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番外，芬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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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什么？”</p>
“当然是反对苏联人走啊，记者先生。”</p>
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芬兰人投票，反对苏联军事基地撤走？”</p>
“对。”科尔霍宁点头:“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当地人将非常合适的理由写在镇公所的请愿书上，总共三条。”</p>
“第一条，就是苏军的军事基地走了，镇上将近三分之一的商铺就要濒临要关门，剩下三分之二也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第二，基地的医院真的是是全镇最好的医院，这里拥有苏联最顶尖的科技，我们看病都去那儿，第三……”</p>
“就是这个镇上有一千多桩跨国婚姻。基地要是撤了，你让这些家庭怎么办？</p>
酒馆里，打台球的水兵又输了一局，这回他身上没钱了，没带那么多钱，掏出一块手帕拍在吧台上，老板笑骂了一句芬兰话，把手帕推回去，给他又上了一杯啤酒。</p>
“所以你看。”科尔霍宁端着杯子:“港口的使用权，名义上是苏联的，但这个基地，早就不只是苏联的了，它是这个镇子的饭碗，是这一千多个家庭的老丈人家，是那家酒馆的收银机。”</p>
“芬兰人离不开了？”</p>
“不是离不开苏联。”科尔霍宁纠正他:“是两边长在一起了，一起都七十年，都长在一起了，你现在拿刀子来分，两边都会疼，何况为啥要离开。”</p>
回赫尔辛基的路上，雪下大了。</p>
车经过港口的时候，记者看到一艘苏联货轮正在装货，吊车把集装箱一个一个吊上去，集装箱上印着赫尔辛基一家电缆厂的标志。</p>
“科尔霍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1944年，瓦列里元帅曾经说过一句话，赔款是过去的历史，贸易是芬兰的未来，如今七十四年过去了，你觉得这句话应验了吗？”</p>
坐在一边的科尔霍宁看着前面的雪，想了想。</p>
“应验了，去年2017年10月，瓦列里走的时候，赫尔辛基港的旗，降了半旗，港口工人自发去了码头，总共一万人，站在雪里，站了一个多小时。”</p>
“我相信，瓦列里同志那句话是应验了的。”</p>
…………</p>
第二天一早，科尔霍宁开车带记者进了赫尔辛基市区。</p>
雪停了一夜，街上扫得干干净净。</p>
十二月的赫尔辛基，上午九点天才蒙蒙亮，路灯还亮着，电车叮叮当当地从雪地里碾过去，车窗里透出暖黄的灯光，一张张脸，不慌不忙。</p>
“记者先生，今天先看我们的心脏吧。”科尔霍宁自豪的说道。</p>
车停在埃斯波，一片科技园区。</p>
这里的楼都不高，五六层，玻璃幕墙，看着不起眼，但门口的牌子一个比一个响。</p>
“这里头随便拎出来一家公司。”科尔霍宁笑着介绍道:“都够你们法果报纸写半个月的。”</p>
“诺基亚呢？”</p>
“诺基亚在那儿。”科尔霍宁指了指园区最深处的两栋楼:“不过你要采访的话，我建议你别看诺基亚。”</p>
“为什么？诺基亚不是你们的骄傲吗？”</p>
“是骄傲，但诺基亚现在也是老故事了。”科尔霍宁指着隔壁的楼。</p>
“新故事在它隔壁。”</p>
他指的是一栋灰色的楼，楼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一行芬兰文，一行俄文，一行英文。</p>
这个公司名字叫波罗的海光学。</p>
“这家公司，是我们在1987年成立的。”科尔霍宁领着记者往里走:“这集团有两个创始人，一个是诺基亚出来的工程师，一个是列宁格勒光学研究所出来的，两个人在赫尔辛基的一场展会上认识，喝了一顿酒，第二年公司就注册了。”</p>
大厅里，前台的小姑娘看见科尔霍宁，笑着打招呼，显然认识。</p>
两人一路上了三楼，进了一间展示厅。</p>
展示厅里摆着一排玻璃柜，柜子里是各种各样的镜头，小的像纽扣，大的像水桶。</p>
“手机镜头。”科尔霍宁指着最小的那个:“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手机镜头，光学玻璃都是这儿的，卫星镜头，中间那个，苏联的和平号上用的就是他们家的镜片，最大的那个，看见没有？”</p>
那个镜头真的像个小水桶，黑沉沉的。</p>
“射电望远镜的镜片，智利那个天文台的，去年装的。美果人出的钱，苏联人做的底座，镜片，我们的。”</p>
记者凑近了看那个小水桶好奇的问：“这家公司多大？”</p>
“员工一共有四千七百人。”科尔霍宁看着记者神秘的笑着道。</p>
“2017年的营收，你自己猜有多少。”</p>
“十亿欧元？”</p>
“足足四十一亿。”</p>
记者闻言有些惊讶。</p>
科尔霍宁继续介绍。</p>
“告诉你，这家公司1995年差点死了，苏联那边订单断了一年，卢布波动，货款收不回来，工资都发不出来，苏联科学院寄来了一份图纸，还是光刻机光学系统的图纸，他们的意思是拿去用，专利费象征性收一马克，芬兰这边的工程师打开一看，傻眼了，那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一套设计，领先市场至少三年。”</p>
“啊，为什么给？”</p>
“我们的人当时也问过。”科尔霍宁想了想继续道。</p>
“苏联那边回信就一句话，你们活着，我们省心，都是同志，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p>
中午，两人在园区的食堂吃饭。</p>
食堂是自助的，吃饭的人很多，记者端着餐盘排队，听见前面两个工程师聊天用的都是俄语，聊到一半，两个人又切换成了芬兰语。</p>
“这儿都这样？”记者端着餐盘问道。</p>
“都这样。”科尔霍宁端着餐盘找位子:“赫尔辛基的孩子，上学三门语言必修，芬兰语，俄语，英语。”</p>
下午，两人去看了一所学校，位于赫尔辛基郊区。</p>
校长是个中年女人，听说来了个法果记者，很热情，领着他们参观。</p>
“我们的教育1962年改变的，方案是参考了苏联的经验，加上我们自己的东西，苏联人告诉我们，教育首先不是筛选，是兜底，一个孩子学东西不开窍，或许不是他笨，是他还没碰到让他开窍的那把钥匙，老师的工作就是造钥匙给他们指引，不是锁门。”</p>
“所以我们这里有许多擅长各种事务的小天才，还有特长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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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什么？”</p>
“当然是反对苏联人走啊，记者先生。”</p>
记者以为自己听错了：“芬兰人投票，反对苏联军事基地撤走？”</p>
“对。”科尔霍宁点头:“虽然听起来很离谱，但当地人将非常合适的理由写在镇公所的请愿书上，总共三条。”</p>
“第一条，就是苏军的军事基地走了，镇上将近三分之一的商铺就要濒临要关门，剩下三分之二也要遭受不同程度的打击，第二，基地的医院真的是是全镇最好的医院，这里拥有苏联最顶尖的科技，我们看病都去那儿，第三……”</p>
“就是这个镇上有一千多桩跨国婚姻。基地要是撤了，你让这些家庭怎么办？</p>
酒馆里，打台球的水兵又输了一局，这回他身上没钱了，没带那么多钱，掏出一块手帕拍在吧台上，老板笑骂了一句芬兰话，把手帕推回去，给他又上了一杯啤酒。</p>
“所以你看。”科尔霍宁端着杯子:“港口的使用权，名义上是苏联的，但这个基地，早就不只是苏联的了，它是这个镇子的饭碗，是这一千多个家庭的老丈人家，是那家酒馆的收银机。”</p>
“芬兰人离不开了？”</p>
“不是离不开苏联。”科尔霍宁纠正他:“是两边长在一起了，一起都七十年，都长在一起了，你现在拿刀子来分，两边都会疼，何况为啥要离开。”</p>
回赫尔辛基的路上，雪下大了。</p>
车经过港口的时候，记者看到一艘苏联货轮正在装货，吊车把集装箱一个一个吊上去，集装箱上印着赫尔辛基一家电缆厂的标志。</p>
“科尔霍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1944年，瓦列里元帅曾经说过一句话，赔款是过去的历史，贸易是芬兰的未来，如今七十四年过去了，你觉得这句话应验了吗？”</p>
坐在一边的科尔霍宁看着前面的雪，想了想。</p>
“应验了，去年2017年10月，瓦列里走的时候，赫尔辛基港的旗，降了半旗，港口工人自发去了码头，总共一万人，站在雪里，站了一个多小时。”</p>
“我相信，瓦列里同志那句话是应验了的。”</p>
…………</p>
第二天一早，科尔霍宁开车带记者进了赫尔辛基市区。</p>
雪停了一夜，街上扫得干干净净。</p>
十二月的赫尔辛基，上午九点天才蒙蒙亮，路灯还亮着，电车叮叮当当地从雪地里碾过去，车窗里透出暖黄的灯光，一张张脸，不慌不忙。</p>
“记者先生，今天先看我们的心脏吧。”科尔霍宁自豪的说道。</p>
车停在埃斯波，一片科技园区。</p>
这里的楼都不高，五六层，玻璃幕墙，看着不起眼，但门口的牌子一个比一个响。</p>
“这里头随便拎出来一家公司。”科尔霍宁笑着介绍道:“都够你们法果报纸写半个月的。”</p>
“诺基亚呢？”</p>
“诺基亚在那儿。”科尔霍宁指了指园区最深处的两栋楼:“不过你要采访的话，我建议你别看诺基亚。”</p>
“为什么？诺基亚不是你们的骄傲吗？”</p>
“是骄傲，但诺基亚现在也是老故事了。”科尔霍宁指着隔壁的楼。</p>
“新故事在它隔壁。”</p>
他指的是一栋灰色的楼，楼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面一行芬兰文，一行俄文，一行英文。</p>
这个公司名字叫波罗的海光学。</p>
“这家公司，是我们在1987年成立的。”科尔霍宁领着记者往里走:“这集团有两个创始人，一个是诺基亚出来的工程师，一个是列宁格勒光学研究所出来的，两个人在赫尔辛基的一场展会上认识，喝了一顿酒，第二年公司就注册了。”</p>
大厅里，前台的小姑娘看见科尔霍宁，笑着打招呼，显然认识。</p>
两人一路上了三楼，进了一间展示厅。</p>
展示厅里摆着一排玻璃柜，柜子里是各种各样的镜头，小的像纽扣，大的像水桶。</p>
“手机镜头。”科尔霍宁指着最小的那个:“全世界五分之一的手机镜头，光学玻璃都是这儿的，卫星镜头，中间那个，苏联的和平号上用的就是他们家的镜片，最大的那个，看见没有？”</p>
那个镜头真的像个小水桶，黑沉沉的。</p>
“射电望远镜的镜片，智利那个天文台的，去年装的。美果人出的钱，苏联人做的底座，镜片，我们的。”</p>
记者凑近了看那个小水桶好奇的问：“这家公司多大？”</p>
“员工一共有四千七百人。”科尔霍宁看着记者神秘的笑着道。</p>
“2017年的营收，你自己猜有多少。”</p>
“十亿欧元？”</p>
“足足四十一亿。”</p>
记者闻言有些惊讶。</p>
科尔霍宁继续介绍。</p>
“告诉你，这家公司1995年差点死了，苏联那边订单断了一年，卢布波动，货款收不回来，工资都发不出来，苏联科学院寄来了一份图纸，还是光刻机光学系统的图纸，他们的意思是拿去用，专利费象征性收一马克，芬兰这边的工程师打开一看，傻眼了，那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一套设计，领先市场至少三年。”</p>
“啊，为什么给？”</p>
“我们的人当时也问过。”科尔霍宁想了想继续道。</p>
“苏联那边回信就一句话，你们活着，我们省心，都是同志，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p>
中午，两人在园区的食堂吃饭。</p>
食堂是自助的，吃饭的人很多，记者端着餐盘排队，听见前面两个工程师聊天用的都是俄语，聊到一半，两个人又切换成了芬兰语。</p>
“这儿都这样？”记者端着餐盘问道。</p>
“都这样。”科尔霍宁端着餐盘找位子:“赫尔辛基的孩子，上学三门语言必修，芬兰语，俄语，英语。”</p>
下午，两人去看了一所学校，位于赫尔辛基郊区。</p>
校长是个中年女人，听说来了个法果记者，很热情，领着他们参观。</p>
“我们的教育1962年改变的，方案是参考了苏联的经验，加上我们自己的东西，苏联人告诉我们，教育首先不是筛选，是兜底，一个孩子学东西不开窍，或许不是他笨，是他还没碰到让他开窍的那把钥匙，老师的工作就是造钥匙给他们指引，不是锁门。”</p>
“所以我们这里有许多擅长各种事务的小天才，还有特长班。”</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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