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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日军军官是在战俘营外面拦住陈默的。他三十出头，军衔是少佐，脸上有一道疤从眉梢一直划到嘴角，伤口已经愈合了，但疤还是粉红色的，新长出来的肉和旁边的皮肤颜色不一样。
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的，指手画脚了半天，大意是说有几个战俘不老实，怀疑是共产党，想让陈默帮他翻译审一审。陈默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疤，想了几秒，点了头。不是因为他想帮日本人，是因为那些战俘如果不“老实”，会很麻烦。
战俘营在破庙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用铁丝网围了一圈。地上蹲着几十个人，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看着地面发呆，有几个在低声说话。日军少佐带着两个士兵走进去，陈默跟在后面。少佐在那些人面前停下来，目光扫了一圈，然后指着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让士兵把他们拉出来。
一共五个人，站成一排。他们都穿着破烂的军装，脸上全是灰，瘦得不成样子，站在那里像几根快要折断的竹竿。有一个人的左臂用绷带吊着，绷带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一个人头上包着纱布，纱布上渗着血，已经干了，发黑的。他们的眼睛看着地面，不看任何人。
少佐站在他们面前，双手叉腰，用日语说了一句。“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陈默没有马上翻译。他站在少佐旁边，看着那五个人，看着他们消瘦的脸颊和干裂的嘴唇，看着那个吊着胳膊的和那个头上包着纱布的，看着他们破烂的军装和露出脚趾的布鞋，看着他们脚上那些结了痂又裂开的伤口。
他开口了。用的不是日语，是中文，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太君问你们，谁是自愿投降的？”
那五个人同时抬起了头。他们看着陈默，目光里有疑惑、有惊讶、有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翻译把“谁是共产党”说成了“谁是自愿投降的”。他们看着他，他也在看着他们。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眼睛在说话——他不能说太多，不能眨眼，不能点头，不能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但他的眼睛在告诉他们：相信我。
沉默了几秒。那个吊着胳膊的士兵先开口了。“我。”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他站直了身体，尽管站得不太稳，但没有倒。“我自愿投降。”旁边那个头上包着纱布的第二个开口。“我也是。”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每一个人都说“我自愿投降”，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像是怕少佐听不见似的。
陈默转过身对少佐说：“他们说，他们都是自愿投降的。不是共产党。”
少佐皱了皱眉头。“你确定？”
“我确定。”陈默看着少佐的眼睛，目光没有躲闪。“他们说是自愿投降的。普通的士兵，不是共产党。”少佐盯着他看了几秒，又看了看那五个人，哼了一声，转过身走了。两个士兵跟在后面，脚步声在碎石路面上渐渐远去。
陈默站在原地看着那五个人。他们也看着他。那个吊着胳膊的士兵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陈默朝他微微摇了摇头，那个士兵闭上了嘴。
陈默转过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脚步不紧不慢。太阳很毒，晒得地面发烫，热气从脚底往上蒸，蒸得人头晕。他走了很远才停下来，在路边一棵半倒的树旁边站住，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手有一点抖，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想起那五双眼睛。他们在听到“谁是自愿投降的”那一瞬间，那种从困惑到明白、从明白到决绝的变化，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他们，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帮他们。但他们赌了。赌他是自己人，赌他不会害他们，赌那一声“我”能让他们活下去。
他们把命交到了他手上。他接住了。
他把烟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烟雾在眼前散开，散了就没了，像那五个人的名字，他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不知道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人等着他们回去。他只知道他们活下来了，至少今天活下来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他站在那里把那根烟抽完了。把烟头掐灭塞进口袋里，转身走回了驻地。
报道班的帐篷里闷热得像蒸笼，他坐回自己的行军床上。拿起枕头边那本翻了一半的书，翻了几页又合上了。看不进去。他把书放回枕头边上，躺下来盯着帐篷顶。那只苍蝇又来了，在帐篷顶上嗡嗡嗡地爬来爬去，烦得很。
他想起少佐脸上那道疤，粉红色的，新长出来的肉和旁边的皮肤颜色不一样。那道疤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也许是中国人，也许是日本人，也许是他自己不小心磕的。不管是谁留的，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少佐走了，那五个人还活着。少佐可能还会回来，可能还会找别的战俘问“谁是共产党”。他不能每一次都在，不能每一次都帮他们翻译。他只能在他能帮的时候帮一次，帮一次算一次，救一个算一个。
天快黑了。帐篷外面有人在喊他吃饭，他应了一声，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走了出去。晚饭是米饭和酱汤，他端着碗坐在角落里，把那碗饭吃完了。不知道吃了什么，只是在嚼，在咽，在往胃里塞东西。
那个吊着胳膊的士兵的脸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不知道伤口疼不疼，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他端起碗把最后一口酱汤喝完了，把碗放在回收处，走回了帐篷。躺下来，关了灯。黑暗中，那五声“我”还在他耳边响着，一声比一声大。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帆布墙壁被太阳晒了一天，到晚上还留着余温，贴在脸上暖烘烘的。他闭上眼睛。不是困，是不想再想了。有些事情想多了没用，想多了只会让自己睡不着觉。明天还要早起，还要拍照，还要写报道，还要继续演那个对日本人忠心耿耿的随军记者。
那个日军军官是在战俘营外面拦住陈默的。他三十出头，军衔是少佐，脸上有一道疤从眉梢一直划到嘴角，伤口已经愈合了，但疤还是粉红色的，新长出来的肉和旁边的皮肤颜色不一样。
他的汉语说得磕磕绊绊的，指手画脚了半天，大意是说有几个战俘不老实，怀疑是共产党，想让陈默帮他翻译审一审。陈默站在那里看着他的疤，想了几秒，点了头。不是因为他想帮日本人，是因为那些战俘如果不“老实”，会很麻烦。
战俘营在破庙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用铁丝网围了一圈。地上蹲着几十个人，有的在闭目养神，有的在看着地面发呆，有几个在低声说话。日军少佐带着两个士兵走进去，陈默跟在后面。少佐在那些人面前停下来，目光扫了一圈，然后指着蹲在最前面的几个人，让士兵把他们拉出来。
一共五个人，站成一排。他们都穿着破烂的军装，脸上全是灰，瘦得不成样子，站在那里像几根快要折断的竹竿。有一个人的左臂用绷带吊着，绷带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有一个人头上包着纱布，纱布上渗着血，已经干了，发黑的。他们的眼睛看着地面，不看任何人。
少佐站在他们面前，双手叉腰，用日语说了一句。“问他们，谁是共产党。”
陈默没有马上翻译。他站在少佐旁边，看着那五个人，看着他们消瘦的脸颊和干裂的嘴唇，看着那个吊着胳膊的和那个头上包着纱布的，看着他们破烂的军装和露出脚趾的布鞋，看着他们脚上那些结了痂又裂开的伤口。
他开口了。用的不是日语，是中文，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太君问你们，谁是自愿投降的？”
那五个人同时抬起了头。他们看着陈默，目光里有疑惑、有惊讶、有不解。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翻译把“谁是共产党”说成了“谁是自愿投降的”。他们看着他，他也在看着他们。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眼睛在说话——他不能说太多，不能眨眼，不能点头，不能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但他的眼睛在告诉他们：相信我。
沉默了几秒。那个吊着胳膊的士兵先开口了。“我。”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稳。他站直了身体，尽管站得不太稳，但没有倒。“我自愿投降。”旁边那个头上包着纱布的第二个开口。“我也是。”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每一个人都说“我自愿投降”，声音一声比一声大，像是怕少佐听不见似的。
陈默转过身对少佐说：“他们说，他们都是自愿投降的。不是共产党。”
少佐皱了皱眉头。“你确定？”
“我确定。”陈默看着少佐的眼睛，目光没有躲闪。“他们说是自愿投降的。普通的士兵，不是共产党。”少佐盯着他看了几秒，又看了看那五个人，哼了一声，转过身走了。两个士兵跟在后面，脚步声在碎石路面上渐渐远去。
陈默站在原地看着那五个人。他们也看着他。那个吊着胳膊的士兵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陈默朝他微微摇了摇头，那个士兵闭上了嘴。
陈默转过身，走了。他走得很慢，脚步不紧不慢。太阳很毒，晒得地面发烫，热气从脚底往上蒸，蒸得人头晕。他走了很远才停下来，在路边一棵半倒的树旁边站住，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手有一点抖，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想起那五双眼睛。他们在听到“谁是自愿投降的”那一瞬间，那种从困惑到明白、从明白到决绝的变化，他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帮他们，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帮他们。但他们赌了。赌他是自己人，赌他不会害他们，赌那一声“我”能让他们活下去。
他们把命交到了他手上。他接住了。
他把烟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烟雾在眼前散开，散了就没了，像那五个人的名字，他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知道他们是哪里人，不知道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人等着他们回去。他只知道他们活下来了，至少今天活下来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他站在那里把那根烟抽完了。把烟头掐灭塞进口袋里，转身走回了驻地。
报道班的帐篷里闷热得像蒸笼，他坐回自己的行军床上。拿起枕头边那本翻了一半的书，翻了几页又合上了。看不进去。他把书放回枕头边上，躺下来盯着帐篷顶。那只苍蝇又来了，在帐篷顶上嗡嗡嗡地爬来爬去，烦得很。
他想起少佐脸上那道疤，粉红色的，新长出来的肉和旁边的皮肤颜色不一样。那道疤不知道是谁留下的，也许是中国人，也许是日本人，也许是他自己不小心磕的。不管是谁留的，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少佐走了，那五个人还活着。少佐可能还会回来，可能还会找别的战俘问“谁是共产党”。他不能每一次都在，不能每一次都帮他们翻译。他只能在他能帮的时候帮一次，帮一次算一次，救一个算一个。
天快黑了。帐篷外面有人在喊他吃饭，他应了一声，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走了出去。晚饭是米饭和酱汤，他端着碗坐在角落里，把那碗饭吃完了。不知道吃了什么，只是在嚼，在咽，在往胃里塞东西。
那个吊着胳膊的士兵的脸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不知道伤口疼不疼，不知道今天晚上有没有饭吃。他端起碗把最后一口酱汤喝完了，把碗放在回收处，走回了帐篷。躺下来，关了灯。黑暗中，那五声“我”还在他耳边响着，一声比一声大。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帆布墙壁被太阳晒了一天，到晚上还留着余温，贴在脸上暖烘烘的。他闭上眼睛。不是困，是不想再想了。有些事情想多了没用，想多了只会让自己睡不着觉。明天还要早起，还要拍照，还要写报道，还要继续演那个对日本人忠心耿耿的随军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