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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她穿着那件在商场试了三回没舍得买的藏青色风衣，站在一群大爷大妈中间，仰着下巴说：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周围人哄地笑了，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林姐也不恼，从包里掏出保温杯，慢悠悠拧开，枸杞的香气飘出来。
她冲我眨眨眼：
“田儿，你说，女人到了咱们这年纪，是得降价处理，还是得提价等着？”
我没接话。
因为就在前一晚，我丈夫刚把离婚协议摊在餐桌上。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份协议，忽然想起林姐那句话——
降价，还是提价？
这问题，怕是得用一辈子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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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那天是周六，我妈非拉着我去滨江公园，说是给她老姐妹的儿子相看相看。我说妈我都结婚了，她说你结婚归你结婚，你眼睛毒，帮阿姨把把关。
我没戳穿她。我知道她是听说我最近跟老李闹得凶，想借这事让我散散心。
滨江公园的相亲角在西南角那片银杏林里，每个周末下午两点到五点开市。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最热闹的时候，树上挂满了A4纸，纸上是各家儿女的简历：男，89年，985硕士，有房有车；女，91年，事业单位，肤白貌丽。一张张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一群白鸟扑棱着翅膀，等着被人挑走。
我妈很快找到了她的老姐妹，俩人头凑头开始嘀咕。我站在旁边一棵银杏树下，百无聊赖地刷手机。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声音。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那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清楚楚，像一颗石子投进嘈杂的人声里，溅起一圈涟漪。
我抬起头。
说话的女人站在不远处一张长椅边上，四十几岁的样子，穿着件藏青色的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她面前站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旁边还围了三四个人，都是来给孩子找对象的家长。
老太太显然被那句话噎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闺女，你这话说的……咱们这地方，正经找对象的，谁看衣服啊。”
那女人笑了一下，不是冷笑，也不是赔笑，就是嘴角轻轻一扬，眼角漾出几道细细的纹路。
“阿姨，衣服不看，钱得看吧？”她说，“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这一下，周围那几个人都笑了。
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呢。”
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那女人听见了，也不恼，低下头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慢悠悠拧开盖子。枸杞的香气飘出来，混着春天银杏叶的涩味，居然有点好闻。
她拧上盖子，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田儿？”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真是你？田颖？”
我也愣住了。
“林……林姐？”
是林姐。我们厂原来财务科的林静。
七八年没见了，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仰着，好像随时准备跟谁辩论。
林姐端着保温杯走过来，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妈和她那个老姐妹还在远处嘀咕，不时往这边看一眼，大概以为我交到了新朋友。
“你妈还那么爱操心。”林姐看了眼我妈的方向，笑了笑。
“可不是。”我说，“非拉我来给她老姐妹的儿子把关。”
“那你呢？”林姐转过头看我，“你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餐桌上摆着两碗没动的米饭，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蛋。老李坐在我对面，把那份离婚协议推到我手边。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协议是老李起草的，他到底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房子归我，车归他，存款对半分，孩子跟我，抚养费他按月打。
“你想好了？”我听见自己问。
“想好了。”他说，“咱俩都四十多了，还有几十年要过，总不能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凑合。
我跟他结婚十七年，最后落下一个“凑合”。
我没签字。我说让我想想。
老李说你想吧，想多久都行，我不急。
他当然不急。我后来才知道，他跟厂里新来的那个会计已经好上半年了。小姑娘二十八岁，叫他李哥，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这些事，我是在看见那份协议之后，才一点点对上的。
“田儿？”林姐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想什么呢？”
我回过神，看见她正盯着我，眼神温和，但有点探询的意思。
“没什么。”我说，“林姐，你呢？你这是……”
我看了眼她手里的保温杯，又看了眼不远处那些挂满简历的银杏树。
林姐顺着我的视线看了一眼，笑了。
“来给自己找对象啊。”她说，语气稀松平常，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你不是结婚了吗？”
“离了。”林姐说，“五年了。”
她拧开保温杯，又喝了一口。
“我那个前夫，田儿你可能听说过，建设局的，叫周建国。”
我想起来了。林姐当年嫁得挺好的，周建国是建设局的科长，有车有房，人也周正。林姐结婚那年还请我们去喝喜酒，在当时的国营饭店摆了好几十桌，林姐穿着大红旗袍，敬酒敬得满脸通红。
“怎么离了呢？”
林姐把保温杯拧上，放回包里。
“他嫌我不会来事儿。”她说，语气还是那么平平淡淡的，“他在单位想往上走，需要有人帮他跑关系，送送礼，陪领导太太打打麻将。我干不了这些。他说我清高，说我不懂人情世故，说跟我过日子累得慌。”
“后来呢？”
“后来他就找了个会来事儿的。”林姐笑了笑，“他单位一个女的，离过婚的，特别会来事儿。他们好了两年我才知道。知道了就离呗，拖着干嘛。”
她说话的样子太轻松了，轻松得让我有点难受。
“林姐，你不恨他吗？”
林姐转过头看我。
“恨他干嘛？”她说，“恨他又不能当饭吃。再说了，他那点事，真要说起来，也不全是他的错。”
“怎么不是他的错？”
“我也有问题。”林姐说，“我这个人你知道的，从小就犟，说话不中听，不会讨好人。他跟我过了十几年，也算不容易。”
她顿了顿，忽然笑了。
“不过离婚这事吧，倒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女人到了咱们这岁数，就两种活法。”她伸出一根手指，“一种是降价处理，凑合找一个，搭伙过日子。另一种是提价等着，宁缺毋滥。”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我选第二种。”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远处有人喊林姐。是个穿红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站在一棵银杏树底下冲她招手。
“林姐，来人了来人了！有个条件不错的！”
林姐站起身，拍拍我的胳膊。
“田儿，你坐着。我去应付一下。”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你有空上我家玩啊，我还住老地方。咱俩好好聊聊。”
她说完就朝那棵银杏树走过去了。我看着她笔挺的背影，看着她盘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
傍晚回家，老李还没回来。
餐桌上还摆着昨晚那两碗没动的米饭，青椒肉丝和西红柿炒蛋已经馊了，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
我把菜倒掉，把碗洗了，把离婚协议收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今天那个小伙子你觉得咋样？”
“哪个小伙子？”
“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我老姐妹的儿子，在银行工作的那个。”
我这才想起来她今天拉我去相亲角是为了什么。
“妈，我没注意看。”
“你这孩子！让你去把关，你倒好，就知道跟人聊天！那个女的谁啊？你们认识？”
“以前厂里的同事。”
“她一个人去那儿干嘛？给孩子找对象？”
“给自己找。”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吧，四十二三。”
“这岁数还去那儿给自己找？”我妈的声音有点复杂，“她老公呢？”
“离了。”
又沉默了几秒。
“那也该找个差不多的。”我妈说，“我听说那地方去的人，都是给年轻人找的。她这个岁数去那儿，怕是不好找。”
我没说话。
“行了行了，”我妈说，“明天你来吃饭，我给你炖排骨。”
挂了电话，屋里又安静下来。
窗外是春天的夜晚，风里有草木生长的气息。楼下的路灯亮着，把小区那条小路照得昏黄。有年轻夫妻牵着手走过去，女的好像说了什么好笑的事，男的笑出声来，笑声顺着风飘上来，轻轻的，暖暖的。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老李也曾经那样笑过。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一间屋子，十二平米，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冬天冷得要命，我们俩挤在一张小床上，他把我的脚捂在怀里，说颖子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你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后来我们真的住上了有暖气的房子。三室两厅，南北通透，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老李说这是咱们后半辈子的窝了，打死也不搬了。
可现在，他要搬走了。
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小姑娘，眼睛弯弯地叫他李哥。
第二天我没去我妈那儿。我给她打电话说加班，实际上我请了假，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了林姐家。
林姐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城南那一片老厂区宿舍。七八年没来，这里变化不大，只是房子更旧了，墙皮剥落得更厉害，楼前的法国梧桐更高更密了。
林姐在三楼，我爬上楼梯，敲了敲门。
门开了，林姐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看见我就笑了。
“还真来了，快进来。”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还有林姐那个保温杯。
“坐，吃草莓。”林姐说，“我早上刚买的，甜。”
我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个草莓咬了一口。确实甜。
林姐在我对面坐下，抱着她的保温杯。
“说吧，”她说，“遇上什么事了？”
我愣了一下。
“没事啊，就是来看看你。”
林姐笑了一下，那种看透一切的笑。
“田儿，咱俩认识多少年了？二十年有了吧？你那点心思，我还能看不出来？”
我没说话。
“昨天在公园，我问你怎么样，你那表情就不对。”林姐说，“后来我想了想，能让一个女人露出那种表情的，无非就那么几件事——要么是男人出事了，要么是孩子出事了。你家闺女今年上高中了吧？学习应该挺忙的，没空惹事。那就是男人。”
她说完，盯着我看。
我低下头，盯着手里剩下的半个草莓。
“他要离婚。”我说。
林姐没接话。
“外头有人了。”我说，“他们单位新来的会计，二十八岁。”
林姐还是没接话。
我抬起头看她，发现她正看着我，眼神平静，没有任何惊讶或者同情。
“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我说，忽然觉得有点想笑，“他自己把离婚协议写好了，摊在餐桌上给我。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说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林姐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想离吗？”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跟他过了十七年，”我说，“十七年，林姐。从一个筒子楼里十二平米的小屋子，到现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我给他生孩子，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给他伺候老的送走老的。十七年，他说没爱情就没爱情了？”
林姐听着，没说话。
“可他又说得对，”我说，“我跟他之间，确实早就不像夫妻了。他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卧室玩手机。他出差十天半个月，我连电话都懒得打。他回家晚了，我也不问去哪儿了。我们俩就像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两个室友，客气，礼貌，谁也不碍着谁。”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林姐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昨天听你在公园说那些话，”我擦了擦眼泪，“你说两千块以下的衣服看不上，月薪五万以下的男的别往跟前凑。我听着觉得特别痛快，又特别羡慕。我也想这么痛快地说一回话。可是我不行。我习惯了凑合，习惯了将就，习惯了把自己往低了放。”
林姐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然后她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
“田儿，”她说，“你猜我这件风衣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她身上那件家居服。不是昨天那件藏青色风衣。
“昨天那件，”林姐说，“我穿了三年了。”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那年在商场看见的，打完折两千一。”她说，“我试了三回，没舍得买。后来离婚那年，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就这一件风衣，我穿了三年，每年春天秋天就穿它。它没降价，我也没降价。”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在公园说那些话，不是给那些人听的。是给我自己听的。”
“给自己听？”
“对。”林姐说，“每天出门之前，我对着镜子说一遍：林静，你值两千块以下的衣服不穿，你值月薪五万以下的男人不嫁。说完了，腰板就直了，眼神就亮了，走起路来就有劲了。”
我听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可那都是假的啊，”我说，“衣服是真的穿了三年，男人是真的没人要。”
林姐笑了。
“谁说没人要？”她说，“昨天那个穿红羽绒服的你看见没？那是我们一个姐妹，专门帮我打听消息的。这五年，我相过的亲，没有五十次也有三十次了。”
“那怎么没成？”
“没成就是没成呗。”林姐说，“有的我瞧不上人家，有的人家瞧不上我。有个月薪确实过五万的，开公司的，离异带个孩子，见了两面，他说我太要强，不够温柔。我说你找温柔的去吧，我这个岁数改不了了。”
她又坐回沙发上，端起保温杯。
“田儿，你知道我这五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我摇头。
“就是学会了跟自己说一句话：不合适的，别硬凑。”林姐说，“以前跟周建国过，明知道不合适，硬凑了十几年。凑到最后，人家还是找别人去了。这十几年，我图什么呢？”
她看着我。
“你呢？你跟你家那位，合适吗？”
我没说话。
“十七年了，”林姐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合适不合适，用不着别人告诉你。”
从林姐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我坐公交车回家，一路上的街灯亮起来，把车窗外的城市照得明明灭灭。我靠窗坐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合适吗？
我跟老李，合适吗？
我试着回想这十七年，回想那些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来的。
刚结婚那几年，我们挺好的。住筒子楼，吃食堂，攒钱准备买房。他出差回来给我带礼物，我给他织毛衣。周末去公园，去电影院，去吃路边摊。那时候话多，说不完的话。
后来有了孩子。房子买了，贷款背上了。他开始忙，我也开始忙。他忙着在单位往上爬，我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话变少了。
再后来，他当上主任了。应酬多了，回家晚了。我习惯了先睡，他习惯了轻手轻脚进屋。周末他加班，我带闺女去上辅导班。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什么时候开始不说话的？
想不起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分房睡的？
也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坐在客厅看电视，我坐在卧室玩手机，我们俩中间隔着一道门，谁也没想过去推开那道门。
那就是林姐说的“不合适”吧。
回到家，老李在。
他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放着一杯水，看见我进门，抬起头。
“回来了？”
“嗯。”
我换了鞋，把包挂在门后的挂钩上，走进厨房，倒了杯水，端出来，在他对面坐下。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看着那杯水，也没说话。
沉默了很久。
“协议我收起来了。”我说，“再给我点时间。”
他点点头。
“行。”
然后又没话了。
我站起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着隔壁房间偶尔传来的声响——他起来上厕所，冲水，回房间，关门。这些声音我听了十几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今晚听着，觉得陌生。
我想起刚结婚那几年，我们在筒子楼里那间小屋。隔壁住着一对小夫妻，晚上动静大，我们俩就捂着嘴笑。那时候睡不着是因为年轻，是因为有盼头。现在睡不着，是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有什么盼头。
我翻了个身，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
朋友圈有人更新了。是林姐。
她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一碗面，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配了三个字：宵夜，香。
照片底下有几个共同好友点赞评论。有人说林姐这么晚还吃不怕胖啊，林姐回说胖就胖呗，又没人看。有人说林姐你这面看着不错，林姐回说想吃明天来我给你煮。
我看着那张照片，忽然有点羡慕。
不是羡慕那碗面。是羡慕她那个劲儿。那种一个人也过得挺好的劲儿。
我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
脑子里反复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不合适的，别硬凑。
我和老李，算硬凑吗？
还是说，所有夫妻，凑着凑着，就都这样了？
我不知道。
第二天上班，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我们厂这几年效益不好，原本一千多人的大厂，现在只剩三四百。我所在的行政科更是人少活多，一个人顶三个人用。
上午开完会，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田姐，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科长姓刘，三十五岁，比我小好几岁，但人家是领导，叫我田姐是客气。
“刘科您说。”
“厂里最近不是搞改革嘛，准备精简一批行政岗位。你们科里，可能得减一个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刘科，您的意思是……”
“不是让你走。”刘科摆摆手，“是让你换个岗。食堂那边缺个管理员，也是副科级，待遇不变。就是工作环境差点，辛苦点。你看行不行？”
我愣了几秒。
食堂管理员。
说白了就是管食堂那几十号人，买菜，记账，应付检查。脏活累活都得干，油烟气天天熏着，比坐办公室累多了。
“刘科，”我说，“是我工作出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没有。”刘科说，“就是改革需要，你资历老，去食堂能镇得住。年轻人去，管不住那些人。”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也看着我，眼神有点闪躲。
“田姐，我知道这工作不好干。但是你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我也是没办法。”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刘科点点头：“行，你考虑考虑。三天之内给我答复就行。”
从科长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窗外是厂区，几栋旧厂房灰扑扑地立着，烟囱早就不冒烟了。厂门口那两排法国梧桐倒是长得挺好，叶子绿得发亮。
我在这个厂干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前，我十九岁，高中毕业考进厂，在车间当工人。后来调到行政科，一干就是十几年。我从一个小姑娘，干到结了婚，生了孩子，干到今天四十二岁。
然后他们让我去管食堂。
不是因为我能干，不是因为食堂需要我。是因为我年纪大，好欺负。年轻人不愿意去，就让我去。
我想找个人说说这事。
掏出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不知道打给谁。
我妈不能打。她知道了肯定得急，然后念叨半天，最后说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老李不能打。我们俩现在这个状态，我开不了口。
闺女不能打。她高一，学习紧，不能让她分心。
最后我打给了林姐。
电话响了三四声，她接了。
“田儿？上班时间打电话，有事？”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林姐听完，没说话。
“林姐，”我说，“你说我去不去？”
“你想去吗？”
“不想。”
“那就别去。”
我愣了一下。
“可是不去的话……”
“不去的话能怎么着？”林姐说，“开除你？你在厂里二十三年，没功劳也有苦劳，他们敢随便开除你？顶多就是给你穿小鞋，让你不好过。可你去食堂，就好过了？”
我没说话。
“田儿，”林姐说，“你发现没有，你这辈子，一直在让别人替你做决定。”
“我没有……”
“你有的。”林姐打断我，“你妈让你相亲你就相亲，老李说结婚你就结婚，厂里让你调岗你就调岗。你什么时候替自己说过一个不字？”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昨天你在我家哭，说你羡慕我那些话。可你知道那些话是怎么来的吗？是我一个一个‘不’字说出来的。”
林姐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周建国让我帮他跑关系，我说不。他让我学着打麻将，我说不。后来他说离婚，我说行。离了婚，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说不。那些条件比我好的，我说不。那些条件不如我的，我也说不。我把自己晾在那儿，晾了五年，晾到四十二岁，晾到只能在相亲角找对象。”
她顿了顿。
“可你知道吗？我不后悔。”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田儿，你要是想去食堂，你就去。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这件事，只能你自己决定。”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下午下班回家，老李难得在家。
他坐在餐桌旁边看手机，看见我进门，抬起头。
“回来了？”
“嗯。”
我在他对面坐下。
“我跟你说个事。”
他放下手机，看着我。
我把厂里让我去食堂的事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几秒。
“你怎么想的？”
“我不想去。”
他点点头。
“那就不去。”
我愣了一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他说，“你不想去就不去。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觉得陌生。
这么多年，他好像从没这么痛快地支持过我。
“老李，”我说，“你跟我之间，真的没爱情了吗？”
他愣住了。
半晌，他低下头。
“我不知道。”
“那你跟那个女的呢？有爱情吗？”
他没说话。
“老李，”我说，“咱俩结婚十七年了。十七年，就算没有爱情，也该有点别的吧？”
他抬起头，看着我。
“颖子，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深吸一口气，“我不想离婚。”
他愣在那里，没说话。
“不是因为没人要，不是因为离了活不了。是因为我觉得，咱俩这十七年，不该就这么算了。”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热。
“你要是觉得咱俩真过不下去了，那就离。但你得告诉我真话。不是因为什么爱情不爱情的，是因为你跟她，比跟我，更合适。”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我。
“颖子，”他说，“对不起。”
我听见这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
他转过来，看着我。
“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我等着。
等了很久，他才开口。
“我跟你，确实没爱情了。可我跟她，也没有。”
我不明白。
“那你们……”
“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蹲下去，双手抱住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这个男人，跟我过了十七年，从来没在我面前露出过这种样子。他一直是那个稳重的、靠谱的、什么都能扛的男人。
可现在他蹲在那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颖子，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声音闷闷的，“咱们家，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忙我也忙，你说累我也累。咱们俩坐在一个屋里，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我有时候加班回来，看见你卧室的灯灭了，我就站在客厅里，不知道该去哪儿。”
我没说话。
“我跟她，就是在单位食堂吃饭认识的。她刚来，谁也不认识，我就多说了几句话。后来就熟了，有时候一起吃个午饭，聊聊天。就这么回事。”
他抬起头，看着我。
“颖子，我没跟她怎么着。真的。那份协议是我自己写的，我就是……就是想看看你的反应。我想知道，咱俩之间，还有没有救。”
我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他站起身，声音忽然大起来，“我就想知道，你还在不在乎我！十七年了，我出差你不问，加班你不问，回来晚了你不问。我一个人在客厅坐着，你在卧室玩手机。我去敲你的门，你说累了。你说咱俩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
他盯着我，眼眶红了。
“我想，算了，她不在乎我了。那我也别在乎她了。咱们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我听着这些话，脑子里一片空白。
“可我又不甘心。”他说，“十七年，我不信就这么完了。所以我写了那份协议，我想看看你会不会哭，会不会闹，会不会跟我说一句别走。”
他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点苦涩。
“你没哭。你也没闹。你只是说，让我想想。”
他看着我。
“颖子，你告诉我，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脑子里乱糟糟的，很多画面涌上来——
刚结婚那年冬天，他把我的脚捂在怀里，说颖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生闺女那年，他在产房外守了一夜，进门第一句话是老婆你辛苦了。
闺女三岁那年半夜发高烧，他抱着孩子跑了两条街去找医院，我在后面追，看着他汗湿的背影，心想这辈子就是他了。
这些画面，这些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层灰盖住了。
我以为它们都消失了。可原来它们还在那儿，只是我忘了去看。
“老李，”我听见自己说，“对不起。”
他的眼眶更红了。
“你别说对不起。你就告诉我，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伸手抱住了他。
他僵了一下。
我抱着他，感觉他的身体在发抖。
“老李，”我说，“我忘了。”
他没说话。
“我不是不在乎你。我是……忘了怎么在乎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咱俩还有救吗？”
他看着我，没说话。
然后他伸出手，把我抱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
说这十七年的事，说闺女小时候，说筒子楼的日子，说那些一起熬过来的苦。
也说不说话的那些年，说各自心里憋着的话，说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
说到最后，他握着我的手。
“颖子，那份协议，撕了吧。”
我点点头。
第二天上班，我去找了刘科。
“刘科，食堂那边，我不去。”
刘科愣了一下。
“田姐，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我说，“我在这厂里二十三年，从没跟领导说过不字。今天我想说一回。”
刘科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
“田姐，你这是……”
“刘科，”我说，“我知道厂里有难处。但我也有我的难处。行政科这十几年，我干得怎么样，您心里有数。要是厂里非让我走，那就按规矩来。要是因为我不去食堂就给我穿小鞋，那我就去找厂长说说。”
刘科愣了几秒，然后笑了。
“田姐，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想试试，说个不字，是什么滋味。”
从科长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忽然想笑。
原来说不字，也没那么难。
周末，我去看了林姐。
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穿着那件穿了三年的藏青色风衣，站在阳台上浇花。
看见我来了，她放下水壶。
“怎么样？那个食堂去了吗？”
“没去。”
她笑了。
“行啊田儿，出息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她把草莓端过来，还是那么甜的草莓。
“林姐，”我说，“我跟我家那位，不离婚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把那点事跟我说了。”我说，“不是多大的事。就是俩人都憋着话，谁也没说。憋着憋着，就觉得过不下去了。”
林姐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
“田儿，”她说，“你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能忍。”
我没说话。
“能忍不是坏事。”她说，“可你得让人知道你在忍。你不说，别人还以为你天生就那么好脾气，什么事都没有。”
她看着我。
“你家那位，不是真的想离婚。他就是想知道，你还在不在乎他。”
我点点头。
“我知道。”
“那你以后怎么办？”
我想了想。
“好好过呗。”我说，“有话就说，有气就撒，有脾气就发。不发他以为我没脾气呢。”
林姐笑了。
“这才像你。”
她端着保温杯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外面。
楼下是那片老厂区宿舍，法国梧桐的叶子绿得发亮。远处有孩子在玩耍，笑声飘上来，细细的，脆脆的。
“田儿，”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来相亲角吗？”
我摇摇头。
“不是因为真想找对象。”她说，“是因为那儿热闹。那些人说的话，能让我想起自己还活着。”
她转过身，看着我。
“五年前刚离婚那阵，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能一整天不说话。后来我发现不行，再这么下去得疯。我就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吵架，看他们讨价还价。看着看着，就觉得日子还能过。”
我心里一酸。
“林姐，你真不打算找了？”
“找啊。”她说，“但不能凑合。”
她笑了笑。
“凑合过的日子，我过过了。不想再过第二回。”
从林姐家出来，天又黑了。
我坐公交车回家，还是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街灯一盏盏亮起来。
手机响了，是老李。
“颖子，到哪儿了？”
“快到了。怎么了？”
“没事。饭做好了，等你回来吃。”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忽然笑了。
车窗外，城市灯火通明。
到家的时候，老李正在摆碗筷。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青椒肉丝，西红柿炒蛋，红烧排骨，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闺女从房间里探出头来。
“妈，我爸说你今天去看林阿姨了？林阿姨谁啊？”
“以前的同事。”我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怎么有意思了？”
我换好鞋，走到餐桌边坐下。
“她说，女人到了她这个岁数，就两种活法。一种是降价处理，一种是提价等着。”
闺女眨眨眼。
“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了想，“不凑合的意思。”
老李端着最后一盘菜从厨房出来，听见这话，看了我一眼。
“什么凑合不凑合的？”
“没什么。”我说，“吃饭吧。”
我们三个人围着餐桌坐下来。
闺女在说学校的事，老李一边听一边给我夹菜。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林姐那句话。
降价，还是提价？
我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哪一种。
但我知道，这个晚上，我不想凑合。
窗外，春天的风轻轻吹着。
远处，不知道谁家的电视开着，隐约传来一段熟悉的旋律。
日子就这么过着。
不咸不淡，不紧不慢。
但好像，又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了。
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她穿着那件在商场试了三回没舍得买的藏青色风衣，站在一群大爷大妈中间，仰着下巴说：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周围人哄地笑了，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林姐也不恼，从包里掏出保温杯，慢悠悠拧开，枸杞的香气飘出来。
她冲我眨眨眼：
“田儿，你说，女人到了咱们这年纪，是得降价处理，还是得提价等着？”
我没接话。
因为就在前一晚，我丈夫刚把离婚协议摊在餐桌上。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份协议，忽然想起林姐那句话——
降价，还是提价？
这问题，怕是得用一辈子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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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岁那年春天，我在相亲角遇见了林姐。
那天是周六，我妈非拉着我去滨江公园，说是给她老姐妹的儿子相看相看。我说妈我都结婚了，她说你结婚归你结婚，你眼睛毒，帮阿姨把把关。
我没戳穿她。我知道她是听说我最近跟老李闹得凶，想借这事让我散散心。
滨江公园的相亲角在西南角那片银杏林里，每个周末下午两点到五点开市。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最热闹的时候，树上挂满了A4纸，纸上是各家儿女的简历：男，89年，985硕士，有房有车；女，91年，事业单位，肤白貌丽。一张张纸被风吹得哗哗响，像一群白鸟扑棱着翅膀，等着被人挑走。
我妈很快找到了她的老姐妹，俩人头凑头开始嘀咕。我站在旁边一棵银杏树下，百无聊赖地刷手机。
然后我听见了那个声音。
“两千块以下的衣服，我穿不出去。”
那声音不高不低，咬字清清楚楚，像一颗石子投进嘈杂的人声里，溅起一圈涟漪。
我抬起头。
说话的女人站在不远处一张长椅边上，四十几岁的样子，穿着件藏青色的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乱，手腕上戴着一只细细的银镯子。她面前站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旁边还围了三四个人，都是来给孩子找对象的家长。
老太太显然被那句话噎了一下，上下打量了她一眼：“闺女，你这话说的……咱们这地方，正经找对象的，谁看衣服啊。”
那女人笑了一下，不是冷笑，也不是赔笑，就是嘴角轻轻一扬，眼角漾出几道细细的纹路。
“阿姨，衣服不看，钱得看吧？”她说，“月薪不到五万的男的，别往我跟前凑。”
这一下，周围那几个人都笑了。
有人嘀咕：“这岁数还挑呢。”
有人撇嘴：“当自己小姑娘呢。”
那女人听见了，也不恼，低下头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慢悠悠拧开盖子。枸杞的香气飘出来，混着春天银杏叶的涩味，居然有点好闻。
她拧上盖子，抬起头，正好对上我的目光。
“田儿？”她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真是你？田颖？”
我也愣住了。
“林……林姐？”
是林姐。我们厂原来财务科的林静。
七八年没见了，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仰着，好像随时准备跟谁辩论。
林姐端着保温杯走过来，在我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妈和她那个老姐妹还在远处嘀咕，不时往这边看一眼，大概以为我交到了新朋友。
“你妈还那么爱操心。”林姐看了眼我妈的方向，笑了笑。
“可不是。”我说，“非拉我来给她老姐妹的儿子把关。”
“那你呢？”林姐转过头看我，“你怎么样？”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昨天晚上的场景又浮现在我眼前——
餐桌上摆着两碗没动的米饭，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蛋。老李坐在我对面，把那份离婚协议推到我手边。
“颖子，”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协议是老李起草的，他到底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条条款款写得清清楚楚：房子归我，车归他，存款对半分，孩子跟我，抚养费他按月打。
“你想好了？”我听见自己问。
“想好了。”他说，“咱俩都四十多了，还有几十年要过，总不能就这么凑合一辈子。”
凑合。
我跟他结婚十七年，最后落下一个“凑合”。
我没签字。我说让我想想。
老李说你想吧，想多久都行，我不急。
他当然不急。我后来才知道，他跟厂里新来的那个会计已经好上半年了。小姑娘二十八岁，叫他李哥，眼睛笑起来弯弯的。
这些事，我是在看见那份协议之后，才一点点对上的。
“田儿？”林姐的声音把我拉回来，“想什么呢？”
我回过神，看见她正盯着我，眼神温和，但有点探询的意思。
“没什么。”我说，“林姐，你呢？你这是……”
我看了眼她手里的保温杯，又看了眼不远处那些挂满简历的银杏树。
林姐顺着我的视线看了一眼，笑了。
“来给自己找对象啊。”她说，语气稀松平常，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你不是结婚了吗？”
“离了。”林姐说，“五年了。”
她拧开保温杯，又喝了一口。
“我那个前夫，田儿你可能听说过，建设局的，叫周建国。”
我想起来了。林姐当年嫁得挺好的，周建国是建设局的科长，有车有房，人也周正。林姐结婚那年还请我们去喝喜酒，在当时的国营饭店摆了好几十桌，林姐穿着大红旗袍，敬酒敬得满脸通红。
“怎么离了呢？”
林姐把保温杯拧上，放回包里。
“他嫌我不会来事儿。”她说，语气还是那么平平淡淡的，“他在单位想往上走，需要有人帮他跑关系，送送礼，陪领导太太打打麻将。我干不了这些。他说我清高，说我不懂人情世故，说跟我过日子累得慌。”
“后来呢？”
“后来他就找了个会来事儿的。”林姐笑了笑，“他单位一个女的，离过婚的，特别会来事儿。他们好了两年我才知道。知道了就离呗，拖着干嘛。”
她说话的样子太轻松了，轻松得让我有点难受。
“林姐，你不恨他吗？”
林姐转过头看我。
“恨他干嘛？”她说，“恨他又不能当饭吃。再说了，他那点事，真要说起来，也不全是他的错。”
“怎么不是他的错？”
“我也有问题。”林姐说，“我这个人你知道的，从小就犟，说话不中听，不会讨好人。他跟我过了十几年，也算不容易。”
她顿了顿，忽然笑了。
“不过离婚这事吧，倒让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女人到了咱们这岁数，就两种活法。”她伸出一根手指，“一种是降价处理，凑合找一个，搭伙过日子。另一种是提价等着，宁缺毋滥。”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我选第二种。”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说什么。
远处有人喊林姐。是个穿红色羽绒服的中年女人，站在一棵银杏树底下冲她招手。
“林姐，来人了来人了！有个条件不错的！”
林姐站起身，拍拍我的胳膊。
“田儿，你坐着。我去应付一下。”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你有空上我家玩啊，我还住老地方。咱俩好好聊聊。”
她说完就朝那棵银杏树走过去了。我看着她笔挺的背影，看着她盘得一丝不乱的头发，忽然觉得眼睛有点酸。
傍晚回家，老李还没回来。
餐桌上还摆着昨晚那两碗没动的米饭，青椒肉丝和西红柿炒蛋已经馊了，发出一股酸腐的气味。
我把菜倒掉，把碗洗了，把离婚协议收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很久的呆。
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子，今天那个小伙子你觉得咋样？”
“哪个小伙子？”
“就我跟你说的那个，我老姐妹的儿子，在银行工作的那个。”
我这才想起来她今天拉我去相亲角是为了什么。
“妈，我没注意看。”
“你这孩子！让你去把关，你倒好，就知道跟人聊天！那个女的谁啊？你们认识？”
“以前厂里的同事。”
“她一个人去那儿干嘛？给孩子找对象？”
“给自己找。”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多大了？”
“跟我差不多吧，四十二三。”
“这岁数还去那儿给自己找？”我妈的声音有点复杂，“她老公呢？”
“离了。”
又沉默了几秒。
“那也该找个差不多的。”我妈说，“我听说那地方去的人，都是给年轻人找的。她这个岁数去那儿，怕是不好找。”
我没说话。
“行了行了，”我妈说，“明天你来吃饭，我给你炖排骨。”
挂了电话，屋里又安静下来。
窗外是春天的夜晚，风里有草木生长的气息。楼下的路灯亮着，把小区那条小路照得昏黄。有年轻夫妻牵着手走过去，女的好像说了什么好笑的事，男的笑出声来，笑声顺着风飘上来，轻轻的，暖暖的。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老李也曾经那样笑过。
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里，一间屋子，十二平米，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冬天冷得要命，我们俩挤在一张小床上，他把我的脚捂在怀里，说颖子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你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后来我们真的住上了有暖气的房子。三室两厅，南北通透，当初买这套房子的时候，老李说这是咱们后半辈子的窝了，打死也不搬了。
可现在，他要搬走了。
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小姑娘，眼睛弯弯地叫他李哥。
第二天我没去我妈那儿。我给她打电话说加班，实际上我请了假，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去了林姐家。
林姐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城南那一片老厂区宿舍。七八年没来，这里变化不大，只是房子更旧了，墙皮剥落得更厉害，楼前的法国梧桐更高更密了。
林姐在三楼，我爬上楼梯，敲了敲门。
门开了，林姐穿着家居服，头发随便扎着，看见我就笑了。
“还真来了，快进来。”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干干净净。客厅里摆着一张老式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还有林姐那个保温杯。
“坐，吃草莓。”林姐说，“我早上刚买的，甜。”
我在沙发上坐下，拿起一个草莓咬了一口。确实甜。
林姐在我对面坐下，抱着她的保温杯。
“说吧，”她说，“遇上什么事了？”
我愣了一下。
“没事啊，就是来看看你。”
林姐笑了一下，那种看透一切的笑。
“田儿，咱俩认识多少年了？二十年有了吧？你那点心思，我还能看不出来？”
我没说话。
“昨天在公园，我问你怎么样，你那表情就不对。”林姐说，“后来我想了想，能让一个女人露出那种表情的，无非就那么几件事——要么是男人出事了，要么是孩子出事了。你家闺女今年上高中了吧？学习应该挺忙的，没空惹事。那就是男人。”
她说完，盯着我看。
我低下头，盯着手里剩下的半个草莓。
“他要离婚。”我说。
林姐没接话。
“外头有人了。”我说，“他们单位新来的会计，二十八岁。”
林姐还是没接话。
我抬起头看她，发现她正看着我，眼神平静，没有任何惊讶或者同情。
“你知道我怎么发现的吗？”我说，忽然觉得有点想笑，“他自己把离婚协议写好了，摊在餐桌上给我。他说咱俩之间早没爱情了。”
我说完，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林姐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又放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
“想离吗？”
我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
“我跟他过了十七年，”我说，“十七年，林姐。从一个筒子楼里十二平米的小屋子，到现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我给他生孩子，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给他伺候老的送走老的。十七年，他说没爱情就没爱情了？”
林姐听着，没说话。
“可他又说得对，”我说，“我跟他之间，确实早就不像夫妻了。他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卧室玩手机。他出差十天半个月，我连电话都懒得打。他回家晚了，我也不问去哪儿了。我们俩就像住在同一个屋里的两个室友，客气，礼貌，谁也不碍着谁。”
我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林姐递过来一张纸巾。
“我昨天听你在公园说那些话，”我擦了擦眼泪，“你说两千块以下的衣服看不上，月薪五万以下的男的别往跟前凑。我听着觉得特别痛快，又特别羡慕。我也想这么痛快地说一回话。可是我不行。我习惯了凑合，习惯了将就，习惯了把自己往低了放。”
林姐看着我，半晌没说话。
然后她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
“田儿，”她说，“你猜我这件风衣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她身上那件家居服。不是昨天那件藏青色风衣。
“昨天那件，”林姐说，“我穿了三年了。”
我不明白她什么意思。
“那年在商场看见的，打完折两千一。”她说，“我试了三回，没舍得买。后来离婚那年，我给自己买了一件。就这一件风衣，我穿了三年，每年春天秋天就穿它。它没降价，我也没降价。”
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我在公园说那些话，不是给那些人听的。是给我自己听的。”
“给自己听？”
“对。”林姐说，“每天出门之前，我对着镜子说一遍：林静，你值两千块以下的衣服不穿，你值月薪五万以下的男人不嫁。说完了，腰板就直了，眼神就亮了，走起路来就有劲了。”
我听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可那都是假的啊，”我说，“衣服是真的穿了三年，男人是真的没人要。”
林姐笑了。
“谁说没人要？”她说，“昨天那个穿红羽绒服的你看见没？那是我们一个姐妹，专门帮我打听消息的。这五年，我相过的亲，没有五十次也有三十次了。”
“那怎么没成？”
“没成就是没成呗。”林姐说，“有的我瞧不上人家，有的人家瞧不上我。有个月薪确实过五万的，开公司的，离异带个孩子，见了两面，他说我太要强，不够温柔。我说你找温柔的去吧，我这个岁数改不了了。”
她又坐回沙发上，端起保温杯。
“田儿，你知道我这五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我摇头。
“就是学会了跟自己说一句话：不合适的，别硬凑。”林姐说，“以前跟周建国过，明知道不合适，硬凑了十几年。凑到最后，人家还是找别人去了。这十几年，我图什么呢？”
她看着我。
“你呢？你跟你家那位，合适吗？”
我没说话。
“十七年了，”林姐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合适不合适，用不着别人告诉你。”
从林姐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
我坐公交车回家，一路上的街灯亮起来，把车窗外的城市照得明明灭灭。我靠窗坐着，脑子里乱糟糟的。
合适吗？
我跟老李，合适吗？
我试着回想这十七年，回想那些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来的。
刚结婚那几年，我们挺好的。住筒子楼，吃食堂，攒钱准备买房。他出差回来给我带礼物，我给他织毛衣。周末去公园，去电影院，去吃路边摊。那时候话多，说不完的话。
后来有了孩子。房子买了，贷款背上了。他开始忙，我也开始忙。他忙着在单位往上爬，我忙着带孩子做家务。不知道从哪天开始，话变少了。
再后来，他当上主任了。应酬多了，回家晚了。我习惯了先睡，他习惯了轻手轻脚进屋。周末他加班，我带闺女去上辅导班。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什么时候开始不说话的？
想不起来了。
什么时候开始分房睡的？
也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坐在客厅看电视，我坐在卧室玩手机，我们俩中间隔着一道门，谁也没想过去推开那道门。
那就是林姐说的“不合适”吧。
回到家，老李在。
他坐在餐桌旁边，面前放着一杯水，看见我进门，抬起头。
“回来了？”
“嗯。”
我换了鞋，把包挂在门后的挂钩上，走进厨房，倒了杯水，端出来，在他对面坐下。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看着那杯水，也没说话。
沉默了很久。
“协议我收起来了。”我说，“再给我点时间。”
他点点头。
“行。”
然后又没话了。
我站起身，进了卧室，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着隔壁房间偶尔传来的声响——他起来上厕所，冲水，回房间，关门。这些声音我听了十几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今晚听着，觉得陌生。
我想起刚结婚那几年，我们在筒子楼里那间小屋。隔壁住着一对小夫妻，晚上动静大，我们俩就捂着嘴笑。那时候睡不着是因为年轻，是因为有盼头。现在睡不着，是因为不知道明天还有什么盼头。
我翻了个身，拿起手机看了眼时间。凌晨两点十七分。
朋友圈有人更新了。是林姐。
她发了一张照片，拍的是一碗面，面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配了三个字：宵夜，香。
照片底下有几个共同好友点赞评论。有人说林姐这么晚还吃不怕胖啊，林姐回说胖就胖呗，又没人看。有人说林姐你这面看着不错，林姐回说想吃明天来我给你煮。
我看着那张照片，忽然有点羡慕。
不是羡慕那碗面。是羡慕她那个劲儿。那种一个人也过得挺好的劲儿。
我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
脑子里反复想起她说的那句话：不合适的，别硬凑。
我和老李，算硬凑吗？
还是说，所有夫妻，凑着凑着，就都这样了？
我不知道。
第二天上班，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我们厂这几年效益不好，原本一千多人的大厂，现在只剩三四百。我所在的行政科更是人少活多，一个人顶三个人用。
上午开完会，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
“田姐，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科长姓刘，三十五岁，比我小好几岁，但人家是领导，叫我田姐是客气。
“刘科您说。”
“厂里最近不是搞改革嘛，准备精简一批行政岗位。你们科里，可能得减一个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刘科，您的意思是……”
“不是让你走。”刘科摆摆手，“是让你换个岗。食堂那边缺个管理员，也是副科级，待遇不变。就是工作环境差点，辛苦点。你看行不行？”
我愣了几秒。
食堂管理员。
说白了就是管食堂那几十号人，买菜，记账，应付检查。脏活累活都得干，油烟气天天熏着，比坐办公室累多了。
“刘科，”我说，“是我工作出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没有。”刘科说，“就是改革需要，你资历老，去食堂能镇得住。年轻人去，管不住那些人。”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也看着我，眼神有点闪躲。
“田姐，我知道这工作不好干。但是你看，现在厂里这个情况……我也是没办法。”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刘科点点头：“行，你考虑考虑。三天之内给我答复就行。”
从科长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
窗外是厂区，几栋旧厂房灰扑扑地立着，烟囱早就不冒烟了。厂门口那两排法国梧桐倒是长得挺好，叶子绿得发亮。
我在这个厂干了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前，我十九岁，高中毕业考进厂，在车间当工人。后来调到行政科，一干就是十几年。我从一个小姑娘，干到结了婚，生了孩子，干到今天四十二岁。
然后他们让我去管食堂。
不是因为我能干，不是因为食堂需要我。是因为我年纪大，好欺负。年轻人不愿意去，就让我去。
我想找个人说说这事。
掏出手机，翻了一遍通讯录，不知道打给谁。
我妈不能打。她知道了肯定得急，然后念叨半天，最后说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老李不能打。我们俩现在这个状态，我开不了口。
闺女不能打。她高一，学习紧，不能让她分心。
最后我打给了林姐。
电话响了三四声，她接了。
“田儿？上班时间打电话，有事？”
我把事情说了一遍。
林姐听完，没说话。
“林姐，”我说，“你说我去不去？”
“你想去吗？”
“不想。”
“那就别去。”
我愣了一下。
“可是不去的话……”
“不去的话能怎么着？”林姐说，“开除你？你在厂里二十三年，没功劳也有苦劳，他们敢随便开除你？顶多就是给你穿小鞋，让你不好过。可你去食堂，就好过了？”
我没说话。
“田儿，”林姐说，“你发现没有，你这辈子，一直在让别人替你做决定。”
“我没有……”
“你有的。”林姐打断我，“你妈让你相亲你就相亲，老李说结婚你就结婚，厂里让你调岗你就调岗。你什么时候替自己说过一个不字？”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昨天你在我家哭，说你羡慕我那些话。可你知道那些话是怎么来的吗？是我一个一个‘不’字说出来的。”
林姐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周建国让我帮他跑关系，我说不。他让我学着打麻将，我说不。后来他说离婚，我说行。离了婚，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说不。那些条件比我好的，我说不。那些条件不如我的，我也说不。我把自己晾在那儿，晾了五年，晾到四十二岁，晾到只能在相亲角找对象。”
她顿了顿。
“可你知道吗？我不后悔。”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田儿，你要是想去食堂，你就去。你要是不想去，就别去。这件事，只能你自己决定。”
挂了电话，我在走廊里站了很久。
下午下班回家，老李难得在家。
他坐在餐桌旁边看手机，看见我进门，抬起头。
“回来了？”
“嗯。”
我在他对面坐下。
“我跟你说个事。”
他放下手机，看着我。
我把厂里让我去食堂的事说了一遍。
他听完，沉默了几秒。
“你怎么想的？”
“我不想去。”
他点点头。
“那就不去。”
我愣了一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他说，“你不想去就不去。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觉得陌生。
这么多年，他好像从没这么痛快地支持过我。
“老李，”我说，“你跟我之间，真的没爱情了吗？”
他愣住了。
半晌，他低下头。
“我不知道。”
“那你跟那个女的呢？有爱情吗？”
他没说话。
“老李，”我说，“咱俩结婚十七年了。十七年，就算没有爱情，也该有点别的吧？”
他抬起头，看着我。
“颖子，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深吸一口气，“我不想离婚。”
他愣在那里，没说话。
“不是因为没人要，不是因为离了活不了。是因为我觉得，咱俩这十七年，不该就这么算了。”
我看着他，眼眶有点热。
“你要是觉得咱俩真过不下去了，那就离。但你得告诉我真话。不是因为什么爱情不爱情的，是因为你跟她，比跟我，更合适。”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我。
“颖子，”他说，“对不起。”
我听见这三个字，心里咯噔一下。
他转过来，看着我。
“我跟她，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
我等着。
等了很久，他才开口。
“我跟你，确实没爱情了。可我跟她，也没有。”
我不明白。
“那你们……”
“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他说完这句话，忽然蹲下去，双手抱住头。
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
这个男人，跟我过了十七年，从来没在我面前露出过这种样子。他一直是那个稳重的、靠谱的、什么都能扛的男人。
可现在他蹲在那儿，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颖子，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声音闷闷的，“咱们家，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忙我也忙，你说累我也累。咱们俩坐在一个屋里，一天说不了十句话。我有时候加班回来，看见你卧室的灯灭了，我就站在客厅里，不知道该去哪儿。”
我没说话。
“我跟她，就是在单位食堂吃饭认识的。她刚来，谁也不认识，我就多说了几句话。后来就熟了，有时候一起吃个午饭，聊聊天。就这么回事。”
他抬起头，看着我。
“颖子，我没跟她怎么着。真的。那份协议是我自己写的，我就是……就是想看看你的反应。我想知道，咱俩之间，还有没有救。”
我愣住了。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他站起身，声音忽然大起来，“我就想知道，你还在不在乎我！十七年了，我出差你不问，加班你不问，回来晚了你不问。我一个人在客厅坐着，你在卧室玩手机。我去敲你的门，你说累了。你说咱俩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
他盯着我，眼眶红了。
“我想，算了，她不在乎我了。那我也别在乎她了。咱们就这么凑合着过吧。”
我听着这些话，脑子里一片空白。
“可我又不甘心。”他说，“十七年，我不信就这么完了。所以我写了那份协议，我想看看你会不会哭，会不会闹，会不会跟我说一句别走。”
他忽然笑了，笑容里带着点苦涩。
“你没哭。你也没闹。你只是说，让我想想。”
他看着我。
“颖子，你告诉我，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脑子里乱糟糟的，很多画面涌上来——
刚结婚那年冬天，他把我的脚捂在怀里，说颖子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住上有暖气的房子。
生闺女那年，他在产房外守了一夜，进门第一句话是老婆你辛苦了。
闺女三岁那年半夜发高烧，他抱着孩子跑了两条街去找医院，我在后面追，看着他汗湿的背影，心想这辈子就是他了。
这些画面，这些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层灰盖住了。
我以为它们都消失了。可原来它们还在那儿，只是我忘了去看。
“老李，”我听见自己说，“对不起。”
他的眼眶更红了。
“你别说对不起。你就告诉我，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我站起身，走到他面前，伸手抱住了他。
他僵了一下。
我抱着他，感觉他的身体在发抖。
“老李，”我说，“我忘了。”
他没说话。
“我不是不在乎你。我是……忘了怎么在乎了。”
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咱俩还有救吗？”
他看着我，没说话。
然后他伸出手，把我抱住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很晚。
说这十七年的事，说闺女小时候，说筒子楼的日子，说那些一起熬过来的苦。
也说不说话的那些年，说各自心里憋着的话，说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
说到最后，他握着我的手。
“颖子，那份协议，撕了吧。”
我点点头。
第二天上班，我去找了刘科。
“刘科，食堂那边，我不去。”
刘科愣了一下。
“田姐，你再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我说，“我在这厂里二十三年，从没跟领导说过不字。今天我想说一回。”
刘科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
“田姐，你这是……”
“刘科，”我说，“我知道厂里有难处。但我也有我的难处。行政科这十几年，我干得怎么样，您心里有数。要是厂里非让我走，那就按规矩来。要是因为我不去食堂就给我穿小鞋，那我就去找厂长说说。”
刘科愣了几秒，然后笑了。
“田姐，你今天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就是想试试，说个不字，是什么滋味。”
从科长办公室出来，我站在走廊里，忽然想笑。
原来说不字，也没那么难。
周末，我去看了林姐。
她还是那副样子，腰板挺直，眼神清亮。穿着那件穿了三年的藏青色风衣，站在阳台上浇花。
看见我来了，她放下水壶。
“怎么样？那个食堂去了吗？”
“没去。”
她笑了。
“行啊田儿，出息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她把草莓端过来，还是那么甜的草莓。
“林姐，”我说，“我跟我家那位，不离婚了。”
她点点头，没说话。
“他把那点事跟我说了。”我说，“不是多大的事。就是俩人都憋着话，谁也没说。憋着憋着，就觉得过不下去了。”
林姐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
“田儿，”她说，“你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能忍。”
我没说话。
“能忍不是坏事。”她说，“可你得让人知道你在忍。你不说，别人还以为你天生就那么好脾气，什么事都没有。”
她看着我。
“你家那位，不是真的想离婚。他就是想知道，你还在不在乎他。”
我点点头。
“我知道。”
“那你以后怎么办？”
我想了想。
“好好过呗。”我说，“有话就说，有气就撒，有脾气就发。不发他以为我没脾气呢。”
林姐笑了。
“这才像你。”
她端着保温杯站起身，走到窗户边上，看着外面。
楼下是那片老厂区宿舍，法国梧桐的叶子绿得发亮。远处有孩子在玩耍，笑声飘上来，细细的，脆脆的。
“田儿，”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总来相亲角吗？”
我摇摇头。
“不是因为真想找对象。”她说，“是因为那儿热闹。那些人说的话，能让我想起自己还活着。”
她转过身，看着我。
“五年前刚离婚那阵，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能一整天不说话。后来我发现不行，再这么下去得疯。我就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听他们说话，看他们吵架，看他们讨价还价。看着看着，就觉得日子还能过。”
我心里一酸。
“林姐，你真不打算找了？”
“找啊。”她说，“但不能凑合。”
她笑了笑。
“凑合过的日子，我过过了。不想再过第二回。”
从林姐家出来，天又黑了。
我坐公交车回家，还是靠窗坐着，看着窗外的街灯一盏盏亮起来。
手机响了，是老李。
“颖子，到哪儿了？”
“快到了。怎么了？”
“没事。饭做好了，等你回来吃。”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忽然笑了。
车窗外，城市灯火通明。
到家的时候，老李正在摆碗筷。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青椒肉丝，西红柿炒蛋，红烧排骨，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
闺女从房间里探出头来。
“妈，我爸说你今天去看林阿姨了？林阿姨谁啊？”
“以前的同事。”我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人。”
“怎么有意思了？”
我换好鞋，走到餐桌边坐下。
“她说，女人到了她这个岁数，就两种活法。一种是降价处理，一种是提价等着。”
闺女眨眨眼。
“什么意思？”
“就是……”我想了想，“不凑合的意思。”
老李端着最后一盘菜从厨房出来，听见这话，看了我一眼。
“什么凑合不凑合的？”
“没什么。”我说，“吃饭吧。”
我们三个人围着餐桌坐下来。
闺女在说学校的事，老李一边听一边给我夹菜。
我看着他们，忽然想起林姐那句话。
降价，还是提价？
我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哪一种。
但我知道，这个晚上，我不想凑合。
窗外，春天的风轻轻吹着。
远处，不知道谁家的电视开着，隐约传来一段熟悉的旋律。
日子就这么过着。
不咸不淡，不紧不慢。
但好像，又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