，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红宝石一样的籽。她摘了一个，掰开，吃了一颗。很甜。
她把剩下的塞进口袋里。
天还没亮，沈先生带着她们出了门。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拖家带口的、推着车的、抱着包袱的，都往同一个方向走。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车轮声、孩子的哭声。天边有一层灰蒙蒙的光，像是黎明，又像是火光。
苏云烟抱着平安，春兰背着包袱，沈先生走在前面，一只手按着腰间的枪。他走得很快，时不时回头看她们一眼。
到了下关码头，人更多了。江面上有几条船，每条都挤满了人。有人在喊，有人在哭，有人在江边跪下烧纸钱。
沈先生找到一条船，跟船夫说了几句话，走回来。
“你们上去。”他把苏云烟推到船边。
“你呢？”
“我找到另一条船。”他说，声音很急，“快走。”
苏云烟抱着平安上了船。春兰跟着上来。船夫撑开竹篙，船离了岸。
江面上的风很大，吹得苏云烟睁不开眼。她回头看岸上，沈先生站在人群里，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军装，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船越走越远。岸上的人越来越小。
她忽然想起他昨天说的话：“你还年轻。不该死在这里。”
她想喊一句什么，但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
她只能看着他。
他站在岸上，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像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句号。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写完的句号。
船到了江心。苏云烟回过头，不再看岸上。平安在她怀里醒了，咿咿呀呀地伸手去够她的头发。
“太太，”春兰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先生会来找我们吗？”
苏云烟把平安抱紧了一些。
“会。”她说。
她不知道这是真话还是假话。
但她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她已经开始相信它了。
【第一阶段任务进度：12%。立场测试：进行中。】
日子在蝉鸣和电报声里一天天过去。
苏云烟花了大概一周时间，才勉强适应这个身体。走路的姿势、说话的腔调、看人时的角度——每一样都和原来的她不一样。春兰说她以前走路太快，“太太要走慢些，裙子才不会绊脚”。她说她以前笑得太大声，“太太要笑不露齿，用帕子挡一挡”。她甚至说她眨眼的频率太高，“太太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像猫那样”。
她学得很认真。不是因为想当一个合格的姨太太，是因为在这个年代，一个女人如果看起来“不正常”，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麻烦，是她现在最不需要的东西。
沈先生依然早出晚归。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不回来，只让人捎个口信，说“司令部忙，不回”。苏云烟从不过问他去哪里、做什么。春兰告诉她，以前的正房太太就是因为问得太多，惹得先生烦了，两个人一个月说不到十句话。
“先生不喜欢被人追问。”春兰说这话时，正在给苏云烟梳头，声音压得很低，“您就让他安静着，他反倒会主动跟您说。”
春兰说得对。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沈先生回来得很晚。苏云烟已经躺下了，听到院门响，披了件外衣出来。他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军装没脱，帽子拿在手里，脸上的表情像被什么东西碾过。
“给你倒杯茶？”她问。
他点了点头。
她倒了茶，放在他手边，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两个人都没说话。窗外起了风，石榴树的枝条在窗纸上投下摇晃的影子。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
“今天接到消息，上海可能守不住了。”
苏云烟的手指微微收紧，但她的声音很平静：“然后呢？”
“然后？”他苦笑了一下，“然后就看南京了。”
他端起茶碗，没喝，又放下。那只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疲惫。
“我带的一个连，今天早上接到命令，要调到上海。”他说，“三百多人。连长来找我，说他想把老婆孩子先送回老家。我说好。然后他走了，我又把他叫回来，告诉他——别回来了。”
苏云烟看着他。
“他问我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回来了，你就会知道你老婆孩子还在等你。你就舍不得死了。”
茶凉了。沈先生没有续水。他坐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像一尊雕像。
苏云烟站起来，走到他身后，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动。她的手感受到他肩膀的僵硬，像一块被拧干了的布。
“你怕吗？”她问。
“怕。”他说，声音很轻，“怕也没用。”
那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说“怕”。
第二天早上，苏云烟起来的时候，沈先生已经走了。春兰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她出来，朝屋里努了努嘴。
“先生走之前，在您枕头边放了样东西。”
苏云烟回到屋里，掀开枕头。是一把小手枪，黑色的，只有巴掌大，沉甸甸的。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贴身带着。
她拿起枪，拉开弹匣——六发子弹，满的。她把弹匣推回去，放在枕头下面，然后用被子盖好。
十一月，上海沦陷的消息传来。
那天整条街都很安静。不是平时的那种安静，是那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什么东西砸下来的安静。春兰买菜回来，眼眶红红的，说菜市场有人哭，说好几个卖菜的摊子都没出，说街上的巡警比平时多了一倍。
苏云烟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把小手枪，在掌心里翻来覆去地看。春兰不知道她拿了什么东西，只看见她在发呆。
“太太，您是不是也害怕？”
“怕什么？”
“怕日本人打过来。”
苏云烟把枪收进袖子里，看着春兰。“怕。但怕有什么用？”
春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您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先生了。”
苏云烟没有觉得这是夸奖。
十二月初，南京的气氛彻底变了。
街上多了很多从上海方向逃过来的人。有的推着板车，车上堆着被褥和锅碗；有的抱着孩子，身后跟着老人；有的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人，走着走着就蹲在路边哭。苏云烟有一次出门买药，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把孩子放在墙根下，站起来走了。孩子大概两岁，还不会说话，张着嘴看着母亲的背影，哭得撕心裂肺。
苏云烟站在那里，看着那个孩子，腿像灌了铅。
她走过去，把孩子抱起来。孩子很轻，轻得像一捆稻草。她站在墙根下等了半个时辰，那个女人没有回来。
她把孩子带回了沈府。
春兰看到孩子，眼睛一下就红了。“太太，这……”
“先养着。”苏云烟说，“等她母亲回来找。”
她没有等到孩子的母亲。那晚沈先生回来，看到院子里多了一个孩子，没有问为什么。他站在石榴树下，看着那个孩子在春兰怀里睡着了，站了很久。
“她叫什么？”他问。
“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走进屋里。苏云烟跟进去，听到他在里间换衣服的声音，然后是一阵沉默。
“云烟。”
“嗯。”
“如果南京也守不住，”他的声音从里间传出来，隔着门板，听起来很远，“你带着孩子和春兰，往南走。去重庆。我让人送你们。”
苏云烟走到门边，没有推门。“你呢？”
“我要留下来。”
“留下来干什么？”
“打仗。”
苏云烟靠在门框上，闭了闭眼。“你说过，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门开了。沈先生站在门内，已经换了便装，脸上的疲惫比任何时候都重。他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你还年轻。不该死在这里。”
“你也不该死在这里。”苏云烟说。
他没有再说话。
十二月九日，南京城上空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
那天下午，苏云烟正在屋里教春兰认字。孩子——苏云烟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平安”——在地上爬来爬去，抓着春兰的裤腿往起站。阳光从窗户纸里透进来，暖融融的，一切都像是假的。
然后警报响了。
那个声音很难形容。不是尖叫，不是轰鸣，是一种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阴冷的、绵延不绝的哀鸣。它从城市的那一头传过来，穿过大街小巷，穿过青砖灰瓦，穿过每一个人的耳膜，扎进骨头里。
春兰的脸刷地白了。“太太——”
“进屋。”苏云烟抱起平安，把春兰推进里屋，关上门。她把手枪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握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警报响了很久。大概有半个时辰。在这半个时辰里，苏云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不是很近，但足够让人知道——它们来了。
春兰在发抖。平安在哭。苏云烟把平安递给春兰，走到窗户边，掀开窗帘的一角。
天上有黑点。不是鸟，是飞机。很多飞机。它们飞得很高，在冬日的天空里看起来像一群迁徙的大雁。但大雁不会投下炸弹。
她放下窗帘，回到床边，坐下来。
“太太，”春兰的声音在抖，“先生会回来吗？”
“会的。”
“什么时候？”
苏云烟握着手枪，掌心全是汗。“等打完仗。”
那天晚上，沈先生回来了。他进门的时候，苏云烟看到他军装的袖子上有血。不是他的。他的脸上没有伤，但眼睛里有。
“你没事吧？”她问。
“没事。”他把帽子放在桌上，坐下来，看了一眼春兰怀里的平安，“孩子还好？”
“吓哭了，现在睡了。”
他点了点头，沉默了很久。
“今天日军飞机轰炸了中华门。”他说，“死了一些人。”
“多少？”
“还不知道。”他揉了揉太阳穴，“明天会有更多人死。”
苏云烟站起来，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口，把杯子握在手心里。
“云烟。”
“嗯。”
“我让你走，你不走。现在想走也走不了了。”他抬起头看着她，“你会后悔的。”
苏云烟在他对面坐下，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血丝，有疲惫，有恐惧，有愤怒，还有一种她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不认命的挣扎。
“我不会后悔。”她说。
“你怎么知道？”
“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他看了她很久，然后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掌很粗糙，虎口有厚厚的茧，指节上有旧伤留下的疤痕。他的手很凉，凉得像冬天的铁。
苏云烟没有抽回手。
那是他们第一次牵手。不是因为情动，不是因为浪漫。是因为在炸弹落下来的夜晚，两个人之间需要一点温度。
十二月十二日，南京城防开始崩溃。
那天晚上，沈先生回来得很晚。苏云烟没有睡，坐在正厅里等他。他推门进来的时候，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军装上全是灰，脸上有一道血痕，不知道是被什么划的。
“收拾东西。”他说，“明天一早走。”
“去哪里？”
“下关。过江。往西。”
苏云烟站起来。“你呢？”
“我送你们上船。”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他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一包干粮、一壶水、一些现金，塞进一个布包里。动作很快，像在执行命令。
“先生。”苏云烟叫住他。
他停下来，背对着她。
“你答应我一件事。”她说。
“什么？”
“活着。”
他的肩膀微微颤了一下。他没有回头，声音很低：“我尽量。”
那天晚上，他们没有睡觉。春兰在收拾东西，平安睡得很沉，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苏云烟站在院子里，看着石榴树。石榴已经熟透了，裂开了口子，露出里面红宝石一样的籽。她摘了一个，掰开，吃了一颗。很甜。
她把剩下的塞进口袋里。
天还没亮，沈先生带着她们出了门。
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拖家带口的、推着车的、抱着包袱的，都往同一个方向走。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车轮声、孩子的哭声。天边有一层灰蒙蒙的光，像是黎明，又像是火光。
苏云烟抱着平安，春兰背着包袱，沈先生走在前面，一只手按着腰间的枪。他走得很快，时不时回头看她们一眼。
到了下关码头，人更多了。江面上有几条船，每条都挤满了人。有人在喊，有人在哭，有人在江边跪下烧纸钱。
沈先生找到一条船，跟船夫说了几句话，走回来。
“你们上去。”他把苏云烟推到船边。
“你呢？”
“我找到另一条船。”他说，声音很急，“快走。”
苏云烟抱着平安上了船。春兰跟着上来。船夫撑开竹篙，船离了岸。
江面上的风很大，吹得苏云烟睁不开眼。她回头看岸上，沈先生站在人群里，穿着那件灰扑扑的军装，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船越走越远。岸上的人越来越小。
她忽然想起他昨天说的话：“你还年轻。不该死在这里。”
她想喊一句什么，但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
她只能看着他。
他站在岸上，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像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句号。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写完的句号。
船到了江心。苏云烟回过头，不再看岸上。平安在她怀里醒了，咿咿呀呀地伸手去够她的头发。
“太太，”春兰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先生会来找我们吗？”
苏云烟把平安抱紧了一些。
“会。”她说。
她不知道这是真话还是假话。
但她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她已经开始相信它了。
【第一阶段任务进度：12%。立场测试：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