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章 谢尔盖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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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妮娅去了厨房。
瓦列里跟过去，靠在门框边看她。
她把锅里的汤又温上，把面包熟练的切成厚片。
瓦列里笑了笑，自己走了那么远的路，打了那么大的仗，能回到的，也不过是这一间小小的厨房，和这个女人在灯下为他切面包的背影。
他所保护的不就也是这些?
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和他们的爱人，孩子。
冬妮娅盛好汤，把三片面包搁在盘边，又加了一小碟酸黄瓜，端到小圆桌上。
瓦列里坐下来，先喝了两口汤。
汤是牛肉和胡萝卜熬的，上面漂着几片茴香，吃起来非常的香，因为瓦列里口比较轻，所以冬妮娅没有放太多的调味料。
“冬妮娅。”瓦列里咽下嘴里的牛肉，目光温柔的看着她。
冬妮娅坐在对面，正用汤匙搅着自己那碗汤，闻声抬头。
“我想歇一段，这次是真歇，带你去塞利格湖。”
她笑了，眼弯得像月牙：“算了吧，大骗子，你每回都这么说，老骗我，哼。”
瓦列里闻言认真起来：“这次我可不是说说，现在纽伦堡完事了，菌改走上了轨道，曙光计划和新景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和斯大林同志，以及贝利亚他们说一声，把日常的事先交给他们，你收拾东西，我们这两天就走。”
她放下汤匙，看着他，像在确认他是不是喝多了。
冬妮娅发现瓦列里是认真的，或许…这次终于不用忙工作的事情了。
于是她点点头：“好，你只要给我确定的消息，我就收拾衣服哦。”
那天晚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闲聊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只把汤喝完，把碗洗了，像世上最寻常的夫妻。
临睡前，冬妮娅靠在他肩上：“记得吗?你答应过我的，要在湖边盖小木屋。”
瓦列里把她的手握在掌心：“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门口要种白桦，窗台上要摆天竺葵。”
她笑着：“还有马哦。”
瓦列里摸摸她的脑袋：“两匹，一匹叫烟，一匹叫瓦西里萨。”
她轻轻“嗯”了一声，声音像是小猫似的，也像已经看见那座还没盖起来的小屋。
窗外的夜风从莫斯科河上吹来，把没关严的窗缝吹得微微一响。
瓦列里关掉床头灯，在黑暗里闭上眼睛。他想起很远以前的明斯克，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想起今晚莫洛托夫电话里那句“终于结束了”。
他知道，有些事结束了，有些事才刚刚开始。但此刻，他只想在这间还亮着夜灯的小屋里，和冬妮娅一起，慢慢把和平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
对于未来，有很多人迷茫。
战争结束了，到底该干什么。
谢尔盖也是如此。
他一路跟着瓦列里，像跟着一团光。
如今光还在，可他发现，自己不该永远只做跟在光旁边的人，他也该成为光芒去照一照别的地方。
瓦列里并没有对他说什么，听到谢尔盖的想法后，他只是批了谢尔盖一个长假，让他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这种事，还是需要谢尔盖自己来做决定比较好。
下午。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罗廖夫上校站在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肩上没挂将星，只拎着一只半旧的皮箱。
箱子里装了两套换洗的衬衫，一条给母亲买的羊毛披肩，还有一套从柏林带回来的瓷器咖啡杯，那是他去年随瓦列里参加完波茨坦会议后，在柏林街头一家刚要重新开张的旧货店里买下的。
他原想再带些黄油和香肠，可出发前听说老家梁赞的供应已经恢复，犯不着再往箱子里塞吃食。
送他的是维克托罗维奇，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莫斯科卫戍区参谋，两人在总参谋部共事两年，关系不错。
维克托罗维奇把两张车票递给他时，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这次回去，要是见着你那位老母亲，代我向她问好 上个月她托人给我寄了瓶蜂蜜，说谢谢我在莫斯科照顾你。我都还没回礼。”
谢尔盖接过车票，说了声好。
他知道母亲把自家屋檐下养的几箱蜜蜂看得很重，能拿一瓶送人，说明她真把他在莫斯科结识的这些同事当成了自家人。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五个多钟头。
到梁赞时，天已经擦黑。
车站很小，两排木头长椅被俄式大茶壶的热气烘得湿乎乎的。
他走下火车，看见母亲伊琳娜·彼得罗夫娜站在出站口的木栏外，裹着一条深蓝色头巾，正踮着脚朝人群里张望。
谢尔盖走过去，喊了一声妈。老妇人转过脸来，先是一愣，随即把两只手在围裙上用力擦了一把，才拉下头巾快步过来。
她没哭，只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瘦了。也高了点。”
谢尔盖笑了笑。
“二十多岁人了，哪还能再长。”
母亲也不接话，只帮他把皮箱拎过去，转身就朝车站外那辆借来的马车走。
母亲在梁赞城郊的院子里种满了洋甘菊和几架子的菜豆。
那几箱蜜蜂还没分箱，在院角嗡嗡的叫唤。
谢尔盖站在院子里，像把所有硝烟和文件都隔在矮篱笆外。
夜里吃饭，母亲端上炖土豆和腌黄瓜，又给他切了几片从邻居家换来的熏鱼。
她坐在旁边，看着他吃。
问他在莫斯科累不累，又问他部队里的事。
谢尔盖拣些轻快的说，说克里姆林宫里的灯总亮到很晚，说瓦列里现在每天要开五场会。
母亲听了，只说了一句：“他忙，你们也跟着忙，但你要记住了，忙可也得吃饭。”
谢尔盖点头，把最后一口土豆咽下。
接下来几天，他帮母亲修了房顶，给蜂箱换了新纱网，又把院子里的水缸重新用桐油刷过。
梁赞的日子慢得很。
清晨有鸡叫，黄昏有牛铃，风里是干草和井水的味道。
有时他坐在门前的长条凳上，会忽然想起瓦列里的办公室，想起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仿佛隔着一整个果家。
母亲从不催他谈工作，只在一天晚上从针线筐里摸出一个用布裹着的东西。他打开一看，是自己十六岁时用桦木刻的一把小木枪。
枪把上还刻着“谢尔盖”。母亲怀念道：“你走后我收拾出来，一直给你留着。”
她把木枪放回布包里：“仗打完了，这些东西不该再跟着你了。”
“留着当个纪念挺好的。”
谢尔盖说着，把木枪放进自己带回的皮箱里。
冬妮娅去了厨房。
瓦列里跟过去，靠在门框边看她。
她把锅里的汤又温上，把面包熟练的切成厚片。
瓦列里笑了笑，自己走了那么远的路，打了那么大的仗，能回到的，也不过是这一间小小的厨房，和这个女人在灯下为他切面包的背影。
他所保护的不就也是这些?
千千万万个普通的家庭和他们的爱人，孩子。
冬妮娅盛好汤，把三片面包搁在盘边，又加了一小碟酸黄瓜，端到小圆桌上。
瓦列里坐下来，先喝了两口汤。
汤是牛肉和胡萝卜熬的，上面漂着几片茴香，吃起来非常的香，因为瓦列里口比较轻，所以冬妮娅没有放太多的调味料。
“冬妮娅。”瓦列里咽下嘴里的牛肉，目光温柔的看着她。
冬妮娅坐在对面，正用汤匙搅着自己那碗汤，闻声抬头。
“我想歇一段，这次是真歇，带你去塞利格湖。”
她笑了，眼弯得像月牙：“算了吧，大骗子，你每回都这么说，老骗我，哼。”
瓦列里闻言认真起来：“这次我可不是说说，现在纽伦堡完事了，菌改走上了轨道，曙光计划和新景计划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和斯大林同志，以及贝利亚他们说一声，把日常的事先交给他们，你收拾东西，我们这两天就走。”
她放下汤匙，看着他，像在确认他是不是喝多了。
冬妮娅发现瓦列里是认真的，或许…这次终于不用忙工作的事情了。
于是她点点头：“好，你只要给我确定的消息，我就收拾衣服哦。”
那天晚上，他们没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闲聊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
只把汤喝完，把碗洗了，像世上最寻常的夫妻。
临睡前，冬妮娅靠在他肩上：“记得吗?你答应过我的，要在湖边盖小木屋。”
瓦列里把她的手握在掌心：“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门口要种白桦，窗台上要摆天竺葵。”
她笑着：“还有马哦。”
瓦列里摸摸她的脑袋：“两匹，一匹叫烟，一匹叫瓦西里萨。”
她轻轻“嗯”了一声，声音像是小猫似的，也像已经看见那座还没盖起来的小屋。
窗外的夜风从莫斯科河上吹来，把没关严的窗缝吹得微微一响。
瓦列里关掉床头灯，在黑暗里闭上眼睛。他想起很远以前的明斯克，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想起今晚莫洛托夫电话里那句“终于结束了”。
他知道，有些事结束了，有些事才刚刚开始。但此刻，他只想在这间还亮着夜灯的小屋里，和冬妮娅一起，慢慢把和平的日子一天天过下去。
…………
对于未来，有很多人迷茫。
战争结束了，到底该干什么。
谢尔盖也是如此。
他一路跟着瓦列里，像跟着一团光。
如今光还在，可他发现，自己不该永远只做跟在光旁边的人，他也该成为光芒去照一照别的地方。
瓦列里并没有对他说什么，听到谢尔盖的想法后，他只是批了谢尔盖一个长假，让他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这种事，还是需要谢尔盖自己来做决定比较好。
下午。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科罗廖夫上校站在莫斯科喀山火车站的月台上，肩上没挂将星，只拎着一只半旧的皮箱。
箱子里装了两套换洗的衬衫，一条给母亲买的羊毛披肩，还有一套从柏林带回来的瓷器咖啡杯，那是他去年随瓦列里参加完波茨坦会议后，在柏林街头一家刚要重新开张的旧货店里买下的。
他原想再带些黄油和香肠，可出发前听说老家梁赞的供应已经恢复，犯不着再往箱子里塞吃食。
送他的是维克托罗维奇，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莫斯科卫戍区参谋，两人在总参谋部共事两年，关系不错。
维克托罗维奇把两张车票递给他时，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你这次回去，要是见着你那位老母亲，代我向她问好 上个月她托人给我寄了瓶蜂蜜，说谢谢我在莫斯科照顾你。我都还没回礼。”
谢尔盖接过车票，说了声好。
他知道母亲把自家屋檐下养的几箱蜜蜂看得很重，能拿一瓶送人，说明她真把他在莫斯科结识的这些同事当成了自家人。
火车摇摇晃晃地走了五个多钟头。
到梁赞时，天已经擦黑。
车站很小，两排木头长椅被俄式大茶壶的热气烘得湿乎乎的。
他走下火车，看见母亲伊琳娜·彼得罗夫娜站在出站口的木栏外，裹着一条深蓝色头巾，正踮着脚朝人群里张望。
谢尔盖走过去，喊了一声妈。老妇人转过脸来，先是一愣，随即把两只手在围裙上用力擦了一把，才拉下头巾快步过来。
她没哭，只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瘦了。也高了点。”
谢尔盖笑了笑。
“二十多岁人了，哪还能再长。”
母亲也不接话，只帮他把皮箱拎过去，转身就朝车站外那辆借来的马车走。
母亲在梁赞城郊的院子里种满了洋甘菊和几架子的菜豆。
那几箱蜜蜂还没分箱，在院角嗡嗡的叫唤。
谢尔盖站在院子里，像把所有硝烟和文件都隔在矮篱笆外。
夜里吃饭，母亲端上炖土豆和腌黄瓜，又给他切了几片从邻居家换来的熏鱼。
她坐在旁边，看着他吃。
问他在莫斯科累不累，又问他部队里的事。
谢尔盖拣些轻快的说，说克里姆林宫里的灯总亮到很晚，说瓦列里现在每天要开五场会。
母亲听了，只说了一句：“他忙，你们也跟着忙，但你要记住了，忙可也得吃饭。”
谢尔盖点头，把最后一口土豆咽下。
接下来几天，他帮母亲修了房顶，给蜂箱换了新纱网，又把院子里的水缸重新用桐油刷过。
梁赞的日子慢得很。
清晨有鸡叫，黄昏有牛铃，风里是干草和井水的味道。
有时他坐在门前的长条凳上，会忽然想起瓦列里的办公室，想起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话，仿佛隔着一整个果家。
母亲从不催他谈工作，只在一天晚上从针线筐里摸出一个用布裹着的东西。他打开一看，是自己十六岁时用桦木刻的一把小木枪。
枪把上还刻着“谢尔盖”。母亲怀念道：“你走后我收拾出来，一直给你留着。”
她把木枪放回布包里：“仗打完了，这些东西不该再跟着你了。”
“留着当个纪念挺好的。”
谢尔盖说着，把木枪放进自己带回的皮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