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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老魏的合同到期，他带着我跳槽了。
他联系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业务范围是全球性的，服务的客户从政府官员到跨国企业高管都有。
面试的时候，对方看了看我的履历，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说：“你的战斗经验没问题，但你之前一直在战区，高端安保的经验是零，所以需要从头学起。”
我说：“可以。”
就这样，我离开了那片湿热的丛林，坐上飞机，降落在另一片完全不同的土地上。
这里有高楼大厦，有干净的街道，有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匆匆行走的人群。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上全是老茧和旧伤疤，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老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适应一下就好，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点了点头。
新工作的内容和以前完全不同。
不再是端着枪在丛林里巡逻，而是穿着西装守在酒店走廊里，或者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观察周围的一切动静。
我学会了怎么检查会场的安全漏洞，怎么规划撤离路线，怎么在人群中识别潜在威胁。
我学会了怎么穿西装不打领带才不会显得像保安，怎么在握手的时候不动声色地确认对方袖口里有没有藏武器。
这些技能和打仗不一样，但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消除风险。
我干了两年，升到了小队长的位置，手下管着五六个人，有退役的特种兵，有和我一样从私人军事公司转行过来的。
我不是资历最老的，但交代下去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做，因为我永远会冲在最前面。
这一点是老魏教我的：“你可以对下属严厉，但不能让他们替你去死。”
有一天，老魏把我叫到办公室，扔给我一份档案。
他说：“有个活儿，比较特殊，雇主翻了资料，点名要你。”
“点名要我？为什么？”
“谁知道呢？可能是你简历上那张大头贴拍得还不错吧。”
我翻开档案，第一页是一张照片——
一个年轻的女孩，金发碧眼，五官精致，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颗小虎牙。
她站在一栋古老的建筑前面，阳光洒在她身上，整个人像一幅油画。
我看了看她的名字，又看了看她的背景资料，然后抬头问老魏：“这是谁？”
“客户。”老魏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俄国人，她父亲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商人。说是商人，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明白，档案上没有写得太直白，但“商人”这个词在某些语境下，和“寡头”“黑帮”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任务内容？”
“贴身护卫。为期一年。她最近收到过几次威胁，她父亲担心有人会对她不利。你的工作是保证她活着，其他的一概不用管。”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心里产生了莫名的悸动，笑着合上档案，说：“没问题，我接了。”
三天后，我飞去了那个国家。
这座城市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望出去，看到的是一片金碧辉煌的穹顶和蜿蜒的河道，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碎金一样的光。
整座城市像一座露天博物馆，古老、优雅，带着一种没落贵族式的矜持。
来接我的是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棕发白皮肤，满脸胡子，个子比我高半个头，脖子和脑袋一样粗。
他开车把我送到一栋别墅门口，那栋别墅大得离谱，光是正门的铁艺大门就有三米高，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地方。
车子穿过前花园，停在主楼门前，我拎着一个行李袋下了车，站在台阶下抬头看了一眼。
三层楼，米白色的外墙，落地窗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被人领着穿过玄关和走廊，进了一间书房。
书房很大，一面墙是落地书架，摆满了精装书，另一面墙挂着几幅油画，画的是什么我看不懂。
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灰白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规规矩矩。
他面前摆着一杯红茶，茶碟旁边放着一把银色的手枪，不是摆出来吓人的，就是他随手放在那儿，像是放一支钢笔一样自然。
他身后站着一个穿黑色套裙的女人，看起来像是秘书或助理。
而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孩，金发，碧眼，白皮肤。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头发松松地披在肩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听到有人进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露出小虎牙。
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不对，本人比照片上更好看。
我站在门口，和她对视了一秒，两秒，三秒......
我承认我走神了。
直到那个灰白头发的男人清了清嗓子，我才回过神来，走上前去，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
他叫伊万诺夫，安娜的父亲。
他英语说得不错，带着浓重的口音，但表达很流畅。
他问了我一些常规问题，比如之前的从业经历，做过哪些类型的任务，有没有保护高危目标的经验。
我一一回答，尽量简洁，不夸大也不谦虚。
他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表情看不出满意还是不满意。
而安娜全程坐在沙发上，没有参与对话，但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她捧着那本书，假装在看，但我注意到她翻页的频率明显不正常。
而且她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像是在打量什么有趣的东西。
那种目光让我有些不自在，不是不舒服，是另一种不自在。
我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耳根有点发烫，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卡壳。
我干了这么多年雇佣兵，面对过枪口、刀刃和爆炸，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被她这么看着，我居然有些手足无措。
伊万诺夫问完了问题，合上我的档案，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表态。
这时安娜忽然合上书，坐直了身子，对她父亲说了几句话。
我不精通俄语，但通过那几句“哈拉少”，能猜到她对我应该还是满意的。
几个月后，老魏的合同到期，他带着我跳槽了。
他联系了一家私人安保公司，业务范围是全球性的，服务的客户从政府官员到跨国企业高管都有。
面试的时候，对方看了看我的履历，问了我几个问题，然后说：“你的战斗经验没问题，但你之前一直在战区，高端安保的经验是零，所以需要从头学起。”
我说：“可以。”
就这样，我离开了那片湿热的丛林，坐上飞机，降落在另一片完全不同的土地上。
这里有高楼大厦，有干净的街道，有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匆匆行走的人群。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节上全是老茧和旧伤疤，和这座城市格格不入。
老魏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适应一下就好，都是这么过来的。”
我点了点头。
新工作的内容和以前完全不同。
不再是端着枪在丛林里巡逻，而是穿着西装守在酒店走廊里，或者坐在轿车的驾驶座上，观察周围的一切动静。
我学会了怎么检查会场的安全漏洞，怎么规划撤离路线，怎么在人群中识别潜在威胁。
我学会了怎么穿西装不打领带才不会显得像保安，怎么在握手的时候不动声色地确认对方袖口里有没有藏武器。
这些技能和打仗不一样，但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消除风险。
我干了两年，升到了小队长的位置，手下管着五六个人，有退役的特种兵，有和我一样从私人军事公司转行过来的。
我不是资历最老的，但交代下去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做，因为我永远会冲在最前面。
这一点是老魏教我的：“你可以对下属严厉，但不能让他们替你去死。”
有一天，老魏把我叫到办公室，扔给我一份档案。
他说：“有个活儿，比较特殊，雇主翻了资料，点名要你。”
“点名要我？为什么？”
“谁知道呢？可能是你简历上那张大头贴拍得还不错吧。”
我翻开档案，第一页是一张照片——
一个年轻的女孩，金发碧眼，五官精致，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颗小虎牙。
她站在一栋古老的建筑前面，阳光洒在她身上，整个人像一幅油画。
我看了看她的名字，又看了看她的背景资料，然后抬头问老魏：“这是谁？”
“客户。”老魏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俄国人，她父亲是圣彼得堡的一个商人。说是商人，你应该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明白，档案上没有写得太直白，但“商人”这个词在某些语境下，和“寡头”“黑帮”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任务内容？”
“贴身护卫。为期一年。她最近收到过几次威胁，她父亲担心有人会对她不利。你的工作是保证她活着，其他的一概不用管。”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心里产生了莫名的悸动，笑着合上档案，说：“没问题，我接了。”
三天后，我飞去了那个国家。
这座城市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飞机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望出去，看到的是一片金碧辉煌的穹顶和蜿蜒的河道，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碎金一样的光。
整座城市像一座露天博物馆，古老、优雅，带着一种没落贵族式的矜持。
来接我的是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棕发白皮肤，满脸胡子，个子比我高半个头，脖子和脑袋一样粗。
他开车把我送到一栋别墅门口，那栋别墅大得离谱，光是正门的铁艺大门就有三米高，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住得起的地方。
车子穿过前花园，停在主楼门前，我拎着一个行李袋下了车，站在台阶下抬头看了一眼。
三层楼，米白色的外墙，落地窗反射着午后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我被人领着穿过玄关和走廊，进了一间书房。
书房很大，一面墙是落地书架，摆满了精装书，另一面墙挂着几幅油画，画的是什么我看不懂。
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灰白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穿一件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打得规规矩矩。
他面前摆着一杯红茶，茶碟旁边放着一把银色的手枪，不是摆出来吓人的，就是他随手放在那儿，像是放一支钢笔一样自然。
他身后站着一个穿黑色套裙的女人，看起来像是秘书或助理。
而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女孩，金发，碧眼，白皮肤。
她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针织衫，头发松松地披在肩上，手里捧着一本书，听到有人进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然后笑了，露出小虎牙。
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不对，本人比照片上更好看。
我站在门口，和她对视了一秒，两秒，三秒......
我承认我走神了。
直到那个灰白头发的男人清了清嗓子，我才回过神来，走上前去，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
他叫伊万诺夫，安娜的父亲。
他英语说得不错，带着浓重的口音，但表达很流畅。
他问了我一些常规问题，比如之前的从业经历，做过哪些类型的任务，有没有保护高危目标的经验。
我一一回答，尽量简洁，不夸大也不谦虚。
他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表情看不出满意还是不满意。
而安娜全程坐在沙发上，没有参与对话，但她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她捧着那本书，假装在看，但我注意到她翻页的频率明显不正常。
而且她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像是在打量什么有趣的东西。
那种目光让我有些不自在，不是不舒服，是另一种不自在。
我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耳根有点发烫，说话的时候偶尔会卡壳。
我干了这么多年雇佣兵，面对过枪口、刀刃和爆炸，从来没有紧张过，但被她这么看着，我居然有些手足无措。
伊万诺夫问完了问题，合上我的档案，靠在椅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有表态。
这时安娜忽然合上书，坐直了身子，对她父亲说了几句话。
我不精通俄语，但通过那几句“哈拉少”，能猜到她对我应该还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