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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深夜，陈默拔掉了第一颗钉。
港岛东区日本海军补给站的铁门在凌晨两点准时换岗，新一班岗哨到岗后有大约三分钟的交接空档。他趁着那个空档从墙角榕树的枝丫上翻进了围墙，贴着仓库背面的阴影一路摸到库房后墙。库房是一排砖混结构的平顶建筑，后墙上有一扇通风窗，窗框上的铁条间距比拳头略宽，他把外套脱了塞进去，侧身钻过铁条缝隙落了进去。
库房里堆着几十只油桶和几排木箱，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走到木箱前面蹲下来，撬开一只箱盖，里面装着成捆的帆布和绳索。他又撬了旁边一只，是机械零件和密封的金属罐。柴油和帆布绳索都装进了空间，机械零件和润滑油也一并扫了进去。
第二颗钉钉在九龙城。七月五日深夜，他撬开了院墙东南角那处修补过的砖墙——砖块松动，扒开之后露出一个供一人钻过的缺口——穿过院墙进入了物资中转库的院子。库房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比港岛补给站的门锁难度低一些，他用细铁丝开了锁，拉开铁门进去之后库房里堆着成箱的药品和码成垛的军用被服。药品整整八排货架、被服码了三垛，全部进了空间。
七月七日夜，第三颗钉拔在了横滨正金银行业务库。金库门用的仍是双重锁，密码锁加钥匙，型号跟济南银行那扇门几乎一样，只是锁芯转盘的刻度排列方式稍有不同。他用了比前两次略多一些时间解决了转盘锁的阻力段，然后推开铁门走了进去。里面存有几十只藤条箱和数十只金属保险箱，他打开其中一只藤条箱看到里面码着成捆的日元和港币，又打开两只金属保险箱确认了里面装着金条和金器。
七月八日、七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七月十三日——每一个深夜他都穿过不同的街道和围墙，通过通风窗或破损处或未锁的侧门进入仓库内部，把物资收走，把门恢复原样，然后沿着预先勘察好的路线无声撤出，回到太平山。那间密室从八月四日的空置状态已经变成了一座堆满物资的地下堡垒，贴着墙根排成长列的密封木箱叠了三层高，一只挨着一只几乎没有留下缝隙。
与此同时，香港的日侨社区开始出现一种细微但持续扩散的躁动。最初是一月十四日，港岛东区的海军补给站少了一批帆布和机械零件，值班的军官在巡查记录里写了一行字疑似清点误差，没有上报。到了七月十五日，九龙城中转库的药品和被服缺口被巡逻人员发现，值班军官打电话向上级报告。七月十七日，横滨正金银行业务库里寄存的物资不见了踪影，金库的密码锁和钥匙孔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但存放在里面的东西全没了。消息传开之后，从尖沙咀到中环的日侨商社开始出现恐慌情绪，一些家族开始提前变卖家具、处理私人物品，撤走了店里最值钱的几样东西。日本人经营的几家店铺开始提前关门，货架上的进口商品撤得比平时快了好几倍。
七月二十四日，一家日本商社的老板在上午营业时间跑进了银行金库大门——他寄存的两只铁皮箱不见了，铁皮箱里装着他准备带回国的家产。同一天下午，中环一家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娘在收拾东西时发现她的首饰盒空了，锁还挂在盒盖上，没被破坏。七月二十六日，日侨圈子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有人在夜里搬空了日本人的库房，就像水渗进沙子里一样，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有人开始传说那是——从北平一路南下到了香港的幽灵。
宪兵队总部的办公楼亮了一整夜的灯，课长山本佐木把一叠失窃报告摔在副官桌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他上任港岛半年，还从未遇上过这样诡异的案子——所有失窃地点的门锁、围墙、窗棂都找不到外力破坏的痕迹，值钱的东西不翼而飞，守夜的岗哨甚至连一点异响都没听见，这根本不是普通盗贼能做到的事。
“重庆分子？还是重庆分子？”山本佐木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烟蒂扔了满满一烟灰缸，“之前那批从东南亚运过来的黄金，原定后天就要存进横滨正金银行，要是出了问题，我们谁都担不起罪责！”
此时太平山的密室里，陈默正靠在堆得整整齐齐的药箱上，擦着那把从关东军军火库带出来的南部十四式手枪。他已经确认过剩下的目标，最后那颗钉，就在宪兵队本部的地下军火库，藏着日本人刚运到香港的一批爆破药，还有足够装备一个中队的轻重武器——只要拔掉这颗钉，香港地下抗日武装接下来半年的装备就再也不用发愁。
他收起手枪，打开桌上的港岛地图，用红铅笔在宪兵队总部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小的圈。外面天已经蒙蒙亮，维多利亚港的雾气顺着密室通风口飘进来，大脑快要爆炸。
晚上陈默坐在威灵顿街二十七号二楼的窗前，看着不远的楼下一家日式杂货店的铁门在下午就拉了下来，门板上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暂停营业。街对面的牙医诊所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上的人没有下来，车窗摇了一半又推上去了，从那条窄缝里冒出来一缕细瘦的白烟，很快就散了。
秦雪宁从厨房端了一碗汤走上来放在他手边。汤碗的沿口和桌面接触时发出极轻的一声响。陈默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碗，问了一声：最近街上日本人是不是少了？秦雪宁靠着窗台站着，手指搭在窗框边缘，偏头向窗外看了一眼——楼下街面上那辆黑色轿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了，原处只剩路面上的积水和一根烟头。
陈默把汤碗里剩下的半碗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把窗台上那只空碗端起来走下了楼。
他必须继续拔下去。要把这颗钉子钉到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的东西已经不再安全了。他要的不是某一个金库或某一座仓库的物资，而是要让整个日军体系的储存环节从地基开始塌陷。当最后一颗钉子钉下去的时候，那些曾经以为牢固的东西会在他们的注视下一点一点瓦解，最终在他们脚下变成一片松散的、经不起任何重量的碎屑。
七月三日深夜，陈默拔掉了第一颗钉。
港岛东区日本海军补给站的铁门在凌晨两点准时换岗，新一班岗哨到岗后有大约三分钟的交接空档。他趁着那个空档从墙角榕树的枝丫上翻进了围墙，贴着仓库背面的阴影一路摸到库房后墙。库房是一排砖混结构的平顶建筑，后墙上有一扇通风窗，窗框上的铁条间距比拳头略宽，他把外套脱了塞进去，侧身钻过铁条缝隙落了进去。
库房里堆着几十只油桶和几排木箱，空气里弥漫着柴油和铁锈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走到木箱前面蹲下来，撬开一只箱盖，里面装着成捆的帆布和绳索。他又撬了旁边一只，是机械零件和密封的金属罐。柴油和帆布绳索都装进了空间，机械零件和润滑油也一并扫了进去。
第二颗钉钉在九龙城。七月五日深夜，他撬开了院墙东南角那处修补过的砖墙——砖块松动，扒开之后露出一个供一人钻过的缺口——穿过院墙进入了物资中转库的院子。库房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比港岛补给站的门锁难度低一些，他用细铁丝开了锁，拉开铁门进去之后库房里堆着成箱的药品和码成垛的军用被服。药品整整八排货架、被服码了三垛，全部进了空间。
七月七日夜，第三颗钉拔在了横滨正金银行业务库。金库门用的仍是双重锁，密码锁加钥匙，型号跟济南银行那扇门几乎一样，只是锁芯转盘的刻度排列方式稍有不同。他用了比前两次略多一些时间解决了转盘锁的阻力段，然后推开铁门走了进去。里面存有几十只藤条箱和数十只金属保险箱，他打开其中一只藤条箱看到里面码着成捆的日元和港币，又打开两只金属保险箱确认了里面装着金条和金器。
七月八日、七月十一日、七月十二日、七月十三日——每一个深夜他都穿过不同的街道和围墙，通过通风窗或破损处或未锁的侧门进入仓库内部，把物资收走，把门恢复原样，然后沿着预先勘察好的路线无声撤出，回到太平山。那间密室从八月四日的空置状态已经变成了一座堆满物资的地下堡垒，贴着墙根排成长列的密封木箱叠了三层高，一只挨着一只几乎没有留下缝隙。
与此同时，香港的日侨社区开始出现一种细微但持续扩散的躁动。最初是一月十四日，港岛东区的海军补给站少了一批帆布和机械零件，值班的军官在巡查记录里写了一行字疑似清点误差，没有上报。到了七月十五日，九龙城中转库的药品和被服缺口被巡逻人员发现，值班军官打电话向上级报告。七月十七日，横滨正金银行业务库里寄存的物资不见了踪影，金库的密码锁和钥匙孔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但存放在里面的东西全没了。消息传开之后，从尖沙咀到中环的日侨商社开始出现恐慌情绪，一些家族开始提前变卖家具、处理私人物品，撤走了店里最值钱的几样东西。日本人经营的几家店铺开始提前关门，货架上的进口商品撤得比平时快了好几倍。
七月二十四日，一家日本商社的老板在上午营业时间跑进了银行金库大门——他寄存的两只铁皮箱不见了，铁皮箱里装着他准备带回国的家产。同一天下午，中环一家日本料理店的老板娘在收拾东西时发现她的首饰盒空了，锁还挂在盒盖上，没被破坏。七月二十六日，日侨圈子里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有人在夜里搬空了日本人的库房，就像水渗进沙子里一样，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有人开始传说那是——从北平一路南下到了香港的幽灵。
宪兵队总部的办公楼亮了一整夜的灯，课长山本佐木把一叠失窃报告摔在副官桌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出青白。他上任港岛半年，还从未遇上过这样诡异的案子——所有失窃地点的门锁、围墙、窗棂都找不到外力破坏的痕迹，值钱的东西不翼而飞，守夜的岗哨甚至连一点异响都没听见，这根本不是普通盗贼能做到的事。
“重庆分子？还是重庆分子？”山本佐木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烟蒂扔了满满一烟灰缸，“之前那批从东南亚运过来的黄金，原定后天就要存进横滨正金银行，要是出了问题，我们谁都担不起罪责！”
此时太平山的密室里，陈默正靠在堆得整整齐齐的药箱上，擦着那把从关东军军火库带出来的南部十四式手枪。他已经确认过剩下的目标，最后那颗钉，就在宪兵队本部的地下军火库，藏着日本人刚运到香港的一批爆破药，还有足够装备一个中队的轻重武器——只要拔掉这颗钉，香港地下抗日武装接下来半年的装备就再也不用发愁。
他收起手枪，打开桌上的港岛地图，用红铅笔在宪兵队总部的位置画了一个小小的圈。外面天已经蒙蒙亮，维多利亚港的雾气顺着密室通风口飘进来，大脑快要爆炸。
晚上陈默坐在威灵顿街二十七号二楼的窗前，看着不远的楼下一家日式杂货店的铁门在下午就拉了下来，门板上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暂停营业。街对面的牙医诊所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上的人没有下来，车窗摇了一半又推上去了，从那条窄缝里冒出来一缕细瘦的白烟，很快就散了。
秦雪宁从厨房端了一碗汤走上来放在他手边。汤碗的沿口和桌面接触时发出极轻的一声响。陈默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碗，问了一声：最近街上日本人是不是少了？秦雪宁靠着窗台站着，手指搭在窗框边缘，偏头向窗外看了一眼——楼下街面上那辆黑色轿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走了，原处只剩路面上的积水和一根烟头。
陈默把汤碗里剩下的半碗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把窗台上那只空碗端起来走下了楼。
他必须继续拔下去。要把这颗钉子钉到每一个日本人都知道——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的东西已经不再安全了。他要的不是某一个金库或某一座仓库的物资，而是要让整个日军体系的储存环节从地基开始塌陷。当最后一颗钉子钉下去的时候，那些曾经以为牢固的东西会在他们的注视下一点一点瓦解，最终在他们脚下变成一片松散的、经不起任何重量的碎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