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7章 诺贝尔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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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把族谱翻到最新一页。
她的名字写在上面，字迹是奶奶的，毛笔正楷。旁边留了一行空白。
“这一行空白是留给谁的？”
“留给你将来的孩子。奶奶老了，怕到时候写不动，先空着。等你有了孩子，你自己填。”
念念把族谱合上，放回樟木箱子。锁咔嗒一声合上，钥匙在奶奶手里晃了晃。
“奶奶，您写族谱多少年了？”
“从你爸出生那年算起，写了快四十年。你爸的名字是我写的，你的名字是我写的，你爷爷的名字是我补的，你太爷爷的名字是我描的。四十年写了一百多页，每一页上的名字，我都认识，都见过，都给他们做过饭吃。”
“我爸的饭量呢？”
“你爸的饭量最大，一顿能吃三大碗。”
念念在祠堂门槛上坐下来，靠着奶奶的肩膀。
“那您看族谱上这些人，从李广到李晨，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都不爱说话。”
“还有呢？”
“都倔。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还有呢？”
“都疼老婆。你太爷爷疼你太奶奶，你爷爷疼我，你爸疼冷月她们几个。这条不是族谱上写的，是我自己加的。”
念念把记录本拿出来，在最新一页写了一行字。
大李家村族谱的隐性遗传特征：不爱说话，倔，疼老婆。前两条来自李广。第三条来自每一代李家媳妇的自我修养。
奶奶瞄了一眼，没看清字，但看清了念念写字的样子。铅笔夹在耳朵上，左眼眶有一点红印子，是趴显微镜留下的老茧。
“这孩子，十七岁，拿了两块诺贝尔奖牌。但回到祠堂门槛上，跟当年那个趴在门槛上看奶奶写春联的小丫头没有两样。”
“念念，你在斯德哥尔摩讲的什么？”
“讲了很多。讲了平台，讲了托举，讲了种因的人不问结果。但最让台下那些瑞典人感动的，是我讲您写春联的那一段。”
“我写春联有什么好讲的？”
“我讲您在祠堂门口写春联，我趴在门槛上看。墨汁是臭的，但写出来的字是香的。”
念念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盒子上没有商标，没有缎带，普通的白色纸盒。打开，里面是诺贝尔奖章，十八K金，直径六十六毫米，正面是诺贝尔的侧脸浮雕，背面刻着念念的名字和获奖年份。
“奶奶，这个给您。”
念念奶奶把奖章接过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挺沉。”
“金的。”
“我知道是金的。上面这个外国大胡子是谁？”
“诺贝尔。发明炸药的那个。死之前把钱全捐出来，设立了诺贝尔奖。”
“他为什么把钱全捐出来？”
“因为一份报纸。他哥哥死了，报纸搞错了，登成了他的讣告。标题写的是‘死亡商人死了’。他不想被那样记住。所以他把自己全部财产都变成了奖励科学家的奖金。”
念念奶奶把奖章翻过来，看着背面的刻字。瑞典语的，看不懂，但念念的名字她认识。
“这个外国老头跟你太爷爷有点像。”
“哪里像？”
“你太爷爷死之前，把家里仅有的三亩地分给了三个儿子。分地契那天他把三个儿子叫到祠堂里，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一辈子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三亩地是我这辈子种的，你们接着种。种好了，别告诉别人是我教的。种不好，别告诉别人你们姓李。”
念念看着奖章上的诺贝尔侧脸。大胡子，深眼窝，表情严肃。
“诺贝尔和他，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诺贝尔说的是，我发明了炸药，炸开的是山还是人，看你们。太爷爷说的是，我种了三亩地，种好还是种坏，看你们。炸开山和种好地，方向反了，但意思一样。”
贺处长从祠堂门口走进来，笔记本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笔帽套上了，显然不打算再记了。工作调研已经结束，剩下的不是工作。
“念念同学，我今天是来调研新农村建设的。但我听到的，比我预想的多得多。你刚才说的那些关于快乐、关于做事方式、关于桃李不言的话，你能不能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
“做什么用？”
“省里下一期新农村建设简报，我想全文刊发。”
“可以。但我不写官样文章。我只会写我自己的话。”
“就要你自己的话。官样文章简报上有的是，不缺你那一篇。”
“那我写四个字，够不够？”
“哪四个字？”
“好好种地。”
贺处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有分寸，但眼角纹挤在一起，是那种听到实在忍不住的笑话时的笑法。
“好好种地，这四个字，是新农村建设的全部道理。但不是省报头版头条的风格。你能不能多写几个字，让它看起来像一篇文章？”
“可以。加三个字。”
“哪三个？”
“种好了，别告诉别人是我教的。”
贺处长把这句话写进笔记本里，合上，放回公文包。
“念念同学，你跟你父亲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父亲出名是因为他做事，你出名是因为你说话。但他做的事让你有话说，你说的话让别人去做事。父女两个，一个做，一个说，合起来，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现代版。”
念念从祠堂门槛上站起来，走到桂花树下，对着晒谷场上还没散去的村民们喊了一嗓子。
“各位叔叔伯伯婶婶！今天晚饭我奶奶做红烧肉！刘婶带花生米！王木匠负责劈柴！李强国支书负责烧火！三叔公负责讲故事！谁负责唱歌？”
“你负责！”刘婶第一个喊出来。
“唱什么？”
“唱你小时候在桂花树上唱的那首！‘月光光照地堂’！”
“那是广东童谣！我们湖南不唱那个！”
“那就唱湖南的！唱《浏阳河》！”
念念站在桂花树下，对着山谷，扯开嗓子唱了第一句。跑调了，跑得厉害，跟诺贝尔奖的数据精确度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晒谷场上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刘婶把花生米嚼得咯嘣响，拍子打在石磨上。
王木匠放下旱烟杆，脚板在泥地上踩着节拍。
三叔公闭着眼睛，头一点一点，点得跟当年在晒谷场上翻稻谷的频率一模一样。李强国的搪瓷缸子端在手里，茶水晃出来洒在地上。
桂花的香气和茶香混在一起，飘过祠堂的屋脊，飘过桂花树的树冠，飘过山谷里一大片正在开花的金银花田，飘向村口那条横幅被取下来之后留下的空空的门柱。
念念奶奶坐在祠堂门槛上，手里还握着那把剪刀，剪刀柄上的钥匙轻轻晃着。
“他爸，念念这趟回来，比三年前更高了。”
“脾性呢？”
“脾性没变，还是那个趴在门槛上看我写春联的小丫头。诺贝尔奖给了她两块金牌，她把金牌给了我。我说太重，戴不动。她说不是戴的，是放的。放在祠堂的樟木箱子里，跟族谱放一块儿。金奖牌和旧族谱，一个瑞典的，一个大李家村的，放一起，都是金黄色的。”
念念把族谱翻到最新一页。
她的名字写在上面，字迹是奶奶的，毛笔正楷。旁边留了一行空白。
“这一行空白是留给谁的？”
“留给你将来的孩子。奶奶老了，怕到时候写不动，先空着。等你有了孩子，你自己填。”
念念把族谱合上，放回樟木箱子。锁咔嗒一声合上，钥匙在奶奶手里晃了晃。
“奶奶，您写族谱多少年了？”
“从你爸出生那年算起，写了快四十年。你爸的名字是我写的，你的名字是我写的，你爷爷的名字是我补的，你太爷爷的名字是我描的。四十年写了一百多页，每一页上的名字，我都认识，都见过，都给他们做过饭吃。”
“我爸的饭量呢？”
“你爸的饭量最大，一顿能吃三大碗。”
念念在祠堂门槛上坐下来，靠着奶奶的肩膀。
“那您看族谱上这些人，从李广到李晨，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都不爱说话。”
“还有呢？”
“都倔。认准的事，九头牛拉不回来。”
“还有呢？”
“都疼老婆。你太爷爷疼你太奶奶，你爷爷疼我，你爸疼冷月她们几个。这条不是族谱上写的，是我自己加的。”
念念把记录本拿出来，在最新一页写了一行字。
大李家村族谱的隐性遗传特征：不爱说话，倔，疼老婆。前两条来自李广。第三条来自每一代李家媳妇的自我修养。
奶奶瞄了一眼，没看清字，但看清了念念写字的样子。铅笔夹在耳朵上，左眼眶有一点红印子，是趴显微镜留下的老茧。
“这孩子，十七岁，拿了两块诺贝尔奖牌。但回到祠堂门槛上，跟当年那个趴在门槛上看奶奶写春联的小丫头没有两样。”
“念念，你在斯德哥尔摩讲的什么？”
“讲了很多。讲了平台，讲了托举，讲了种因的人不问结果。但最让台下那些瑞典人感动的，是我讲您写春联的那一段。”
“我写春联有什么好讲的？”
“我讲您在祠堂门口写春联，我趴在门槛上看。墨汁是臭的，但写出来的字是香的。”
念念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盒子上没有商标，没有缎带，普通的白色纸盒。打开，里面是诺贝尔奖章，十八K金，直径六十六毫米，正面是诺贝尔的侧脸浮雕，背面刻着念念的名字和获奖年份。
“奶奶，这个给您。”
念念奶奶把奖章接过来，放在手心里掂了掂。
“挺沉。”
“金的。”
“我知道是金的。上面这个外国大胡子是谁？”
“诺贝尔。发明炸药的那个。死之前把钱全捐出来，设立了诺贝尔奖。”
“他为什么把钱全捐出来？”
“因为一份报纸。他哥哥死了，报纸搞错了，登成了他的讣告。标题写的是‘死亡商人死了’。他不想被那样记住。所以他把自己全部财产都变成了奖励科学家的奖金。”
念念奶奶把奖章翻过来，看着背面的刻字。瑞典语的，看不懂，但念念的名字她认识。
“这个外国老头跟你太爷爷有点像。”
“哪里像？”
“你太爷爷死之前，把家里仅有的三亩地分给了三个儿子。分地契那天他把三个儿子叫到祠堂里，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一辈子没给你们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三亩地是我这辈子种的，你们接着种。种好了，别告诉别人是我教的。种不好，别告诉别人你们姓李。”
念念看着奖章上的诺贝尔侧脸。大胡子，深眼窝，表情严肃。
“诺贝尔和他，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
“诺贝尔说的是，我发明了炸药，炸开的是山还是人，看你们。太爷爷说的是，我种了三亩地，种好还是种坏，看你们。炸开山和种好地，方向反了，但意思一样。”
贺处长从祠堂门口走进来，笔记本已经写了三分之一，笔帽套上了，显然不打算再记了。工作调研已经结束，剩下的不是工作。
“念念同学，我今天是来调研新农村建设的。但我听到的，比我预想的多得多。你刚才说的那些关于快乐、关于做事方式、关于桃李不言的话，你能不能整理成一份书面材料？”
“做什么用？”
“省里下一期新农村建设简报，我想全文刊发。”
“可以。但我不写官样文章。我只会写我自己的话。”
“就要你自己的话。官样文章简报上有的是，不缺你那一篇。”
“那我写四个字，够不够？”
“哪四个字？”
“好好种地。”
贺处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有分寸，但眼角纹挤在一起，是那种听到实在忍不住的笑话时的笑法。
“好好种地，这四个字，是新农村建设的全部道理。但不是省报头版头条的风格。你能不能多写几个字，让它看起来像一篇文章？”
“可以。加三个字。”
“哪三个？”
“种好了，别告诉别人是我教的。”
贺处长把这句话写进笔记本里，合上，放回公文包。
“念念同学，你跟你父亲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父亲出名是因为他做事，你出名是因为你说话。但他做的事让你有话说，你说的话让别人去做事。父女两个，一个做，一个说，合起来，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现代版。”
念念从祠堂门槛上站起来，走到桂花树下，对着晒谷场上还没散去的村民们喊了一嗓子。
“各位叔叔伯伯婶婶！今天晚饭我奶奶做红烧肉！刘婶带花生米！王木匠负责劈柴！李强国支书负责烧火！三叔公负责讲故事！谁负责唱歌？”
“你负责！”刘婶第一个喊出来。
“唱什么？”
“唱你小时候在桂花树上唱的那首！‘月光光照地堂’！”
“那是广东童谣！我们湖南不唱那个！”
“那就唱湖南的！唱《浏阳河》！”
念念站在桂花树下，对着山谷，扯开嗓子唱了第一句。跑调了，跑得厉害，跟诺贝尔奖的数据精确度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晒谷场上的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刘婶把花生米嚼得咯嘣响，拍子打在石磨上。
王木匠放下旱烟杆，脚板在泥地上踩着节拍。
三叔公闭着眼睛，头一点一点，点得跟当年在晒谷场上翻稻谷的频率一模一样。李强国的搪瓷缸子端在手里，茶水晃出来洒在地上。
桂花的香气和茶香混在一起，飘过祠堂的屋脊，飘过桂花树的树冠，飘过山谷里一大片正在开花的金银花田，飘向村口那条横幅被取下来之后留下的空空的门柱。
念念奶奶坐在祠堂门槛上，手里还握着那把剪刀，剪刀柄上的钥匙轻轻晃着。
“他爸，念念这趟回来，比三年前更高了。”
“脾性呢？”
“脾性没变，还是那个趴在门槛上看我写春联的小丫头。诺贝尔奖给了她两块金牌，她把金牌给了我。我说太重，戴不动。她说不是戴的，是放的。放在祠堂的樟木箱子里，跟族谱放一块儿。金奖牌和旧族谱，一个瑞典的，一个大李家村的，放一起，都是金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