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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要员守在电台前，耳机紧紧扣在耳朵上，手指搭在旋钮边，一遍又一遍地微调着频率。
电流的嗡嗡声在寂静的夜幕中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单调，绵长，偶尔夹杂着几声遥远的、分辨不清的嘀嗒。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呼叫红十八军了。
从出发到现在，每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架设天线、调试电台、呼叫主力。每次都是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呼号，同样的等待，同样的沉默。但他没有放弃，也不敢放弃。
此时的红十八军已经抵达湘东以北，开始露营，部队散在湘东丘陵的几道山沟里，战士们裹着军被，靠着背包和树干闭眼睡觉。
山沟里只有风穿过灌木丛的沙沙声，和远处夜鸟偶尔发出一两声啼鸣。
军部设在一座被遗弃的土地庙里，庙不大，供桌被抬到墙角，地上铺了一层稻草，电台架在供桌上，天线从破窗格里伸出去，斜斜地指向黑沉沉的夜空。
机要员的手指停在旋钮上，忽然愣了一下。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弱，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隔着千山万水，穿过层层叠叠的夜幕，
在电流的洪流中挣扎着、飘摇着，时断时续，几乎要被淹没。但他的耳朵捕捉到了——那个节奏，那个频率，那个指法，和他印象中的指法一样。他猛地坐直了身体，双手按住耳机，眼睛瞪得老大，像是怕那个声音会突然消失一样。那是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发报手法——稳健，利落，点划分明，每一个间隔都精准得像节拍器敲出来的。
他太熟悉了，他以前跟这个手法打过无数次交道，他顾不上去擦额头上突然冒出的汗珠，手指落在电键上，迫不及待地敲出了回复。嘀嗒声急促而清脆。
译电员接过抄报纸，笔尖在纸面上飞快地划动，把那一串串数字还原成文字。他的手微微发抖，终于找到后侯进如部的激动，像一壶烧开的水，蒸汽顶着壶盖，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他把电文从头到尾默读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猛地站起身，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大步朝蒋现云走去。
“军长！找到了！侯参谋长来电！”
蒋现云正蹲在土地庙门口的一截断墙后面，借着最后一点天光看地图。他的手指沿着一条标注着红蓝箭头的路线缓缓移动，从水江出发，向西，再向南，每移动一寸，都要在地名和等高线之间反复确认好几次。
他的动作顿住了，手指停在地图上，像是被什么东西按住了，动不了，也抬不起来。
然后他便看到了译电员那张憋得通红的脸，当即上前接过电文，没有说话，从译电员手里快速的那过来，目光在纸面上快速移动，速度不快，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眼睛。
林锐生靠在墙边，正闭着眼睛假寐。他听到“侯参谋长”三个字的时候，眼睛猛地睁开了。
林锐生但顾不上侧胸的疼痛，一只手按着胸，另一只手撑着墙壁，硬撑着站了起来，动作有些笨拙，甚至有些狼狈，但每一步都迈得很急。
他从蒋现云手里拿过电文，凑近油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目光从纸面上扫过去的时候，那双一向沉稳的、看不出波澜的眼睛里，有了一层薄薄的水光。
“赶快询问他们的情况。”林锐生的声音有些发紧。
他把电文递还给蒋现云之后，直接站在了机要员的旁边看着机要员发报
机要员的手指再次落下，敲出一串急促的问号。你们在哪里？多少人？伤亡如何？弹药够不够？伤员多不多？能不能行动？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发出去。
侯进如守在电台前，机要员耳机压得紧紧的，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微弱的信号。
当红十八军的回电切入他的波段时，他的手指在电键上停了一瞬，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然后迅速落在电键上，开始回电。
蒋现云此时内心从图为出来之后，一路走来，多少天了？他记不清了。每一天都在等，等消息，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联络。每一天都在盼，盼他们突围出去，盼他们伤亡不大。每一天都在怕，怕他们全部牺牲，怕他们找不到主力的位置。现在，终于联系上了，心口憋了太久之后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双方互相通报了位置。侯进如说他在浏阳河高坪附近，部队三百余人，有伤员，有机关干部，有从各个方向突围出来的零散人员。弹药不多，粮食也快吃完了。
蒋现云说主力已与红十六师会合，正从水江向西转移，准备经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双方的位置在地图上被快速标注出来，两支部队之间隔着上栗县、湘东区和几道蜿蜒的河谷。距离不算远，但中间有敌军的防区，有保安团的关卡，有地方民团的哨所。路不好走，但可以走。
经过双方商量，侯进如率领部队在主力的路线上等待。红十八军继续按计划向西转移，侯进如部从南面插过来，在预定的会合点汇合。会合点选在黄丰桥镇——一座不起眼的小集镇，夹在两道丘陵之间。
部队穿过上栗县，进抵至湘东。上栗是萍乡北面的门户，敌军在这里驻扎了一个保安团，但保安团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县城和公路沿线，对山区疏于防范。红十八军和红十六师从山间小道绕过了上栗县城，昼伏夜行，遇村不扰，遇敌则避，悄然无声地穿过了敌军的防区。
湘东是萍乡的一个区镇，地处湘赣交界，是敌军防区之间的空隙地带，两边的敌军都以为对方会管，结果谁也没有认真管。部队从湘东越过公路的时候，路上连一辆汽车都没有，只有几个赶路的百姓，看到队伍就远远地躲开了。
黄丰桥镇，侯进如终于和蒋现云等人会合了。
侯进如带着三百多人从南面的山道上走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军装破得不成样子，袖口和领口磨得发白，露出了里面发黄的棉絮。
他瘦了，黑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下巴上全是青灰色的胡茬，几天没有刮了，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盏灯，在黑暗中亮着，照着身后的三百多人。
他的身后，三百多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伤痕累累的战士，稀稀拉拉地散在山道上，有拄着树枝的，有被两个人架着的，有躺在担架上由四个人抬着的，有人走着走着就蹲下来喘几口气，然后站起来继续走。
蒋现云和林锐生站在石拱桥的这一头，侯进如从桥头走过来，站在他们旁边，三个人围成一圈。
红十八军，终于完整了。
而此时，南昌行营里的顾祝同，才刚刚搞清楚红十八军和红十六师的进军方向。
他的参谋们在地图上忙了好几天，把从萍乡、宜春、新余一线搜集来的情报汇总、比对、分析，排除了十几个错误的猜测，否定了七八个不靠谱的判断，终于确认了一点：共匪不在他的防区里了。
那条红线穿过湘东，越过湘赣边界，一路向西，进了湘省的地盘。顾祝同坐在办公桌前，手里端着那杯刚沏好的龙井，盯着地图上那条已经画好的红线，看了足足半分钟。他的目光从红线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又从另一端移回来，反复好几次，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然后他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不由地松了一口气，他是一点也不想给刘峙搽屁股。打赢了没功劳，打输了还得被罚。
共匪不在他的防区了，进了湘省，那就是湘省的事，是何健的事，是长沙绥靖公署的事，跟他顾祝同没有关系了。他不需要再派部队去追击，不需要再调整防线，不需要再为这帮共匪耗费心思了。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喝他的龙井，批他的公文，管他的南昌行营。
共匪从湘省走，是湘省的事。共匪在湘省打，是湘省的仗。共匪在湘省闹出什么动静，是湘省的问题。他不需要去操心，也不想去操心，更不应该去操心。他把茶杯端起来，吹了吹浮沫，慢慢抿了一口。茶汤入口温润，豆香浓郁，回甘绵长。
“传令前线。”他对身边的参谋说，声音不大，但语气轻快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共匪已窜入湘境，不在我防区之内。各部队原地待命，不予追击。只要共匪不从我的防区过，就不予理会。”
参谋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顾祝同把茶杯放回桌上，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翻开来，开始批阅。那是一份关于赣南地区粮政的报告，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他没有再看地图一眼。那道红线已经画完了，不需要再看了。
就在顾祝同放下茶杯、拿起粮政报告的那一刻，红十八军的队伍正沿着湘东的山间小道快步前行。
部队一路有惊无险地从湘省越过边界线，进入到湘赣苏区。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战斗，没有出现严重的伤亡，没有被敌人咬住不放。沿途遇到过几股小规模的地方武装，远远地放了几枪就跑了；遭遇过一两个保安团的巡逻队，双方交火十几分钟，敌军就被击溃了；也碰到过几次民团的袭扰，但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威胁。
最大的威胁反倒不是敌人，是路。山路太难走了，有些路段根本不能叫路，只能叫“有人走过的地方”。驮炮的骡子摔死了好几匹，由于全军只剩下一门炮了，战士们发了狠就地把炮拆开，扛在肩上走。抬担架的战士肩膀磨破了，换一批人接着抬。
终于在红十六师的带领下，部队进入了苏区。脚下的土地从白区的变成了苏区，路边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田里有劳作的老乡，看到队伍经过，有人直起腰来张望，认出了红旗，便远远地招手。
部队在莲花地区休整了三天。三天里，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补了鞋子，吃了热乎饭。卫生员给伤员们重新清洗伤口换药，苏区的老乡们送来了鸡蛋、蔬菜和草药，帮着照顾伤病员。
有人靠在墙根下晒太阳，有人坐在门槛上写信，有人蹲在院子里擦枪，把枪管擦得锃亮。
这是从鄂南突围以来，部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整。没有行军，没有战斗，没有敌情，只有阳光、米饭和难得的安宁。
三天后，部队又前往了永新。永新是湘赣苏区的中心县城，红六军的军部和湘赣省委都在这里。
街道是青石板铺的，两旁的店铺挂着木招牌，卖布的、卖盐的、卖杂货的，一家挨着一家，虽然物资并不充裕，但那股子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让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士们感到一阵阵恍惚。
部队在永新正式进行了休整，清点人数，补充弹药，调整建制。红十八军从鄂南突围时的数千人，如今只剩下了三千多人。
那些消失的番号，那些空着的铺位，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面孔，但没有人哭，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在默默地整理装备，默默地擦拭武器，默默地准备着下一场战斗。
在这里，他们联系上了还在转战的周亦云。电台的嘀嗒声在永新的上空响起，电波越过湘赣边界，越过赣江，越过敌军层层叠叠的防区，落向周亦云所在的方向。
当得知红十八军已经突围成功、进入湘赣苏区休整时，周亦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武汉那边他总算可以放下了——不是不再牵挂。
当中央得知红十八军已经到达永新的消息时，虽然之前已经从红十八军和红六军的联名电报中了解了情况，但中央还是从中央苏区派遣了人员来到湘赣苏区。
来人是总政治部的干部，三十出头，瘦高个，他带来了中央的慰问电，带来了红军的报刊和文件，也带来了下一步的行动指示。
机要员守在电台前，耳机紧紧扣在耳朵上，手指搭在旋钮边，一遍又一遍地微调着频率。
电流的嗡嗡声在寂静的夜幕中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单调，绵长，偶尔夹杂着几声遥远的、分辨不清的嘀嗒。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呼叫红十八军了。
从出发到现在，每到宿营地，第一件事就是架设天线、调试电台、呼叫主力。每次都是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呼号，同样的等待，同样的沉默。但他没有放弃，也不敢放弃。
此时的红十八军已经抵达湘东以北，开始露营，部队散在湘东丘陵的几道山沟里，战士们裹着军被，靠着背包和树干闭眼睡觉。
山沟里只有风穿过灌木丛的沙沙声，和远处夜鸟偶尔发出一两声啼鸣。
军部设在一座被遗弃的土地庙里，庙不大，供桌被抬到墙角，地上铺了一层稻草，电台架在供桌上，天线从破窗格里伸出去，斜斜地指向黑沉沉的夜空。
机要员的手指停在旋钮上，忽然愣了一下。他听到了一个声音，很弱，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隔着千山万水，穿过层层叠叠的夜幕，
在电流的洪流中挣扎着、飘摇着，时断时续，几乎要被淹没。但他的耳朵捕捉到了——那个节奏，那个频率，那个指法，和他印象中的指法一样。他猛地坐直了身体，双手按住耳机，眼睛瞪得老大，像是怕那个声音会突然消失一样。那是一个他无比熟悉的发报手法——稳健，利落，点划分明，每一个间隔都精准得像节拍器敲出来的。
他太熟悉了，他以前跟这个手法打过无数次交道，他顾不上去擦额头上突然冒出的汗珠，手指落在电键上，迫不及待地敲出了回复。嘀嗒声急促而清脆。
译电员接过抄报纸，笔尖在纸面上飞快地划动，把那一串串数字还原成文字。他的手微微发抖，终于找到后侯进如部的激动，像一壶烧开的水，蒸汽顶着壶盖，咕嘟咕嘟地往外冒。他把电文从头到尾默读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猛地站起身，攥着那张薄薄的纸，大步朝蒋现云走去。
“军长！找到了！侯参谋长来电！”
蒋现云正蹲在土地庙门口的一截断墙后面，借着最后一点天光看地图。他的手指沿着一条标注着红蓝箭头的路线缓缓移动，从水江出发，向西，再向南，每移动一寸，都要在地名和等高线之间反复确认好几次。
他的动作顿住了，手指停在地图上，像是被什么东西按住了，动不了，也抬不起来。
然后他便看到了译电员那张憋得通红的脸，当即上前接过电文，没有说话，从译电员手里快速的那过来，目光在纸面上快速移动，速度不快，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他的眼睛。
林锐生靠在墙边，正闭着眼睛假寐。他听到“侯参谋长”三个字的时候，眼睛猛地睁开了。
林锐生但顾不上侧胸的疼痛，一只手按着胸，另一只手撑着墙壁，硬撑着站了起来，动作有些笨拙，甚至有些狼狈，但每一步都迈得很急。
他从蒋现云手里拿过电文，凑近油灯，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的目光从纸面上扫过去的时候，那双一向沉稳的、看不出波澜的眼睛里，有了一层薄薄的水光。
“赶快询问他们的情况。”林锐生的声音有些发紧。
他把电文递还给蒋现云之后，直接站在了机要员的旁边看着机要员发报
机要员的手指再次落下，敲出一串急促的问号。你们在哪里？多少人？伤亡如何？弹药够不够？伤员多不多？能不能行动？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发出去。
侯进如守在电台前，机要员耳机压得紧紧的，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微弱的信号。
当红十八军的回电切入他的波段时，他的手指在电键上停了一瞬，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然后迅速落在电键上，开始回电。
蒋现云此时内心从图为出来之后，一路走来，多少天了？他记不清了。每一天都在等，等消息，等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的联络。每一天都在盼，盼他们突围出去，盼他们伤亡不大。每一天都在怕，怕他们全部牺牲，怕他们找不到主力的位置。现在，终于联系上了，心口憋了太久之后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双方互相通报了位置。侯进如说他在浏阳河高坪附近，部队三百余人，有伤员，有机关干部，有从各个方向突围出来的零散人员。弹药不多，粮食也快吃完了。
蒋现云说主力已与红十六师会合，正从水江向西转移，准备经湘东进入中央苏区。双方的位置在地图上被快速标注出来，两支部队之间隔着上栗县、湘东区和几道蜿蜒的河谷。距离不算远，但中间有敌军的防区，有保安团的关卡，有地方民团的哨所。路不好走，但可以走。
经过双方商量，侯进如率领部队在主力的路线上等待。红十八军继续按计划向西转移，侯进如部从南面插过来，在预定的会合点汇合。会合点选在黄丰桥镇——一座不起眼的小集镇，夹在两道丘陵之间。
部队穿过上栗县，进抵至湘东。上栗是萍乡北面的门户，敌军在这里驻扎了一个保安团，但保安团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县城和公路沿线，对山区疏于防范。红十八军和红十六师从山间小道绕过了上栗县城，昼伏夜行，遇村不扰，遇敌则避，悄然无声地穿过了敌军的防区。
湘东是萍乡的一个区镇，地处湘赣交界，是敌军防区之间的空隙地带，两边的敌军都以为对方会管，结果谁也没有认真管。部队从湘东越过公路的时候，路上连一辆汽车都没有，只有几个赶路的百姓，看到队伍就远远地躲开了。
黄丰桥镇，侯进如终于和蒋现云等人会合了。
侯进如带着三百多人从南面的山道上走下来，走在队伍最前面，步子迈得很大，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军装破得不成样子，袖口和领口磨得发白，露出了里面发黄的棉絮。
他瘦了，黑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陷下去，下巴上全是青灰色的胡茬，几天没有刮了，但他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盏灯，在黑暗中亮着，照着身后的三百多人。
他的身后，三百多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伤痕累累的战士，稀稀拉拉地散在山道上，有拄着树枝的，有被两个人架着的，有躺在担架上由四个人抬着的，有人走着走着就蹲下来喘几口气，然后站起来继续走。
蒋现云和林锐生站在石拱桥的这一头，侯进如从桥头走过来，站在他们旁边，三个人围成一圈。
红十八军，终于完整了。
而此时，南昌行营里的顾祝同，才刚刚搞清楚红十八军和红十六师的进军方向。
他的参谋们在地图上忙了好几天，把从萍乡、宜春、新余一线搜集来的情报汇总、比对、分析，排除了十几个错误的猜测，否定了七八个不靠谱的判断，终于确认了一点：共匪不在他的防区里了。
那条红线穿过湘东，越过湘赣边界，一路向西，进了湘省的地盘。顾祝同坐在办公桌前，手里端着那杯刚沏好的龙井，盯着地图上那条已经画好的红线，看了足足半分钟。他的目光从红线的一端移到另一端，又从另一端移回来，反复好几次，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然后他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他不由地松了一口气，他是一点也不想给刘峙搽屁股。打赢了没功劳，打输了还得被罚。
共匪不在他的防区了，进了湘省，那就是湘省的事，是何健的事，是长沙绥靖公署的事，跟他顾祝同没有关系了。他不需要再派部队去追击，不需要再调整防线，不需要再为这帮共匪耗费心思了。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在这里，喝他的龙井，批他的公文，管他的南昌行营。
共匪从湘省走，是湘省的事。共匪在湘省打，是湘省的仗。共匪在湘省闹出什么动静，是湘省的问题。他不需要去操心，也不想去操心，更不应该去操心。他把茶杯端起来，吹了吹浮沫，慢慢抿了一口。茶汤入口温润，豆香浓郁，回甘绵长。
“传令前线。”他对身边的参谋说，声音不大，但语气轻快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共匪已窜入湘境，不在我防区之内。各部队原地待命，不予追击。只要共匪不从我的防区过，就不予理会。”
参谋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顾祝同把茶杯放回桌上，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翻开来，开始批阅。那是一份关于赣南地区粮政的报告，蝇头小楷写得密密麻麻。他没有再看地图一眼。那道红线已经画完了，不需要再看了。
就在顾祝同放下茶杯、拿起粮政报告的那一刻，红十八军的队伍正沿着湘东的山间小道快步前行。
部队一路有惊无险地从湘省越过边界线，进入到湘赣苏区。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战斗，没有出现严重的伤亡，没有被敌人咬住不放。沿途遇到过几股小规模的地方武装，远远地放了几枪就跑了；遭遇过一两个保安团的巡逻队，双方交火十几分钟，敌军就被击溃了；也碰到过几次民团的袭扰，但都没有造成什么大的威胁。
最大的威胁反倒不是敌人，是路。山路太难走了，有些路段根本不能叫路，只能叫“有人走过的地方”。驮炮的骡子摔死了好几匹，由于全军只剩下一门炮了，战士们发了狠就地把炮拆开，扛在肩上走。抬担架的战士肩膀磨破了，换一批人接着抬。
终于在红十六师的带领下，部队进入了苏区。脚下的土地从白区的变成了苏区，路边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田里有劳作的老乡，看到队伍经过，有人直起腰来张望，认出了红旗，便远远地招手。
部队在莲花地区休整了三天。三天里，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补了鞋子，吃了热乎饭。卫生员给伤员们重新清洗伤口换药，苏区的老乡们送来了鸡蛋、蔬菜和草药，帮着照顾伤病员。
有人靠在墙根下晒太阳，有人坐在门槛上写信，有人蹲在院子里擦枪，把枪管擦得锃亮。
这是从鄂南突围以来，部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整。没有行军，没有战斗，没有敌情，只有阳光、米饭和难得的安宁。
三天后，部队又前往了永新。永新是湘赣苏区的中心县城，红六军的军部和湘赣省委都在这里。
街道是青石板铺的，两旁的店铺挂着木招牌，卖布的、卖盐的、卖杂货的，一家挨着一家，虽然物资并不充裕，但那股子热气腾腾的生活气息，让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战士们感到一阵阵恍惚。
部队在永新正式进行了休整，清点人数，补充弹药，调整建制。红十八军从鄂南突围时的数千人，如今只剩下了三千多人。
那些消失的番号，那些空着的铺位，那些再也回不来的面孔，但没有人哭，没有人抱怨，所有人都在默默地整理装备，默默地擦拭武器，默默地准备着下一场战斗。
在这里，他们联系上了还在转战的周亦云。电台的嘀嗒声在永新的上空响起，电波越过湘赣边界，越过赣江，越过敌军层层叠叠的防区，落向周亦云所在的方向。
当得知红十八军已经突围成功、进入湘赣苏区休整时，周亦云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武汉那边他总算可以放下了——不是不再牵挂。
当中央得知红十八军已经到达永新的消息时，虽然之前已经从红十八军和红六军的联名电报中了解了情况，但中央还是从中央苏区派遣了人员来到湘赣苏区。
来人是总政治部的干部，三十出头，瘦高个，他带来了中央的慰问电，带来了红军的报刊和文件，也带来了下一步的行动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