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瓦列里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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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塞利格湖的日子，仿佛像是被变慢了似的。
时间不再由无穷无尽的会议和电报组成，而是跟着太阳走。
天亮就起，天黑就睡。
瓦列里每天醒得比鸡还早，提着斧头去林子里劈柴。
冬妮娅赖床的毛病倒没改，总要等太阳照进屋里，才慢悠悠从毯子里钻出来。
她赤着脚站在门廊上，端一杯温吞吞的茶，看瓦列里在树下劈柴。
斧头落下去，木柴裂开，声音脆得像冬天踩断枯枝。她觉得这声音比任何声音都让人感觉到安心。
一天午后，安东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只旧木船，船底裂了一道半尺长的缝。
他拍着船帮，说这是前房主留下的。
老家伙随后来了劲，非要把船修好不可。
瓦列里说他这是闲出病来了。
安东看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懂什么，湖是用来划船的，不是用来看的，来，我们一起补船。”
“好吧…”
于是两个大男人蹲在湖边，把船翻过来，又敲又补。
瓦列里找来几块干木板和一把生锈的凿子，安东管熬树胶。
两个人忙了整整一下午，谁也不服谁，一个说缝得像蚯蚓，一个说你熬的胶水比蚂蚁路还歪。
冬妮娅和玛莎坐在草坡上嗑瓜子，看他们跟孩子似的拌嘴，笑得前仰后合。
船到底修好了。
傍晚，瓦列里和安东把它推进水里。
水从几处没补实的缝里慢慢渗进来，安东和瓦列里划了三圈，这缝并不碍事。
确认没问题后。
冬妮娅非要第一个上船，瓦列里便在船尾坐稳，拿桨慢慢划。
夕阳把湖面染成一大片金红色，船桨一入水，那金色就碎成千百片。
冬妮娅坐在船头，把鞋脱了，赤脚浸在水里，说这湖像被太阳煮化了。
安东和玛莎在岸上招手，玛莎喊着：“你们可别划太远，汤快好了！”
船在湖心转了个小弯，瓦列里放下桨，任它随水漂。
冬妮娅转过来，脸上映着霞光。
她忽然说：“瓦列里，我们以后经常来好不好。”
瓦列里看着她笑着：“好啊，等一有空我们就过来。”
晚上，湖边的火堆烧得格外旺。
安东不知从哪里弄来半桶野蜂蜜，玛莎把几条小鲫鱼抹了盐架在火上烤，又往黑面包上涂了厚厚一层蜂蜜，烤到边角焦脆。
几个人围着火坐，喝安东从家里带来的果子酒。
那酒甜得发腻，瓦列里说像在喝糖浆。
安东不乐意，说这是玛莎的独门手艺，专给打胜仗的人喝的。
玛莎就笑。
“你们打胜仗的人，喝点甜的怎么了。”
瓦列里便又倒了一杯，和安东碰了碰：“敬梁赞。”
安东举起杯子附和一句：“敬塞利格湖。”两人一仰头，都干了。
夜深了，玛莎和冬妮娅先进屋。
瓦列里和安东仍坐在火边。火烧得只剩一层暗红的炭，远处湖面黑沉沉的，只在月光下泛起很淡的银边。
安东看着远方感慨似的说道：“我有时候还梦见库尔斯克。不是梦见我自己，是梦见那些冲在前面的小伙子，有个叫彼得连科的，脸圆圆的，爱唱歌，他死的时候很年轻。”
他声音很平，像在说一桩早已结痂的旧事。瓦列里没接话，只把一根木柴掰成两截，慢慢投进火堆。
火“轰”地亮了一下，把他们俩的影子都推到后面的树干上。
安东叹口气：“我老觉得，咱们能活着，是替他们活的。所以得把日子过好，吃鱼，喝汤，跟老婆吵架，都得好好过。”
瓦列里点点头看着他：“是，我们是替他们活的。”
“所以更要紧的是，别再把日子过成战场，我们要过的好才是。”
安东看他一眼，点点头。
“当然没问题。”
说着，他拿起一根树枝在火边画圈。
第二天，瓦列里开始修房顶。
他爬上木梯，把几片旧得发脆的屋瓦换下来。冬妮娅在下面递瓦片，递着递着就说：“你当心点，别从上面摔下来，你要摔了，我可拖不动你。”
瓦列里故作恼怒：“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
冬妮娅鼓着脸吐个舌头：“抱歉，我错啦，那你先下来。”
他偏不，还用锤子在房梁上敲了两下：“听见没，这房子结实着呢。”
冬妮娅气得笑，把一块瓦片往上抛，他稳稳接住。
两人一上一下，给这间屋子熟练的盖着瓦片。
他们在湖边住了近一个星期。
中间谢尔盖打来一次电话，说有几份急件需要签。
瓦列里在电话里笑呵呵的说道：“你看，天又没塌，去找斯大林同志。”
谢尔盖在那头笑：“行，我知道了，天是没塌，可贝利亚同志快把红墙转出洞了。”
瓦列里说：“那就让他多转几圈，我还没钓到那条最大的鱼。”
瓦列里挂了电话，冬妮娅正在门口给那盆从湖边挖来的野花浇水。
她没回头，只问：“又要回去？”
他走到她身后：“不，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她轻轻哼了一声，嘴角却扬起来。
瓦列里知道，这次，他们是真的把假期过下去了。
……
斯大林在莫斯科顶班的日子，远没有瓦列里想得那么难熬。
恰恰相反，他过得几乎算得上悠闲。
早上他不再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也不急着去克里姆林宫。
他常先在近郊别墅的小花园里转上一圈，看看那几盆天竺葵，拔两根野草，再回屋吃早饭。
他吃得慢，一边吃一边听广播，有时听新闻，有时听柴可夫斯基。
贝利亚偶尔打电话来，说些文件上的急事。斯大林总是不紧不慢地听完，然后说：“先放你那儿，下午再说。”
等下午真到了，他也许才到办公室坐上一两个钟头，把最要紧的几份东西圈出来，其余一律退给对应的人。
有人不习惯，问斯大林同志是不是身体不适。
斯大林悠闲的说：“我很好。只是有人告诉我，世界已经学会自己转了。”
这话传出去，没人敢接，可大家心里都松快不少。
斯大林甚至抽空去了一趟莫斯科大剧院。
他很久没在公开场合看戏了。
那次剧院上演《天鹅湖》，他坐在二层一个不算最显眼的包厢里，幕间还让勤务兵给几位主要演员送了几束花。
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吓得差点不会谢幕。
贝利亚坐在后排，笑着跟莫洛托夫咬耳朵：“他这是真退休了。
”莫洛托夫没笑，只扶了扶眼镜：“退一半。剩下那一半，是替瓦列里留的。”
贝利亚点头：“那也一样。有人看门，咱们都好办事。”
只有一次，斯大林发了脾气。那是农业任民维元部把一份关于秋粮入库的报告写错了数字。
他在电话里把那个副部长训得不敢吭声，最后说：“我虽然在家浇花，也不许你们把我当成瞎子。”
挂了电话，他又叫人把报告重新核了三遍才签。
他们在塞利格湖的日子，仿佛像是被变慢了似的。
时间不再由无穷无尽的会议和电报组成，而是跟着太阳走。
天亮就起，天黑就睡。
瓦列里每天醒得比鸡还早，提着斧头去林子里劈柴。
冬妮娅赖床的毛病倒没改，总要等太阳照进屋里，才慢悠悠从毯子里钻出来。
她赤着脚站在门廊上，端一杯温吞吞的茶，看瓦列里在树下劈柴。
斧头落下去，木柴裂开，声音脆得像冬天踩断枯枝。她觉得这声音比任何声音都让人感觉到安心。
一天午后，安东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只旧木船，船底裂了一道半尺长的缝。
他拍着船帮，说这是前房主留下的。
老家伙随后来了劲，非要把船修好不可。
瓦列里说他这是闲出病来了。
安东看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懂什么，湖是用来划船的，不是用来看的，来，我们一起补船。”
“好吧…”
于是两个大男人蹲在湖边，把船翻过来，又敲又补。
瓦列里找来几块干木板和一把生锈的凿子，安东管熬树胶。
两个人忙了整整一下午，谁也不服谁，一个说缝得像蚯蚓，一个说你熬的胶水比蚂蚁路还歪。
冬妮娅和玛莎坐在草坡上嗑瓜子，看他们跟孩子似的拌嘴，笑得前仰后合。
船到底修好了。
傍晚，瓦列里和安东把它推进水里。
水从几处没补实的缝里慢慢渗进来，安东和瓦列里划了三圈，这缝并不碍事。
确认没问题后。
冬妮娅非要第一个上船，瓦列里便在船尾坐稳，拿桨慢慢划。
夕阳把湖面染成一大片金红色，船桨一入水，那金色就碎成千百片。
冬妮娅坐在船头，把鞋脱了，赤脚浸在水里，说这湖像被太阳煮化了。
安东和玛莎在岸上招手，玛莎喊着：“你们可别划太远，汤快好了！”
船在湖心转了个小弯，瓦列里放下桨，任它随水漂。
冬妮娅转过来，脸上映着霞光。
她忽然说：“瓦列里，我们以后经常来好不好。”
瓦列里看着她笑着：“好啊，等一有空我们就过来。”
晚上，湖边的火堆烧得格外旺。
安东不知从哪里弄来半桶野蜂蜜，玛莎把几条小鲫鱼抹了盐架在火上烤，又往黑面包上涂了厚厚一层蜂蜜，烤到边角焦脆。
几个人围着火坐，喝安东从家里带来的果子酒。
那酒甜得发腻，瓦列里说像在喝糖浆。
安东不乐意，说这是玛莎的独门手艺，专给打胜仗的人喝的。
玛莎就笑。
“你们打胜仗的人，喝点甜的怎么了。”
瓦列里便又倒了一杯，和安东碰了碰：“敬梁赞。”
安东举起杯子附和一句：“敬塞利格湖。”两人一仰头，都干了。
夜深了，玛莎和冬妮娅先进屋。
瓦列里和安东仍坐在火边。火烧得只剩一层暗红的炭，远处湖面黑沉沉的，只在月光下泛起很淡的银边。
安东看着远方感慨似的说道：“我有时候还梦见库尔斯克。不是梦见我自己，是梦见那些冲在前面的小伙子，有个叫彼得连科的，脸圆圆的，爱唱歌，他死的时候很年轻。”
他声音很平，像在说一桩早已结痂的旧事。瓦列里没接话，只把一根木柴掰成两截，慢慢投进火堆。
火“轰”地亮了一下，把他们俩的影子都推到后面的树干上。
安东叹口气：“我老觉得，咱们能活着，是替他们活的。所以得把日子过好，吃鱼，喝汤，跟老婆吵架，都得好好过。”
瓦列里点点头看着他：“是，我们是替他们活的。”
“所以更要紧的是，别再把日子过成战场，我们要过的好才是。”
安东看他一眼，点点头。
“当然没问题。”
说着，他拿起一根树枝在火边画圈。
第二天，瓦列里开始修房顶。
他爬上木梯，把几片旧得发脆的屋瓦换下来。冬妮娅在下面递瓦片，递着递着就说：“你当心点，别从上面摔下来，你要摔了，我可拖不动你。”
瓦列里故作恼怒：“你就不能说点吉利的。”
冬妮娅鼓着脸吐个舌头：“抱歉，我错啦，那你先下来。”
他偏不，还用锤子在房梁上敲了两下：“听见没，这房子结实着呢。”
冬妮娅气得笑，把一块瓦片往上抛，他稳稳接住。
两人一上一下，给这间屋子熟练的盖着瓦片。
他们在湖边住了近一个星期。
中间谢尔盖打来一次电话，说有几份急件需要签。
瓦列里在电话里笑呵呵的说道：“你看，天又没塌，去找斯大林同志。”
谢尔盖在那头笑：“行，我知道了，天是没塌，可贝利亚同志快把红墙转出洞了。”
瓦列里说：“那就让他多转几圈，我还没钓到那条最大的鱼。”
瓦列里挂了电话，冬妮娅正在门口给那盆从湖边挖来的野花浇水。
她没回头，只问：“又要回去？”
他走到她身后：“不，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她轻轻哼了一声，嘴角却扬起来。
瓦列里知道，这次，他们是真的把假期过下去了。
……
斯大林在莫斯科顶班的日子，远没有瓦列里想得那么难熬。
恰恰相反，他过得几乎算得上悠闲。
早上他不再被人从被窝里叫起来，也不急着去克里姆林宫。
他常先在近郊别墅的小花园里转上一圈，看看那几盆天竺葵，拔两根野草，再回屋吃早饭。
他吃得慢，一边吃一边听广播，有时听新闻，有时听柴可夫斯基。
贝利亚偶尔打电话来，说些文件上的急事。斯大林总是不紧不慢地听完，然后说：“先放你那儿，下午再说。”
等下午真到了，他也许才到办公室坐上一两个钟头，把最要紧的几份东西圈出来，其余一律退给对应的人。
有人不习惯，问斯大林同志是不是身体不适。
斯大林悠闲的说：“我很好。只是有人告诉我，世界已经学会自己转了。”
这话传出去，没人敢接，可大家心里都松快不少。
斯大林甚至抽空去了一趟莫斯科大剧院。
他很久没在公开场合看戏了。
那次剧院上演《天鹅湖》，他坐在二层一个不算最显眼的包厢里，幕间还让勤务兵给几位主要演员送了几束花。
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吓得差点不会谢幕。
贝利亚坐在后排，笑着跟莫洛托夫咬耳朵：“他这是真退休了。
”莫洛托夫没笑，只扶了扶眼镜：“退一半。剩下那一半，是替瓦列里留的。”
贝利亚点头：“那也一样。有人看门，咱们都好办事。”
只有一次，斯大林发了脾气。那是农业任民维元部把一份关于秋粮入库的报告写错了数字。
他在电话里把那个副部长训得不敢吭声，最后说：“我虽然在家浇花，也不许你们把我当成瞎子。”
挂了电话，他又叫人把报告重新核了三遍才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