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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伍建钢斩钉截铁的指认，一边是五名证人一致否认，一比五的证词对立，让案情瞬间变得扑朔迷离。
侦查工作讲究证据确凿，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面对悬殊的证人证词，专案组无法仅凭伍建钢一人的指认定罪。
经过慎重研究，公安机关决定，暂时没有足够证据支撑，先行解除对杨国华的传唤，让其回家等候调查。
杨国华被放走了，可案件的侦查工作没有停止。
这起银行抢劫案震动了整个厂区，专案组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组，开启了大规模的走访排查工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侦查员们走遍了厂区、家属院、周边社区，先后走访座谈了两千多名群众，不放过任何一条蛛丝马迹。
期间，有十九名群众向专案组提供了可疑人员线索，可众人的描述五花八门，互相矛盾。
光是嫌犯的衣着，就出现了多个版本：有人说穿白背心，有人说穿红背心，有人说穿米色短裤，还有人说穿草绿长裤，没有统一的说法。
更关键的是，多名熟悉杨国华的亲友、同事纷纷作证：杨国华平日里的穿衣风格很固定，大家从来没见过他穿白背心，案发当天，也没有人看到他穿过白背心。
专案组翻阅了杨国华的全部档案，走访了他的亲友、同事、领导，查遍了他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劣迹。
从作案动机、因果关系分析，杨国华似乎并没有铤而走险抢劫巨款的理由。
围绕杨国华是否是真凶的问题，专案组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有人认为伍建钢记忆出错，杨国华是无辜的；有人则认为，不能轻易放弃这条线索，案情或许另有隐情。
二、惊天反转：嫌犯突然发疯，指证者身陷舆论漩涡
就在案情陷入停滞，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了。
杨国华的妻子慌慌张张地跑到专案组，哭哭啼啼地报案：“警察同志，杨国华他疯了！他在家里又哭又闹，一会儿说要杀了我和孩子，一会儿又喊着要自杀，整天不睡觉，在外面四处游荡，跟丢了魂一样！”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厂区里炸开了锅。
消息很快传到了伍建钢的家里。伍建钢的父母听闻后，吓得寝食难安。
八十年代，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此前曾发生过多起犯罪分子报复证人的恶性案件。
老两口连连埋怨儿子：“你说你多管闲事干什么！现在把人逼疯了，万一他家人报复你，我们一家人怎么过！”
就连和伍建钢正在热恋的女朋友，也整日忧心忡忡，哭着劝他：
“你要是认错了人，毁了别人一辈子，到时候出了事，我们怎么承担得起啊！你别再管这个案子了！”
与此同时，厂区里的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
不明真相的群众议论纷纷，矛头直指伍建钢：
“就是那个伍建钢，乱指认人，把人家好好的工人逼疯了！”“抢案没破，先逼疯一个人，这不是害人吗？”
还有知情的职工悄悄提醒伍建钢：“你别傻了，厂保卫科科长是杨国华的姻伯，人家是亲戚。
你这么死咬着他，万一以后人家给你穿小鞋，暗中报复你，你在厂里还怎么待下去？”
家人的劝阻、旁人的非议、职场的威胁、舆论的指责，四面八方的压力，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伍建钢喘不过气。
他也曾有过片刻的动摇，反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看错了？是不是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可每当他想起两名女营业员绝望的眼神，想起那笔属于全厂职工的八千多元血汗钱，他的心就重新坚定起来。
那段时间，伍建钢走在路上会走神，躺在床上会反复回想，吃饭时都会盯着空气发呆。
他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回放案发瞬间的画面：男子的身形、走路的姿势、侧脸的轮廓、逃跑时的眼神……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无比。
想来想去，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没有看错，那个人，就是杨国华！
这份坚持，很快就等来了转机。
这天上午，伍建钢路过重纺二厂邮局门前，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发动机轰鸣声。他抬头一看，骑车的人正是杨国华！
伍建钢立刻停下脚步，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只见杨国华神态自若，动作娴熟地操控着摩托车，眼神清明，言行举止正常无比，哪里有半分疯癫的样子？
伍建钢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杨国华根本没疯，他是在装疯卖傻，故意演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他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飞奔到厂保卫科，向专案组紧急汇报：
“同志，杨国华是装疯！我刚才亲眼看到他骑摩托车，清醒得很，他是在骗我们！”
可当专案组的侦查员火速赶到现场核实情况时，杨国华仿佛提前预知了一般，立刻换上了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胡言乱语，行为怪异，再次伪装成了精神病人。
此后，杨国华的“疯病”愈演愈烈，表演得越来越逼真。
他整日疯言疯语，在家属院里大吵大闹，甚至做出了一系列极端恶心的举动：
脱光身上的衣服，把脚伸进臭气熏天的粪桶里，用手抓着粪便往别人身上抹。
他一会儿哭喊着有穿高跟鞋的人要抓他、害他，一会儿又故意对着旁人念叨：“抢钱的案子是我干的，钱我扔在某个地方了……”
可每当专案组根据他的“供述”去寻找赃款时，却总是一无所获。
他用这种真真假假、颠三倒四的手段，故意混淆视听，给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也让更多人相信，他是真的被逼疯了。
迫于家属的反复诉求，厂里无奈将杨国华送往歌乐山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嫌疑人已经疯了，案件恐怕要就此成为悬案。
唯独伍建钢，始终没有动摇。
他平日里工作繁忙，却始终牵挂着案件的进展。
他一次次找到专案组，找到市、区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反复强调自己的证词：
“不管杨国华是真疯还是假疯，我以人格担保，那天抢劫逃跑的人，就是他！我愿意为我的话负全部责任！”
专案组的侦查员们，也从未放弃。
他们清楚，这起案件难度极大：作案时间极短，现场没有遗留任何物证，两名受害人只看到了嫌犯的背影，被抢走的现金是营业款，没有任何记号，无从追查。
想要破案，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群众，依靠目击者的证词，一点点撕开谎言的伪装。
而伍建钢这份坚定不移的指认，成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对杨国华及其亲属、社交关系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秘密监控与甄别。
同时，为了确保辨认结果的准确性，特意安排伍建钢、何志明等关键证人暂时脱产，配合公安人员开展大范围的社会调查与蹲守辨认。
……
（待续）
一边是伍建钢斩钉截铁的指认，一边是五名证人一致否认，一比五的证词对立，让案情瞬间变得扑朔迷离。
侦查工作讲究证据确凿，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面对悬殊的证人证词，专案组无法仅凭伍建钢一人的指认定罪。
经过慎重研究，公安机关决定，暂时没有足够证据支撑，先行解除对杨国华的传唤，让其回家等候调查。
杨国华被放走了，可案件的侦查工作没有停止。
这起银行抢劫案震动了整个厂区，专案组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组，开启了大规模的走访排查工作。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侦查员们走遍了厂区、家属院、周边社区，先后走访座谈了两千多名群众，不放过任何一条蛛丝马迹。
期间，有十九名群众向专案组提供了可疑人员线索，可众人的描述五花八门，互相矛盾。
光是嫌犯的衣着，就出现了多个版本：有人说穿白背心，有人说穿红背心，有人说穿米色短裤，还有人说穿草绿长裤，没有统一的说法。
更关键的是，多名熟悉杨国华的亲友、同事纷纷作证：杨国华平日里的穿衣风格很固定，大家从来没见过他穿白背心，案发当天，也没有人看到他穿过白背心。
专案组翻阅了杨国华的全部档案，走访了他的亲友、同事、领导，查遍了他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他有任何违法犯罪的前科劣迹。
从作案动机、因果关系分析，杨国华似乎并没有铤而走险抢劫巨款的理由。
围绕杨国华是否是真凶的问题，专案组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有人认为伍建钢记忆出错，杨国华是无辜的；有人则认为，不能轻易放弃这条线索，案情或许另有隐情。
二、惊天反转：嫌犯突然发疯，指证者身陷舆论漩涡
就在案情陷入停滞，所有人都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了。
杨国华的妻子慌慌张张地跑到专案组，哭哭啼啼地报案：“警察同志，杨国华他疯了！他在家里又哭又闹，一会儿说要杀了我和孩子，一会儿又喊着要自杀，整天不睡觉，在外面四处游荡，跟丢了魂一样！”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厂区里炸开了锅。
消息很快传到了伍建钢的家里。伍建钢的父母听闻后，吓得寝食难安。
八十年代，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此前曾发生过多起犯罪分子报复证人的恶性案件。
老两口连连埋怨儿子：“你说你多管闲事干什么！现在把人逼疯了，万一他家人报复你，我们一家人怎么过！”
就连和伍建钢正在热恋的女朋友，也整日忧心忡忡，哭着劝他：
“你要是认错了人，毁了别人一辈子，到时候出了事，我们怎么承担得起啊！你别再管这个案子了！”
与此同时，厂区里的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
不明真相的群众议论纷纷，矛头直指伍建钢：
“就是那个伍建钢，乱指认人，把人家好好的工人逼疯了！”“抢案没破，先逼疯一个人，这不是害人吗？”
还有知情的职工悄悄提醒伍建钢：“你别傻了，厂保卫科科长是杨国华的姻伯，人家是亲戚。
你这么死咬着他，万一以后人家给你穿小鞋，暗中报复你，你在厂里还怎么待下去？”
家人的劝阻、旁人的非议、职场的威胁、舆论的指责，四面八方的压力，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伍建钢喘不过气。
他也曾有过片刻的动摇，反复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看错了？是不是自己的记忆出现了偏差？
可每当他想起两名女营业员绝望的眼神，想起那笔属于全厂职工的八千多元血汗钱，他的心就重新坚定起来。
那段时间，伍建钢走在路上会走神，躺在床上会反复回想，吃饭时都会盯着空气发呆。
他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回放案发瞬间的画面：男子的身形、走路的姿势、侧脸的轮廓、逃跑时的眼神……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无比。
想来想去，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没有看错，那个人，就是杨国华！
这份坚持，很快就等来了转机。
这天上午，伍建钢路过重纺二厂邮局门前，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发动机轰鸣声。他抬头一看，骑车的人正是杨国华！
伍建钢立刻停下脚步，不动声色地仔细观察。只见杨国华神态自若，动作娴熟地操控着摩托车，眼神清明，言行举止正常无比，哪里有半分疯癫的样子？
伍建钢心里咯噔一下，瞬间明白了——杨国华根本没疯，他是在装疯卖傻，故意演戏，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他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飞奔到厂保卫科，向专案组紧急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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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杨国华的“疯病”愈演愈烈，表演得越来越逼真。
他整日疯言疯语，在家属院里大吵大闹，甚至做出了一系列极端恶心的举动：
脱光身上的衣服，把脚伸进臭气熏天的粪桶里，用手抓着粪便往别人身上抹。
他一会儿哭喊着有穿高跟鞋的人要抓他、害他，一会儿又故意对着旁人念叨：“抢钱的案子是我干的，钱我扔在某个地方了……”
可每当专案组根据他的“供述”去寻找赃款时，却总是一无所获。
他用这种真真假假、颠三倒四的手段，故意混淆视听，给专案组的侦查工作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也让更多人相信，他是真的被逼疯了。
迫于家属的反复诉求，厂里无奈将杨国华送往歌乐山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所有人都以为，这个嫌疑人已经疯了，案件恐怕要就此成为悬案。
唯独伍建钢，始终没有动摇。
他平日里工作繁忙，却始终牵挂着案件的进展。
他一次次找到专案组，找到市、区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反复强调自己的证词：
“不管杨国华是真疯还是假疯，我以人格担保，那天抢劫逃跑的人，就是他！我愿意为我的话负全部责任！”
专案组的侦查员们，也从未放弃。
他们清楚，这起案件难度极大：作案时间极短，现场没有遗留任何物证，两名受害人只看到了嫌犯的背影，被抢走的现金是营业款，没有任何记号，无从追查。
想要破案，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群众，依靠目击者的证词，一点点撕开谎言的伪装。
而伍建钢这份坚定不移的指认，成了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
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对杨国华及其亲属、社交关系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秘密监控与甄别。
同时，为了确保辨认结果的准确性，特意安排伍建钢、何志明等关键证人暂时脱产，配合公安人员开展大范围的社会调查与蹲守辨认。
……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