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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豫皖敌军全面采取守势之后，战场上的节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军收缩进沿交通线和隘口修筑的堡垒群中，以碉堡和封锁沟为依托，不再主动出击，也不再轻易深入苏区腹地。红军按照周亦云的部署，以小股部队分散出击，对敌军堡垒线展开频繁袭扰，试图夺取物资、弹药，并伺机敲掉孤立据点。
然而敌军守备严密，碉堡之间互相呼应，一旦某处遇袭，增援部队通常在几个小时内便能赶到。红军的袭扰虽然持续不断，但取得的战果十分有限。少数被攻破的堡垒中，缴获的物资寥寥无几，弹药更是少得可怜。几次试图设伏打击敌军机动部队的行动，也因敌军增援快速、侦察周密而未能奏效。
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六旅、独立骑兵第五师等部队全部部署到位后，敌军防线进一步巩固。其中独立骑兵第五师的机动速度极快，往往红军刚在某一方向发起攻击，该师的骑兵便已经沿堡垒线快速机动至威胁区域，封锁红军可能出击的方向，不给红军留下任何穿插和伏击的空间。
在卫立皇的严令下，敌军各部队严格执行“不追击、不冒进”的战术纪律。行军时分路疏开队形、加强侧翼警戒，进退之间不再轻易暴露出可供利用的薄弱环节。即使被红军小股部队袭扰，也不轻易脱离阵地追击。红军在几次试探之后，逐渐意识到在敌军新的战术体系下，贸然出击不仅难以取得战果，还有可能反遭敌军包围。
随着敌军经济封锁的逐步收紧，鄂豫皖苏区的物资供应开始出现困难。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愈发紧缺，粮食虽然尚能自给，但积累的余粮也在持续消耗。更大的问题在于武器装备的补充。敌军的封锁不仅封锁了物资输入，也使得红军难以通过缴获来补充弹药。
苏区后方虽然有少数简易兵工厂和修械所，依靠缴获的机器和收集的废铁维持生产，但产量极低，远远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子弹、手榴弹、炸药等消耗性物资，几乎完全依靠库存撑着。随着时间推移，库存逐渐见底，部队的出击频率不得不一步步降低。
红军也慢慢减少了主动出击。战士们蹲在碉堡外围的掩护工事里，望着敌军的炮楼，偶尔放几枪保持压力，但那更像是表明自己还在那里。后方作坊里，铁锤敲击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但产量依然有限。
整个苏区安静了许多。行军的声音少了，枪声也稀疏了。人们照常干活、运粮、修工事，但谁都明白，这种安静并不是真正的休息。物资在变少，弹药在变少，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而敌军堡垒线上的灯火依然一夜接一夜地亮着，把苏区外围的夜分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
当鄂豫皖苏区陷入僵持、物资日渐匮乏之时，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严峻。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月间，红军在福建沙县、将乐等地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这些胜利如星火般散落，无法扭转整体战局。
在江西，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永丰、宜黄一带展开了残酷的堡垒对堡垒消耗战。红军被迫在敌军碉堡群面前逐段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部队的兵力和弹药在持续损耗中日益枯竭。
四月，广昌保卫战打响。李德亲临前线指挥，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在广昌城下正面决战。他提出了“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命令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死守，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战术迎击敌军。然而国民党军将十门一百五十毫米重炮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拖运，硬生生拉到了前线。
在重炮的轰击下，红军精心修筑的工事在数小时内便被逐一摧毁。经过五天的血战，广昌失守，红军伤亡高达一万余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二，大批骨干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彭在前线亲眼目睹部队在炮火中成片倒下，战后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在见识到重炮的巨大威力后，立即放弃了主动进攻的念头。李德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在全线长达数百公里的防线上处处设防、节节抵抗。
兵力被分散到各个方向，每一处阵地都兵力不足，每一处都在消耗有限的弹药和人力。七月，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苏区腹心发起总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红三军团在防御中给敌军造成较大杀伤，但自身的兵力和弹药也已消耗殆尽。阵地一个个失守，防线一段段后退，苏区的空间在迅速缩小。
鄂豫皖中央分局驻地新集，周亦云和曾中生在灯下读完了中央密电。窗外夜色已深，没有月亮，院墙外的树影黑沉沉的，像一道凝固的墨。两人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把电文放在桌上，灯焰从侧面照过来，在纸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光晕。
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严峻到了无法继续坚守的地步，中央已经原则上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但在具体的时机、方向和计划上，尚未形成明确结论。电报末尾的那句话写得并不长，却让整张纸都显得重了几分：“做好迎接中央的准备。”
曾中声把电文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放下，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才收回来：“中央苏区那边，已经守不住了。撤离的事情既然已经定了，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接应。”周亦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目光仍落在地图上中央苏区与鄂豫皖之间的那一段距离上，像在测量什么。
第二天，一份新的地图被挂到了会议室墙上。中央苏区与鄂豫皖之间的路线、沿途的敌军据点、可能的接应点，被逐一标注出来。鄂豫皖军委开始了低调而有序的准备工作，挑选熟悉赣北地形的侦察人员，准备向东延伸的物资储备，整理可供部队临时休整的隐蔽区域。
这些准备不能大规模铺开，以免过早引起敌军注意，但也不能不做。周亦云在会后对曾中生说了一句：“中央要动，不是一支部队走，是一整套机关和部队一起走。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接住他们，还要让他们到了鄂豫皖之后，能站住脚。”
莫斯科的夏天来得迟，六月的风还带着凉意。红色国际的办公室里，一份来自华夏中央苏区的报告被反复翻阅、讨论、评估。报告里详细描述了中央苏区当前面临的困境——敌军重兵压境、碉堡封锁线步步收紧、红军兵力与弹药消耗殆尽、根据地面积已不足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经过数轮讨论，红色国际的王民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他立即让莫斯科的中央向中央苏区发去了一封复电，同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份来自莫斯科的批复，使酝酿已久的撤离计划正式成为不可更改的决议。
电报抵达中央苏区时，已是六月下旬。中央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的筹备与指挥工作。转移计划在“三人团”核心圈以外被严格保密，不仅对广大指战员保密，甚至对党政高级领导人也未公开。
张闻天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作为政治局委员，直到出发前都几乎毫不知情。文件被锁在有限几个人手中的铁皮箱里，行军路线、集结地点、出发时间，只在每晚的闭门会议上被短暂提及，天一亮便不再有人提起。
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只知道部队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却不知道这次行动将把他们带向何处。保密本身是为了安全，但同时也埋下了后续仓促与混乱的隐患。许多部队在出发前才收到命令，大量物资来不及打包，大批伤员和家属来不及安置，甚至连部分高级干部都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要走了”。
这种高度保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转移准备工作的仓促与混乱。许多部队在出发前才收到命令，大量物资来不及整理打包，大批伤员和家属无法妥善安置，甚至连部分高级干部都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要走了”。整个苏区在一种外松内紧的节奏中运转着，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确保转移时有足够的兵员，中央苏区再次掀起了扩红高潮。各乡各村的青壮年被动员起来，新兵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补充进主力兵团。许多人刚刚放下锄头、穿上军装，尚未完成基本训练，便已经被编入连队，随部队出发。扩红运动虽然使各军团在数字上恢复了满员，但新兵的军事素质、战斗经验和心理准备都远远不足，这为后续的转移行动埋下了隐患。
在鄂豫皖敌军全面采取守势之后，战场上的节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军收缩进沿交通线和隘口修筑的堡垒群中，以碉堡和封锁沟为依托，不再主动出击，也不再轻易深入苏区腹地。红军按照周亦云的部署，以小股部队分散出击，对敌军堡垒线展开频繁袭扰，试图夺取物资、弹药，并伺机敲掉孤立据点。
然而敌军守备严密，碉堡之间互相呼应，一旦某处遇袭，增援部队通常在几个小时内便能赶到。红军的袭扰虽然持续不断，但取得的战果十分有限。少数被攻破的堡垒中，缴获的物资寥寥无几，弹药更是少得可怜。几次试图设伏打击敌军机动部队的行动，也因敌军增援快速、侦察周密而未能奏效。
庞炳勋的第四十军、独立第三旅、独立第六旅、独立骑兵第五师等部队全部部署到位后，敌军防线进一步巩固。其中独立骑兵第五师的机动速度极快，往往红军刚在某一方向发起攻击，该师的骑兵便已经沿堡垒线快速机动至威胁区域，封锁红军可能出击的方向，不给红军留下任何穿插和伏击的空间。
在卫立皇的严令下，敌军各部队严格执行“不追击、不冒进”的战术纪律。行军时分路疏开队形、加强侧翼警戒，进退之间不再轻易暴露出可供利用的薄弱环节。即使被红军小股部队袭扰，也不轻易脱离阵地追击。红军在几次试探之后，逐渐意识到在敌军新的战术体系下，贸然出击不仅难以取得战果，还有可能反遭敌军包围。
随着敌军经济封锁的逐步收紧，鄂豫皖苏区的物资供应开始出现困难。盐、布匹、药品等生活必需品愈发紧缺，粮食虽然尚能自给，但积累的余粮也在持续消耗。更大的问题在于武器装备的补充。敌军的封锁不仅封锁了物资输入，也使得红军难以通过缴获来补充弹药。
苏区后方虽然有少数简易兵工厂和修械所，依靠缴获的机器和收集的废铁维持生产，但产量极低，远远无法满足前线需求。子弹、手榴弹、炸药等消耗性物资，几乎完全依靠库存撑着。随着时间推移，库存逐渐见底，部队的出击频率不得不一步步降低。
红军也慢慢减少了主动出击。战士们蹲在碉堡外围的掩护工事里，望着敌军的炮楼，偶尔放几枪保持压力，但那更像是表明自己还在那里。后方作坊里，铁锤敲击的声音从早响到晚，但产量依然有限。
整个苏区安静了许多。行军的声音少了，枪声也稀疏了。人们照常干活、运粮、修工事，但谁都明白，这种安静并不是真正的休息。物资在变少，弹药在变少，时间在一天天过去，而敌军堡垒线上的灯火依然一夜接一夜地亮着，把苏区外围的夜分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
当鄂豫皖苏区陷入僵持、物资日渐匮乏之时，中央苏区的形势更加严峻。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三月间，红军在福建沙县、将乐等地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这些胜利如星火般散落，无法扭转整体战局。
在江西，红军与国民党军在永丰、宜黄一带展开了残酷的堡垒对堡垒消耗战。红军被迫在敌军碉堡群面前逐段抵抗，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部队的兵力和弹药在持续损耗中日益枯竭。
四月，广昌保卫战打响。李德亲临前线指挥，调集红一、三、五、九军团共九个师的兵力，与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在广昌城下正面决战。他提出了“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命令红军修筑“永久性工事”死守，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战术迎击敌军。然而国民党军将十门一百五十毫米重炮经过一个月的长途拖运，硬生生拉到了前线。
在重炮的轰击下，红军精心修筑的工事在数小时内便被逐一摧毁。经过五天的血战，广昌失守，红军伤亡高达一万余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二，大批骨干在这一战中损失殆尽。彭在前线亲眼目睹部队在炮火中成片倒下，战后痛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在见识到重炮的巨大威力后，立即放弃了主动进攻的念头。李德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在全线长达数百公里的防线上处处设防、节节抵抗。
兵力被分散到各个方向，每一处阵地都兵力不足，每一处都在消耗有限的弹药和人力。七月，国民党军兵分六路向苏区腹心发起总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进行了极其顽强的防御作战，红三军团在防御中给敌军造成较大杀伤，但自身的兵力和弹药也已消耗殆尽。阵地一个个失守，防线一段段后退，苏区的空间在迅速缩小。
鄂豫皖中央分局驻地新集，周亦云和曾中生在灯下读完了中央密电。窗外夜色已深，没有月亮，院墙外的树影黑沉沉的，像一道凝固的墨。两人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把电文放在桌上，灯焰从侧面照过来，在纸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光晕。
中央苏区的形势已经严峻到了无法继续坚守的地步，中央已经原则上决定实行战略大转移，但在具体的时机、方向和计划上，尚未形成明确结论。电报末尾的那句话写得并不长，却让整张纸都显得重了几分：“做好迎接中央的准备。”
曾中声把电文又拿起来看了一遍，放下，手指在纸面上停了一下才收回来：“中央苏区那边，已经守不住了。撤离的事情既然已经定了，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我们要做的，就是准备好接应。”周亦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目光仍落在地图上中央苏区与鄂豫皖之间的那一段距离上，像在测量什么。
第二天，一份新的地图被挂到了会议室墙上。中央苏区与鄂豫皖之间的路线、沿途的敌军据点、可能的接应点，被逐一标注出来。鄂豫皖军委开始了低调而有序的准备工作，挑选熟悉赣北地形的侦察人员，准备向东延伸的物资储备，整理可供部队临时休整的隐蔽区域。
这些准备不能大规模铺开，以免过早引起敌军注意，但也不能不做。周亦云在会后对曾中生说了一句：“中央要动，不是一支部队走，是一整套机关和部队一起走。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接住他们，还要让他们到了鄂豫皖之后，能站住脚。”
莫斯科的夏天来得迟，六月的风还带着凉意。红色国际的办公室里，一份来自华夏中央苏区的报告被反复翻阅、讨论、评估。报告里详细描述了中央苏区当前面临的困境——敌军重兵压境、碉堡封锁线步步收紧、红军兵力与弹药消耗殆尽、根据地面积已不足全盛时期的十分之一。
经过数轮讨论，红色国际的王民作出了最后的决定，他立即让莫斯科的中央向中央苏区发去了一封复电，同意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份来自莫斯科的批复，使酝酿已久的撤离计划正式成为不可更改的决议。
电报抵达中央苏区时，已是六月下旬。中央随即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负责转移的筹备与指挥工作。转移计划在“三人团”核心圈以外被严格保密，不仅对广大指战员保密，甚至对党政高级领导人也未公开。
张闻天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作为政治局委员，直到出发前都几乎毫不知情。文件被锁在有限几个人手中的铁皮箱里，行军路线、集结地点、出发时间，只在每晚的闭门会议上被短暂提及，天一亮便不再有人提起。
绝大多数干部和战士只知道部队正在准备一次“行动”，却不知道这次行动将把他们带向何处。保密本身是为了安全，但同时也埋下了后续仓促与混乱的隐患。许多部队在出发前才收到命令，大量物资来不及打包，大批伤员和家属来不及安置，甚至连部分高级干部都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要走了”。
这种高度保密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转移准备工作的仓促与混乱。许多部队在出发前才收到命令，大量物资来不及整理打包，大批伤员和家属无法妥善安置，甚至连部分高级干部都是在出发前最后一刻才被告知“要走了”。整个苏区在一种外松内紧的节奏中运转着，表面上一切如常，但实际上，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确保转移时有足够的兵员，中央苏区再次掀起了扩红高潮。各乡各村的青壮年被动员起来，新兵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补充进主力兵团。许多人刚刚放下锄头、穿上军装，尚未完成基本训练，便已经被编入连队，随部队出发。扩红运动虽然使各军团在数字上恢复了满员，但新兵的军事素质、战斗经验和心理准备都远远不足，这为后续的转移行动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