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零一小说wWw.db229.Com】，热门网络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一、秋千上的白裙子
一九九五年，天津师范大学的老校址还在卫津路。校园深处有一座小花园，四周种着月季和矮柏，花园中央有一架铁秋千，漆皮剥落，生了锈。那时候，学校里有个女孩，叫林薇。她不化妆，不烫头发，总是穿着一件素白的长裙，长发披在肩上。她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秋千上，慢慢荡着，裙摆被风吹起来，远远望去像一朵开在暮色里的白花。很多男生专门绕路去花园，就为了远远看她一眼。
林薇死了。死在校门口的那条马路上，身上的伤不是车祸，是被人用利器捅的。案子始终没破，凶手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林薇的遗体火化那天，下着小雨，来送她的同学站满了整条走廊，哭声压过了雨声。
两年后，一个叫陈晨的新生入学。九月初的天津还闷热得很，军训刚结束，晚上睡不着，他在宿舍里跟学长聊天。学长姓刘，大四，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学长，咱们学校足球场旁边那个花园，晚上十点多还有女生在那里荡秋千呢。”陈晨一边剥橘子一边随口说，“穿白裙子，头发老长，长得可好看了。她是不是有毛病，大半夜不睡觉？”
刘学长手里的烟掉了。烟头落在水泥地上，滚了两圈，火星溅了一下，灭了。他盯着陈晨看了好几秒，声音发干：“你……真看见了？”陈晨点头，把一瓣橘子塞进嘴里，含混地说：“看见了，昨天夜里十点多，我从图书馆回来路过花园，她就坐在秋千上，荡得可高了，高到快和横杆平齐。”
刘学长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走出宿舍，把门带上。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他的脸，白得像纸。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直到灯灭了，又亮了，又灭了。
陈晨不知道，两年前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就死在花园旁边的那条路上。更不知道，林薇生前最喜欢坐的，就是那架秋千。
后来的事，是陈晨从别处听来的。有好几个新生都说在晚上十点多看见花园里有个白裙子的女孩荡秋千。有人说她荡得越来越高，高到最后整个人都离开了秋千，飘在半空中，像个断了线的风筝。有人说她荡的时候从不说话，也不看人，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前方，眼睛里没有光。有个胆大的体育生不信邪，晚上十点独自去了花园。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远远看见秋千上确实坐着一个人，白裙子，长头发，秋千在无风的夜里自己晃着。体育生攥了攥拳头，朝秋千走了几步。那女孩忽然转过头来，冲他笑了一下。体育生说她脸上没有表情，嘴角是往上牵着的，可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他跑了，跑回宿舍的时候鞋跑掉了一只，脚底板磨出了血。
后来那架秋千被拆了，花园也填平了，盖了一栋新教学楼。可每年秋天，总有人在晚上路过那片空地的时候，听见铁链晃动的声音，“吱呀——吱呀——”，像是有什么东西还在那半空中荡着，永远不停。
二、新安的母子
天津老城里有一片叫新安的地方，早年间全是平房，胡同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有一间大宅子，青砖灰瓦，门楣上雕着莲花，比周围的房子都气派，却常年空着。门上的封条发了黄，边角卷起来，铁锁生了绿锈，像是从来没有人打开过。
老人们说那宅子不干净，小孩儿路过都要绕着走。我妈从小就嘱咐我：“小杰，那间房子不许靠近，听见没有？”我问为什么，她不说，只是脸色沉下来，像罩了一层阴云。
九八年秋天，附近一所学校从外地招了几个老师，宿舍不够住，学校图便宜，把这宅子租了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隔成几间宿舍。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有天晚上我路过那宅子，看见窗户里透出了灯光。昏黄的，暗暗的，像是煤油灯的光。我回家跟我妈说：“妈，那间鬼宅有人住了。”我妈正在择韭菜，手里的菜顿了一下，眉头拧起来：“听说租给几个外地老师了。作孽哟，那地方怎么能住人。”
住了三四个月，出事了。
那天夜里，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尖叫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好几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又尖又响，在胡同里来回撞。接着是狗叫、脚步声、喊“快来人”的声音。我爸披了件衣服就往外跑，我扔下笔跟出去。胡同里已经站满了人，手电筒的光乱晃，火把的光一跳一跳的。那间大宅子的门敞着，几个女老师蹲在门口哭，有两个已经神志不清了，被搀扶着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嘴里不停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的声音沙哑得不像人声，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沙子……眼睛里流沙子……那女人和小孩……眼睛里和鼻子里都在流沙子……一直在流……停不下来……”
我挤在人堆里，后背一阵阵发凉。旁边有个大爷小声嘀咕：“沙子？哪来的沙子？”没人回答。
后来来了警察，来了救护车，把那两个神志不清的老师抬走了。清醒的几个老师蹲在墙角，有人给她们递水，她们的手抖得接不住杯子。有人问她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其中一个梳马尾的女老师抬起头，脸上全是泪，声音发飘：“我们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在笑。我掀开窗帘往外看——院子中间站着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
她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了滚。
“那个女人穿着旗袍，深蓝色的，上面绣着暗花。头发盘着，用一根簪子别着。不是我们这里人的打扮……像是民国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袄，脚上穿着绣花鞋。她们……她们不是走出来的，是从墙里慢慢渗出来的，像水渍一样。”
旁边一个女老师接话，声音更小，像是怕什么人听见：“那女人的脸是白的，不是化妆的白，是那种在水里泡了很久的白。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可瞳孔是灰的，像磨砂玻璃。那个小女孩的嘴在动，像是在喊妈妈，可发不出声音……她们的……她们的眼睛和鼻子里，一直在往外流沙子，细细的、黄白色的沙，从眼角和鼻孔里往外淌，顺着脸流到脖子上，流到衣服上，落在地上就没了。”
我站在人群后面，听着这些话，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像是有什么冰凉的东西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上爬。没有人敢进那间宅子。警察进去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脸色也不好看，什么都没说。
后来宅子又空了。门重新锁上，封条换了新的，这次贴了两道。那几个老师当天晚上就搬走了，有两个再也没回来上课。那间宅子至今还立在新安那条窄胡同里，青砖灰瓦，门楣上的莲花模糊了，风一吹，门缝里就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在笑。
三、箱子里的布娃娃
九九年，娜娜家买了套二手房。房子在河西区，六楼，没电梯，是九十年代初建的。搬家那天是星期六，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没下。娜娜跟着爸妈去新家收拾，她那年十五岁，初三，学习压力大，正好出来散散心。
新家不大，两室一厅，前任屋主留下了一些搬不走的旧家具。娜娜在西屋发现了一个大木箱，紫红色的漆皮，铜包角，锁已经锈死了。箱子大到能装进两个人，她推了推，纹丝不动。她喊来她爸，她爸拿螺丝刀撬了好一阵，锁簧“咔”的一声弹开，箱盖被掀了起来。
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娜娜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箱子里堆着些旧衣服，男式的、女式的，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落了一层灰。还有一套白色礼服，像是婚纱，可尺寸特别小，不像给成年人穿的。最底下，躺着一个布娃娃。
那娃娃是外国款式，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脸上画着小丑的妆容——红红的圆鼻子，咧开的大嘴，嘴角画着夸张的笑意。它穿着一件蕾丝裙子，裙摆上绣着细碎的小花。娜娜觉得挺可爱，伸手去拿。娃娃在箱子里放了太久了，布料已经发脆，她刚拿起来，娃娃的脑袋“咕噜”一下歪到了一边，然后整个掉了下来，在地上弹了一下，滚到墙角。脑袋里的棉花露了出来，发黄的、结块的棉花，像腐烂的棉絮。
娜娜愣了一下，有点可惜，随手把娃娃身体和脑袋一起扔进了装垃圾的黑塑料袋里。
当天晚上，她开始做噩梦。梦里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穿着旧式碎花裙，头发很长，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绳。她站在娜娜床边，怀里抱着一个没有头的布娃娃——那个娃娃的身体，断口的棉絮露在外面，和白天扔掉的那个一模一样。小女孩的嘴唇在动，声音又尖又细，像指甲刮玻璃：“那是我的娃娃……你把它扔了……你去给我捡回来……你把它弄坏了……”说着说着，她伸出手掐娜娜的脖子。那手很小，骨节却凸出来，冰凉的，像几根冰棍贴在皮肤上。娜娜喘不上气，拼命挣扎，猛地睁开眼——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照在衣柜的镜子上。
连续一个星期，同样的梦，同样的女孩，同样的话。娜娜瘦了一圈，眼窝凹进去，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揍了两拳。她爸带她去了好几家医院，查不出任何毛病。血常规正常，脑电图正常，ct正常，医生说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了，让她多休息。
后来楼下的刘奶奶听说了这事，把娜娜妈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不该动的东西？”娜娜妈想了半天，忽然想起那个布娃娃。
娜娜爸费了好大劲，打听到垃圾回收站，翻了整整一天，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布娃娃的身体——脑袋没了。他把娃娃身体带回家，放回了那只大木箱里，又把箱子锁好，钥匙收进了抽屉最深处。当晚，娜娜睡了个安稳觉。一夜无梦。
五年后，娜娜上了大学，暑假回家，母女俩闲聊时提起了这件事。娜娜妈忽然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有一件事，一直没敢告诉你。”她放下手里的毛线针，声音低下去，“你爸把那个娃娃放回箱子里以后，过了一年多，有一次我去老房子那边取东西，无意中又打开了那只箱子。”
娜娜抬起头，看着她妈。
“那个布娃娃的头，就在箱子里面。端端正正地摆在身体旁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带着那个笑。”娜娜妈的嘴角往下撇了撇，像是在模仿那个笑容，“可钥匙一直在我手里，箱子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
娜娜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见自己手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窗外起风了，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有什么东西在窗帘后面轻轻叹了口气。
四、东丽湖底
两千年夏天，东丽湖还是一片野湖，水草疯长，芦苇比人高。湖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禁止游泳”，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那年七月，三个美院的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市区赶来写生。一男两女，画夹、颜料、画笔，装满了帆布包。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学校报了警，家属从外地赶来，哭倒在了湖边。打捞队租了三条船，带着滚钩在水里拖了三天三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湖面平静得像一块墨绿色的玻璃，连水花都不冒一个。
第七天，一个渔民在湖上下网。他姓陈，五十多岁，在东丽湖上讨了半辈子生活。那天清晨起了雾，雾很薄，贴着水面，像一层白纱。他把小船划到湖心，正弯腰收网，余光瞥见不远处漂着一团东西。灰白色的，圆鼓鼓的，像一颗浮在水面上的大白菜。他把船划过去，拨开芦苇，那团东西渐渐清晰起来——四条胳膊，四条腿，紧紧绞在一起，像拧麻花一样拧成一团。是四个人。他们的身体已经发胀，皮肤呈青灰色，在水里上下起伏。他们的手指插在彼此的头发里，抠着彼此的眼窝，像是在争夺什么，又像是在保护什么。其中一个人的嘴里含着一绺头发，另一个人的手指扣着另一个人的下巴，掰都掰不开。
陈老汉的船桨差点脱手。他哆嗦着报了警，声音在雾里飘得又远又散。
打捞队来了，把四具尸体拖上岸。法医确认了其中三个的身份——就是那三个美院的学生，死亡时间与他们失踪的日子吻合。第四个人，没人认识。不是他们的同学，不是附近的居民，不是任何失踪人员。户籍系统里查不到这个人，指纹库里没有，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里也没有。他像是一团凭空出现在湖里的肉，没有名字，没有来处，没有过往。
更奇怪的是，第四个人的死亡时间，比那三个学生早了整整十三天。也就是说，当三个学生脱下衣服走进湖水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在淤泥里泡了近两周，烂得连法医都拼不全它的脸。可它的胳膊、腿，却死死缠在三个学生的身上，像是一条蛇缠住了猎物。
他们下水的时候，湖面上什么都没有。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水草。也许他们看见了那具尸体，也许没有。也许他们只是下去游泳，游到湖心，脚踝忽然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也许他们喊了救命，可湖边没有人。三个会游泳的人，被一具在水里泡了十三天的尸体拉进了水底，缠在了一起，再也没有浮上来。
后来东丽湖被开发成了风景区，修了栈道，种了荷花，湖面种了睡莲，岸边铺了草坪。可本地人从不下去游泳。每逢夏天，湖边还是会有孩子偷偷下水，老人们就会跺着拐杖喊：“上来！那底下有东西！”孩子们问有什么东西，老人不说话，只是摇头，眼神往湖心飘。湖面上什么都没有，水很清，能看见水草在底下轻轻摆着。
五、日报大厦的黑影
天津日报大厦，十四楼。所有的窗户都被铁皮封死了，从外面看像一排紧闭的眼睑。网上的帖子铺天盖地，说十四楼闹鬼，说大厦门口的水晶球是镇邪的，说那是“五爪金龙阵”，说有个保安在十四楼自杀了。
大厦的取报口在另一侧，正对着旁边一家医院的太平间。每天凌晨三四点，送报的车把报纸卸在门口，报贩们骑着三轮车、电动车赶来取报。那段时间天还没亮，路灯昏黄，大厦的阴影投在地上，像一头蹲伏的巨兽。
有个姓孙的报贩，在这一带送了十几年报纸。他说他见过那东西。凌晨三点半，他蹲在地上清点报纸，余光扫到大厦墙根，看见一个人影。那人影是站着的，模模糊糊，像一团没有边界的雾，又像是谁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留下的印子。它沿着墙根慢慢地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在找什么。孙报贩揉了揉眼，那人影还在。他喊了一声“谁”，没有回应。人影继续走，不急不慢。他扔下报纸，抄起手电筒照过去，光柱穿过那团雾，打在墙上，什么都没有。那人影消失了。
后来他听人说，十四楼曾经有个保安，三十出头，河北人，话不多，见谁都笑一下。他老婆跟他闹离婚，闹了两年，孩子判给了女方。那天晚上他在十四楼值夜班，把窗户打开，坐了上去。第二天早上保洁阿姨发现他躺在十四楼窗下的花坛里，身上盖着从十四楼掉下来的碎玻璃。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眼眶里嵌着几粒玻璃渣。
大厦的人后来把十四楼的窗户用铁皮封死了，说是怕出事。门口修了一座水晶球，说是为了好看。至于那团黑影，也许是早起取报的人看花了眼，也许是路灯晃动的影子，也许是什么别的东西。可孙报贩每次提起，都会把手指头捏得发白，嘴角往下撇，像是嘴里含着一口苦水。“我看见了，”他说，“它还在那里。每天都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那条路不长，可它走了一整夜，也没走出去。”
一、秋千上的白裙子
一九九五年，天津师范大学的老校址还在卫津路。校园深处有一座小花园，四周种着月季和矮柏，花园中央有一架铁秋千，漆皮剥落，生了锈。那时候，学校里有个女孩，叫林薇。她不化妆，不烫头发，总是穿着一件素白的长裙，长发披在肩上。她喜欢在黄昏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秋千上，慢慢荡着，裙摆被风吹起来，远远望去像一朵开在暮色里的白花。很多男生专门绕路去花园，就为了远远看她一眼。
林薇死了。死在校门口的那条马路上，身上的伤不是车祸，是被人用利器捅的。案子始终没破，凶手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林薇的遗体火化那天，下着小雨，来送她的同学站满了整条走廊，哭声压过了雨声。
两年后，一个叫陈晨的新生入学。九月初的天津还闷热得很，军训刚结束，晚上睡不着，他在宿舍里跟学长聊天。学长姓刘，大四，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吞吞的。“学长，咱们学校足球场旁边那个花园，晚上十点多还有女生在那里荡秋千呢。”陈晨一边剥橘子一边随口说，“穿白裙子，头发老长，长得可好看了。她是不是有毛病，大半夜不睡觉？”
刘学长手里的烟掉了。烟头落在水泥地上，滚了两圈，火星溅了一下，灭了。他盯着陈晨看了好几秒，声音发干：“你……真看见了？”陈晨点头，把一瓣橘子塞进嘴里，含混地说：“看见了，昨天夜里十点多，我从图书馆回来路过花园，她就坐在秋千上，荡得可高了，高到快和横杆平齐。”
刘学长没有再说话。他站起来，走出宿舍，把门带上。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他的脸，白得像纸。他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直到灯灭了，又亮了，又灭了。
陈晨不知道，两年前那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就死在花园旁边的那条路上。更不知道，林薇生前最喜欢坐的，就是那架秋千。
后来的事，是陈晨从别处听来的。有好几个新生都说在晚上十点多看见花园里有个白裙子的女孩荡秋千。有人说她荡得越来越高，高到最后整个人都离开了秋千，飘在半空中，像个断了线的风筝。有人说她荡的时候从不说话，也不看人，就那么直直地看着前方，眼睛里没有光。有个胆大的体育生不信邪，晚上十点独自去了花园。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远远看见秋千上确实坐着一个人，白裙子，长头发，秋千在无风的夜里自己晃着。体育生攥了攥拳头，朝秋千走了几步。那女孩忽然转过头来，冲他笑了一下。体育生说她脸上没有表情，嘴角是往上牵着的，可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他跑了，跑回宿舍的时候鞋跑掉了一只，脚底板磨出了血。
后来那架秋千被拆了，花园也填平了，盖了一栋新教学楼。可每年秋天，总有人在晚上路过那片空地的时候，听见铁链晃动的声音，“吱呀——吱呀——”，像是有什么东西还在那半空中荡着，永远不停。
二、新安的母子
天津老城里有一片叫新安的地方，早年间全是平房，胡同窄得只能容两个人并排走。有一间大宅子，青砖灰瓦，门楣上雕着莲花，比周围的房子都气派，却常年空着。门上的封条发了黄，边角卷起来，铁锁生了绿锈，像是从来没有人打开过。
老人们说那宅子不干净，小孩儿路过都要绕着走。我妈从小就嘱咐我：“小杰，那间房子不许靠近，听见没有？”我问为什么，她不说，只是脸色沉下来，像罩了一层阴云。
九八年秋天，附近一所学校从外地招了几个老师，宿舍不够住，学校图便宜，把这宅子租了下来，简单收拾了一下，隔成几间宿舍。我知道这事是因为有天晚上我路过那宅子，看见窗户里透出了灯光。昏黄的，暗暗的，像是煤油灯的光。我回家跟我妈说：“妈，那间鬼宅有人住了。”我妈正在择韭菜，手里的菜顿了一下，眉头拧起来：“听说租给几个外地老师了。作孽哟，那地方怎么能住人。”
住了三四个月，出事了。
那天夜里，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尖叫声，不是一个人的，是好几个人的声音叠在一起，又尖又响，在胡同里来回撞。接着是狗叫、脚步声、喊“快来人”的声音。我爸披了件衣服就往外跑，我扔下笔跟出去。胡同里已经站满了人，手电筒的光乱晃，火把的光一跳一跳的。那间大宅子的门敞着，几个女老师蹲在门口哭，有两个已经神志不清了，被搀扶着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嘴里不停重复着同一句话。她们的声音沙哑得不像人声，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沙子……眼睛里流沙子……那女人和小孩……眼睛里和鼻子里都在流沙子……一直在流……停不下来……”
我挤在人堆里，后背一阵阵发凉。旁边有个大爷小声嘀咕：“沙子？哪来的沙子？”没人回答。
后来来了警察，来了救护车，把那两个神志不清的老师抬走了。清醒的几个老师蹲在墙角，有人给她们递水，她们的手抖得接不住杯子。有人问她们到底看见了什么，其中一个梳马尾的女老师抬起头，脸上全是泪，声音发飘：“我们听见院子里有声音，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在笑。我掀开窗帘往外看——院子中间站着一个女人，牵着一个小女孩。”
她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了滚。
“那个女人穿着旗袍，深蓝色的，上面绣着暗花。头发盘着，用一根簪子别着。不是我们这里人的打扮……像是民国时候的。那个小女孩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碎花袄，脚上穿着绣花鞋。她们……她们不是走出来的，是从墙里慢慢渗出来的，像水渍一样。”
旁边一个女老师接话，声音更小，像是怕什么人听见：“那女人的脸是白的，不是化妆的白，是那种在水里泡了很久的白。她的眼睛是睁着的，可瞳孔是灰的，像磨砂玻璃。那个小女孩的嘴在动，像是在喊妈妈，可发不出声音……她们的……她们的眼睛和鼻子里，一直在往外流沙子，细细的、黄白色的沙，从眼角和鼻孔里往外淌，顺着脸流到脖子上，流到衣服上，落在地上就没了。”
我站在人群后面，听着这些话，后背的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像是有什么冰凉的东西顺着我的脊梁骨往上爬。没有人敢进那间宅子。警察进去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脸色也不好看，什么都没说。
后来宅子又空了。门重新锁上，封条换了新的，这次贴了两道。那几个老师当天晚上就搬走了，有两个再也没回来上课。那间宅子至今还立在新安那条窄胡同里，青砖灰瓦，门楣上的莲花模糊了，风一吹，门缝里就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哭，又像是在笑。
三、箱子里的布娃娃
九九年，娜娜家买了套二手房。房子在河西区，六楼，没电梯，是九十年代初建的。搬家那天是星期六，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没下。娜娜跟着爸妈去新家收拾，她那年十五岁，初三，学习压力大，正好出来散散心。
新家不大，两室一厅，前任屋主留下了一些搬不走的旧家具。娜娜在西屋发现了一个大木箱，紫红色的漆皮，铜包角，锁已经锈死了。箱子大到能装进两个人，她推了推，纹丝不动。她喊来她爸，她爸拿螺丝刀撬了好一阵，锁簧“咔”的一声弹开，箱盖被掀了起来。
一股陈旧的霉味扑面而来，呛得娜娜连打了好几个喷嚏。箱子里堆着些旧衣服，男式的、女式的，叠得整整齐齐，上面落了一层灰。还有一套白色礼服，像是婚纱，可尺寸特别小，不像给成年人穿的。最底下，躺着一个布娃娃。
那娃娃是外国款式，金色的卷发，蓝色的眼睛，脸上画着小丑的妆容——红红的圆鼻子，咧开的大嘴，嘴角画着夸张的笑意。它穿着一件蕾丝裙子，裙摆上绣着细碎的小花。娜娜觉得挺可爱，伸手去拿。娃娃在箱子里放了太久了，布料已经发脆，她刚拿起来，娃娃的脑袋“咕噜”一下歪到了一边，然后整个掉了下来，在地上弹了一下，滚到墙角。脑袋里的棉花露了出来，发黄的、结块的棉花，像腐烂的棉絮。
娜娜愣了一下，有点可惜，随手把娃娃身体和脑袋一起扔进了装垃圾的黑塑料袋里。
当天晚上，她开始做噩梦。梦里有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穿着旧式碎花裙，头发很长，梳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系着红绳。她站在娜娜床边，怀里抱着一个没有头的布娃娃——那个娃娃的身体，断口的棉絮露在外面，和白天扔掉的那个一模一样。小女孩的嘴唇在动，声音又尖又细，像指甲刮玻璃：“那是我的娃娃……你把它扔了……你去给我捡回来……你把它弄坏了……”说着说着，她伸出手掐娜娜的脖子。那手很小，骨节却凸出来，冰凉的，像几根冰棍贴在皮肤上。娜娜喘不上气，拼命挣扎，猛地睁开眼——房间里什么都没有，只有窗外的月光，白惨惨的，照在衣柜的镜子上。
连续一个星期，同样的梦，同样的女孩，同样的话。娜娜瘦了一圈，眼窝凹进去，黑眼圈重得像被人揍了两拳。她爸带她去了好几家医院，查不出任何毛病。血常规正常，脑电图正常，ct正常，医生说可能是学习压力太大了，让她多休息。
后来楼下的刘奶奶听说了这事，把娜娜妈拉到一边，压低声音问：“你们是不是动了什么不该动的东西？”娜娜妈想了半天，忽然想起那个布娃娃。
娜娜爸费了好大劲，打听到垃圾回收站，翻了整整一天，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那个布娃娃的身体——脑袋没了。他把娃娃身体带回家，放回了那只大木箱里，又把箱子锁好，钥匙收进了抽屉最深处。当晚，娜娜睡了个安稳觉。一夜无梦。
五年后，娜娜上了大学，暑假回家，母女俩闲聊时提起了这件事。娜娜妈忽然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有一件事，一直没敢告诉你。”她放下手里的毛线针，声音低下去，“你爸把那个娃娃放回箱子里以后，过了一年多，有一次我去老房子那边取东西，无意中又打开了那只箱子。”
娜娜抬起头，看着她妈。
“那个布娃娃的头，就在箱子里面。端端正正地摆在身体旁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还带着那个笑。”娜娜妈的嘴角往下撇了撇，像是在模仿那个笑容，“可钥匙一直在我手里，箱子从来没有被人打开过。”
娜娜没有说话。她低下头，看见自己手背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窗外起风了，窗帘被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有什么东西在窗帘后面轻轻叹了口气。
四、东丽湖底
两千年夏天，东丽湖还是一片野湖，水草疯长，芦苇比人高。湖边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禁止游泳”，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那年七月，三个美院的学生骑着自行车从市区赶来写生。一男两女，画夹、颜料、画笔，装满了帆布包。
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学校报了警，家属从外地赶来，哭倒在了湖边。打捞队租了三条船，带着滚钩在水里拖了三天三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湖面平静得像一块墨绿色的玻璃，连水花都不冒一个。
第七天，一个渔民在湖上下网。他姓陈，五十多岁，在东丽湖上讨了半辈子生活。那天清晨起了雾，雾很薄，贴着水面，像一层白纱。他把小船划到湖心，正弯腰收网，余光瞥见不远处漂着一团东西。灰白色的，圆鼓鼓的，像一颗浮在水面上的大白菜。他把船划过去，拨开芦苇，那团东西渐渐清晰起来——四条胳膊，四条腿，紧紧绞在一起，像拧麻花一样拧成一团。是四个人。他们的身体已经发胀，皮肤呈青灰色，在水里上下起伏。他们的手指插在彼此的头发里，抠着彼此的眼窝，像是在争夺什么，又像是在保护什么。其中一个人的嘴里含着一绺头发，另一个人的手指扣着另一个人的下巴，掰都掰不开。
陈老汉的船桨差点脱手。他哆嗦着报了警，声音在雾里飘得又远又散。
打捞队来了，把四具尸体拖上岸。法医确认了其中三个的身份——就是那三个美院的学生，死亡时间与他们失踪的日子吻合。第四个人，没人认识。不是他们的同学，不是附近的居民，不是任何失踪人员。户籍系统里查不到这个人，指纹库里没有，全国失踪人口数据库里也没有。他像是一团凭空出现在湖里的肉，没有名字，没有来处，没有过往。
更奇怪的是，第四个人的死亡时间，比那三个学生早了整整十三天。也就是说，当三个学生脱下衣服走进湖水的时候，那具尸体已经在淤泥里泡了近两周，烂得连法医都拼不全它的脸。可它的胳膊、腿，却死死缠在三个学生的身上，像是一条蛇缠住了猎物。
他们下水的时候，湖面上什么都没有。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水草。也许他们看见了那具尸体，也许没有。也许他们只是下去游泳，游到湖心，脚踝忽然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也许他们喊了救命，可湖边没有人。三个会游泳的人，被一具在水里泡了十三天的尸体拉进了水底，缠在了一起，再也没有浮上来。
后来东丽湖被开发成了风景区，修了栈道，种了荷花，湖面种了睡莲，岸边铺了草坪。可本地人从不下去游泳。每逢夏天，湖边还是会有孩子偷偷下水，老人们就会跺着拐杖喊：“上来！那底下有东西！”孩子们问有什么东西，老人不说话，只是摇头，眼神往湖心飘。湖面上什么都没有，水很清，能看见水草在底下轻轻摆着。
五、日报大厦的黑影
天津日报大厦，十四楼。所有的窗户都被铁皮封死了，从外面看像一排紧闭的眼睑。网上的帖子铺天盖地，说十四楼闹鬼，说大厦门口的水晶球是镇邪的，说那是“五爪金龙阵”，说有个保安在十四楼自杀了。
大厦的取报口在另一侧，正对着旁边一家医院的太平间。每天凌晨三四点，送报的车把报纸卸在门口，报贩们骑着三轮车、电动车赶来取报。那段时间天还没亮，路灯昏黄，大厦的阴影投在地上，像一头蹲伏的巨兽。
有个姓孙的报贩，在这一带送了十几年报纸。他说他见过那东西。凌晨三点半，他蹲在地上清点报纸，余光扫到大厦墙根，看见一个人影。那人影是站着的，模模糊糊，像一团没有边界的雾，又像是谁在玻璃上呵了一口气留下的印子。它沿着墙根慢慢地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像在找什么。孙报贩揉了揉眼，那人影还在。他喊了一声“谁”，没有回应。人影继续走，不急不慢。他扔下报纸，抄起手电筒照过去，光柱穿过那团雾，打在墙上，什么都没有。那人影消失了。
后来他听人说，十四楼曾经有个保安，三十出头，河北人，话不多，见谁都笑一下。他老婆跟他闹离婚，闹了两年，孩子判给了女方。那天晚上他在十四楼值夜班，把窗户打开，坐了上去。第二天早上保洁阿姨发现他躺在十四楼窗下的花坛里，身上盖着从十四楼掉下来的碎玻璃。他的眼睛是睁着的，眼眶里嵌着几粒玻璃渣。
大厦的人后来把十四楼的窗户用铁皮封死了，说是怕出事。门口修了一座水晶球，说是为了好看。至于那团黑影，也许是早起取报的人看花了眼，也许是路灯晃动的影子，也许是什么别的东西。可孙报贩每次提起，都会把手指头捏得发白，嘴角往下撇，像是嘴里含着一口苦水。“我看见了，”他说，“它还在那里。每天都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那条路不长，可它走了一整夜，也没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