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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我在单位加班，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颖，你陈叔走了。”
我愣了几秒。陈叔，那个住在我们村东头的老头，那个每次见我回村都要塞把糖给我的老头，那个十七年来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把自己活成笑话的老头——他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葬礼都办完了，匆匆忙忙的。”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你猜怎么着？他那个保姆，刘姨，昨天拿着遗嘱去家里找你秀英婶要房子，说要什么四千万的财产，还有那三百平的房子。你秀英婶当场就炸了，把遗嘱撕得粉碎，扔到刘姨脸上。刘姨告到法院去了，今天下午刚开的庭。”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脑子里突然跳出陈叔的脸——那张永远挂着讨好笑容的脸，那双永远躲闪着什么的眼睛。
“判决咋样？”我问。
我妈叹了口气：“你绝对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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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田颖，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行政主管。工作说忙不忙，说闲不闲，每天就是开会、写报告、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纠纷。同事都说我性子慢，说话温吞吞的，遇到再大的事也不着急。他们不知道，我是从小看多了村里那些事，知道着急没用。
我们村在城郊，开车进城不到一小时。这些年城市扩张，村里一半的地都被征了，家家户户都分了点钱，盖了小楼。陈叔家是村里最早盖楼的那批——三百多平的三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门口种了两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香飘半条街。
陈叔叫陈建国，今年应该六十七了。他年轻时在城里做建筑包工头，挣了不少钱，后来年纪大了就回村养老。他老婆王秀英是我妈的小学同学，两人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当年陈叔家穷，秀英婶娘家不同意，秀英婶硬是等了他五年，等到陈叔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才结婚。
这是秀英婶常说的话，逢人就说。村里人听了几十年，都能背下来了。
“我等他五年，他倒好，等不了我十七年。”
这话说的是陈叔和刘姨的事。
刘姨叫刘桂香，是我们邻村的，比陈叔小十岁，来陈叔家做保姆那年才四十出头。她男人死得早，儿子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闲着没事，经人介绍来陈叔家帮忙做饭、打扫卫生。
那是我刚上大学那年的事。暑假回家，我妈让我去陈叔家借个钳子，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院子里晾衣服。瘦瘦小小的，穿着碎花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白的脖颈。她回头看我，笑了笑：“找谁呀？”
我说找陈叔。她说陈叔去城里了，下午才回来。又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田家的。她眼睛一亮：“你是田会计家的闺女？长这么大了，我记着你小时候还扎俩小辫呢。”
后来我才知道，刘姨年轻时在我们村小学代过几年课，教过一二年级，我正好是她学生。只是我那时候太小，早忘了。
那天下午，我在陈叔家院子里坐了一会儿，等陈叔回来拿钳子。刘姨给我倒了杯水，又从屋里端出一盘刚洗过的李子，红艳艳的，咬一口甜得很。她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问我上大学的情况，问我在城里生活习惯不习惯，问我想不想家。说话的时候，她眼睛一直看着我，温柔得很。
“你陈叔也经常念叨你，”她说，“说田会计家的闺女争气，考上了好大学。”
我正想说话，秀英婶从屋里出来了。她看了刘姨一眼，没说话，走到院子角落的水龙头那儿接水洗衣服。刘姨赶紧站起来，说秀英姐我来洗，秀英婶摆摆手，说不用，你歇着吧。刘姨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还是坐下了，但再也没说话。
那天我走的时候，陈叔还没回来。刘姨送我到门口，小声说：“有空常来玩。”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两棵桂花树中间，瘦小的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
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刘姨已经在陈叔家干了快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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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工作，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总能听到些陈叔家的新鲜事。
先是听说陈叔和刘姨走得近。村里人嘴碎，传什么的都有。有人说看见陈叔和刘姨一起进城，有人说看见他俩在院子里说话说到半夜，还有人说陈叔给刘姨买了金耳环。
秀英婶一开始不信。她跟我妈诉苦，说刘桂香那人看着老实，干活也勤快，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饭菜也做得好吃，她挺满意的。陈建国那老头子，都六十的人了，能有啥花花肠子？
后来她信了。
那是刘姨来陈叔家第三年的冬天。秀英婶去城里闺女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发现家里的床单换了新的，衣柜里多了几件男人的新衣服，厨房里还摆着两副碗筷——一副是陈叔的，一副是刘姨的。
她没吵没闹，当天晚上做了顿饭，把陈叔和刘姨都叫到跟前，说：“陈建国，你想咋样，你给个痛快话。”
陈叔闷着头不说话。刘姨红着眼圈，说秀英姐我对不起你，我这就走。
秀英婶说，你走啥走，你得给我个说法。
刘姨说不出来。陈叔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秀英婶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坐到半夜。我妈去劝她，她拉着我妈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等了他五年，我等他五年啊田嫂，他咋能这样对我？”
我妈不知道说啥好，只能陪着坐着。
第二天，秀英婶放出话：她不离。死也不离。
陈叔那边也没动静了。刘姨也没走。日子照旧过，只是从那天起，陈叔和刘姨的事，成了村里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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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陈叔起诉离婚的事传遍了整个村。
那是刘姨来陈叔家第十年的事。陈叔去法院起诉，说和秀英婶感情破裂，要求离婚。秀英婶接到传票的那天，站在院子里骂了整整一个下午，骂陈叔没良心，骂刘姨不要脸，骂老天爷不长眼。村里人都去看热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我妈拉她进屋，她不肯，非要站在那儿骂，让全村人都听听陈建国的德行。
法院没判离。
法官说，证据不足，感情尚未完全破裂。陈叔不服，上诉。二审还是没判离。
那段时间陈叔瘦了一大圈，头发全白了，走路都弯着腰。有次我在村口碰见他，他正站在路边发呆，我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反应过来。
“颖颖回来了？”他看着我，眼神空空的，“在城里工作咋样？累不累？”
我说还好。他点点头，没再说话，转身往家走。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发现他走路有点瘸，左脚拖着走，在地上划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后来我妈说，陈叔那两年身体垮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一身病。刘姨天天伺候他，端水送药，比亲闺女还尽心。秀英婶呢？照样该吃吃该喝喝，偶尔骂几句，骂完了该干嘛干嘛。
“你秀英婶说，她恨他，巴不得他早点死。”我妈叹口气，“可她又死活不离，你说这是图啥？”
我说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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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立遗嘱的事，我是去年过年回家才听说的。
那天晚上，我妈在厨房忙活，我坐在灶门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得人脸发红。我妈一边炒菜一边跟我絮叨村里的事，说着说着就说到陈叔。
“你陈叔上个月立了遗嘱，要把房子和钱都给刘桂香。”
我愣了一下：“全给？”
“全给。三百平的房子，还有他这些年攒下的钱，听说有四千来万。”
我吸了口气。四千万，在我们那儿是天文数字。
“秀英婶知道吗？”
“能不知道吗？你陈叔专门当着她的面说的。”我妈把菜倒进盘子里，擦了擦手，“说是给刘桂香一个名分，补偿她这十几年。”
“秀英婶咋说？”
“还能咋说？骂呗。骂完了还是不离。”
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噼里啪啦响着，映得我的脸发烫。我想起刘姨那双温柔的眼睛，想起她站在桂花树下的瘦小身影，想起她送我到门口时的小声叮嘱。十七年了，她在那个家待了十七年，伺候了陈叔十七年，到头来换来的就是一张遗嘱？
“那陈叔现在咋样？”
“不好。”我妈摇摇头，“听说病得厉害，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白线。我盯着那道白线，脑子里一直转着陈叔的事。
他想给刘姨一个名分，可秀英婶不肯离。他立了遗嘱，把一切都给了刘姨，可秀英婶会认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刘姨在院子里晾衣服的那个下午，她回头对我笑的样子。那时候她才四十出头，脸上还没什么皱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刚过门的新媳妇。
十七年了。
---
陈叔第二次起诉离婚，是去年秋天的事。
那时候他的病已经很重了，瘦得皮包骨头，走路都要人扶。他坐着轮椅去的法院，刘姨推着他，秀英婶跟在后面，三个人一起进了法庭。
这回法院判离了。
法官说，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准予离婚。
秀英婶当场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着不出声的哭，眼泪顺着脸往下淌，淌得满脸都是。她看着陈叔，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叔坐在轮椅上，低着头，没看她。
刘姨站在一旁，眼圈也红了，但没哭。
从法院出来那天，秀英婶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我妈去看她，她拉着我妈的手，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我等了他五年，我等了他五年啊田嫂。”
我妈说，你离都离了，还想那些干啥？
她说，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这三个字我妈跟我学的时候，我正端着茶杯喝水。茶杯停在半空中，我突然不知道该喝还是该放。
是啊，不甘心。等了五年，结了婚，生了孩子，伺候了几十年，到头来被一个保姆撬了墙角。换谁谁能甘心？
可陈叔呢？他跟秀英婶过了几十年，不也照样跟刘姨好了十七年？刘姨呢？十七年没名没分，伺候一个病人，图什么？
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下。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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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去世的消息，我是昨天才知道的。今天下午，我妈又打来电话，说了法院判决的事。
“判了，房子和钱都归你秀英婶。”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的人流车流，好一会儿没说话。
“刘姨那份遗嘱呢？”
“没用。”我妈说，“法院说，你陈叔立遗嘱的时候，房子和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那一半。可他那一半，按照继承法，也得由配偶、子女、父母继承。你秀英婶是他前妻，但离婚判决下来没几天他就走了，财产还没来得及分割，所以那房子和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刘桂香拿不走。”
我听着我妈的话，脑子里却想起另一件事。
“秀英婶现在咋样？”
“在家呢。我去看过她，她不哭不笑不说话，就坐在堂屋里发呆。”我妈叹了口气，“你说她赢了还是输了？”
我说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的，沿着马路延伸到远处。楼下的车流还是那么多，红红的尾灯连成一条线，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
我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想把今天的工作收个尾。屏幕亮了，我的脸映在黑色的背景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表情。我盯着那张脸，突然想起刘姨那天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样子，想起她回头对我笑的样子，想起她说“有空常来玩”时的小声叮嘱。
十七年了。
我给刘姨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她才接。
“喂？”
她的声音哑哑的，像是一夜没睡。
“刘姨，是我，田颖。”
“颖颖啊……”她顿了顿，声音里带了点哭腔，“你知道了？”
“知道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刘姨？”
“我在。”她吸了吸鼻子，“颖颖，你说我是不是傻？十七年，整整十七年，我图啥？”
我不知道说啥好。
“我没图他的钱。”她说，声音低低的，“我真没图他的钱。我就是……我就是可怜他。他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的，秀英姐恨他，闺女也不理他，他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看着他，心里难受。”
“我知道。”我说。
“他跟我说，桂香啊，你对我好，我记着呢。等以后，我让你有个名分。我说我不要名分，我就要你好好活着。他说那不行，我不能让你白跟了我十七年。”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可他还是走了。走了也不让我安生，留那么一张破遗嘱，让我被人笑话。”
“没人笑话你。”我说。
“咋没人笑话？全村人都笑话我。”她哭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们说我是狐狸精，说我图他钱，说他死了我啥也没捞着，活该。颖颖，你说我活该不？”
我说不，你不活该。
她没说话，只是哭。哭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细细的，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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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回了趟村。
村里没什么变化，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只是桂花都谢了，只剩下满树的绿叶在风里摇。
我先去了陈叔家。那栋三百平的白色小楼还是老样子，门口的两棵桂花树还是那么高，只是院门关着，敲了半天没人应。
我又去了刘姨家。她住在邻村，一间不大的平房，门口种着几棵月季，红的粉的，开得正艳。她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看见我来了，愣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
“颖颖？”
“刘姨。”
她瘦了很多，眼睛红肿着，头发也白了大半。她拉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我扶她坐下，自己也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
院子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月季花丛的声音。几只蜜蜂在花丛里嗡嗡嗡地飞，忙忙碌碌的，也不知道在忙啥。
“我没事。”她说，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跟自己说，“我就是不甘心。”
又是这四个字。我不甘心。
我看着她，想起秀英婶也说过同样的话。两个女人，爱着同一个男人，恨着同一个男人，最后都说自己不甘心。
可陈叔呢？他甘心吗？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想过这些吗？
我不知道。
“颖颖，”刘姨突然抓住我的手，“你说我做错了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温柔，只是多了很多很多的红血丝。我想了想，说：“你没做错。”
“那我咋落到这步田地？”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摇摇头：“我不知道。”
她笑了，笑得很苦：“我也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在刘姨家坐了很久。她跟我说了很多事，说她和陈叔是怎么好上的，说她这十七年是怎么过的，说陈叔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了啥。
“他说，桂香，我对不起你。”刘姨的眼泪又掉下来，“我说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我好，你把我当人看。他说我对你好应该的，你是我的人。我说那你就好好活着，活着才能对我好。他说不行了，活不成了，你得拿着那张遗嘱，那是我的心意。”
她擦了擦眼泪：“我说我不要。他说你必须拿着，不然我死不瞑目。”
我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太阳慢慢落下去，天边烧起了晚霞，红彤彤的，像一匹铺开的绸缎。刘姨站起来，说该做饭了，让我留下吃饭。我说不用了，我妈还等着呢。
她送我到门口，还是站在那几棵月季中间，瘦小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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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之前，我去看了秀英婶。
她还是住在那个三百平的白色小楼里，只是整个房子空荡荡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她给我开门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她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头发全白了。
“颖颖来了。”她说，声音平平的，像一潭死水。
我跟着她进屋，在堂屋里坐下。屋里收拾得很干净，窗明几净的，就是冷，冷得像冰窖。墙上还挂着陈叔的照片，黑白的，框着黑框，摆在正中间。他看着我，还是那副样子，脸上挂着讨好的笑，眼睛躲闪着，不敢跟人对视。
秀英婶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也盯着那张照片看。看了好一会儿，她突然说：“他走了，我倒想他了。”
我没说话。
“我恨了他十七年，他走了，我倒想他了。”她又说了一遍，像是在跟自己确认什么。
“秀英婶……”
“我知道我傻。”她打断我，“我傻了一辈子，临了临了还是傻。我该离的，我早该离的。我要是早离了，他也不会恨我这么多年，我也不会恨他这么多年。”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没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流得满脸都是。
“我等了他五年，伺候了他几十年，到头来不如那个保姆。”她看着陈叔的照片，声音抖得厉害，“陈建国，你摸摸你的良心，你对得起我吗？”
照片里的陈叔没说话，只是看着她，脸上挂着那副讨好的笑。
我在秀英婶家坐了一会儿，喝了杯水，就告辞了。她送我到门口，站在那两棵桂花树下，看着我的车开远。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一直站在那里，瘦小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后视镜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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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天已经黑透了。
我开着车，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里转，不知道该去哪儿。路灯从车窗外掠过，一道一道的，明明灭灭，像时光的碎片。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刘姨站在月季花丛里的样子，一会儿是秀英婶站在桂花树下的样子，一会儿是陈叔坐在轮椅上低着头的样子。
他们都问我，我做错了吗？我傻不傻？我不甘心，怎么办？
我回答不了。
我停在一个红灯前，看着前面的车流发呆。旁边的车里坐着一对年轻男女，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不知道在说啥，笑得很开心。红灯变绿，他们的车开走了，很快消失在车流里。
我也踩下油门，往家的方向开。
手机响了，是同事发来的微信，问我明天的会议材料准备好了没有。我回了一个“好了”，然后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窗外的月光还是那么亮，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白线，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我翻了个身，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开始打字。
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陈叔，秀英婶，刘姨。三个人的十七年。我不知道该说谁对谁错，也不知道该说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写下来，写下来，也许就清楚了。
窗外的月亮慢慢移着，月光从地板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我打着字，打着打着，天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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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刘姨的短信。
她说她离开那个地方了，去了外地儿子那儿。她说她想通了，十七年就是十七年，过去了就过去了。她还说，陈叔留给她的那张遗嘱，她烧了，烧在陈叔的坟前。
“颖颖，”她最后写道，“谢谢你那天来看我。你是个好孩子。”
我拿着手机，看了很久。
窗外是城市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楼群上，一片一片的，像金子似的。楼下的马路上，车流又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我把手机放下，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风吹进来，带着一点点凉意，是秋天的味道。
陈叔走了，秀英婶还住在那个三百平的白色小楼里，刘姨去了外地。三个人的十七年，就这样结束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楼群，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刘姨在院子里晾衣服的那个下午。她回头对我笑，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瘦小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她说：“有空常来玩。”
我说好。
可我再也没去过。
那天傍晚，我在单位加班，手机响了，是我妈。
“颖颖，你陈叔走了。”
我愣了几秒。陈叔，那个住在我们村东头的老头，那个每次见我回村都要塞把糖给我的老头，那个十七年来夹在两个女人中间、把自己活成笑话的老头——他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前天。葬礼都办完了，匆匆忙忙的。”我妈的声音压得很低，“你猜怎么着？他那个保姆，刘姨，昨天拿着遗嘱去家里找你秀英婶要房子，说要什么四千万的财产，还有那三百平的房子。你秀英婶当场就炸了，把遗嘱撕得粉碎，扔到刘姨脸上。刘姨告到法院去了，今天下午刚开的庭。”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脑子里突然跳出陈叔的脸——那张永远挂着讨好笑容的脸，那双永远躲闪着什么的眼睛。
“判决咋样？”我问。
我妈叹了口气：“你绝对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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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田颖，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不大不小的企业做行政主管。工作说忙不忙，说闲不闲，每天就是开会、写报告、处理各种鸡毛蒜皮的纠纷。同事都说我性子慢，说话温吞吞的，遇到再大的事也不着急。他们不知道，我是从小看多了村里那些事，知道着急没用。
我们村在城郊，开车进城不到一小时。这些年城市扩张，村里一半的地都被征了，家家户户都分了点钱，盖了小楼。陈叔家是村里最早盖楼的那批——三百多平的三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门口种了两棵桂花树，秋天的时候香飘半条街。
陈叔叫陈建国，今年应该六十七了。他年轻时在城里做建筑包工头，挣了不少钱，后来年纪大了就回村养老。他老婆王秀英是我妈的小学同学，两人从小一块长大，知根知底。当年陈叔家穷，秀英婶娘家不同意，秀英婶硬是等了他五年，等到陈叔在城里站稳了脚跟才结婚。
这是秀英婶常说的话，逢人就说。村里人听了几十年，都能背下来了。
“我等他五年，他倒好，等不了我十七年。”
这话说的是陈叔和刘姨的事。
刘姨叫刘桂香，是我们邻村的，比陈叔小十岁，来陈叔家做保姆那年才四十出头。她男人死得早，儿子在外地打工，她一个人闲着没事，经人介绍来陈叔家帮忙做饭、打扫卫生。
那是我刚上大学那年的事。暑假回家，我妈让我去陈叔家借个钳子，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在院子里晾衣服。瘦瘦小小的，穿着碎花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白的脖颈。她回头看我，笑了笑：“找谁呀？”
我说找陈叔。她说陈叔去城里了，下午才回来。又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说田家的。她眼睛一亮：“你是田会计家的闺女？长这么大了，我记着你小时候还扎俩小辫呢。”
后来我才知道，刘姨年轻时在我们村小学代过几年课，教过一二年级，我正好是她学生。只是我那时候太小，早忘了。
那天下午，我在陈叔家院子里坐了一会儿，等陈叔回来拿钳子。刘姨给我倒了杯水，又从屋里端出一盘刚洗过的李子，红艳艳的，咬一口甜得很。她坐在我对面的小板凳上，问我上大学的情况，问我在城里生活习惯不习惯，问我想不想家。说话的时候，她眼睛一直看着我，温柔得很。
“你陈叔也经常念叨你，”她说，“说田会计家的闺女争气，考上了好大学。”
我正想说话，秀英婶从屋里出来了。她看了刘姨一眼，没说话，走到院子角落的水龙头那儿接水洗衣服。刘姨赶紧站起来，说秀英姐我来洗，秀英婶摆摆手，说不用，你歇着吧。刘姨站在那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还是坐下了，但再也没说话。
那天我走的时候，陈叔还没回来。刘姨送我到门口，小声说：“有空常来玩。”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两棵桂花树中间，瘦小的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
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刘姨已经在陈叔家干了快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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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毕业留在城里工作，回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总能听到些陈叔家的新鲜事。
先是听说陈叔和刘姨走得近。村里人嘴碎，传什么的都有。有人说看见陈叔和刘姨一起进城，有人说看见他俩在院子里说话说到半夜，还有人说陈叔给刘姨买了金耳环。
秀英婶一开始不信。她跟我妈诉苦，说刘桂香那人看着老实，干活也勤快，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饭菜也做得好吃，她挺满意的。陈建国那老头子，都六十的人了，能有啥花花肠子？
后来她信了。
那是刘姨来陈叔家第三年的冬天。秀英婶去城里闺女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发现家里的床单换了新的，衣柜里多了几件男人的新衣服，厨房里还摆着两副碗筷——一副是陈叔的，一副是刘姨的。
她没吵没闹，当天晚上做了顿饭，把陈叔和刘姨都叫到跟前，说：“陈建国，你想咋样，你给个痛快话。”
陈叔闷着头不说话。刘姨红着眼圈，说秀英姐我对不起你，我这就走。
秀英婶说，你走啥走，你得给我个说法。
刘姨说不出来。陈叔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秀英婶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坐到半夜。我妈去劝她，她拉着我妈的手，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我等了他五年，我等他五年啊田嫂，他咋能这样对我？”
我妈不知道说啥好，只能陪着坐着。
第二天，秀英婶放出话：她不离。死也不离。
陈叔那边也没动静了。刘姨也没走。日子照旧过，只是从那天起，陈叔和刘姨的事，成了村里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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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陈叔起诉离婚的事传遍了整个村。
那是刘姨来陈叔家第十年的事。陈叔去法院起诉，说和秀英婶感情破裂，要求离婚。秀英婶接到传票的那天，站在院子里骂了整整一个下午，骂陈叔没良心，骂刘姨不要脸，骂老天爷不长眼。村里人都去看热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我妈拉她进屋，她不肯，非要站在那儿骂，让全村人都听听陈建国的德行。
法院没判离。
法官说，证据不足，感情尚未完全破裂。陈叔不服，上诉。二审还是没判离。
那段时间陈叔瘦了一大圈，头发全白了，走路都弯着腰。有次我在村口碰见他，他正站在路边发呆，我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反应过来。
“颖颖回来了？”他看着我，眼神空空的，“在城里工作咋样？累不累？”
我说还好。他点点头，没再说话，转身往家走。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突然发现他走路有点瘸，左脚拖着走，在地上划出一道浅浅的痕迹。
后来我妈说，陈叔那两年身体垮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一身病。刘姨天天伺候他，端水送药，比亲闺女还尽心。秀英婶呢？照样该吃吃该喝喝，偶尔骂几句，骂完了该干嘛干嘛。
“你秀英婶说，她恨他，巴不得他早点死。”我妈叹口气，“可她又死活不离，你说这是图啥？”
我说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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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立遗嘱的事，我是去年过年回家才听说的。
那天晚上，我妈在厨房忙活，我坐在灶门口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映得人脸发红。我妈一边炒菜一边跟我絮叨村里的事，说着说着就说到陈叔。
“你陈叔上个月立了遗嘱，要把房子和钱都给刘桂香。”
我愣了一下：“全给？”
“全给。三百平的房子，还有他这些年攒下的钱，听说有四千来万。”
我吸了口气。四千万，在我们那儿是天文数字。
“秀英婶知道吗？”
“能不知道吗？你陈叔专门当着她的面说的。”我妈把菜倒进盘子里，擦了擦手，“说是给刘桂香一个名分，补偿她这十几年。”
“秀英婶咋说？”
“还能咋说？骂呗。骂完了还是不离。”
我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噼里啪啦响着，映得我的脸发烫。我想起刘姨那双温柔的眼睛，想起她站在桂花树下的瘦小身影，想起她送我到门口时的小声叮嘱。十七年了，她在那个家待了十七年，伺候了陈叔十七年，到头来换来的就是一张遗嘱？
“那陈叔现在咋样？”
“不好。”我妈摇摇头，“听说病得厉害，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白线。我盯着那道白线，脑子里一直转着陈叔的事。
他想给刘姨一个名分，可秀英婶不肯离。他立了遗嘱，把一切都给了刘姨，可秀英婶会认吗？不会的，肯定不会的。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刘姨在院子里晾衣服的那个下午，她回头对我笑的样子。那时候她才四十出头，脸上还没什么皱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个刚过门的新媳妇。
十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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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第二次起诉离婚，是去年秋天的事。
那时候他的病已经很重了，瘦得皮包骨头，走路都要人扶。他坐着轮椅去的法院，刘姨推着他，秀英婶跟在后面，三个人一起进了法庭。
这回法院判离了。
法官说，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准予离婚。
秀英婶当场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憋着不出声的哭，眼泪顺着脸往下淌，淌得满脸都是。她看着陈叔，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陈叔坐在轮椅上，低着头，没看她。
刘姨站在一旁，眼圈也红了，但没哭。
从法院出来那天，秀英婶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半个月。我妈去看她，她拉着我妈的手，反反复复就一句话：“我等了他五年，我等了他五年啊田嫂。”
我妈说，你离都离了，还想那些干啥？
她说，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这三个字我妈跟我学的时候，我正端着茶杯喝水。茶杯停在半空中，我突然不知道该喝还是该放。
是啊，不甘心。等了五年，结了婚，生了孩子，伺候了几十年，到头来被一个保姆撬了墙角。换谁谁能甘心？
可陈叔呢？他跟秀英婶过了几十年，不也照样跟刘姨好了十七年？刘姨呢？十七年没名没分，伺候一个病人，图什么？
我喝了口水，把杯子放下。窗外的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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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叔去世的消息，我是昨天才知道的。今天下午，我妈又打来电话，说了法院判决的事。
“判了，房子和钱都归你秀英婶。”
我握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楼下的人流车流，好一会儿没说话。
“刘姨那份遗嘱呢？”
“没用。”我妈说，“法院说，你陈叔立遗嘱的时候，房子和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那一半。可他那一半，按照继承法，也得由配偶、子女、父母继承。你秀英婶是他前妻，但离婚判决下来没几天他就走了，财产还没来得及分割，所以那房子和钱，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刘桂香拿不走。”
我听着我妈的话，脑子里却想起另一件事。
“秀英婶现在咋样？”
“在家呢。我去看过她，她不哭不笑不说话，就坐在堂屋里发呆。”我妈叹了口气，“你说她赢了还是输了？”
我说不知道。我是真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窗外的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来，一盏一盏的，沿着马路延伸到远处。楼下的车流还是那么多，红红的尾灯连成一条线，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
我回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想把今天的工作收个尾。屏幕亮了，我的脸映在黑色的背景上，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表情。我盯着那张脸，突然想起刘姨那天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样子，想起她回头对我笑的样子，想起她说“有空常来玩”时的小声叮嘱。
十七年了。
我给刘姨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很久，她才接。
“喂？”
她的声音哑哑的，像是一夜没睡。
“刘姨，是我，田颖。”
“颖颖啊……”她顿了顿，声音里带了点哭腔，“你知道了？”
“知道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挂了。
“刘姨？”
“我在。”她吸了吸鼻子，“颖颖，你说我是不是傻？十七年，整整十七年，我图啥？”
我不知道说啥好。
“我没图他的钱。”她说，声音低低的，“我真没图他的钱。我就是……我就是可怜他。他一个人，没人疼没人爱的，秀英姐恨他，闺女也不理他，他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一坐就是一下午。我看着他，心里难受。”
“我知道。”我说。
“他跟我说，桂香啊，你对我好，我记着呢。等以后，我让你有个名分。我说我不要名分，我就要你好好活着。他说那不行，我不能让你白跟了我十七年。”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哽住了，“可他还是走了。走了也不让我安生，留那么一张破遗嘱，让我被人笑话。”
“没人笑话你。”我说。
“咋没人笑话？全村人都笑话我。”她哭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们说我是狐狸精，说我图他钱，说他死了我啥也没捞着，活该。颖颖，你说我活该不？”
我说不，你不活该。
她没说话，只是哭。哭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细细的，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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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回了趟村。
村里没什么变化，路还是那条路，房子还是那些房子，只是桂花都谢了，只剩下满树的绿叶在风里摇。
我先去了陈叔家。那栋三百平的白色小楼还是老样子，门口的两棵桂花树还是那么高，只是院门关着，敲了半天没人应。
我又去了刘姨家。她住在邻村，一间不大的平房，门口种着几棵月季，红的粉的，开得正艳。她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看见我来了，愣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
“颖颖？”
“刘姨。”
她瘦了很多，眼睛红肿着，头发也白了大半。她拉着我的手，嘴唇哆嗦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我扶她坐下，自己也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
院子里很静，只有风吹过月季花丛的声音。几只蜜蜂在花丛里嗡嗡嗡地飞，忙忙碌碌的，也不知道在忙啥。
“我没事。”她说，像是跟我说，又像是跟自己说，“我就是不甘心。”
又是这四个字。我不甘心。
我看着她，想起秀英婶也说过同样的话。两个女人，爱着同一个男人，恨着同一个男人，最后都说自己不甘心。
可陈叔呢？他甘心吗？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想过这些吗？
我不知道。
“颖颖，”刘姨突然抓住我的手，“你说我做错了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温柔，只是多了很多很多的红血丝。我想了想，说：“你没做错。”
“那我咋落到这步田地？”
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还是摇摇头：“我不知道。”
她笑了，笑得很苦：“我也不知道。”
那天下午，我在刘姨家坐了很久。她跟我说了很多事，说她和陈叔是怎么好上的，说她这十七年是怎么过的，说陈叔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了啥。
“他说，桂香，我对不起你。”刘姨的眼泪又掉下来，“我说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我好，你把我当人看。他说我对你好应该的，你是我的人。我说那你就好好活着，活着才能对我好。他说不行了，活不成了，你得拿着那张遗嘱，那是我的心意。”
她擦了擦眼泪：“我说我不要。他说你必须拿着，不然我死不瞑目。”
我听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太阳慢慢落下去，天边烧起了晚霞，红彤彤的，像一匹铺开的绸缎。刘姨站起来，说该做饭了，让我留下吃饭。我说不用了，我妈还等着呢。
她送我到门口，还是站在那几棵月季中间，瘦小的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我走出很远，回头看她，她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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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之前，我去看了秀英婶。
她还是住在那个三百平的白色小楼里，只是整个房子空荡荡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她给我开门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来——她瘦了整整一圈，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头发全白了。
“颖颖来了。”她说，声音平平的，像一潭死水。
我跟着她进屋，在堂屋里坐下。屋里收拾得很干净，窗明几净的，就是冷，冷得像冰窖。墙上还挂着陈叔的照片，黑白的，框着黑框，摆在正中间。他看着我，还是那副样子，脸上挂着讨好的笑，眼睛躲闪着，不敢跟人对视。
秀英婶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也盯着那张照片看。看了好一会儿，她突然说：“他走了，我倒想他了。”
我没说话。
“我恨了他十七年，他走了，我倒想他了。”她又说了一遍，像是在跟自己确认什么。
“秀英婶……”
“我知道我傻。”她打断我，“我傻了一辈子，临了临了还是傻。我该离的，我早该离的。我要是早离了，他也不会恨我这么多年，我也不会恨他这么多年。”
她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她没擦，就那么让眼泪流着，流得满脸都是。
“我等了他五年，伺候了他几十年，到头来不如那个保姆。”她看着陈叔的照片，声音抖得厉害，“陈建国，你摸摸你的良心，你对得起我吗？”
照片里的陈叔没说话，只是看着她，脸上挂着那副讨好的笑。
我在秀英婶家坐了一会儿，喝了杯水，就告辞了。她送我到门口，站在那两棵桂花树下，看着我的车开远。我从后视镜里看她，她一直站在那里，瘦小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后视镜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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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城里，天已经黑透了。
我开着车，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里转，不知道该去哪儿。路灯从车窗外掠过，一道一道的，明明灭灭，像时光的碎片。我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刘姨站在月季花丛里的样子，一会儿是秀英婶站在桂花树下的样子，一会儿是陈叔坐在轮椅上低着头的样子。
他们都问我，我做错了吗？我傻不傻？我不甘心，怎么办？
我回答不了。
我停在一个红灯前，看着前面的车流发呆。旁边的车里坐着一对年轻男女，女的靠在男的肩膀上，不知道在说啥，笑得很开心。红灯变绿，他们的车开走了，很快消失在车流里。
我也踩下油门，往家的方向开。
手机响了，是同事发来的微信，问我明天的会议材料准备好了没有。我回了一个“好了”，然后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窗外的月光还是那么亮，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白线，和那天晚上一模一样。
我翻了个身，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开始打字。
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陈叔，秀英婶，刘姨。三个人的十七年。我不知道该说谁对谁错，也不知道该说谁赢谁输。我只是想写下来，写下来，也许就清楚了。
窗外的月亮慢慢移着，月光从地板的这一头移到那一头。我打着字，打着打着，天就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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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刘姨的短信。
她说她离开那个地方了，去了外地儿子那儿。她说她想通了，十七年就是十七年，过去了就过去了。她还说，陈叔留给她的那张遗嘱，她烧了，烧在陈叔的坟前。
“颖颖，”她最后写道，“谢谢你那天来看我。你是个好孩子。”
我拿着手机，看了很久。
窗外是城市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楼群上，一片一片的，像金子似的。楼下的马路上，车流又开始多了起来，人们又开始了一天的奔波。
我把手机放下，打开窗户，让阳光照进来。风吹进来，带着一点点凉意，是秋天的味道。
陈叔走了，秀英婶还住在那个三百平的白色小楼里，刘姨去了外地。三个人的十七年，就这样结束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远处的楼群，突然想起很多年前，刘姨在院子里晾衣服的那个下午。她回头对我笑，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瘦小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她说：“有空常来玩。”
我说好。
可我再也没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