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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浩，二〇〇〇年在大连读高中，住校，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那天下午，我和两个同学翻墙逃课，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打游戏入了迷，忘了时间。正杀得眼红，手机震了——是班里的同学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快回来！老师查人了，翻脸了，说你要是不回来就别想好过。”
我骂了一声，扔下鼠标，冲到前台退机。刚出网吧门，天忽然暗了。一道闪电劈下来，紧接着“哗”的一声，大雨像被人从天上泼下来一样。三月的北方，雨又冷又急，砸在脸上生疼。我缩在网吧门口，看着雨幕发愁。这要淋回去，非发烧不可。网吧里有人探出头看了看天，又缩回去了。我在门口踱了几步，正想着要不要冲出去，余光瞥见网吧左边那排石台子上，放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
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伞面朝下，像是被什么人随手搁下的。雨水打在石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那把伞一动不动的。我顾不上多想，一把抓起伞——伞很轻，伞骨细瘦，伞面是纯黑的，黑得发乌，一点都不透光。伞柄是木头的，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像攥着一块冰。我撑开伞，冲进了雨里。那伞不大，勉强遮住我半个身子，雨点砸在伞面上，声音很闷，“噗噗噗”的，不像打在普通的伞上，像是打在厚棉布上。
回到学校，被老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又去办公室挨了半天的训。好在老师家里有事，没留太久就放我走了。我松了口气，去食堂吃了晚饭，然后回宿舍。直到洗完澡躺到床上，我才发现——那把黑伞一直在我手里。从网吧出来，到老师办公室，到食堂，到宿舍，我居然一路都没放下过。我愣了一下，随手把伞扔在了墙角的小柜子旁边，伞柄磕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
那晚我睡得很沉，却做了一个怪梦。
梦里我一个人站在一片荒地上，四周是老旧的厂房，灰黑色的烟囱高高矗立，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根根墓碑。地上铺着碎石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空气里有股铁锈味，混着湿泥的腥气。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那里，四顾茫然。忽然，旁边一个低矮的传达室里走出一个人。
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皮肤黝黑，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色工作服，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露出一截灰白色的脖颈。衣服上沾着油渍，袖口磨出了毛边。最奇怪的是他的眼睛——一只正常，另一只瞳孔是白色的，浑浊发灰，像一颗煮熟的鱼眼，没有焦点，就那么散着。他直直地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碎石子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响。他走到我面前，停住了，离我不到两步远。我闻到他身上一股霉味，混着烟油子味，很呛。
“雨伞是我的。谁让你拿的？”他的声音又低又哑，像砂纸磨在铁皮上，还带着一股子东北土话的尾音，“那把黑色的折叠伞，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我愣住了。伞？我在梦里下意识地回答：“伞在我宿舍……我不知道是你的。对不起，我明天给你送回去。”
我的话还没说完，那男人的脸忽然扭曲了。他的五官拧在一起，像一团被人揉皱的纸。那只白色的眼珠子忽然转了一下，朝我翻过来，白得发亮。他抬起手，攥成拳头，骨节粗大，手背上青筋暴起。他朝我抡过来，我吓得转身就跑，刚跑出两步，脚下一滑，碎石子硌得我脚底板生疼，整个人扑倒在地。那个男人扑上来，压在我身上，膝盖顶着我的后背，拳头砸在我肩膀上，“咚、咚、咚”，一下接一下，每一下都沉甸甸的。他的嘴贴着我的耳朵，喘着粗气，热气喷在我脸上，那股霉味浓得我想吐。我拼命挣扎，猛地一蹬腿——醒了。
浑身是冷汗，后背凉飕飕的，枕头湿了一片。室友们都在睡觉，鼾声均匀，窗外还有虫鸣。我躺了好久，心跳才慢慢平下来。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啥也没有。可那只白色的瞳孔，那张扭曲的脸，像是烙在了我的眼皮上，闭眼就看见。
第二天上课，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梦。独眼的白瞳，脏兮兮的工作服，还有他说的那句话——“那把伞该还给我了。”我越想越怕。小时候奶奶跟我讲过，伞不能乱捡，伞能聚阴，有些东西就藏在伞里面，你拿了它的东西，它就跟着你。我下了决心，中午一定要把伞送回原处。
中午我回了宿舍，拿起那把黑伞。它在墙角静静靠着，伞面收得整整齐齐，一点不像被人用过。我翻来覆去看了看，伞柄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刻字，没有标记。我骑车去了网吧，把伞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的石台子上，就是我发现它的那个位置。放好之后，我松了一口气，还特意用手机拍了张照片，怕说不清楚。然后骑上车回了学校。
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七八天后，那天下午没课，我去校外一家书店买漫画。书店不大，在一条巷子里，门面窄窄的，里头却很深。几个书架挤在一起，我站在中间一排翻书。翻了几本，忽然透过书架的缝隙，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
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领口竖着。他的头微微低着，正往我这个方向看。书架的空隙只有巴掌宽，可我看清了他的脸——那只左边的瞳孔是白的。白得像瓷片，在日光灯下反着光。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我认得他。就是梦里的那个独眼男人。我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周围的人看了我一眼，我顾不上了，转身就跑，冲到前台胡乱塞了钱，骑上车疯了一样往学校蹬。一路上我拼命回头看，没有人跟上来。可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他在书店里，隔着书架，正看着我。那双眼睛——一只黑的，一只白的——正穿过书缝，盯着我。
回到宿舍，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爷爷。爷爷从小给我讲鬼故事，我信他。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爷爷沉默了很久，电话那头只有他抽烟的咂嘴声。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伞还回去了就好。别乱想，也别再去那个网吧了。”他顿了顿，又说：“下次别捡人家的伞。”
我点头，挂了电话，可心里的恐惧没有少一分。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看见那个男人。
先是学校门口。一天中午我出去买吃的，远远看见他站在对面的修车棚旁边，靠着墙，双手插在裤兜里，那只白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修车棚的遮阳布破了一个角，风一吹，“啪嗒啪嗒”响。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人遗弃的雕塑。我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快步走回学校。他的目光像一根冰锥，扎在我后背上，走了很远还能感觉到。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那里，姿势都没变。
然后是校门口的公交站，是他。那天我等同学一起去吃晚饭，一抬头，他就站在站牌底下，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公交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始终没有上车。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嘴角微微往下撇着，像是在生气，又像是在等什么。
再然后是学校围墙外边的小路，还是他。我下了晚自习抄近路回宿舍，路灯昏黄，他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树影斑驳地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脸切成一块一块的。他的那只白眼睛在黑暗中反着光，像一盏灭了的灯泡在最后一刻发出的光。
他不再走近，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那目光不凶，不狠，可就是让人后背发凉。像是有什么东西黏在你身上，甩不掉，揭不开。
我跟室友说了这件事。室友们有的不当回事，有的故意吓唬我，说雨伞是藏鬼的，我这是把鬼给招回家了。一个室友压低声音说：“你没看港片吗？道士拿伞收鬼，鬼就躲在伞里。你把人家的伞拿走了，人家不缠你缠谁？”另一个室友说：“你赶紧去庙里拜拜吧。”我听了，浑身冰凉，那晚又做了噩梦，梦见那个独眼男人站在我床头，低头看着我。
又过了几天，下午没课，几个室友拉我去网吧。我心里犯怵，可架不住他们起哄，还是一起去了。还是那家网吧，我上次捡伞的地方。到了网吧门口，我腿软了，可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前台等着开机，我百无聊赖地抬头，看见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白纸黑字，印着七八个人的照片和姓名。第一张，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国字脸，浓眉。我盯着那张照片，心脏像被人一把攥住了——就是那个独眼男人。白瞳，脏兮兮的外套，一模一样。通缉令上写着：此人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在逃，请广大群众注意线索。落款日期是几天前。
我愣在当场，嘴张开合不上，手指头在抖。室友推我：“走啊，开机去啊。”我指着那张通缉令，声音发颤：“你……你看看那个人。”室友凑过去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这不就是你梦见的那个人吗？”我点头，话都说不出来。
我拉着室友转身就往外走。室友说交了钱了，我说我不玩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出了网吧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张通缉令，那排照片在日光灯下发着惨白的光。第一张里的那个人，眼睛是正常的，两只都是黑的。可我知道，那是他。就是他。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我反复翻看手机里那张黑伞的照片，放大，缩小，再放大。伞柄上什么都没有。可我觉得那照片里的伞影在动，伞面上的水珠像是活的，一颗一颗往下滚。
又过了几天，下午第一节课，我正趴在桌上发呆。教室门被敲响了，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跟老师低声说了几句。老师朝我看了过来，那眼神不对。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我站起来，跟着警察走出去。走廊里日光灯嗡嗡响，我的鞋底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嗒嗒”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他们把我带进一间空办公室，让我坐下。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警察开口了，语气不算严厉，可也不客气：“你叫张浩？四月九号那天，你是不是去过新燕网吧？”
我点头。
“那天你是不是在网吧门口捡了一把黑色的折叠伞？”
我说是。
“那把伞你什么时候还回去的？”
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日期。警察又问：“网吧老板说，你看到通缉令的时候脸色大变，还跟同学说认识上面的人。你在哪里见过那个人？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只需要配合。”
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指节泛白。我不想说。那个男人已经缠上我了，要是知道我把他供出去，会不会更不放我？可对面坐着的是警察，我不敢不说。我咬咬牙，把书店看见他、学校门口看见他的事说了。唯独那个梦，我没有提。我觉得他们不会信。
警察反复问了好几遍，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然后让我回去。说暂时不要离开市区，随时配合调查。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浑身都是冷汗，后背的衬衫湿透了，贴在皮肤上。
那天晚上，室友们围着问我，我没好气地说没什么。可他们不信，有几个嘴快的说：“你那把伞，肯定惹事了。警察都找上门了，你摊上大事了。”我没搭理，可心里怕得要命。那晚我把床头的台灯开了一整夜，照得屋里亮堂堂的，可我一闭眼，就看见那只白色的瞳孔。
我以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了。
又过了四五天，课间操的时候，我正站在操场上。广播里放着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同学们伸胳膊抬腿，我机械地跟着比划。校门口开进来一辆警车，没有拉警笛，静静地滑进来，停在我们班那一列旁边。下来两个警察，板着脸，直奔我们班主任。班主任朝我走过来，脸色很难看，嘴唇抿成一条线：“张浩，你出来一下。”
这次他们没有客气。一个警察直接攥住我的胳膊，手指像铁钳一样箍着我的上臂，把我带上了警车。车里还坐着一个人，穿着便衣，板着脸，不说话，眼睛一直看着窗外。我吓得连问都不敢问。警车开出了学校，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修车棚、公交站、那棵梧桐树——都是他曾经站过的地方。
车一路开到分局，我被带进一间审讯室。刺眼的白炽灯照着我的脸，墙皮有些剥落，角落里有一张铁椅子，铐子挂在扶手上。对面坐着两个年纪大的警察，表情严肃，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我。
“你已经十七岁了，根据法律，你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一个老警察一拍桌子，“啪”的一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炸开，震得我耳朵嗡嗡响。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我胸口上，“你自己说，四月九号以后你到底见没见过那个独眼的人？”
我说我见过，书店见过，校门口见过。
“你确定你见到的是活人？”老警察盯着我的眼睛，目光像是要把我钉在椅子上。
我点头。手指在膝盖上抠，指甲掐进肉里，疼，但我不敢松。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在地上，“吱——”的一声，尖锐刺耳。他把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脸凑近我，近得我能看见他鼻翼上的毛孔。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我告诉你，那个人四月九号之前就已经死了。死了！你见到的是谁？你最好把实话全部交代出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死了？他早就死了？那我看见的是谁？书店里隔着书架看我的，校门口靠着墙看我的，通缉令上那个——早就死了？可他的白眼睛明明还在，他那件脏兮兮的外套，他身上那股霉味，他说的那句“雨伞是我的”——都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可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委屈，是恐惧。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恐惧，冷得我浑身发抖。我捂着脸，哭着把所有的东西全说了。那个梦，他在梦里打我，他说伞是他的，他来找我，他跟着我，他站在梧桐树下面，站在修车棚旁边，站在公交站牌底下——他的白眼睛在黑夜里反光。我边哭边说，断断续续，像个疯子。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滴在桌子上，滴在那张写了字的笔录纸上，把墨洇开了一小片。
审讯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日光灯嗡嗡地响，墙上的老钟“滴答滴答”地走。老警察没有再拍桌子。他站直了身体，把双手从桌上收回去，看了旁边的同事一眼。那个同事微微摇了摇头。老警察叹了口气，从桌下拿了一个纸杯，倒了些水，推到我面前。
“慢慢说，从头再说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然后是第三遍，第四遍。他们反反复复问，我反反复复答。每一次说到那个梦，我的声音就开始抖；每一次说到他在校门口看着我，我的手指就不自觉地攥紧。他们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了下来，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多，他们才开车把我送回学校。下车的时候，那个老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大，可我的手还是缩了一下。他说：“别乱跑，以后还有事找你。”他的语气已经不凶了，可我听得出来，他们心里的疑惑没有解开。我知道，他们还是不信我。死去的人，怎么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独眼男人。警察后来怎么破的案，我没打听，也不敢打听。我只知道他真的死了，死在四月九号之前。而我捡到那把伞，是四月九号的下午。通缉令上写着，他是畏罪自杀的。可他的尸体找到的时候，身边没有那把黑伞。
那把黑伞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把它放回了原处，可它留下的东西，却一直跟着我。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黄昏，有时候是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从背后，从侧面，从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里。那只白色的瞳孔，在黑暗中反着光。
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做那个梦。梦里我还是十七岁，站在那间破旧的厂房前面，碎石子“咯吱咯吱”响，空气里有股铁锈味。那个独眼男人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一步一步朝我靠近，白色的眼珠子在灰蒙蒙的光里像一盏灭了的灯。他走到我面前，站住，开口说——
“雨伞是我的。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我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总是问同一句话。我永远回答不了。因为那把伞，我再也没有见过。可他似乎不知道。他还在找，在每一个下雨的夜里，在每一条潮湿的街道上，在每一个撑开黑色折叠伞的人身后。等着他们转过身来，对他说一句——
对不起，还给你。
我叫张浩，二〇〇〇年在大连读高中，住校，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
那天下午，我和两个同学翻墙逃课，去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网吧。打游戏入了迷，忘了时间。正杀得眼红，手机震了——是班里的同学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你快回来！老师查人了，翻脸了，说你要是不回来就别想好过。”
我骂了一声，扔下鼠标，冲到前台退机。刚出网吧门，天忽然暗了。一道闪电劈下来，紧接着“哗”的一声，大雨像被人从天上泼下来一样。三月的北方，雨又冷又急，砸在脸上生疼。我缩在网吧门口，看着雨幕发愁。这要淋回去，非发烧不可。网吧里有人探出头看了看天，又缩回去了。我在门口踱了几步，正想着要不要冲出去，余光瞥见网吧左边那排石台子上，放着一把黑色的折叠伞。
它孤零零地躺在那里，伞面朝下，像是被什么人随手搁下的。雨水打在石台上，溅起细小的水花，那把伞一动不动的。我顾不上多想，一把抓起伞——伞很轻，伞骨细瘦，伞面是纯黑的，黑得发乌，一点都不透光。伞柄是木头的，握在手里冰凉冰凉的，像攥着一块冰。我撑开伞，冲进了雨里。那伞不大，勉强遮住我半个身子，雨点砸在伞面上，声音很闷，“噗噗噗”的，不像打在普通的伞上，像是打在厚棉布上。
回到学校，被老师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又去办公室挨了半天的训。好在老师家里有事，没留太久就放我走了。我松了口气，去食堂吃了晚饭，然后回宿舍。直到洗完澡躺到床上，我才发现——那把黑伞一直在我手里。从网吧出来，到老师办公室，到食堂，到宿舍，我居然一路都没放下过。我愣了一下，随手把伞扔在了墙角的小柜子旁边，伞柄磕在墙上，发出“咚”的一声，闷闷的。
那晚我睡得很沉，却做了一个怪梦。
梦里我一个人站在一片荒地上，四周是老旧的厂房，灰黑色的烟囱高高矗立，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根根墓碑。地上铺着碎石子，踩上去“咯吱咯吱”响。空气里有股铁锈味，混着湿泥的腥气。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那里，四顾茫然。忽然，旁边一个低矮的传达室里走出一个人。
他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皮肤黝黑，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色工作服，领口的扣子掉了两颗，露出一截灰白色的脖颈。衣服上沾着油渍，袖口磨出了毛边。最奇怪的是他的眼睛——一只正常，另一只瞳孔是白色的，浑浊发灰，像一颗煮熟的鱼眼，没有焦点，就那么散着。他直直地朝我走过来，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碎石子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响。他走到我面前，停住了，离我不到两步远。我闻到他身上一股霉味，混着烟油子味，很呛。
“雨伞是我的。谁让你拿的？”他的声音又低又哑，像砂纸磨在铁皮上，还带着一股子东北土话的尾音，“那把黑色的折叠伞，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我愣住了。伞？我在梦里下意识地回答：“伞在我宿舍……我不知道是你的。对不起，我明天给你送回去。”
我的话还没说完，那男人的脸忽然扭曲了。他的五官拧在一起，像一团被人揉皱的纸。那只白色的眼珠子忽然转了一下，朝我翻过来，白得发亮。他抬起手，攥成拳头，骨节粗大，手背上青筋暴起。他朝我抡过来，我吓得转身就跑，刚跑出两步，脚下一滑，碎石子硌得我脚底板生疼，整个人扑倒在地。那个男人扑上来，压在我身上，膝盖顶着我的后背，拳头砸在我肩膀上，“咚、咚、咚”，一下接一下，每一下都沉甸甸的。他的嘴贴着我的耳朵，喘着粗气，热气喷在我脸上，那股霉味浓得我想吐。我拼命挣扎，猛地一蹬腿——醒了。
浑身是冷汗，后背凉飕飕的，枕头湿了一片。室友们都在睡觉，鼾声均匀，窗外还有虫鸣。我躺了好久，心跳才慢慢平下来。我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啥也没有。可那只白色的瞳孔，那张扭曲的脸，像是烙在了我的眼皮上，闭眼就看见。
第二天上课，我满脑子都是那个梦。独眼的白瞳，脏兮兮的工作服，还有他说的那句话——“那把伞该还给我了。”我越想越怕。小时候奶奶跟我讲过，伞不能乱捡，伞能聚阴，有些东西就藏在伞里面，你拿了它的东西，它就跟着你。我下了决心，中午一定要把伞送回原处。
中午我回了宿舍，拿起那把黑伞。它在墙角静静靠着，伞面收得整整齐齐，一点不像被人用过。我翻来覆去看了看，伞柄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刻字，没有标记。我骑车去了网吧，把伞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的石台子上，就是我发现它的那个位置。放好之后，我松了一口气，还特意用手机拍了张照片，怕说不清楚。然后骑上车回了学校。
我以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七八天后，那天下午没课，我去校外一家书店买漫画。书店不大，在一条巷子里，门面窄窄的，里头却很深。几个书架挤在一起，我站在中间一排翻书。翻了几本，忽然透过书架的缝隙，看见对面站着一个人。
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外套，领口竖着。他的头微微低着，正往我这个方向看。书架的空隙只有巴掌宽，可我看清了他的脸——那只左边的瞳孔是白的。白得像瓷片，在日光灯下反着光。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顶。我认得他。就是梦里的那个独眼男人。我手里的书“啪”地掉在地上，周围的人看了我一眼，我顾不上了，转身就跑，冲到前台胡乱塞了钱，骑上车疯了一样往学校蹬。一路上我拼命回头看，没有人跟上来。可我知道，他就在那里。他在书店里，隔着书架，正看着我。那双眼睛——一只黑的，一只白的——正穿过书缝，盯着我。
回到宿舍，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爷爷。爷爷从小给我讲鬼故事，我信他。我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爷爷沉默了很久，电话那头只有他抽烟的咂嘴声。最后他叹了口气，说了一句：“伞还回去了就好。别乱想，也别再去那个网吧了。”他顿了顿，又说：“下次别捡人家的伞。”
我点头，挂了电话，可心里的恐惧没有少一分。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繁地看见那个男人。
先是学校门口。一天中午我出去买吃的，远远看见他站在对面的修车棚旁边，靠着墙，双手插在裤兜里，那只白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修车棚的遮阳布破了一个角，风一吹，“啪嗒啪嗒”响。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被人遗弃的雕塑。我低着头假装没看见，快步走回学校。他的目光像一根冰锥，扎在我后背上，走了很远还能感觉到。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那里，姿势都没变。
然后是校门口的公交站，是他。那天我等同学一起去吃晚饭，一抬头，他就站在站牌底下，手里没有拿任何东西。公交车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他始终没有上车。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嘴角微微往下撇着，像是在生气，又像是在等什么。
再然后是学校围墙外边的小路，还是他。我下了晚自习抄近路回宿舍，路灯昏黄，他站在一棵梧桐树底下，树影斑驳地落在他身上，把他的脸切成一块一块的。他的那只白眼睛在黑暗中反着光，像一盏灭了的灯泡在最后一刻发出的光。
他不再走近，也不说话，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地看着我。那目光不凶，不狠，可就是让人后背发凉。像是有什么东西黏在你身上，甩不掉，揭不开。
我跟室友说了这件事。室友们有的不当回事，有的故意吓唬我，说雨伞是藏鬼的，我这是把鬼给招回家了。一个室友压低声音说：“你没看港片吗？道士拿伞收鬼，鬼就躲在伞里。你把人家的伞拿走了，人家不缠你缠谁？”另一个室友说：“你赶紧去庙里拜拜吧。”我听了，浑身冰凉，那晚又做了噩梦，梦见那个独眼男人站在我床头，低头看着我。
又过了几天，下午没课，几个室友拉我去网吧。我心里犯怵，可架不住他们起哄，还是一起去了。还是那家网吧，我上次捡伞的地方。到了网吧门口，我腿软了，可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前台等着开机，我百无聊赖地抬头，看见墙上贴着一张通缉令。白纸黑字，印着七八个人的照片和姓名。第一张，一个男人，四十来岁，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国字脸，浓眉。我盯着那张照片，心脏像被人一把攥住了——就是那个独眼男人。白瞳，脏兮兮的外套，一模一样。通缉令上写着：此人涉嫌重大刑事案件，在逃，请广大群众注意线索。落款日期是几天前。
我愣在当场，嘴张开合不上，手指头在抖。室友推我：“走啊，开机去啊。”我指着那张通缉令，声音发颤：“你……你看看那个人。”室友凑过去看了一眼，脸色也变了。“这不就是你梦见的那个人吗？”我点头，话都说不出来。
我拉着室友转身就往外走。室友说交了钱了，我说我不玩了，头也不回地走了。出了网吧门，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张通缉令，那排照片在日光灯下发着惨白的光。第一张里的那个人，眼睛是正常的，两只都是黑的。可我知道，那是他。就是他。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我反复翻看手机里那张黑伞的照片，放大，缩小，再放大。伞柄上什么都没有。可我觉得那照片里的伞影在动，伞面上的水珠像是活的，一颗一颗往下滚。
又过了几天，下午第一节课，我正趴在桌上发呆。教室门被敲响了，三个穿制服的警察走进来，跟老师低声说了几句。老师朝我看了过来，那眼神不对。
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
我站起来，跟着警察走出去。走廊里日光灯嗡嗡响，我的鞋底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嗒嗒”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他们把我带进一间空办公室，让我坐下。一个年纪大一点的警察开口了，语气不算严厉，可也不客气：“你叫张浩？四月九号那天，你是不是去过新燕网吧？”
我点头。
“那天你是不是在网吧门口捡了一把黑色的折叠伞？”
我说是。
“那把伞你什么时候还回去的？”
我吞吞吐吐地说出日期。警察又问：“网吧老板说，你看到通缉令的时候脸色大变，还跟同学说认识上面的人。你在哪里见过那个人？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只需要配合。”
我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指节泛白。我不想说。那个男人已经缠上我了，要是知道我把他供出去，会不会更不放我？可对面坐着的是警察，我不敢不说。我咬咬牙，把书店看见他、学校门口看见他的事说了。唯独那个梦，我没有提。我觉得他们不会信。
警察反复问了好几遍，让我在笔录上签字按手印，然后让我回去。说暂时不要离开市区，随时配合调查。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浑身都是冷汗，后背的衬衫湿透了，贴在皮肤上。
那天晚上，室友们围着问我，我没好气地说没什么。可他们不信，有几个嘴快的说：“你那把伞，肯定惹事了。警察都找上门了，你摊上大事了。”我没搭理，可心里怕得要命。那晚我把床头的台灯开了一整夜，照得屋里亮堂堂的，可我一闭眼，就看见那只白色的瞳孔。
我以为这就是最坏的结果了。
又过了四五天，课间操的时候，我正站在操场上。广播里放着第八套广播体操的音乐，同学们伸胳膊抬腿，我机械地跟着比划。校门口开进来一辆警车，没有拉警笛，静静地滑进来，停在我们班那一列旁边。下来两个警察，板着脸，直奔我们班主任。班主任朝我走过来，脸色很难看，嘴唇抿成一条线：“张浩，你出来一下。”
这次他们没有客气。一个警察直接攥住我的胳膊，手指像铁钳一样箍着我的上臂，把我带上了警车。车里还坐着一个人，穿着便衣，板着脸，不说话，眼睛一直看着窗外。我吓得连问都不敢问。警车开出了学校，我趴在车窗上往外看，梧桐树一棵一棵往后退，修车棚、公交站、那棵梧桐树——都是他曾经站过的地方。
车一路开到分局，我被带进一间审讯室。刺眼的白炽灯照着我的脸，墙皮有些剥落，角落里有一张铁椅子，铐子挂在扶手上。对面坐着两个年纪大的警察，表情严肃，眼睛像锥子一样盯着我。
“你已经十七岁了，根据法律，你要为自己的话负责。”一个老警察一拍桌子，“啪”的一声，那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炸开，震得我耳朵嗡嗡响。他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石头砸在我胸口上，“你自己说，四月九号以后你到底见没见过那个独眼的人？”
我说我见过，书店见过，校门口见过。
“你确定你见到的是活人？”老警察盯着我的眼睛，目光像是要把我钉在椅子上。
我点头。手指在膝盖上抠，指甲掐进肉里，疼，但我不敢松。
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刮在地上，“吱——”的一声，尖锐刺耳。他把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脸凑近我，近得我能看见他鼻翼上的毛孔。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得像是怕被什么人听见：“我告诉你，那个人四月九号之前就已经死了。死了！你见到的是谁？你最好把实话全部交代出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了。死了？他早就死了？那我看见的是谁？书店里隔着书架看我的，校门口靠着墙看我的，通缉令上那个——早就死了？可他的白眼睛明明还在，他那件脏兮兮的外套，他身上那股霉味，他说的那句“雨伞是我的”——都是真的，不可能是假的。可他们说，他已经死了。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是委屈，是恐惧。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恐惧，冷得我浑身发抖。我捂着脸，哭着把所有的东西全说了。那个梦，他在梦里打我，他说伞是他的，他来找我，他跟着我，他站在梧桐树下面，站在修车棚旁边，站在公交站牌底下——他的白眼睛在黑夜里反光。我边哭边说，断断续续，像个疯子。眼泪顺着指缝往下淌，滴在桌子上，滴在那张写了字的笔录纸上，把墨洇开了一小片。
审讯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日光灯嗡嗡地响，墙上的老钟“滴答滴答”地走。老警察没有再拍桌子。他站直了身体，把双手从桌上收回去，看了旁边的同事一眼。那个同事微微摇了摇头。老警察叹了口气，从桌下拿了一个纸杯，倒了些水，推到我面前。
“慢慢说，从头再说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然后是第三遍，第四遍。他们反反复复问，我反反复复答。每一次说到那个梦，我的声音就开始抖；每一次说到他在校门口看着我，我的手指就不自觉地攥紧。他们把我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了下来，钢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一直折腾到晚上十点多，他们才开车把我送回学校。下车的时候，那个老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不大，可我的手还是缩了一下。他说：“别乱跑，以后还有事找你。”他的语气已经不凶了，可我听得出来，他们心里的疑惑没有解开。我知道，他们还是不信我。死去的人，怎么会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独眼男人。警察后来怎么破的案，我没打听，也不敢打听。我只知道他真的死了，死在四月九号之前。而我捡到那把伞，是四月九号的下午。通缉令上写着，他是畏罪自杀的。可他的尸体找到的时候，身边没有那把黑伞。
那把黑伞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把它放回了原处，可它留下的东西，却一直跟着我。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黄昏，有时候是我一个人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会忽然觉得有人在看我。从背后，从侧面，从某个我看不见的角落里。那只白色的瞳孔，在黑暗中反着光。
直到现在，我偶尔还会做那个梦。梦里我还是十七岁，站在那间破旧的厂房前面，碎石子“咯吱咯吱”响，空气里有股铁锈味。那个独眼男人从传达室里走出来，一步一步朝我靠近，白色的眼珠子在灰蒙蒙的光里像一盏灭了的灯。他走到我面前，站住，开口说——
“雨伞是我的。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我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总是问同一句话。我永远回答不了。因为那把伞，我再也没有见过。可他似乎不知道。他还在找，在每一个下雨的夜里，在每一条潮湿的街道上，在每一个撑开黑色折叠伞的人身后。等着他们转过身来，对他说一句——
对不起，还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