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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刚进十一月，风就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能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我妈在镇上的罐头厂上班，上夜班，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工资比白班多两块钱。就为这两块钱，她能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站满八个小时。
我爸在外地的建筑队打工，一年回不了两趟家，寄回来的钱刚够糊口。我那时刚满三岁，话还说不利索，晚上离不开人，一睁眼看不见我妈就哭，哭得撕心裂肺。我妈没办法，只能每天带着我去上班，把我放在车间角落的藤椅上，盖着她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旧棉袄，让我睡觉。棉袄上有股罐头厂特有的甜腥味，混着我妈的体温，成了我童年里最熟悉的味道。
罐头厂在镇子边缘，离我家有三里地，中间要穿过一片庄稼地。地里种着一排白杨树，是前几年厂里统一栽的，隔两米一棵，长得笔直，像插在地里的钢枪。树干刷着白石灰，从树根一直到两米高的地方，在黑夜里看过去，像一排穿着白大褂的人，静静地站在路边。
那段路没有路灯，只有月亮亮的时候才能看清路。我妈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我。她一只手紧紧抓着车把，另一只手穿过我的腋下，牢牢护着我，生怕我睡着时摔下去。车铃被她用红绳系着，一颠就“叮铃铃”地响，在空荡的夜里传出老远，能惊起路边草丛里的野兔子。
一开始没什么事。我大多时候在睡觉，头靠在我妈怀里，能听见她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像打鼓。偶尔醒了，就趴在我妈怀里，看路边的白杨树往后退，树干上的白石灰在月光下晃，像皮影戏里的影子，摇摇晃晃的。我妈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月儿光光，照地堂……”，脚蹬着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能盖过呼啸的风声。
直到那个周三。
那天凌晨下班，月亮躲在厚厚的云里，路黑得像泼了墨，伸手不见五指。自行车刚骑到白杨树中间那段，我突然醒了，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小手指着路边的一棵树，咿咿呀呀地喊：“爷爷……爷爷……”
我妈以为我在说胡话，夜班熬得她眼睛发涩，打了个哈欠，拍了拍我的屁股：“别闹，咱回家睡觉，天亮了给你煮鸡蛋。”
可我不依，小手使劲往那棵树的方向挣，胳膊肘撞到车把，自行车晃了一下。我的声音突然清楚了点，带着股莫名的兴奋：“树下……有爷爷……”
我妈心里咯噔一下，像被冰锥刺了下，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棵白杨树底下空荡荡的，只有风吹得树叶“哗哗”响，像有人在暗处拍手，拍得很急。路边的野草被风吹得贴在地上，露出光秃秃的黑土，啥都没有。
“哪有爷爷？净胡说。”她脚下使劲，想快点骑过去，车铃“叮铃铃”地响，却盖不住树叶的“哗哗”声。
可我像着了魔似的，在车大梁上扭来扭去，小身子滑溜溜的，差点从她怀里掉下去。我妈赶紧捏了刹车，自行车“吱呀”一声停在路边，她抱着我，就听见我指着那棵树，清清楚楚地说：“爷爷说……带我去逛街……买糖吃……”
那是我第一次说这么长的话，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妈抱着我的手突然就凉了，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像有小虫子在爬。她抬头仔细看那棵树，树干上的白石灰被风吹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灰褐色，像张惨白的脸缺了块皮。树影在地上晃，被风吹得扭曲，像有个人蹲在那儿，缩着肩膀。
“不许胡说！”我妈声音有点抖，把我往怀里搂得更紧，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她跨上自行车就往前冲，车铃被她按得“叮铃叮铃”乱响，像是在壮胆，又像是在跟谁示威。
我还在她怀里哭，嘴里一直喊着“爷爷等我”，眼泪鼻涕蹭了她一脖子。直到过了那片白杨树，闻到村口老王家的猪圈味，我才慢慢睡着，嘴角还挂着哭痕。
从那天起，每天经过那片白杨树，我都会准时醒过来。
不管之前睡得多沉，就算头天晚上哭闹到后半夜，只要自行车一进那排树的范围，车轮碾过铺着碎石的小路发出“咯吱”声，我就像被人掐了一把似的，猛地睁开眼，小手指向固定的那棵树——就是周三晚上指的那棵，在整排树的中间位置，比别的树粗一圈，树干上有个歪歪扭扭的疤，像被人用斧子砍过，又长好了。
“爷爷！爷爷在那儿！”我会挣着要下去，小短腿在车大梁上乱蹬，鞋都蹬掉了一只。“他说带买糖……橘子味的……”
我妈一开始还哄我，说那是树影，是风吹的树叶晃，可我根本不听，认准了树下有个“爷爷”。她后来就硬拽着，骑车骑得飞快，车铃响得能惊动半条街，可我还是能准确地指出那棵树，甚至能说出“爷爷在招手”“爷爷手里的糖纸是红的”。
有天晚上下着小雪，米粒大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针扎。路更滑了，自行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吱溜”一下差点打滑。经过那棵树时，我突然从她怀里滑下去，像条小泥鳅，光着脚就往树底下冲，嘴里喊着：“爷爷牵……牵我……糖……”
我妈吓得魂都飞了，她本来就累得快虚脱，手忙脚乱地跳下车去追，忘了捏刹车，自行车“哐当”一声倒在地上，车把撞在石头上，歪了。雪粒子打在她脸上，疼得她眼睛都睁不开，只能看见我小小的身影在雪地里往前跑，像只迷途的小羊羔。
我跑得飞快，小鞋掉了一只也不管，脚踩在雪地里，冻得通红也不觉得。眼看就要扑到树干上——那树干在雪夜里泛着冷光，像根冰柱子——我妈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把我像拎小猫似的提了起来。
我在她怀里拼命挣扎，哭得撕心裂肺：“放开我！爷爷等我呢！他说有糖吃！你不让我去！”我的小手乱挥，一巴掌打在我妈脸上，打得她脸生疼。
她抱着我往回跑，后背撞到倒在地上的自行车，疼得“嘶”了一声，可不敢停。跑到自行车边，她哆嗦着把我塞进车前面的横梁，用棉袄裹紧，只露出我的小脑袋。跨上车时，她的脚滑了一下，差点摔倒，好不容易才骑起来，骑得太急，车把歪着，差点撞到前面的树上。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路，嗓子都哭哑了，最后哭累了，在我妈怀里抽抽噎噎地睡着。我妈也哭了，眼泪流到嘴角，又冰又咸，冻在脸上，像小冰碴。回到家，她把我放在炕上，烧了热水给我洗脚，发现我的脚踝上有几道淡淡的红印子，像被人用手指抓过的，不深，却看得清清楚楚。
“你看见的爷爷，长啥样啊？”她一边给我搓脚，一边问，声音抖得厉害，手在热水里泡着，还是冰凉的。
我抽抽噎噎地说：“戴帽子……蓝布衫……手里……有糖……”
“戴啥帽子？”她追问，眼睛盯着我的脚踝，红印子在灯光下有点发紫。
“黑的……圆圆的……”我用小手比划着，像个碗扣在头上。
“脸上呢？”
我想了想，小手在自己脸上划着：“皱皱的……像核桃……笑的时候……有坑……”
我妈没再问，只是抱着我，一夜没睡。她把家里的菜刀放在枕头底下，眼睛盯着窗户，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窗外磨牙。她总觉得窗户纸上有影子在晃，长长的，像个戴黑帽子的老头，弯腰往屋里看，鼻子都快贴到窗户上了。
第二天，她没去上班，请了假。厂长在电话里骂骂咧咧，说车间忙不过来，她只是嗯啊地应着，挂了电话就抱着我，去了厂里的会计家。会计张婶是个老太太，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谁家的事都知道，谁家的锅底有几个补丁都清楚。
“张婶，问你个事。”我妈把我放在会计家的炕沿上，手还在抖，抓着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咱厂路边那排白杨树，中间那棵，就是有个疤的，你知道啥不？”
张婶正在纳鞋底，粗麻绳穿过厚厚的布，发出“嗤啦”声。她抬头看了我妈一眼，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咋了？那树咋了？招惹你了？”
“我家娃……这几天总说那树下有个爷爷，要带他走。”我妈咬着嘴唇，嘴唇都咬白了。“他说那爷爷戴黑帽子，穿蓝布衫，脸上皱皱的……跟核桃似的……”
张婶手里的针“啪”地掉在地上，针尖扎在她的布鞋上。她看着我妈，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捡起针，声音压得很低：“你……你说啥？戴黑帽子，蓝布衫？脸上皱得像核桃？”
“嗯。”我妈点点头，心沉到了底，像掉进了冰窟窿。
张婶往窗外看了一眼，赶紧把窗帘拉上，压低声音说：“那……那不是厂长他爹吗？前阵子刚走的，走的时候八十多了。”
我妈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闷棍打了一棍子，眼前发黑，差点栽倒。
“厂长他爹就爱穿蓝布衫，自己做的，洗得发白了还穿。戴个黑毡帽，冬天夏天都戴着，说是挡风。”张婶的声音也在抖，手里的鞋底都拿不住了。“他生前就爱在厂门口转悠，看见小孩就给糖吃，兜里总揣着几块水果糖。上个月……就在那排树底下遛弯，突发心脏病，没了的，就……就在中间那棵树下，被巡逻的保安发现的……”
我妈抱着我的手突然一紧，我疼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厂长他爹……戴黑毡帽……蓝布衫……给小孩糖吃……死在那棵树下……
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每一个细节都对上了。
我妈当天就辞了职。
厂长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说她这是胡闹，车间离不开人。我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一条擦机器用的抹布，还有藏在抽屉里给我留的半块饼干。她抱着我就走，走出厂门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路边的白杨树，中间那棵的疤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像个咧嘴笑的嘴，露出参差不齐的“牙”。
她再也没走过那条路。后来去镇上买东西，宁愿绕远路，从村后的小路走，多走二里地，也绝不靠近那排白杨树。那条近路，成了我们家的禁区。
可事情没结束。
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半夜突然坐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户外面，声音不大，却很清楚：“爷爷来了……在门口……”
我妈吓得赶紧开灯，昏黄的灯泡“啪”地亮起来，照亮屋里的陈设。她抱着我往炕里面缩，后背紧紧贴着墙，手摸着枕头底下的菜刀。窗户关得好好的，门也插着，插销是新换的，可她总觉得门外有脚步声，“沙沙”的，像有人穿着布鞋在走路，走两步停一下，像是在听屋里的动静。
她把家里的灯全打开，客厅的灯，厨房的灯，连厕所的小灯都没关，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花。她哆哆嗦嗦地去门口看了看，雪地上有几个浅浅的脚印，很小，像三四岁小孩的，可方向是从外面来的，一直到门口，就没了，像是踮着脚站在那儿听了很久。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在半夜醒来，说“爷爷在门口”，有时还说“爷爷在窗外看我”，甚至能说出“爷爷手里的糖纸被风吹跑了，他在捡”。我妈没办法，头发都愁白了，找了村里的王奶奶。王奶奶会看“事儿”，据说年轻时被“附”过身，能跟“那边”的人说话。
王奶奶来了，穿着件黑棉袄，拄着拐杖，在屋里转了一圈，鼻子嗅了嗅，最后停在门口，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说的啥，听着像老和尚念经。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对我妈说：“是个老头，没坏心，就是太孤单，想找个伴儿。他觉得你家娃亲，跟他早逝的小孙子像，想带他玩玩。”
“那咋办啊？”我妈急得快哭了，眼圈红红的，“他总来，娃睡不好，我也快熬不住了。”
“烧点纸，跟他说清楚，娃还小，不能跟他走。”王奶奶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些米和茶叶，撒在门口，边撒边说，“再在门口挂把剪刀，开着刃的，他就不敢来了，剪刀能破邪。”
我妈照着做了。晚上，她在门口烧了纸钱，还买了些纸糊的小汽车、小火车，边烧边说：“大爷，我知道您孤单，可娃还小，您别惦记他了。我给您烧点钱，您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糖，找您小孙子去。别再来了……求求您了……”
火苗“腾”地起来，舔着纸人纸马，纸灰飞得很高，像一群黑蝴蝶。烧到一半，风突然变向，本来往西吹的，一下子转了向东，纸灰全吹到了罐头厂的方向，也就是那排白杨树的方向。
那天晚上，我没再醒。
可我妈还是不放心，把我送到了外婆家。外婆家在邻村，离罐头厂远，她自己在镇上找了个白天的活儿，在饭馆洗碗，离那排白杨树远远的。直到我爸回来，带着一身的水泥味和汗味，她才把我接回家。
我爸听了这事，气得脸红脖子粗，抓起院里的斧子就要去砍那棵树。“他娘的，死了都不安生，敢惦记我儿子！”他骂骂咧咧的，被我妈拦住了：“别惹事，咱离远点就好。他也挺可怜的……”
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伐木工用油锯锯树，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抖。别的树都很顺利，锯到一半就“轰隆”一声倒下，唯独中间那棵——有疤的那棵，油锯锯到树干一半就卡住了，锯齿“咔咔”响，冒出黑烟，愣是锯不动。伐木工骂了句脏话，换了把新锯条，又锯了半天，才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树慢慢歪倒，砸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
树倒的时候，从树干里掉出些东西，黄澄澄的，像糖块，已经化了大半，黏糊糊的，沾在木屑上。还有些彩色的纸，被树汁浸透了，贴在木头里，是糖纸。红的、绿的、黄的，皱巴巴的，像被人揉过又小心地展开。
我妈再也没提过那件事，可她有个习惯，从不买蓝布衫，也不让我戴黑帽子。有次我爸在集市上看见个黑毡帽，挺好看，开玩笑说要给我买，我妈当场就发了脾气，把手里的菜篮子都摔了，眼圈红红的，半天说不出话。
去年过年回家，我跟我妈坐在炕头上嗑瓜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吵吵嚷嚷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我突然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爷爷，想起那些红的绿的糖纸。
“妈，我小时候说的那个爷爷，你还记得不？”我剥了个瓜子，递到我妈手里。
我妈手里的瓜子掉在炕上，滚到炕缝里。她愣了半天，才慢慢点点头，拿起炕上的抹布，无意识地擦着：“咋不记得？那时候吓死我了，天天夜里不敢睡，就盯着窗户。”
“后来我总觉得，他好像没坏心。”我说，“就是太孤单了，想找个小孩说说话。”
我妈叹了口气，眼神飘向窗外，好像能透过商品房的楼顶，看见当年那片白杨树：“厂长他爹就一个儿子，就是以前那个厂长，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看他。老太太走得早，他一个人住厂里的老房子，挺孤单的。听说他走那天，兜里还揣着块糖，橘子味的，说是早上在集市上买的，想等放学的小孩过来，给人家吃。”
我心里有点酸，像吃了没熟的橘子。原来他不是要拉我走，只是想把兜里的糖送出去，想有人陪他站一会儿，听他说句话。
“砍树的时候，我去看过。”我妈说，“那棵树的疤里，嵌着好多糖纸，红的绿的都有，估计是他以前给小孩糖，糖纸掉在那儿，被树一点点‘长’进去了。树汁把糖纸泡得软软的，像树在抱着那些糖纸睡。”
我想象着那画面：一棵老杨树，树干上有个疤，疤里藏着五颜六色的糖纸，像藏着一个个小小的秘密。风吹过的时候，树影晃啊晃，像个老人在笑。
今年春天，我回了趟老家，去了以前罐头厂的位置。“幸福家园”小区里种着新的树，不是白杨树，是银杏，叶子像小扇子，风一吹就沙沙响。小区门口有个卖糖画的老头，戴着顶蓝布帽，手里拿着个长勺子，在青石板上画孙悟空、画小兔子，旁边围着一群小孩，叽叽喳喳的。
我站在小区中间，突然想起那排白杨树，想起我妈骑着自行车，车铃“叮铃铃”地响，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老头，手里捏着块糖，站在树下，等一个愿意跟他说话的小孩。他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贴在树干上，像和树融为了一体。
风一吹，银杏叶“沙沙”地响，像有人在笑。我好像看见地上有张红色的糖纸，被风吹着，慢慢往前滚，滚向小区的角落，停在一棵银杏树下。阳光照在糖纸上，反射出一点点光，像颗小小的星星。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或许，他还在这儿，在新的树下，揣着块糖，等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小孩。等哪个小孩走过，他就把糖递过去，看着小孩笑，听小孩喊他一声“爷爷”，然后慢慢融进树影里，像从未出现过。
树还在，糖还在，等待也还在。
1998年的冬天来得早，刚进十一月，风就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脸上生疼，能顺着衣领往骨头缝里钻。我妈在镇上的罐头厂上班，上夜班，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工资比白班多两块钱。就为这两块钱，她能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站满八个小时。
我爸在外地的建筑队打工，一年回不了两趟家，寄回来的钱刚够糊口。我那时刚满三岁，话还说不利索，晚上离不开人，一睁眼看不见我妈就哭，哭得撕心裂肺。我妈没办法，只能每天带着我去上班，把我放在车间角落的藤椅上，盖着她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旧棉袄，让我睡觉。棉袄上有股罐头厂特有的甜腥味，混着我妈的体温，成了我童年里最熟悉的味道。
罐头厂在镇子边缘，离我家有三里地，中间要穿过一片庄稼地。地里种着一排白杨树，是前几年厂里统一栽的，隔两米一棵，长得笔直，像插在地里的钢枪。树干刷着白石灰，从树根一直到两米高的地方，在黑夜里看过去，像一排穿着白大褂的人，静静地站在路边。
那段路没有路灯，只有月亮亮的时候才能看清路。我妈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前面的大梁上坐着我。她一只手紧紧抓着车把，另一只手穿过我的腋下，牢牢护着我，生怕我睡着时摔下去。车铃被她用红绳系着，一颠就“叮铃铃”地响，在空荡的夜里传出老远，能惊起路边草丛里的野兔子。
一开始没什么事。我大多时候在睡觉，头靠在我妈怀里，能听见她心脏“咚咚”的跳动声，像打鼓。偶尔醒了，就趴在我妈怀里，看路边的白杨树往后退，树干上的白石灰在月光下晃，像皮影戏里的影子，摇摇晃晃的。我妈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儿歌，“月儿光光，照地堂……”，脚蹬着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能盖过呼啸的风声。
直到那个周三。
那天凌晨下班，月亮躲在厚厚的云里，路黑得像泼了墨，伸手不见五指。自行车刚骑到白杨树中间那段，我突然醒了，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猛地抬起头，小手指着路边的一棵树，咿咿呀呀地喊：“爷爷……爷爷……”
我妈以为我在说胡话，夜班熬得她眼睛发涩，打了个哈欠，拍了拍我的屁股：“别闹，咱回家睡觉，天亮了给你煮鸡蛋。”
可我不依，小手使劲往那棵树的方向挣，胳膊肘撞到车把，自行车晃了一下。我的声音突然清楚了点，带着股莫名的兴奋：“树下……有爷爷……”
我妈心里咯噔一下，像被冰锥刺了下，顺着我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棵白杨树底下空荡荡的，只有风吹得树叶“哗哗”响，像有人在暗处拍手，拍得很急。路边的野草被风吹得贴在地上，露出光秃秃的黑土，啥都没有。
“哪有爷爷？净胡说。”她脚下使劲，想快点骑过去，车铃“叮铃铃”地响，却盖不住树叶的“哗哗”声。
可我像着了魔似的，在车大梁上扭来扭去，小身子滑溜溜的，差点从她怀里掉下去。我妈赶紧捏了刹车，自行车“吱呀”一声停在路边，她抱着我，就听见我指着那棵树，清清楚楚地说：“爷爷说……带我去逛街……买糖吃……”
那是我第一次说这么长的话，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妈抱着我的手突然就凉了，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像有小虫子在爬。她抬头仔细看那棵树，树干上的白石灰被风吹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灰褐色，像张惨白的脸缺了块皮。树影在地上晃，被风吹得扭曲，像有个人蹲在那儿，缩着肩膀。
“不许胡说！”我妈声音有点抖，把我往怀里搂得更紧，勒得我有点喘不过气。她跨上自行车就往前冲，车铃被她按得“叮铃叮铃”乱响，像是在壮胆，又像是在跟谁示威。
我还在她怀里哭，嘴里一直喊着“爷爷等我”，眼泪鼻涕蹭了她一脖子。直到过了那片白杨树，闻到村口老王家的猪圈味，我才慢慢睡着，嘴角还挂着哭痕。
从那天起，每天经过那片白杨树，我都会准时醒过来。
不管之前睡得多沉，就算头天晚上哭闹到后半夜，只要自行车一进那排树的范围，车轮碾过铺着碎石的小路发出“咯吱”声，我就像被人掐了一把似的，猛地睁开眼，小手指向固定的那棵树——就是周三晚上指的那棵，在整排树的中间位置，比别的树粗一圈，树干上有个歪歪扭扭的疤，像被人用斧子砍过，又长好了。
“爷爷！爷爷在那儿！”我会挣着要下去，小短腿在车大梁上乱蹬，鞋都蹬掉了一只。“他说带买糖……橘子味的……”
我妈一开始还哄我，说那是树影，是风吹的树叶晃，可我根本不听，认准了树下有个“爷爷”。她后来就硬拽着，骑车骑得飞快，车铃响得能惊动半条街，可我还是能准确地指出那棵树，甚至能说出“爷爷在招手”“爷爷手里的糖纸是红的”。
有天晚上下着小雪，米粒大的雪粒子打在脸上，疼得像小针扎。路更滑了，自行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吱溜”一下差点打滑。经过那棵树时，我突然从她怀里滑下去，像条小泥鳅，光着脚就往树底下冲，嘴里喊着：“爷爷牵……牵我……糖……”
我妈吓得魂都飞了，她本来就累得快虚脱，手忙脚乱地跳下车去追，忘了捏刹车，自行车“哐当”一声倒在地上，车把撞在石头上，歪了。雪粒子打在她脸上，疼得她眼睛都睁不开，只能看见我小小的身影在雪地里往前跑，像只迷途的小羊羔。
我跑得飞快，小鞋掉了一只也不管，脚踩在雪地里，冻得通红也不觉得。眼看就要扑到树干上——那树干在雪夜里泛着冷光，像根冰柱子——我妈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把我像拎小猫似的提了起来。
我在她怀里拼命挣扎，哭得撕心裂肺：“放开我！爷爷等我呢！他说有糖吃！你不让我去！”我的小手乱挥，一巴掌打在我妈脸上，打得她脸生疼。
她抱着我往回跑，后背撞到倒在地上的自行车，疼得“嘶”了一声，可不敢停。跑到自行车边，她哆嗦着把我塞进车前面的横梁，用棉袄裹紧，只露出我的小脑袋。跨上车时，她的脚滑了一下，差点摔倒，好不容易才骑起来，骑得太急，车把歪着，差点撞到前面的树上。
那天晚上，我哭了一路，嗓子都哭哑了，最后哭累了，在我妈怀里抽抽噎噎地睡着。我妈也哭了，眼泪流到嘴角，又冰又咸，冻在脸上，像小冰碴。回到家，她把我放在炕上，烧了热水给我洗脚，发现我的脚踝上有几道淡淡的红印子，像被人用手指抓过的，不深，却看得清清楚楚。
“你看见的爷爷，长啥样啊？”她一边给我搓脚，一边问，声音抖得厉害，手在热水里泡着，还是冰凉的。
我抽抽噎噎地说：“戴帽子……蓝布衫……手里……有糖……”
“戴啥帽子？”她追问，眼睛盯着我的脚踝，红印子在灯光下有点发紫。
“黑的……圆圆的……”我用小手比划着，像个碗扣在头上。
“脸上呢？”
我想了想，小手在自己脸上划着：“皱皱的……像核桃……笑的时候……有坑……”
我妈没再问，只是抱着我，一夜没睡。她把家里的菜刀放在枕头底下，眼睛盯着窗户，窗外的风“呜呜”地叫，像有人在哭，又像有人在窗外磨牙。她总觉得窗户纸上有影子在晃，长长的，像个戴黑帽子的老头，弯腰往屋里看，鼻子都快贴到窗户上了。
第二天，她没去上班，请了假。厂长在电话里骂骂咧咧，说车间忙不过来，她只是嗯啊地应着，挂了电话就抱着我，去了厂里的会计家。会计张婶是个老太太，在厂里干了三十年，谁家的事都知道，谁家的锅底有几个补丁都清楚。
“张婶，问你个事。”我妈把我放在会计家的炕沿上，手还在抖，抓着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咱厂路边那排白杨树，中间那棵，就是有个疤的，你知道啥不？”
张婶正在纳鞋底，粗麻绳穿过厚厚的布，发出“嗤啦”声。她抬头看了我妈一眼，老花镜滑到鼻尖上：“咋了？那树咋了？招惹你了？”
“我家娃……这几天总说那树下有个爷爷，要带他走。”我妈咬着嘴唇，嘴唇都咬白了。“他说那爷爷戴黑帽子，穿蓝布衫，脸上皱皱的……跟核桃似的……”
张婶手里的针“啪”地掉在地上，针尖扎在她的布鞋上。她看着我妈，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捡起针，声音压得很低：“你……你说啥？戴黑帽子，蓝布衫？脸上皱得像核桃？”
“嗯。”我妈点点头，心沉到了底，像掉进了冰窟窿。
张婶往窗外看了一眼，赶紧把窗帘拉上，压低声音说：“那……那不是厂长他爹吗？前阵子刚走的，走的时候八十多了。”
我妈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像被人用闷棍打了一棍子，眼前发黑，差点栽倒。
“厂长他爹就爱穿蓝布衫，自己做的，洗得发白了还穿。戴个黑毡帽，冬天夏天都戴着，说是挡风。”张婶的声音也在抖，手里的鞋底都拿不住了。“他生前就爱在厂门口转悠，看见小孩就给糖吃，兜里总揣着几块水果糖。上个月……就在那排树底下遛弯，突发心脏病，没了的，就……就在中间那棵树下，被巡逻的保安发现的……”
我妈抱着我的手突然一紧，我疼得“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厂长他爹……戴黑毡帽……蓝布衫……给小孩糖吃……死在那棵树下……
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每一个细节都对上了。
我妈当天就辞了职。
厂长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说她这是胡闹，车间离不开人。我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一个掉了漆的搪瓷缸，一条擦机器用的抹布，还有藏在抽屉里给我留的半块饼干。她抱着我就走，走出厂门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路边的白杨树，中间那棵的疤在阳光下看得更清楚，像个咧嘴笑的嘴，露出参差不齐的“牙”。
她再也没走过那条路。后来去镇上买东西，宁愿绕远路，从村后的小路走，多走二里地，也绝不靠近那排白杨树。那条近路，成了我们家的禁区。
可事情没结束。
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半夜突然坐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窗户外面，声音不大，却很清楚：“爷爷来了……在门口……”
我妈吓得赶紧开灯，昏黄的灯泡“啪”地亮起来，照亮屋里的陈设。她抱着我往炕里面缩，后背紧紧贴着墙，手摸着枕头底下的菜刀。窗户关得好好的，门也插着，插销是新换的，可她总觉得门外有脚步声，“沙沙”的，像有人穿着布鞋在走路，走两步停一下，像是在听屋里的动静。
她把家里的灯全打开，客厅的灯，厨房的灯，连厕所的小灯都没关，一夜没睡。天亮的时候，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雪花。她哆哆嗦嗦地去门口看了看，雪地上有几个浅浅的脚印，很小，像三四岁小孩的，可方向是从外面来的，一直到门口，就没了，像是踮着脚站在那儿听了很久。
接下来的几天，我总在半夜醒来，说“爷爷在门口”，有时还说“爷爷在窗外看我”，甚至能说出“爷爷手里的糖纸被风吹跑了，他在捡”。我妈没办法，头发都愁白了，找了村里的王奶奶。王奶奶会看“事儿”，据说年轻时被“附”过身，能跟“那边”的人说话。
王奶奶来了，穿着件黑棉袄，拄着拐杖，在屋里转了一圈，鼻子嗅了嗅，最后停在门口，闭着眼睛，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说的啥，听着像老和尚念经。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对我妈说：“是个老头，没坏心，就是太孤单，想找个伴儿。他觉得你家娃亲，跟他早逝的小孙子像，想带他玩玩。”
“那咋办啊？”我妈急得快哭了，眼圈红红的，“他总来，娃睡不好，我也快熬不住了。”
“烧点纸，跟他说清楚，娃还小，不能跟他走。”王奶奶从兜里掏出个红布包，里面是些米和茶叶，撒在门口，边撒边说，“再在门口挂把剪刀，开着刃的，他就不敢来了，剪刀能破邪。”
我妈照着做了。晚上，她在门口烧了纸钱，还买了些纸糊的小汽车、小火车，边烧边说：“大爷，我知道您孤单，可娃还小，您别惦记他了。我给您烧点钱，您自己买点好吃的，买点糖，找您小孙子去。别再来了……求求您了……”
火苗“腾”地起来，舔着纸人纸马，纸灰飞得很高，像一群黑蝴蝶。烧到一半，风突然变向，本来往西吹的，一下子转了向东，纸灰全吹到了罐头厂的方向，也就是那排白杨树的方向。
那天晚上，我没再醒。
可我妈还是不放心，把我送到了外婆家。外婆家在邻村，离罐头厂远，她自己在镇上找了个白天的活儿，在饭馆洗碗，离那排白杨树远远的。直到我爸回来，带着一身的水泥味和汗味，她才把我接回家。
我爸听了这事，气得脸红脖子粗，抓起院里的斧子就要去砍那棵树。“他娘的，死了都不安生，敢惦记我儿子！”他骂骂咧咧的，被我妈拦住了：“别惹事，咱离远点就好。他也挺可怜的……”
我记得那天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伐木工用油锯锯树，轰鸣声震得地面都在抖。别的树都很顺利，锯到一半就“轰隆”一声倒下，唯独中间那棵——有疤的那棵，油锯锯到树干一半就卡住了，锯齿“咔咔”响，冒出黑烟，愣是锯不动。伐木工骂了句脏话，换了把新锯条，又锯了半天，才听见“咔嚓”一声脆响，树慢慢歪倒，砸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
树倒的时候，从树干里掉出些东西，黄澄澄的，像糖块，已经化了大半，黏糊糊的，沾在木屑上。还有些彩色的纸，被树汁浸透了，贴在木头里，是糖纸。红的、绿的、黄的，皱巴巴的，像被人揉过又小心地展开。
我妈再也没提过那件事，可她有个习惯，从不买蓝布衫，也不让我戴黑帽子。有次我爸在集市上看见个黑毡帽，挺好看，开玩笑说要给我买，我妈当场就发了脾气，把手里的菜篮子都摔了，眼圈红红的，半天说不出话。
去年过年回家，我跟我妈坐在炕头上嗑瓜子，电视里放着春晚，吵吵嚷嚷的。说起小时候的事，我突然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爷爷，想起那些红的绿的糖纸。
“妈，我小时候说的那个爷爷，你还记得不？”我剥了个瓜子，递到我妈手里。
我妈手里的瓜子掉在炕上，滚到炕缝里。她愣了半天，才慢慢点点头，拿起炕上的抹布，无意识地擦着：“咋不记得？那时候吓死我了，天天夜里不敢睡，就盯着窗户。”
“后来我总觉得，他好像没坏心。”我说，“就是太孤单了，想找个小孩说说话。”
我妈叹了口气，眼神飘向窗外，好像能透过商品房的楼顶，看见当年那片白杨树：“厂长他爹就一个儿子，就是以前那个厂长，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看他。老太太走得早，他一个人住厂里的老房子，挺孤单的。听说他走那天，兜里还揣着块糖，橘子味的，说是早上在集市上买的，想等放学的小孩过来，给人家吃。”
我心里有点酸，像吃了没熟的橘子。原来他不是要拉我走，只是想把兜里的糖送出去，想有人陪他站一会儿，听他说句话。
“砍树的时候，我去看过。”我妈说，“那棵树的疤里，嵌着好多糖纸，红的绿的都有，估计是他以前给小孩糖，糖纸掉在那儿，被树一点点‘长’进去了。树汁把糖纸泡得软软的，像树在抱着那些糖纸睡。”
我想象着那画面：一棵老杨树，树干上有个疤，疤里藏着五颜六色的糖纸，像藏着一个个小小的秘密。风吹过的时候，树影晃啊晃，像个老人在笑。
今年春天，我回了趟老家，去了以前罐头厂的位置。“幸福家园”小区里种着新的树，不是白杨树，是银杏，叶子像小扇子，风一吹就沙沙响。小区门口有个卖糖画的老头，戴着顶蓝布帽，手里拿着个长勺子，在青石板上画孙悟空、画小兔子，旁边围着一群小孩，叽叽喳喳的。
我站在小区中间，突然想起那排白杨树，想起我妈骑着自行车，车铃“叮铃铃”地响，想起那个戴黑帽子的老头，手里捏着块糖，站在树下，等一个愿意跟他说话的小孩。他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长，贴在树干上，像和树融为了一体。
风一吹，银杏叶“沙沙”地响，像有人在笑。我好像看见地上有张红色的糖纸，被风吹着，慢慢往前滚，滚向小区的角落，停在一棵银杏树下。阳光照在糖纸上，反射出一点点光，像颗小小的星星。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或许，他还在这儿，在新的树下，揣着块糖，等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小孩。等哪个小孩走过，他就把糖递过去，看着小孩笑，听小孩喊他一声“爷爷”，然后慢慢融进树影里，像从未出现过。
树还在，糖还在，等待也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