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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遁没有回答李清照的问题。

    他只是看着李格非,声音沉稳:“李校书怎么看这份手稿?”

    李格非深吸一口气,将稿纸凑近灯下又看了一遍,缓缓开口:

    “从内容看,这应该是一份写于元丰末年的奏疏,主旨是弹劾岐国公(王珪生前封岐国公)。

    但它若是当年上过奏的,两年之内的奏疏应存于各部架阁库,八年以上的应移交金耀门文书库。(中国自古以来,档案管理都很严格,这也是修史传统的一部分。)

    元丰末年距今已十二载,若真有此疏,原稿必在金耀门文书库。“

    他看了看苏遁,摇了摇头:

    “苏郎君恐怕没有能力从金耀门文书库偷出一份十二年前的札子。”

    又将稿纸放在鼻子下仔细闻了闻,

    “况且,这纸虽作过旧,上边的墨迹,颜色、质地、墨迹的沁润程度,都像是近日才写成的。”

    他最终下了结论:“所以,这是一份近日伪造的旧札子。”

    李清照越听越气,拳头攥得紧紧的,指节都泛了白:

    “谁这么恶毒?伪造十二年前旧奏,就为了构陷外祖父一家?”

    苏遁看着李格非,说出一个名字:“御史中丞黄履。”

    李格非的眉头猛地一沉。

    黄履,现任御史中丞,章惇的铁杆同党。

    元佑年间,时任右正言的谏官刘安世,将蔡确、章惇、邢恕、黄履四人并称为“四凶”,认为他们结党营私、祸乱朝纲。

    当年蔡确、章惇相继被贬,黄履跟着外放,几近湮没无闻。

    而绍圣初年,章惇拜相,黄履竟能重回御史台,再掌言路。

    这份任命背后的含义再明白不过——

    章惇需要一把指哪打哪的刀,而黄履需要一座靠山。

    两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

    黄履要弹劾的人,都是章惇授意的。

    所以,不是黄履要对王珪下手。

    是章惇。

    李格非想到这里,后背已是一片冰凉。

    章惇让黄履伪造弹章,为的,是争“定策”之功。

    王珪是元丰末年的首相。

    按国朝惯例,只有首相能奏请建储。

    当年神宗病危,王珪奏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这是录入起居注、昭告天下的定策之功。

    所以王珪死后哀荣备至,王家子孙无论长幼,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孙辈,全数得了荫封。

    (《宋史全文》绍圣二年九月,监察御史常安民上奏“朝廷凡事不用元佑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死后)所生,乃引元佑例许奏荐。”意思说,宋哲宗亲政后,“凡事不用元佑例”,结果却“引元佑例许奏荐”,给王珪家五个孙子特恩荫封。此时,宋哲宗还是承认自己继位王珪是首功,所以非常优待。)

    天子亲政后,还特地为王珪在京中赐了宅邸。

    这是天大的荣耀,王珪虽然住不着了,可王家子孙住在御赐的宅子里,旁人见了,总还要高看三分。

    但这份伪造的旧奏,就是要否定王珪的这份“定策”之功,而把定策之功转移到时任次相的蔡确,和时任门下侍郎的章惇头上。

    奏疏里那句“珪语李清臣云,彼家事,外庭不当与知”,直接把王珪写成了在神宗病榻前首鼠两端、不肯力请立太子的逆臣。

    更毒的是“阴交高遵裕,尝招其子士充传达语言”这一句,就差明晃晃地写王珪有废立之意。

    当时先帝病危,延安郡王年幼,岐王嘉王年长,所谓“传达语言”,就是暗指王珪替高太后试探外臣的口风。

    只有王珪“怀二心”,蔡确和章惇,才有理由走到前台“力挽狂澜”。

    如今蔡确已入土七八年,这份定策之功若落到他头上,最多不过一个死后哀荣;

    可对章惇来说,却是一笔可以吃一辈子的政治资本。

    当年韩琦因拥立英宗、神宗两朝天子,被御赐“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碑额,整个韩家富贵至极,韩琦的幼子韩嘉彦,还成了宋神宗的驸马。

    韩家从此不再是普通的文臣家族,而是跻身与国同戚的皇亲国戚之列。

    以章惇这般看重权势的人,岂能不眼热?

    章惇既然决定出手,肯定不止靠黄履这一封伪造的奏折,而是布下了天罗地网。

    王家若是毫不知情,猝不及防,恐怕在劫难逃。

    李格非心下骇然,面色已不自觉地沉了下来。

    他定了定神,语气诚恳了几分:“多谢苏郎君告知此事。此事老夫会尽快知会王家,让他们早做防备。”

    “怎么防备?”苏遁反问。

    李格非一怔。

    “据晚辈所知,岐国公五位公子,只有大公子中了同进士,如今外任不在京中。(宋朝普通人不会被称“公子”,因为王珪被封岐国公,所以王珪的儿子能够称为“公子”。苏东坡也在诗里称王诜诗“风流贵公子”,因为人家真的是国公之子。)

    眼下在京里的三公子、四公子,都是恩荫出身,在清水衙门里挂个闲差,既无权势,也无实职。

    他们连上书都未必能递到御前,更不要说与御史中丞黄履正面相抗。”

    苏遁的语调不疾不徐,一句比一句沉:

    “况且,人家造假必定造全套。

    眼下朝廷的诉理局正在编类元佑章疏,黄履大可以让同党把这份伪造的旧奏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去,再由诉理局的人来‘发现’这份奏折,上报上去。

    王家若是贸然上书自辩,非但伤不到黄履分毫,反倒会被反咬一口,说他们诬陷大臣。”

    苏遁顿了顿,“何况,黄履和岐国公往日无怨,素日无仇,否定了岐国公的定策之功,对黄履并没什么好处。

    从奏折内容看,是要推崇蔡确、章惇的定策之功,蔡确已死,显然,这封奏折,定是章惇让黄履伪造的。

    绍圣之初,章惇圣心独宠、乾纲独断,朝中无人能撄其锋芒。

    可现在,局势变了。

    蔡卞与兄长蔡京联手,私下密结党羽,阴谋夺权;

    曾布也时常在御前独抒己见,与章惇唱对台。

    天子逐步掌控朝政,对章惇的信任,也不再像亲政之初那般毫无保留。

    时日一久,章惇独相的局面,恐怕岌岌可危。

    章惇岂是坐以待毙的人?他此次谋夺定策之功,必然筹谋周全,不容有失。

    若是硬碰硬,直接揭发,只怕王家会死无全尸。”

    李清照急了:“那怎么办?不能直接揭发,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吗?”

    苏遁笑了笑,安抚他:“自然不能坐以待毙。我们只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可。”

    李格非疑惑追问:“什么意思?”

    苏遁敲了敲桌上的草稿:“他们可以伪造旧奏,王家也可以。”

    李格非目光一凝:“你是说?”

    苏遁点点头,声音平静而清晰,“伪造几份王岐公当年力请立太子的奏稿,用他生前的笔迹。

    做好之后,利用王家旧有的人脉,设法藏进金耀门文书库。

    然后,由王家人上书,就说在家整理王相国遗物时,发现了这些奏稿的草稿。”

    “上书的时候,要拿这些草稿来求恩荫,为刚出生的孙子求官,或者为待嫁的孙女求封号,皆可。

    就说王相国有此定策之功,朝廷应当恩荫其后人。

    做得越像是贪图恩荫,越不会有人怀疑是有意伪造。”

    他顿了顿,补了一句:

    “还有,做戏做全套,孤例不证。王家还可以给王禹玉公编出一份《日录》来。

    (《日录》即日记,宋朝当大官的很喜欢写日记,王安石《日录),司马光《温公日记》,曾布《曾公遗录》,包括苏东坡的《东坡志林》其实也算日记。)

    不用写太多,只用写元丰末年到元佑初年那段时间,就说其它的没注意,被当成废纸卖了,只留存了这么多。

    到时候,《日录》和奏疏相互印证,天衣无缝。

    黄履再想诬陷,也无处下手。”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最重要的,是要快!”

    李格非听完,半晌没有说话。

    他看着苏遁,像是在重新打量这个年轻人。

    今夜之前,他只知苏家九郎诗词豪迈,满腹才情,有乃父之风,又读过他的《四书集注》,知道他学问渊博、学识高迈。

    可此刻,他心里翻涌的却是另一层更深的震动。

    这个十四岁的少年,能拿出黄履伪造奏疏的手稿,这本身便不是一桩简单的事。

    御史中丞的文书草稿,岂是寻常人能弄到手的?

    苏家满门贬谪,在朝中早已无人,苏遁入京才多久?

    他背后必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力量,而这力量的布局,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更让他吃惊的是苏遁的反应。

    换作别的少年,拿到这样一份足以震惊朝野的密稿,要么惊慌失措,要么义愤填膺。

    可苏遁没有。

    他不但冷静地看穿了这份奏疏背后真正的杀招,还想好了应对的每一步。

    伪造旧奏、藏入库房、上书求官、编《日录》作旁证,精密周全,把敌人可能的后手都算到了。

    这哪里像一个十四岁少年?

    这等心机,这等手段,假以时日,只怕又是一个翻云覆雨的人物。

    不,他已经在翻云覆雨了。

    “苏郎君,”

    李格非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审慎,“你为什么要帮王家?你想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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