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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上海。静安区那栋灰蓝色的大厦，我在里面待了不到半年，却记住了一辈子。
那是我换的第七八家公司，做市场主任，待遇好，同事和善，连中央空调的温度都恰到好处。我觉得自己终于在上海扎下了根。每天踩着高跟鞋进电梯，和不同楼层的人点头微笑，日子过得规律又体面。走廊尽头有一家设计公司，我认识那里的一个小姑娘，叫唐糖。
我们是在女厕所认识的。那天她推门出来，一只米白色的零钱包掉在地上，她自己没发觉。我喊住她，她转身捡起来，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从那以后，每次碰面都会点头，偶尔在电梯里聊几句，后来发展到中午约饭。她比我小两岁，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白白嫩嫩的。
变故是从一顿午饭开始的。
那天我们坐在公司楼下的简餐厅，她忽然放下筷子，眼睛往左右扫了扫，像怕被人偷听似的，压低声音说：“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认识的那个厕所吗？”我说记得。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我要侧过耳朵才能听清：“以后尽量不要去咱们那层的厕所。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那间厕所闹鬼。以前有人在里面自杀过，好几个同事都瞧见过。”我笑着说她神神叨叨的，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她没笑，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认真得不像开玩笑：“你听我的，别去了。尤其是晚上加班，千万别去。”
我没当回事。可心里到底种下了根刺。从那以后，每次走进那间厕所，总觉着阴冷。瓷砖泛着青白色的光，空气里有股说不出的潮湿霉味，像什么东西在角落里悄悄腐烂。洗手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回头看身后——没人。可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像一根冰凉的针扎在后脖颈上，怎么也甩不掉。后来我也不去了，多走两层楼梯，上楼上的厕所。
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渐渐把这事忘了。可那天晚上，出事了。
七点多，加班后肚子忽然绞痛起来，来不及上楼，我冲进了本层的洗手间。解决完出来，洗手的时候，门口忽然站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的女人，脸黄得不像活人。不是晒黑的那种黄，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蜡黄，像旧报纸，像放久了的橘子皮，皱巴巴地耷拉着。头发稀疏，头顶露出一块一块灰白色的头皮，两个眼眶乌青发黑，眼袋耷拉着，青灰色，像两块淤血。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环卫工制服，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袖口磨出了毛边。她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滑，鞋跟磕在地砖上，差点摔倒。那女人也愣了一下，像是知道自己吓着人了，呆呆地看了我几秒，然后猛地转身就跑。她跑得很快，可没有脚步声，橡胶底的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点声响都没有。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走廊里，像一滴水融进了黑暗。
我站在厕所门口，腿发软，心脏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冲出去，一路小跑回到公司。加班的几个同事还在，我哆嗦着跟他们说了。一个男同事想了想，说：“哦，你说的可能是刘阿姨，咱们这层的保洁。她是有肝病，肝腹水，脸色不好看，头发也掉了不少。前段时间住院了，最近才回来上班。你之前没见过她，别害怕，她人挺好的。”
我松了口气。怪不得没见过，原来是休病假刚回来的。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对——她跑什么呢？我一个好好的人，她跑什么？
这事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彻底放下了戒备。那天下午五点多，下了班，肚子又不舒服。来不及上楼，我又去了本层的洗手间。
推门进去，看见唐糖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我，面朝那扇磨砂玻璃窗。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壁，灰扑扑的，什么也看不见。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
“嘿，干嘛呢？”我喊了一声。
她没应。我又喊了两声，她才慢慢转过头来。那动作很慢，很慢，像慢放的电影，脖子一寸一寸地转。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嘴唇动了动，淡淡地说：“没事，我在这儿待会儿。你下班了？”
我说下班了，然后进了隔间。一边上厕所一边隔着门跟她聊天，说今天的工作，说周末的安排。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声音还是那样轻柔。我让她走远点，说一会儿有味道，她没说话，我听见高跟鞋“哒哒哒”地往外走了。那声音不急不慢，一下一下的，在空荡荡的厕所里回荡。
等我出来，洗手池边没人。我以为她回了公司，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很凉，冲在手上激起一层鸡皮疙瘩。我对着镜子整理头发，补口红。这时候，门口传来一声轻咳。是她。
“你没走啊？我以为你回公司了。”我对着门外喊。
“没呢，等你。”她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然后高跟鞋又响了起来，“哒、哒、哒”，她走进来了。
我继续对着镜子照。口红有没有花，眼线有没有晕。就在这时候，她从后面走到了我身边。我侧头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又转回去看镜子。然后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镜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她站在我身后，离我不到半米，穿着那件常穿的米色风衣，圆框眼镜，两个浅浅的酒窝。可镜子里没有她。白墙，白灯，白色的洗手台，只有我自己的脸，惊恐地瞪着眼，瞳孔缩成了两个黑点。我猛地转头看她——她就在那里，站得好好的，歪着头，冲我笑。
“怎么了？”她问。
“没、没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再转回去看镜子。还是没有她。
我的手开始抖，抖得口红从指间滑落，掉在洗手台上，骨碌碌滚了两圈，掉进了水槽里。我顾不上捡。我强撑着笑，说了几句有的没的，什么“今天好累啊”“明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一边说一边往门口挪。她应着，声音还是那样轻柔，像什么都没发生。可她的眼睛——我记得那双眼睛，以前是亮亮的，弯弯的，现在看过去，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光，没有影，没有我。
我不敢看她，也不敢不看。我挪到门口，说了句“我先回公司拿个东西”，然后转身快步走了出去。脚步越来越快，几乎是在跑。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在我身后一盏一盏灭掉。她没有跟上来。
回到公司，我拽住正在收拾东西的王哥，假装问他文件的事，眼睛却一直往门口瞟。走廊里空荡荡的，灯光白惨惨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在公司磨蹭了二十分钟，才在同事的陪伴下离开。
那天晚上，我一到家就哭了。打电话给爸妈，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线了。然后她说：“明天就辞职，妈陪你去。”
第二天，我爸陪我去办离职手续。老板不理解，同事不理解，说我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我没解释。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往走廊尽头看了一眼。那家设计公司的门关着，玻璃门上映着走廊的灯光，空无一人。我抱着纸箱走进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和唐糖吃了那么多次午饭，从来没有走出过这栋楼。每次吃完饭，她都先站起来，说“我先上去了”，然后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消失在电梯间。我从来不知道她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她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卡通图片，朋友圈三天可见，什么也没有。
后来我偶尔想起唐糖，想起我们第一次在洗手间认识，想起她掉了零钱包，我弯腰帮她捡起来。想起她告诉我厕所闹鬼，让我别去。想起那天晚上，她站在磨砂玻璃窗前，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她在看什么？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也许她不是在往外看——她是在玻璃里，看自己。
镜子照不出她。那扇磨砂玻璃窗，也照不出她。
我再也没回去过那栋写字楼。有时候路过静安寺附近，远远看见那栋灰蓝色的大厦，我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加快脚步。不是怕，是不敢看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我怕其中一扇窗户后面，站着一个人，面朝着玻璃，一动不动，等着下一个推门进去的人。等着她在镜子里，只看见自己。
二〇〇七年，上海。静安区那栋灰蓝色的大厦，我在里面待了不到半年，却记住了一辈子。
那是我换的第七八家公司，做市场主任，待遇好，同事和善，连中央空调的温度都恰到好处。我觉得自己终于在上海扎下了根。每天踩着高跟鞋进电梯，和不同楼层的人点头微笑，日子过得规律又体面。走廊尽头有一家设计公司，我认识那里的一个小姑娘，叫唐糖。
我们是在女厕所认识的。那天她推门出来，一只米白色的零钱包掉在地上，她自己没发觉。我喊住她，她转身捡起来，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从那以后，每次碰面都会点头，偶尔在电梯里聊几句，后来发展到中午约饭。她比我小两岁，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像一颗剥了壳的荔枝，白白嫩嫩的。
变故是从一顿午饭开始的。
那天我们坐在公司楼下的简餐厅，她忽然放下筷子，眼睛往左右扫了扫，像怕被人偷听似的，压低声音说：“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认识的那个厕所吗？”我说记得。她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我要侧过耳朵才能听清：“以后尽量不要去咱们那层的厕所。我们公司的人都知道，那间厕所闹鬼。以前有人在里面自杀过，好几个同事都瞧见过。”我笑着说她神神叨叨的，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她没笑，圆框眼镜后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认真得不像开玩笑：“你听我的，别去了。尤其是晚上加班，千万别去。”
我没当回事。可心里到底种下了根刺。从那以后，每次走进那间厕所，总觉着阴冷。瓷砖泛着青白色的光，空气里有股说不出的潮湿霉味，像什么东西在角落里悄悄腐烂。洗手的时候，我总忍不住回头看身后——没人。可那种被人盯着的感觉，像一根冰凉的针扎在后脖颈上，怎么也甩不掉。后来我也不去了，多走两层楼梯，上楼上的厕所。
日子过了将近一个月，我渐渐把这事忘了。可那天晚上，出事了。
七点多，加班后肚子忽然绞痛起来，来不及上楼，我冲进了本层的洗手间。解决完出来，洗手的时候，门口忽然站着一个人。五十多岁的女人，脸黄得不像活人。不是晒黑的那种黄，是从皮肤底下透出来的蜡黄，像旧报纸，像放久了的橘子皮，皱巴巴地耷拉着。头发稀疏，头顶露出一块一块灰白色的头皮，两个眼眶乌青发黑，眼袋耷拉着，青灰色，像两块淤血。身上穿着一件灰扑扑的环卫工制服，领口的扣子系得严严实实，袖口磨出了毛边。她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双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滑，鞋跟磕在地砖上，差点摔倒。那女人也愣了一下，像是知道自己吓着人了，呆呆地看了我几秒，然后猛地转身就跑。她跑得很快，可没有脚步声，橡胶底的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一点声响都没有。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走廊里，像一滴水融进了黑暗。
我站在厕所门口，腿发软，心脏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冲出去，一路小跑回到公司。加班的几个同事还在，我哆嗦着跟他们说了。一个男同事想了想，说：“哦，你说的可能是刘阿姨，咱们这层的保洁。她是有肝病，肝腹水，脸色不好看，头发也掉了不少。前段时间住院了，最近才回来上班。你之前没见过她，别害怕，她人挺好的。”
我松了口气。怪不得没见过，原来是休病假刚回来的。可仔细一想，又觉得哪里不对——她跑什么呢？我一个好好的人，她跑什么？
这事过去了一个多月，我彻底放下了戒备。那天下午五点多，下了班，肚子又不舒服。来不及上楼，我又去了本层的洗手间。
推门进去，看见唐糖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我，面朝那扇磨砂玻璃窗。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壁，灰扑扑的，什么也看不见。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着。
“嘿，干嘛呢？”我喊了一声。
她没应。我又喊了两声，她才慢慢转过头来。那动作很慢，很慢，像慢放的电影，脖子一寸一寸地转。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嘴唇动了动，淡淡地说：“没事，我在这儿待会儿。你下班了？”
我说下班了，然后进了隔间。一边上厕所一边隔着门跟她聊天，说今天的工作，说周末的安排。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声音还是那样轻柔。我让她走远点，说一会儿有味道，她没说话，我听见高跟鞋“哒哒哒”地往外走了。那声音不急不慢，一下一下的，在空荡荡的厕所里回荡。
等我出来，洗手池边没人。我以为她回了公司，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很凉，冲在手上激起一层鸡皮疙瘩。我对着镜子整理头发，补口红。这时候，门口传来一声轻咳。是她。
“你没走啊？我以为你回公司了。”我对着门外喊。
“没呢，等你。”她的声音从门口传进来，然后高跟鞋又响了起来，“哒、哒、哒”，她走进来了。
我继续对着镜子照。口红有没有花，眼线有没有晕。就在这时候，她从后面走到了我身边。我侧头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又转回去看镜子。然后我的血一下子凉了。
镜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她站在我身后，离我不到半米，穿着那件常穿的米色风衣，圆框眼镜，两个浅浅的酒窝。可镜子里没有她。白墙，白灯，白色的洗手台，只有我自己的脸，惊恐地瞪着眼，瞳孔缩成了两个黑点。我猛地转头看她——她就在那里，站得好好的，歪着头，冲我笑。
“怎么了？”她问。
“没、没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我再转回去看镜子。还是没有她。
我的手开始抖，抖得口红从指间滑落，掉在洗手台上，骨碌碌滚了两圈，掉进了水槽里。我顾不上捡。我强撑着笑，说了几句有的没的，什么“今天好累啊”“明天要不要一起吃饭”，一边说一边往门口挪。她应着，声音还是那样轻柔，像什么都没发生。可她的眼睛——我记得那双眼睛，以前是亮亮的，弯弯的，现在看过去，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光，没有影，没有我。
我不敢看她，也不敢不看。我挪到门口，说了句“我先回公司拿个东西”，然后转身快步走了出去。脚步越来越快，几乎是在跑。走廊里的声控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在我身后一盏一盏灭掉。她没有跟上来。
回到公司，我拽住正在收拾东西的王哥，假装问他文件的事，眼睛却一直往门口瞟。走廊里空荡荡的，灯光白惨惨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在公司磨蹭了二十分钟，才在同事的陪伴下离开。
那天晚上，我一到家就哭了。打电话给爸妈，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断线了。然后她说：“明天就辞职，妈陪你去。”
第二天，我爸陪我去办离职手续。老板不理解，同事不理解，说我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要走。我没解释。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往走廊尽头看了一眼。那家设计公司的门关着，玻璃门上映着走廊的灯光，空无一人。我抱着纸箱走进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和唐糖吃了那么多次午饭，从来没有走出过这栋楼。每次吃完饭，她都先站起来，说“我先上去了”，然后踩着高跟鞋“哒哒哒”地消失在电梯间。我从来不知道她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的全名。她的微信头像是一张卡通图片，朋友圈三天可见，什么也没有。
后来我偶尔想起唐糖，想起我们第一次在洗手间认识，想起她掉了零钱包，我弯腰帮她捡起来。想起她告诉我厕所闹鬼，让我别去。想起那天晚上，她站在磨砂玻璃窗前，背对着我，一动不动。她在看什么？窗外什么也看不见。也许她不是在往外看——她是在玻璃里，看自己。
镜子照不出她。那扇磨砂玻璃窗，也照不出她。
我再也没回去过那栋写字楼。有时候路过静安寺附近，远远看见那栋灰蓝色的大厦，我会不自觉地低下头，加快脚步。不是怕，是不敢看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我怕其中一扇窗户后面，站着一个人，面朝着玻璃，一动不动，等着下一个推门进去的人。等着她在镜子里，只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