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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趣事：张书海是个球迷。
临终前，他尤为关心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中中国队的表现。
记者采访当日是9月13日，而9月15日正有一场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比赛，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
张书海认真分析道：“从双方实力对比看，我预测比分可能是1:1。但考虑到中国队主场优势，也可能以一球小胜，2:1拿下。”
他滔滔不绝地向记者分析战局，说到一半却蓦然顿住，低声道：“唉……可惜我看不到了……”
他知道，第二天——9月14日，自己将被执行死刑，无缘亲眼目睹9月15日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特地去查了那场比赛结果：中国队最终以2: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老书海这次，猜错了。
凌晨一点多，时间悄然迈入9月14日。
距离生命的终点仅剩几个小时，张书海开始伏案给妻子写遗书。
他从两人的相识、相知、相恋写起，一直回溯到自己人生的终点。
那一夜他未曾合眼，在灯下写了很久，很久。
再看他的儿子张红超。
他是六名死刑犯中唯一没有提出上诉的。
“我不上诉，我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他的心理素质在六人之中最为稳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张书海。
据犯罪心理专家分析，张书海在作案时心理素质极佳，堪称百万里挑一；但在羁押期间，他的心理承受力明显不如儿子。
13日晚上，张红超平静地用完了最后的晚餐，然后在监室里静静地抽烟，镇定地品味着生命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
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在与时间做最后的对话。
记者问他：“你恨你的父亲吗？”
他淡然答道：“不恨。都是成年人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记者又问：“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
他轻叹一声：“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弟弟。我想死后捐献器官，换些钱留给他用。”
这是他临终前最大的牵挂。
说完，他平静地躺下，望着天花板，不再言语。
没有过激的举动，也没有特殊的神情，他就这样平淡地等待着，享受着一秒又一秒流逝的时光。
同样是一夜未眠，他却以异乎寻常的平静面对着最后的时刻。
而他的姑姑张玉萍则与这父子二人截然不同。
她对死亡充满恐惧，万分不愿接受这个结局。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晚饭时，她只喝了两口稀饭，什么菜都吃不下。
随后开始给女儿写信，字字句句充满留恋与悔恨。
她一边写一边失声痛哭：“我后悔啊……不该做那些事……女儿，妈妈对不起你……”
哭声在寂静的监舍里格外凄楚。
给女儿写完信，她又开始给前夫写信，就是那个自称正营级军官、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的骗子。
信中无非是托付孩子照顾，以及追忆往昔情谊。
此时此刻，所有的情感都显得如此真实而脆弱。
其他几人的状态也都不尽如人意，大多已无法承受这最后的压力。
且说张小马，在审判期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冤枉。
因为他只参与了两次抢劫：第一次与张书海去李全国家，据说只抢了几千元，但在法庭上他才知道实际抢了一万多，而张书海只分给他一千；第二次抢劫电信局，实际抢得近38万元，张书海却告诉他们只抢了9万多，分给他一万五千元。
得知真相后，他气愤难平：“我只参与了这两次，后面那两起大案我都没参与，凭什么判我死刑？我不服！”
然而，到了执行前夜，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他反而变得异常平静。
送来的烧鸡、牛肉、各色水果，他坐在那里吃得干干净净。
饭后便开始与管教下棋，“啪啪”地摆开当头炮，跳马出车，一直下到凌晨三点多。
连前来采访的记者都看到了他对弈的身影。
记者问他：“战况如何？”
他笑道：“哈哈，我已经连赢二十盘了。不过，这都是管教让着我，我的棋艺其实没那么好。”
这一夜，他就在棋盘前度过了。
9月14日早上七点，监狱为他们送来了最后的早餐：馒头、稀饭和两个鸡蛋。
用餐完毕后，他们被押往郑州市体育馆参加公判大会。
会前，破例让张书海一家三口团聚了一次，由于情况特殊，一家三人同时被判刑：两人死刑，一人十二年。
在常规情况下，家属会来见最后一面，但他们家已无人可来。
在这最后的团聚时刻，张红超终于“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头——这是他唯一一次表现出软弱。
张书海也第一次低头说道：“我不该把全家人都拖进来，我后悔啊！”
九点整，宣判开始。
张书海父子依旧表现出硬气与不在乎的态度。
但其他人则完全不同：张玉萍浑身颤抖，脸色惨白，汗水不断从额头滚落；乔红军、张世镜等人更是几乎无法站立，需要旁人搀扶。
尽管张书海父子强装镇定，但面对死亡，谁能不惧？只是能够强撑到底，已非常人所能。
至于后悔——生命将尽，后悔还有什么意义？
九点三十五分，六人被押赴刑场。
十点十五分，在郑州市郊外的一处荒山沟，张书海犯罪团伙六人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最后，对此案略作总结。
我认为张书海案中，唯一值得稍感欣慰的是他没有滥杀无辜。那个被击中的保安，并非他刻意瞄准射击，而是朝那个方向开了两枪，不幸命中。
至于他作案的动机，我认为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有关：曾在村里担任村主任，一呼百应，风光无限；后来外出做生意失败，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心理落差巨大。加之已到中年，重头再来实属不易，自己又身患疾病，最终选择了这条“捷径”。
客观地说，他确实毁了自己的儿子和妹妹。但若不找自己的亲人，以他的年纪，又能找到几个朋友愿意跟他干这种事？
然而，正如张红超所说：“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
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胆识过人，魄力非凡。若是我父亲让我参与这种事，打死我也不敢。我天生胆小，路上捡到半块橡皮都会忐忑好几天，生怕有人来找。可见，这种事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至于防范措施——你我皆非银行家，倒也不必过分担忧。虽说人到中年，身不由己，保温杯里泡枸杞，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确实不小，但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千万不要动歪心思。每当有此念头时，不妨想想张书海他们的结局。
还有一件趣事：张书海是个球迷。
临终前，他尤为关心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中中国队的表现。
记者采访当日是9月13日，而9月15日正有一场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比赛，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举行。
张书海认真分析道：“从双方实力对比看，我预测比分可能是1:1。但考虑到中国队主场优势，也可能以一球小胜，2:1拿下。”
他滔滔不绝地向记者分析战局，说到一半却蓦然顿住，低声道：“唉……可惜我看不到了……”
他知道，第二天——9月14日，自己将被执行死刑，无缘亲眼目睹9月15日的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我特地去查了那场比赛结果：中国队最终以2: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老书海这次，猜错了。
凌晨一点多，时间悄然迈入9月14日。
距离生命的终点仅剩几个小时，张书海开始伏案给妻子写遗书。
他从两人的相识、相知、相恋写起，一直回溯到自己人生的终点。
那一夜他未曾合眼，在灯下写了很久，很久。
再看他的儿子张红超。
他是六名死刑犯中唯一没有提出上诉的。
“我不上诉，我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他的心理素质在六人之中最为稳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张书海。
据犯罪心理专家分析，张书海在作案时心理素质极佳，堪称百万里挑一；但在羁押期间，他的心理承受力明显不如儿子。
13日晚上，张红超平静地用完了最后的晚餐，然后在监室里静静地抽烟，镇定地品味着生命最后的每一分每一秒。
烟雾缭绕中，他仿佛在与时间做最后的对话。
记者问他：“你恨你的父亲吗？”
他淡然答道：“不恨。都是成年人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记者又问：“有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
他轻叹一声：“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弟弟。我想死后捐献器官，换些钱留给他用。”
这是他临终前最大的牵挂。
说完，他平静地躺下，望着天花板，不再言语。
没有过激的举动，也没有特殊的神情，他就这样平淡地等待着，享受着一秒又一秒流逝的时光。
同样是一夜未眠，他却以异乎寻常的平静面对着最后的时刻。
而他的姑姑张玉萍则与这父子二人截然不同。
她对死亡充满恐惧，万分不愿接受这个结局。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晚饭时，她只喝了两口稀饭，什么菜都吃不下。
随后开始给女儿写信，字字句句充满留恋与悔恨。
她一边写一边失声痛哭：“我后悔啊……不该做那些事……女儿，妈妈对不起你……”
哭声在寂静的监舍里格外凄楚。
给女儿写完信，她又开始给前夫写信，就是那个自称正营级军官、工商局办公室主任的骗子。
信中无非是托付孩子照顾，以及追忆往昔情谊。
此时此刻，所有的情感都显得如此真实而脆弱。
其他几人的状态也都不尽如人意，大多已无法承受这最后的压力。
且说张小马，在审判期间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冤枉。
因为他只参与了两次抢劫：第一次与张书海去李全国家，据说只抢了几千元，但在法庭上他才知道实际抢了一万多，而张书海只分给他一千；第二次抢劫电信局，实际抢得近38万元，张书海却告诉他们只抢了9万多，分给他一万五千元。
得知真相后，他气愤难平：“我只参与了这两次，后面那两起大案我都没参与，凭什么判我死刑？我不服！”
然而，到了执行前夜，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知道一切已无法挽回，他反而变得异常平静。
送来的烧鸡、牛肉、各色水果，他坐在那里吃得干干净净。
饭后便开始与管教下棋，“啪啪”地摆开当头炮，跳马出车，一直下到凌晨三点多。
连前来采访的记者都看到了他对弈的身影。
记者问他：“战况如何？”
他笑道：“哈哈，我已经连赢二十盘了。不过，这都是管教让着我，我的棋艺其实没那么好。”
这一夜，他就在棋盘前度过了。
9月14日早上七点，监狱为他们送来了最后的早餐：馒头、稀饭和两个鸡蛋。
用餐完毕后，他们被押往郑州市体育馆参加公判大会。
会前，破例让张书海一家三口团聚了一次，由于情况特殊，一家三人同时被判刑：两人死刑，一人十二年。
在常规情况下，家属会来见最后一面，但他们家已无人可来。
在这最后的团聚时刻，张红超终于“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重重地磕了几个头——这是他唯一一次表现出软弱。
张书海也第一次低头说道：“我不该把全家人都拖进来，我后悔啊！”
九点整，宣判开始。
张书海父子依旧表现出硬气与不在乎的态度。
但其他人则完全不同：张玉萍浑身颤抖，脸色惨白，汗水不断从额头滚落；乔红军、张世镜等人更是几乎无法站立，需要旁人搀扶。
尽管张书海父子强装镇定，但面对死亡，谁能不惧？只是能够强撑到底，已非常人所能。
至于后悔——生命将尽，后悔还有什么意义？
九点三十五分，六人被押赴刑场。
十点十五分，在郑州市郊外的一处荒山沟，张书海犯罪团伙六人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最后，对此案略作总结。
我认为张书海案中，唯一值得稍感欣慰的是他没有滥杀无辜。那个被击中的保安，并非他刻意瞄准射击，而是朝那个方向开了两枪，不幸命中。
至于他作案的动机，我认为与他前半生的经历有关：曾在村里担任村主任，一呼百应，风光无限；后来外出做生意失败，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心理落差巨大。加之已到中年，重头再来实属不易，自己又身患疾病，最终选择了这条“捷径”。
客观地说，他确实毁了自己的儿子和妹妹。但若不找自己的亲人，以他的年纪，又能找到几个朋友愿意跟他干这种事？
然而，正如张红超所说：“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就要为自己做的事负责。”
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胆识过人，魄力非凡。若是我父亲让我参与这种事，打死我也不敢。我天生胆小，路上捡到半块橡皮都会忐忑好几天，生怕有人来找。可见，这种事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至于防范措施——你我皆非银行家，倒也不必过分担忧。虽说人到中年，身不由己，保温杯里泡枸杞，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确实不小，但日子总还要过下去。
千万不要动歪心思。每当有此念头时，不妨想想张书海他们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