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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终于找上门来了。这是宁思浔母亲心里一声轻轻的、复杂的叹息。她虽然不爱说话，平日里显得木讷，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女儿渐渐大了，心思也活了，近来家里的日子莫名好过了许多，时常有些稀罕的吃食、布料，甚至偶尔还能见着点活钱，女儿只说是找了个临时工，帮人做账。可她隐约觉得，这一切恐怕都和眼前这个年轻人，以及那个常来的陈顺有关。如今，这年轻人提着厚礼，正式登门了……
由于没有正式工作，自从丈夫过世后，家里就断了稳定的收入。孤儿寡母，生计艰难。开始时，家里还有些老底子，祖上留下的些许首饰、稍微值点钱的物件，还能典当换些钱粮度日。几年后，能卖的东西也差不多卖完了。她也曾想出去找点零工做，可街道上每每看到她填的表格上那刺眼的“成分”，便只是摇头，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基本是让她们母女自生自灭的状态。
只有陈顺，实在看不过眼，时常会接济一下。可陈顺自家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能给与的帮助实在有限，无非是几个馒头，一点咸菜，或者一点零钱，杯水车薪。
到宁思浔上高二那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连最基本的伙食和学费都成了问题。女儿便偷偷辍了学，跟着陈顺去“做生活”——其实就是去街边蹲守，为那些想在黑市买货却又找不到门路的人“拉纤”，如果牵线成功，便能得到一两块钱的报酬。那是在刀尖上讨生活，提心吊胆。
也就是那个时候，遇到了第一次来沪市、想从黑市买些沪产皮鞋和高档烟酒回江南省打点关系的刘正茂。阴差阳错，宁思浔接上了刘正茂这笔“生意”，而且做成了。一来二去，加上两人年龄相仿，交谈中，刘正茂得知宁思浔只差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却因家境窘迫被迫辍学，又得知宁家和自己家一样成分不好，或许是同病相怜，或许是一丝同情，也或许是少女眼中那倔强而又脆弱的神情触动了他，刘正茂当时便以“预付货款”为名，硬塞给了宁思浔五十块钱。那笔钱，在当时无异于雪中送炭。
后来，机灵的陈顺嗅到了刘正茂身上可能的“货源”气息，便鼓动宁思浔主动去江南省找刘正茂“拉关系”。于是有了宁思浔那趟江南之行，也促成了后来的合作——刘正茂利用与沪市一些厂家的业务关系，以“厂家铺货”或特殊渠道的名义，搞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紧俏货，以接近出厂价的价格发给宁思浔，再由陈顺在沪市黑市进行销售。这生意，让两边都迅速宽裕起来。
当然，宁思浔母亲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具体内幕和风险。她只知道女儿似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临时工作”，每天按时出门“上班”，家里的伙食明显改善，偶尔还能添件新衣，女儿的脸上也多了笑容。但刘正茂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女儿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就是去江南省“玩”，回来时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说是刘同志招待的。自那以后，每逢年节，江南那边总会托人捎来些礼物，有时是糕点，有时是干货，有时甚至是难得一见的糖果、布料。她不傻，心里清楚，这些礼物背后意味着什么。女儿怕是在和这个外地小伙子“谈朋友”了。
“刘同志，你是寻思浔吧？伊上班去了，还朆下班。”宁母低声解释道，语气里带着惯常的小心翼翼。
“伯母，我是专程来看您的。”刘正茂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微笑着说道，语气诚恳。
“阿拉一个老太婆，快入土的人了，有啥看头。”宁母低声说着，走到桌边，看了看那些包装精致的点心盒子，又看了看那对酒和香烟，心里百味杂陈。家里种的白菜，终究是要被人拱了。对于这个可能带走女儿的外地年轻人，她心情复杂，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对外地人天然的隔膜，也有一丝女儿可能终身有靠的欣慰，但此刻，那点因自家“门户”而产生的、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痛快，还是隐隐浮了上来。
“我看您的身子骨是越来越硬朗了，快别说不吉利的话。”刘正茂笑着接话，语气轻松自然，试图缓和有些凝滞的气氛。
宁母没再接这个话茬，转身去拿热水瓶和茶杯。“侬先坐，我帮侬泡杯茶。”客人提着礼物上门，基本的待客礼数她还是懂的，不能失了分寸。
她泡了一杯绿茶，茶叶是最普通的那种，颜色有些陈，但热气蒸腾起来，带着淡淡的茶香。她将茶杯轻轻放在刘正茂面前的桌上，带着歉意说：“阿拉屋里厢没人吃香烟，所以也朆备。”
“伯母，我平时也不抽烟的，只在谈业务、应酬时陪客人抽一支，您不用客气，您也坐吧。”刘正茂忙说。
宁母这才在桌子另一边的矮凳上慢慢坐下。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气氛有些安静得过分。宁母和天下许许多多第一次正式面对女儿“对象”的母亲一样，开始了看似随意、实则步步为营的“盘底”。
她问刘正茂家里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做什么工作，身体可好。问刘正茂的姐姐在什么单位上班，具体做什么工作，待遇如何。问刘正茂本人在大队里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工作忙不忙。语气始终是怯生生的，带着沪市老妇人特有的软糯口音，但问题却一个接一个，细致而具体。
刘正茂都一一照实回答，态度恭谨，语气平和。当宁母得知刘正茂年纪轻轻已是大队主要干部之一，姐姐在省城军工单位也是干部，刘父虽然退了休但有退休金，家庭和睦时，心里是暗暗满意的。这小伙子，有本事，家里条件听着也不错，虽然人在农村，但看来是个有出息的。
但她心里仍有一个大大的疑惑不解：刘家同样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从刘正茂坦然的叙述中，她听出了这点），怎么儿女都能当上干部？尤其是女儿，还能进军工单位当干部？这在她有限的认识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刘正茂是外省人，这点也让她有些遗憾。在不少老沪市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全国除了京都和沪市，其他地方，有一个算一个，多少都带点“乡下”气息。女儿若是嫁到外地去……
然而，转念一想到自家的成分，想到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看尽白眼、艰难度日的境况，宁母那颗因护犊而有些挑剔的心，又慢慢软了下来。思浔能嫁给这样一个年轻有为、有正式工作（大队干部也是干部）、家境尚可、对她也好的小干部，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总比在这沪市，因着成分问题，难寻好人家，或者勉强低嫁要强。女儿每次提起这个刘同志，眼睛里的光亮，她是看得见的。
两人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大约个把钟头。茶续了一次水，颜色已经很淡了。刘正茂看看天色，便主动告知宁母，自己在沪市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两位同事在等自己，明天上午就要返回江南省，请宁母代为转告宁思浔。同时，他也诚恳地表示，欢迎宁母在方便的时候，去江南省走动一下，看看不同的风土人情，到时候由他全程接待安排。
宁母听了，只是默默点头，并没有出言挽留刘正茂吃晚饭的意思——家里也确实没什么像样的饭菜可以招待。她客客气气地感谢刘正茂送来这么多高档的礼物，反复说着“让侬破费了，真是不好意思”，并略带窘迫地表示，自己事先不知道他要来，家里也没准备什么，所以不能回礼，实在过意不去。
两人又站在门口客气地说了几句“留步”、“再见”之类的话，刘正茂便告辞离开了。走出弄堂，天色已近黄昏，弄堂里弥漫着更加浓郁的饭菜香气和煤烟味。刘正茂轻轻舒了口气，母亲交代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至于宁母心里到底怎么想，是否满意，那也不是他能强求的了。礼数到了，心意表达了，剩下的，便看缘分和以后的相处了。
他加快脚步，朝着住处的方向走去。郭明雄和刘子光，大概已经等得有些着急了吧。
回到住处，郭明雄和刘子光正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小布袋，看样子是准备出门。看到刘正茂从弄堂口走来，郭明雄立刻迎上几步，说道：“刘知青，你回来得正好。我们俩都是头一回来沪市，想给家里带点特产回去，你给介绍介绍，看买点啥好？”
刘正茂心里有数。按以往的经验，来沪市出差公干的人，带回去的东西大同小异。最常见的是大白兔奶糖，那是全国闻名的硬通货，大人孩子都喜欢，走亲访友也体面。或者是各种沪市本地的特色糕点，如五香豆、梨膏糖、高桥松饼等。如果手头宽裕，又有点门路关系，那目标就上档次了：牛头牌皮鞋，那皮质、那款式，穿回老家去绝对有面子；上海牌手表，更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还有各种时兴的、质地好的布料，比如的卡、灯芯绒、的确良，带回去给家人做身新衣服，也是极有面子的礼物。
“支书，子光，你们具体想买些什么东西？”刘正茂问，他知道这两人手里都有些余钱。去年樟木大队分红丰厚，郭明雄作为支书自然少不了，刘子光跑供销也是一把好手，收入在大队里也是拔尖的。
刘子光立刻接口，眼里放着光：“我想买几段好料子，给我爹妈、还有我妹妹扯身新衣裳。再买几条好烟，几瓶好酒，回去送人也有面子。对了，大白兔奶糖肯定要买几斤，还有那些有名的糕点，像蝴蝶酥、松花团子什么的，也买点尝尝鲜，给家里老人孩子带些。”他掰着手指头数着，显然在住处已经盘算好了。
郭明雄年初刚结婚，媳妇邢大花又怀了孕，他想得更实际些：“刘知青，我想买点营养品。奶粉、麦乳精，听说对孕妇和小孩都好。另外，也得给我妈带点东西，她年纪大了，你看买点什么合适的？”他顿了顿，又补充道，“烟酒也要一些，回去走动关系用得着。”
刘正茂听完，摇了摇头，实话实说：“支书，子光，你们想的这些东西是好，可问题在于，在沪市，这些紧俏货同样要凭票供应。你们是外地来的，没有本地的票证，去商店柜台，人家根本不会卖给你。除非……”
“除非什么？”刘子光急了，“我难得来一趟沪市，总不能一点东西都不给家里带吧？空着手回去，多没面子！”
“别急，”刘正茂安抚道，“除非找陈顺帮忙。他有门路，能从黑市或者特殊渠道搞到。你们把各自需要的东西，详细列个单子，我晚点去找他，托他想想办法。”
郭明雄和刘子光一听，觉得这法子可行。两人连忙回到屋里，找来纸笔，趴在小桌上，认认真真地把各自想要的东西一项项写下来。郭明雄写得仔细：奶粉两袋、麦乳精两罐、给母亲买块柔软的羊毛围巾或者一件厚实点的棉毛衫，另外还要牡丹牌香烟两条、沪市老酒四瓶。刘子光则写得更多：的卡布料一丈二（蓝色）、灯芯绒布料一丈（藏青色或咖啡色）、大白兔奶糖五斤、蝴蝶酥、松花团子、高桥松饼各两斤，另外还要大前门香烟三条、泸州老窖两瓶。
两人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单子交给刘正茂。刘正茂扫了一眼，点点头：“行，我回头找老陈。不过有些东西可能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得等两天。我让肖长民下次来拉货时，一并带回去给你们。”
解决了这两人采购特产的私人需求，刘正茂开始说正事。他正色道：“支书，子光，沪市这边该办的事，基本都办妥了。但咱们明天不直接回江南。”
“不直接回？”郭明雄疑惑。
“对，”刘正茂解释道，“我们得顺路在杭州停一下。车座厂的徐厂长不是给了几个二级配套厂的地址吗？其中有一家，是生产车座上那种合成革面料的厂子，就在杭州。虽然我的意思是，咱们建配套厂，二级配套尽量在江南省城范围内找，这样运输、沟通都方便。但既然来都来了，杭州又是顺路，去那家人造革厂实地看看，了解一下情况，摸摸底，总归没坏处。以后跟省城那边的厂子谈，心里也有个比较，知道行情和技术标准。”
郭明雄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对行程安排完全没概念，自然是全听刘正茂的。他点头道：“刘知青，你安排行程就是，我们听你的。”
刘子光虽然跑销售有些经验，但对办厂这种涉及技术、设备、采购、管理方方面面的大事，也是头一遭接触，心里正虚着呢，巴不得多跟刘正茂学学。而且，杭州西湖天下闻名，他早就心生向往，能顺路去看看，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也连忙表态：“对对，刘哥，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
“那行，”刘正茂见两人没意见，便拿出小本子，翻看着自己之前记下的火车时刻表，说道，“我们坐明天早上6点20分那趟从沪市开往南方的火车，这趟车经过杭州，大概上午10点多能到。我们抓紧时间，争取上午就把人造革厂那边的事办完。然后，坐下午2点40分从沪市始发、路过杭州的那趟车回江南省城。这趟车正点到杭州是下午6点40分左右。如果人造革厂那边的事办得顺利，我们下午应该能有三四个小时的富余时间，可以去西湖边转一转，看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到底是什么样子。”
听说早上6点20分的火车，意味着明天得起个大早。刘子光还惦记着自己要买的东西，看看天色，现在已经下午六点半多了，沪市的商店估计早就打烊关门了。他不由得有些沮丧：“刘哥，那我们那些东西……”
“放心，交给老陈，他会办妥的，等肖长民带回去。”刘正茂肯定地说，然后看了看天色，“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我们4点钟必须起床，这里离火车站有点远，走过去不现实，而且还要留出买火车票的时间。早上那个点，公交车还没开始运行。我已经跟鲁嫂说好了，让她帮忙叫两辆人力黄包车，送我们去火车站。”
宁思浔每月花四十块钱请来照顾这房子日常的中年妇女叫鲁嫂，就住在附近。当初宁思浔请她，除了需要人打扫卫生，也有“封口”的意思。那时户籍制度严格，这房子平时基本是肖长民、牛炼钢这些外地人隔三差五来住。在本地人眼里，肖长民他们就是“不明身份人士”。如果被隔壁邻居发现并报告给居委会、街道，那以后肖长民他们每次来沪市，想住这里就得先去居委会登记备案，麻烦不说，还可能惹来不必要的盘问。
反正房子日常也需要人打扫看顾，宁思浔干脆就花四十块钱一个月，这在当时绝对算高工资了，精明的东家出十块钱都有大把人抢着干，请了邻居鲁嫂。鲁嫂为了保住这份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不但不会去举报，反而会极力维护住在这里的人。否则，人家不来了，她这份额外收入也就没了。
听说要叫黄包车，郭明雄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当兵出身，在部队还当过小干部，受组织教育多年，骨子里有“反压迫”、“劳动人民最光荣”的深刻烙印。他本能地觉得，让人力车夫拉着自己跑，自己坐着，像是在“压迫”劳动人民，感觉和旧社会的“资本家”、“老爷”一样，浑身不自在。刘正茂提出来了，他不好明确反对，但脸色明显不太好看，犹豫着说：“刘知青，要不……我们再起早点，走路去火车站吧？坐黄包车，感觉……感觉自己和旧社会那些老爷似的，不太好吧？”
刘正茂听了，笑了起来，用略带调侃的口吻解释道：“呵呵，郭支书，你这可理解差了。现在的黄包车，跟公交车一样，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是国家安排的正式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罢了。我们不坐，他们就没活干，可能就完不成任务，拿不到奖金，那才是害了他们。何况我们坐车是付钱的，又不是白坐。现在是新社会了，不是旧社会那人剥削人的样子。咱们花钱坐车，他们凭劳动挣钱，天经地义，不存在谁压迫谁。”
听说要4点就起床，已经够早了，刘子光可不想更早爬起来，还要摸黑走十几里路去火车站。能体验一下坐黄包车的感觉，在他看来也没什么不好，甚至有点新奇。“就是，支书，咱们入乡随俗吧。刘哥熟悉沪市情况，他说要坐车，肯定有道理。早上黑灯瞎火的，万一咱们走岔了路，错过了头班火车，那才真是耽误大事，得不偿失。”
郭明雄想了想，刘子光说得也有道理。出门在外，完成工作任务才是头等大事。在这种细枝末节上，或许不必太过拘泥。他点了点头，算是妥协了：“行，那就按刘知青说的办。”
“时间不早了，咱们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早点回来休息，明天得起大早。”刘正茂说着，招呼两人准备出门。
三人刚走到门口，鲁嫂提着一小篮子青菜从外面回来，看到他们，忙问：“刘同志，侬要出门呀？”
“是啊，鲁嫂，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刘正茂笑着点头。
“那侬要快点去，晚得些小店就打烊啦。”鲁嫂好心地提醒。
“好，我们这就去。对了，鲁嫂，有件事还得麻烦您，”刘正茂想起什么，说道，“明天早上，麻烦您帮我们叫两辆黄包车，送我们去火车站。”
“刘同志，侬太客气了，用不着讲‘麻烦’。早上啥辰光要用车？”鲁嫂听到刘正茂用“您”字，显得很受宠若惊，连忙问。
“我们坐早上6点20的火车，还得留出买票时间，打算4点半左右从这儿出发。”刘正茂回答。
“行，晓得了。阿拉让他们4点半准时在弄堂口等侬。你们快去吃饭吧，去晚了真格要没得吃了。”鲁嫂再次提醒，脸上带着笑。
看着刘正茂三人走远的背影，鲁嫂心里乐开了花。她丈夫就是拉黄包车的！早上上班前接个私活，这钱可是实打实落自己口袋里的。这刘同志，真是会来事！
刘正茂、郭明雄和刘子光边走边聊，刚走出弄堂口，就看见宁思浔和陈顺两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脚步匆匆地从对面跑了过来。
“老陈，思浔，你们这是急急忙忙干嘛去？”刘正茂笑着招呼。
陈顺跑得有点喘，停下脚步，抹了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说道：“哎呀，可算赶上了！听思浔妈妈讲，你们明天就要回去了。我让家里做了几个菜，专程来请你们过去吃顿便饭。怕你们已经吃过了，所以跑来看看。”他说着，指了指宁思浔手里提的东西。
宁思浔也举起手里的网兜和纸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妈让我带过来一点自家做的点心，还有陈叔也买了些东西，说是送给你们路上带着，一点心意。”
陈顺是把刘正茂当财神爷供着的，不但精心准备了送别的礼物，还要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了解沪市风俗的人都知道，只有关系最亲近、最看重的人，才会被请到家里做客，这是一种极高的礼遇。
哎！终于找上门来了。这是宁思浔母亲心里一声轻轻的、复杂的叹息。她虽然不爱说话，平日里显得木讷，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女儿渐渐大了，心思也活了，近来家里的日子莫名好过了许多，时常有些稀罕的吃食、布料，甚至偶尔还能见着点活钱，女儿只说是找了个临时工，帮人做账。可她隐约觉得，这一切恐怕都和眼前这个年轻人，以及那个常来的陈顺有关。如今，这年轻人提着厚礼，正式登门了……
由于没有正式工作，自从丈夫过世后，家里就断了稳定的收入。孤儿寡母，生计艰难。开始时，家里还有些老底子，祖上留下的些许首饰、稍微值点钱的物件，还能典当换些钱粮度日。几年后，能卖的东西也差不多卖完了。她也曾想出去找点零工做，可街道上每每看到她填的表格上那刺眼的“成分”，便只是摇头，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基本是让她们母女自生自灭的状态。
只有陈顺，实在看不过眼，时常会接济一下。可陈顺自家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能给与的帮助实在有限，无非是几个馒头，一点咸菜，或者一点零钱，杯水车薪。
到宁思浔上高二那年，家里实在过不下去了，连最基本的伙食和学费都成了问题。女儿便偷偷辍了学，跟着陈顺去“做生活”——其实就是去街边蹲守，为那些想在黑市买货却又找不到门路的人“拉纤”，如果牵线成功，便能得到一两块钱的报酬。那是在刀尖上讨生活，提心吊胆。
也就是那个时候，遇到了第一次来沪市、想从黑市买些沪产皮鞋和高档烟酒回江南省打点关系的刘正茂。阴差阳错，宁思浔接上了刘正茂这笔“生意”，而且做成了。一来二去，加上两人年龄相仿，交谈中，刘正茂得知宁思浔只差一个学期就高中毕业，却因家境窘迫被迫辍学，又得知宁家和自己家一样成分不好，或许是同病相怜，或许是一丝同情，也或许是少女眼中那倔强而又脆弱的神情触动了他，刘正茂当时便以“预付货款”为名，硬塞给了宁思浔五十块钱。那笔钱，在当时无异于雪中送炭。
后来，机灵的陈顺嗅到了刘正茂身上可能的“货源”气息，便鼓动宁思浔主动去江南省找刘正茂“拉关系”。于是有了宁思浔那趟江南之行，也促成了后来的合作——刘正茂利用与沪市一些厂家的业务关系，以“厂家铺货”或特殊渠道的名义，搞到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紧俏货，以接近出厂价的价格发给宁思浔，再由陈顺在沪市黑市进行销售。这生意，让两边都迅速宽裕起来。
当然，宁思浔母亲并不知道这其中的具体内幕和风险。她只知道女儿似乎找到了一个稳定的“临时工作”，每天按时出门“上班”，家里的伙食明显改善，偶尔还能添件新衣，女儿的脸上也多了笑容。但刘正茂这个人，她是知道的。女儿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就是去江南省“玩”，回来时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说是刘同志招待的。自那以后，每逢年节，江南那边总会托人捎来些礼物，有时是糕点，有时是干货，有时甚至是难得一见的糖果、布料。她不傻，心里清楚，这些礼物背后意味着什么。女儿怕是在和这个外地小伙子“谈朋友”了。
“刘同志，你是寻思浔吧？伊上班去了，还朆下班。”宁母低声解释道，语气里带着惯常的小心翼翼。
“伯母，我是专程来看您的。”刘正茂这点人情世故还是懂的，微笑着说道，语气诚恳。
“阿拉一个老太婆，快入土的人了，有啥看头。”宁母低声说着，走到桌边，看了看那些包装精致的点心盒子，又看了看那对酒和香烟，心里百味杂陈。家里种的白菜，终究是要被人拱了。对于这个可能带走女儿的外地年轻人，她心情复杂，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有对外地人天然的隔膜，也有一丝女儿可能终身有靠的欣慰，但此刻，那点因自家“门户”而产生的、微妙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痛快，还是隐隐浮了上来。
“我看您的身子骨是越来越硬朗了，快别说不吉利的话。”刘正茂笑着接话，语气轻松自然，试图缓和有些凝滞的气氛。
宁母没再接这个话茬，转身去拿热水瓶和茶杯。“侬先坐，我帮侬泡杯茶。”客人提着礼物上门，基本的待客礼数她还是懂的，不能失了分寸。
她泡了一杯绿茶，茶叶是最普通的那种，颜色有些陈，但热气蒸腾起来，带着淡淡的茶香。她将茶杯轻轻放在刘正茂面前的桌上，带着歉意说：“阿拉屋里厢没人吃香烟，所以也朆备。”
“伯母，我平时也不抽烟的，只在谈业务、应酬时陪客人抽一支，您不用客气，您也坐吧。”刘正茂忙说。
宁母这才在桌子另一边的矮凳上慢慢坐下。屋里只剩下两个人，气氛有些安静得过分。宁母和天下许许多多第一次正式面对女儿“对象”的母亲一样，开始了看似随意、实则步步为营的“盘底”。
她问刘正茂家里有几口人，父母是否健在，做什么工作，身体可好。问刘正茂的姐姐在什么单位上班，具体做什么工作，待遇如何。问刘正茂本人在大队里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工作忙不忙。语气始终是怯生生的，带着沪市老妇人特有的软糯口音，但问题却一个接一个，细致而具体。
刘正茂都一一照实回答，态度恭谨，语气平和。当宁母得知刘正茂年纪轻轻已是大队主要干部之一，姐姐在省城军工单位也是干部，刘父虽然退了休但有退休金，家庭和睦时，心里是暗暗满意的。这小伙子，有本事，家里条件听着也不错，虽然人在农村，但看来是个有出息的。
但她心里仍有一个大大的疑惑不解：刘家同样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从刘正茂坦然的叙述中，她听出了这点），怎么儿女都能当上干部？尤其是女儿，还能进军工单位当干部？这在她有限的认识里，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刘正茂是外省人，这点也让她有些遗憾。在不少老沪市人根深蒂固的观念里，全国除了京都和沪市，其他地方，有一个算一个，多少都带点“乡下”气息。女儿若是嫁到外地去……
然而，转念一想到自家的成分，想到这些年母女俩相依为命、看尽白眼、艰难度日的境况，宁母那颗因护犊而有些挑剔的心，又慢慢软了下来。思浔能嫁给这样一个年轻有为、有正式工作（大队干部也是干部）、家境尚可、对她也好的小干部，似乎……也不是不能接受。总比在这沪市，因着成分问题，难寻好人家，或者勉强低嫁要强。女儿每次提起这个刘同志，眼睛里的光亮，她是看得见的。
两人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聊了大约个把钟头。茶续了一次水，颜色已经很淡了。刘正茂看看天色，便主动告知宁母，自己在沪市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两位同事在等自己，明天上午就要返回江南省，请宁母代为转告宁思浔。同时，他也诚恳地表示，欢迎宁母在方便的时候，去江南省走动一下，看看不同的风土人情，到时候由他全程接待安排。
宁母听了，只是默默点头，并没有出言挽留刘正茂吃晚饭的意思——家里也确实没什么像样的饭菜可以招待。她客客气气地感谢刘正茂送来这么多高档的礼物，反复说着“让侬破费了，真是不好意思”，并略带窘迫地表示，自己事先不知道他要来，家里也没准备什么，所以不能回礼，实在过意不去。
两人又站在门口客气地说了几句“留步”、“再见”之类的话，刘正茂便告辞离开了。走出弄堂，天色已近黄昏，弄堂里弥漫着更加浓郁的饭菜香气和煤烟味。刘正茂轻轻舒了口气，母亲交代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至于宁母心里到底怎么想，是否满意，那也不是他能强求的了。礼数到了，心意表达了，剩下的，便看缘分和以后的相处了。
他加快脚步，朝着住处的方向走去。郭明雄和刘子光，大概已经等得有些着急了吧。
回到住处，郭明雄和刘子光正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小布袋，看样子是准备出门。看到刘正茂从弄堂口走来，郭明雄立刻迎上几步，说道：“刘知青，你回来得正好。我们俩都是头一回来沪市，想给家里带点特产回去，你给介绍介绍，看买点啥好？”
刘正茂心里有数。按以往的经验，来沪市出差公干的人，带回去的东西大同小异。最常见的是大白兔奶糖，那是全国闻名的硬通货，大人孩子都喜欢，走亲访友也体面。或者是各种沪市本地的特色糕点，如五香豆、梨膏糖、高桥松饼等。如果手头宽裕，又有点门路关系，那目标就上档次了：牛头牌皮鞋，那皮质、那款式，穿回老家去绝对有面子；上海牌手表，更是身份和实力的象征；还有各种时兴的、质地好的布料，比如的卡、灯芯绒、的确良，带回去给家人做身新衣服，也是极有面子的礼物。
“支书，子光，你们具体想买些什么东西？”刘正茂问，他知道这两人手里都有些余钱。去年樟木大队分红丰厚，郭明雄作为支书自然少不了，刘子光跑供销也是一把好手，收入在大队里也是拔尖的。
刘子光立刻接口，眼里放着光：“我想买几段好料子，给我爹妈、还有我妹妹扯身新衣裳。再买几条好烟，几瓶好酒，回去送人也有面子。对了，大白兔奶糖肯定要买几斤，还有那些有名的糕点，像蝴蝶酥、松花团子什么的，也买点尝尝鲜，给家里老人孩子带些。”他掰着手指头数着，显然在住处已经盘算好了。
郭明雄年初刚结婚，媳妇邢大花又怀了孕，他想得更实际些：“刘知青，我想买点营养品。奶粉、麦乳精，听说对孕妇和小孩都好。另外，也得给我妈带点东西，她年纪大了，你看买点什么合适的？”他顿了顿，又补充道，“烟酒也要一些，回去走动关系用得着。”
刘正茂听完，摇了摇头，实话实说：“支书，子光，你们想的这些东西是好，可问题在于，在沪市，这些紧俏货同样要凭票供应。你们是外地来的，没有本地的票证，去商店柜台，人家根本不会卖给你。除非……”
“除非什么？”刘子光急了，“我难得来一趟沪市，总不能一点东西都不给家里带吧？空着手回去，多没面子！”
“别急，”刘正茂安抚道，“除非找陈顺帮忙。他有门路，能从黑市或者特殊渠道搞到。你们把各自需要的东西，详细列个单子，我晚点去找他，托他想想办法。”
郭明雄和刘子光一听，觉得这法子可行。两人连忙回到屋里，找来纸笔，趴在小桌上，认认真真地把各自想要的东西一项项写下来。郭明雄写得仔细：奶粉两袋、麦乳精两罐、给母亲买块柔软的羊毛围巾或者一件厚实点的棉毛衫，另外还要牡丹牌香烟两条、沪市老酒四瓶。刘子光则写得更多：的卡布料一丈二（蓝色）、灯芯绒布料一丈（藏青色或咖啡色）、大白兔奶糖五斤、蝴蝶酥、松花团子、高桥松饼各两斤，另外还要大前门香烟三条、泸州老窖两瓶。
两人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单子交给刘正茂。刘正茂扫了一眼，点点头：“行，我回头找老陈。不过有些东西可能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得等两天。我让肖长民下次来拉货时，一并带回去给你们。”
解决了这两人采购特产的私人需求，刘正茂开始说正事。他正色道：“支书，子光，沪市这边该办的事，基本都办妥了。但咱们明天不直接回江南。”
“不直接回？”郭明雄疑惑。
“对，”刘正茂解释道，“我们得顺路在杭州停一下。车座厂的徐厂长不是给了几个二级配套厂的地址吗？其中有一家，是生产车座上那种合成革面料的厂子，就在杭州。虽然我的意思是，咱们建配套厂，二级配套尽量在江南省城范围内找，这样运输、沟通都方便。但既然来都来了，杭州又是顺路，去那家人造革厂实地看看，了解一下情况，摸摸底，总归没坏处。以后跟省城那边的厂子谈，心里也有个比较，知道行情和技术标准。”
郭明雄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对行程安排完全没概念，自然是全听刘正茂的。他点头道：“刘知青，你安排行程就是，我们听你的。”
刘子光虽然跑销售有些经验，但对办厂这种涉及技术、设备、采购、管理方方面面的大事，也是头一遭接触，心里正虚着呢，巴不得多跟刘正茂学学。而且，杭州西湖天下闻名，他早就心生向往，能顺路去看看，自然是求之不得。他也连忙表态：“对对，刘哥，你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
“那行，”刘正茂见两人没意见，便拿出小本子，翻看着自己之前记下的火车时刻表，说道，“我们坐明天早上6点20分那趟从沪市开往南方的火车，这趟车经过杭州，大概上午10点多能到。我们抓紧时间，争取上午就把人造革厂那边的事办完。然后，坐下午2点40分从沪市始发、路过杭州的那趟车回江南省城。这趟车正点到杭州是下午6点40分左右。如果人造革厂那边的事办得顺利，我们下午应该能有三四个小时的富余时间，可以去西湖边转一转，看看‘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到底是什么样子。”
听说早上6点20分的火车，意味着明天得起个大早。刘子光还惦记着自己要买的东西，看看天色，现在已经下午六点半多了，沪市的商店估计早就打烊关门了。他不由得有些沮丧：“刘哥，那我们那些东西……”
“放心，交给老陈，他会办妥的，等肖长民带回去。”刘正茂肯定地说，然后看了看天色，“时间不早了，明天还要早起。我们4点钟必须起床，这里离火车站有点远，走过去不现实，而且还要留出买火车票的时间。早上那个点，公交车还没开始运行。我已经跟鲁嫂说好了，让她帮忙叫两辆人力黄包车，送我们去火车站。”
宁思浔每月花四十块钱请来照顾这房子日常的中年妇女叫鲁嫂，就住在附近。当初宁思浔请她，除了需要人打扫卫生，也有“封口”的意思。那时户籍制度严格，这房子平时基本是肖长民、牛炼钢这些外地人隔三差五来住。在本地人眼里，肖长民他们就是“不明身份人士”。如果被隔壁邻居发现并报告给居委会、街道，那以后肖长民他们每次来沪市，想住这里就得先去居委会登记备案，麻烦不说，还可能惹来不必要的盘问。
反正房子日常也需要人打扫看顾，宁思浔干脆就花四十块钱一个月，这在当时绝对算高工资了，精明的东家出十块钱都有大把人抢着干，请了邻居鲁嫂。鲁嫂为了保住这份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不但不会去举报，反而会极力维护住在这里的人。否则，人家不来了，她这份额外收入也就没了。
听说要叫黄包车，郭明雄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他当兵出身，在部队还当过小干部，受组织教育多年，骨子里有“反压迫”、“劳动人民最光荣”的深刻烙印。他本能地觉得，让人力车夫拉着自己跑，自己坐着，像是在“压迫”劳动人民，感觉和旧社会的“资本家”、“老爷”一样，浑身不自在。刘正茂提出来了，他不好明确反对，但脸色明显不太好看，犹豫着说：“刘知青，要不……我们再起早点，走路去火车站吧？坐黄包车，感觉……感觉自己和旧社会那些老爷似的，不太好吧？”
刘正茂听了，笑了起来，用略带调侃的口吻解释道：“呵呵，郭支书，你这可理解差了。现在的黄包车，跟公交车一样，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是国家安排的正式工作，也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罢了。我们不坐，他们就没活干，可能就完不成任务，拿不到奖金，那才是害了他们。何况我们坐车是付钱的，又不是白坐。现在是新社会了，不是旧社会那人剥削人的样子。咱们花钱坐车，他们凭劳动挣钱，天经地义，不存在谁压迫谁。”
听说要4点就起床，已经够早了，刘子光可不想更早爬起来，还要摸黑走十几里路去火车站。能体验一下坐黄包车的感觉，在他看来也没什么不好，甚至有点新奇。“就是，支书，咱们入乡随俗吧。刘哥熟悉沪市情况，他说要坐车，肯定有道理。早上黑灯瞎火的，万一咱们走岔了路，错过了头班火车，那才真是耽误大事，得不偿失。”
郭明雄想了想，刘子光说得也有道理。出门在外，完成工作任务才是头等大事。在这种细枝末节上，或许不必太过拘泥。他点了点头，算是妥协了：“行，那就按刘知青说的办。”
“时间不早了，咱们就在附近随便找个地方吃点东西，然后早点回来休息，明天得起大早。”刘正茂说着，招呼两人准备出门。
三人刚走到门口，鲁嫂提着一小篮子青菜从外面回来，看到他们，忙问：“刘同志，侬要出门呀？”
“是啊，鲁嫂，我们出去找点吃的。”刘正茂笑着点头。
“那侬要快点去，晚得些小店就打烊啦。”鲁嫂好心地提醒。
“好，我们这就去。对了，鲁嫂，有件事还得麻烦您，”刘正茂想起什么，说道，“明天早上，麻烦您帮我们叫两辆黄包车，送我们去火车站。”
“刘同志，侬太客气了，用不着讲‘麻烦’。早上啥辰光要用车？”鲁嫂听到刘正茂用“您”字，显得很受宠若惊，连忙问。
“我们坐早上6点20的火车，还得留出买票时间，打算4点半左右从这儿出发。”刘正茂回答。
“行，晓得了。阿拉让他们4点半准时在弄堂口等侬。你们快去吃饭吧，去晚了真格要没得吃了。”鲁嫂再次提醒，脸上带着笑。
看着刘正茂三人走远的背影，鲁嫂心里乐开了花。她丈夫就是拉黄包车的！早上上班前接个私活，这钱可是实打实落自己口袋里的。这刘同志，真是会来事！
刘正茂、郭明雄和刘子光边走边聊，刚走出弄堂口，就看见宁思浔和陈顺两人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脚步匆匆地从对面跑了过来。
“老陈，思浔，你们这是急急忙忙干嘛去？”刘正茂笑着招呼。
陈顺跑得有点喘，停下脚步，抹了把额头上并不存在的汗，说道：“哎呀，可算赶上了！听思浔妈妈讲，你们明天就要回去了。我让家里做了几个菜，专程来请你们过去吃顿便饭。怕你们已经吃过了，所以跑来看看。”他说着，指了指宁思浔手里提的东西。
宁思浔也举起手里的网兜和纸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我妈让我带过来一点自家做的点心，还有陈叔也买了些东西，说是送给你们路上带着，一点心意。”
陈顺是把刘正茂当财神爷供着的，不但精心准备了送别的礼物，还要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了解沪市风俗的人都知道，只有关系最亲近、最看重的人，才会被请到家里做客，这是一种极高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