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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辉深深地讨厌和恐惧开源市第一医院。
这种讨厌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从许多年前就埋下了根，一年年地长，一年年地扎，长成了一棵拔不掉的树。仿佛有什么孽缘，把他们李家一户人，一个一个地往这个地方拽。
第一次走进这个医院，是被刘红梅领进来的。那时候他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帮宋明宇拉架，眼镜摔坏了，刘红梅带他到眼科验光配镜。穿白大褂的医生和和气气的，跟刘阿姨说说笑笑间，就完成了诊断。那时候他不怎么敢东张西望，缩着肩膀，攥着衣角，满心都是新奇和忐忑。那时他觉得，医院也不是让人那么害怕的地方。
第二次也和宋明宇有关。他们同学四个去水库玩，在大巴上抓小偷，他的胳膊被刀子划了一道口子，现在还有一条淡淡的疤痕。还是刘阿姨领着去处理的伤口，缝针的时候他没吭声，但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后来回想起来，他们那群孩子从挂号到上药，没有一个人掏过钱——想来是刘阿姨给垫的。
第三次，是爹。
他不敢回忆那年的酷暑。一想起那间病房，从嘴唇到气管都像着了火。爹从工地的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腿，瘫痪在床。二叔的手缠着厚厚的绷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吭。窗外是聒噪的蝉鸣，头顶是忽明忽暗的灯管，走廊里是推车的轱辘声和病人的呻吟声。让他焦灼的不但有重伤者和付不起的钱，还有即将迎来的五模和高考。
因为亟待救治的爹和充满善心的刘阿姨，他做出了决定一生的决定，在填报志愿的的专业栏里填报了医学院。
至今想来仍不知是命运还是草率。
第四次，轮到了娘。
彼时他已经走出校门，穿上了白大褂。走在省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有时候会忽然想起开源的医院。如果不是它，他可能不会那么坚定地要学医。但他不感谢。他恨它。
那年夏天，也是大雨过后。母亲住的城中村棚户区被风刮倒了，不是一间，是一排。母亲和隔壁的娟婶都被压在里头，被人扒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泥，发着高烧，腰上砸出一片青紫。他连夜赶回来，把人接到了省城。母亲捡回了一条命，娟婶却没治好，不久后就走了。
开源市第一医院！又是开源市第一医院！
夏天！又是夏天！
大雨天！又是大雨天！
竟然还有第五次！
他爹在这里躺过。他娘在这里躺过。这回，轮到了他的亲姐姐。
他家里所有的人。他人生里所有不好的事情。好像都要先经过这扇门，才能在他的人生里留下痕迹。
他站在医院门口，望着那栋重新修建一新的气派的大楼，他觉得自己不是走进一栋楼——他是在走进一头怪兽的嘴里，那血盆大口正等着他，要把他们一家人一个一个地、一口一口地，全部吃掉。
他恨这个地方。
他恨这扇门，恨这条走廊，恨那些忽明忽暗的灯管。他恨那些面无表情的护士，恨那些拿腔拿调的医生。他恨这个破地方，恨它把所有的不幸都堆在他家人的头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他更恨自己。
多荒唐啊！他也穿上了白大褂，也在这白色的灯光下、白色的墙壁间走来走去，也成了那种面无表情的人。可他保护了谁呢？他爹瘫痪的时候他在考试，他娘被砸的时候他在省城，他姐被打了一次又一次、打了整整十年——他在干什么？
他的脚步在走廊里响起来，哒，哒，哒，像极了他当年在省医走廊里见过的那些病人，无头苍蝇一样，手里攥着一沓报告，不知道该往哪走。
他和他们，原来是一样的。
住院部三楼，306病房。
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腰带上别着对讲机，看见李耀辉走过来，伸手拦了一下。
“你找谁？”
“李耀华家属，我是她弟弟。”
警察看了他一眼，侧身让开了：“进去吧，一会儿出来了咱俩再说。”
李耀辉推开病房的门。
房间三张床，靠窗的那张拉着帘，中间的床空着。靠门的这张躺着李耀华。她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额头上缠着纱布，左颧骨青紫一片，肿得发亮。嘴唇干裂，上面有一道结了黑痂的口子。右手露在被子外面，食指和中指被夹板固定着，缠着厚厚的绷带。
床头站着一个小女孩，穿着旧旧的校服，看见李耀辉进来，站了起来，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床尾蜷着一个男孩，膝盖抱在胸前，脚上的鞋带散了一只。像是睡着了，背对着李耀辉，没有动。
李耀辉走过去，蹲下来。
“玲儿，吃饭了没有？”
女孩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不清楚。
李耀辉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进女孩手里。女孩低头看着那两张皱巴巴的纸币，目光诚惶诚恐。
“领着弟弟，去楼下买点吃的。面条、包子、什么都行。给你妈也带一份，她醒了就能吃。”
女孩看着他，眼圈红了，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又退回了一百：“这些够了。”
李耀辉把钱塞她兜里，摸摸她的头，她转身去拍醒了弟弟，男孩被她从床上拽起来，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了病房。
男孩的鞋带拖在地上，沙沙地响。
“军，你回来。”李耀辉叫住他，蹲下来把他的鞋带系紧。“摔着了怎么办？”
“这是咱舅。”玲儿低着头对弟弟说。
“我知道。我认识。”小军倔强的回了一句。
两个小孩儿下楼了。
李耀辉站着看了姐姐一会儿，细心察看她的外伤，转身出了病房。
门口的年轻警察还在。李耀辉走过去，说：“我找一下主管医生，了解一下我姐的情况。”
警察看了他一眼，没拦。
他向护士站走去。
主治大夫姓吴，四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李耀辉亮明了身份——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的。吴大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态度没有变热情，但语速慢下来了，像是在跟同行说话。
“你姐的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吴大夫把片子插到灯箱上，指了指，“头部有外伤，但不重，主要是软组织挫伤，没有颅内出血。胸部有几处肋骨骨折，左侧第三、第四肋，没有移位，不需要手术，保守治疗就行。身上多处皮下瘀斑，四肢有钝器伤的痕迹。最严重的是右手，食指和中指骨折，已经做了固定。”
他顿了顿，合上病历本。
“总的来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她被打得不轻。我们给她做了全身检查，旧伤很多。光是从x光片上就能看出来，肋骨、锁骨都曾经骨折过，没有正规治疗过，是自己长上的。”
李耀辉没有说话。他看着灯箱上那张片子，白花花的骨头，那些曾经断过又自己长好的地方，在片子上留下不规则的痕迹，像一根被折过又接上的树枝，歪歪扭扭的。
吴大夫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你姐来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打死我’、‘他要打孩子’。我们给她用了镇静剂，现在睡着了。”
“谢谢吴大夫。”李耀辉说。
李耀辉从护士站出来，年轻警察还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文件夹，拇指夹在封皮里。他看了李耀辉一眼，往旁边让了让，示意他到走廊尽头的窗户那边说话。
两个人走过去，警察把文件夹翻开了，圆珠笔夹在纸页间。
“你是她弟弟？”
“是。”
“昨晚的事，你了解了多少？”
“基本知道。我三叔大概说了。”李耀辉停顿了一下，“我想听你再说一遍，完整一点的。”
警察看了他一眼，开口了。他说话不算快，像在背一份已经整理好的材料，语气平平的，不带什么感情色彩。
“昨天夜里大概八点多，110接到报警，说清林农场有人打架，出了人命。我们赶到的时候，人已经倒在地上了，浑身是血，没了生命体征。你姐坐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铁锹，身上也全是血。她没跑，也没闹，就坐在那儿，不说话。”
警察顿了顿，翻了一页纸。
“邻居先听见的动静。说是那男的喝了酒回来，先是骂，后来就打起来了。动静很大，女的在叫，孩子也在哭。邻居说这家男的经常打女的，隔三差五就打，邻居们习惯了，但昨天晚上特别凶，动静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有人听见那男的在吼，说什么‘麦子烂了关你屁事’之类的。后来听见女的在叫，像是被打得不行了。”
“我们到了以后，把你姐带回了所里。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就是一直重复几句，‘他要打我’、‘他要打孩子’、‘我不是故意的’。后来家里人来了，就是你说的那个三叔，她稍微好一点，但还是说不成完整的句子。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建议医院检查一下。”
“你姐夫——死者那边，家里人已经来了。他的……他堂兄弟，还有一个堂叔，目前在所里。他们的态度很明确，要求严惩，不谅解。”
警察合上文件夹，看了李耀辉一眼。
“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具体的细节，我们还在调查，邻居的笔录还在做。后续如果需要你们配合，会再通知你。”
李耀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这时候，走廊的那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地走过来，是三叔。
三叔穿着一件发黄的白蓝相间翻领半袖，裤腿卷到小腿，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黄胶鞋。他走过来，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在李耀辉面前站定。
“耀辉。”三叔叫了他一声，声音是哑的，“你说说，这节骨眼上，这叫啥事儿！”
“知道了。”李耀辉说，“三叔，又让你跑一趟。”
三叔摆了摆手，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刚想点着，李耀辉说：“叔，病房不能吸烟。”
他顿了一下，不咋高兴的把烟和火机重新揣进兜里。
“我走的急，家里事儿还多着呢！”三叔说，眼睛不看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这边的事，你也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麦子不等人，这两天天不好，怕是要下雨。”
李耀辉说不出心里啥滋味。
“你姐这边的事，你盯着就行。有啥需要的，你就给家里打电话。”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我出来的急，兜里也没装啥钱。。。。”
李耀辉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灭了。
“我知道。三叔，你先回吧。麦子要紧。”
三叔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胳膊，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像是终于卸下了一桩心事。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那双沾满泥巴的黄胶鞋踩在地板上，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李耀辉深深地讨厌和恐惧开源市第一医院。
这种讨厌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是从许多年前就埋下了根，一年年地长，一年年地扎，长成了一棵拔不掉的树。仿佛有什么孽缘，把他们李家一户人，一个一个地往这个地方拽。
第一次走进这个医院，是被刘红梅领进来的。那时候他还是个十三岁的少年，帮宋明宇拉架，眼镜摔坏了，刘红梅带他到眼科验光配镜。穿白大褂的医生和和气气的，跟刘阿姨说说笑笑间，就完成了诊断。那时候他不怎么敢东张西望，缩着肩膀，攥着衣角，满心都是新奇和忐忑。那时他觉得，医院也不是让人那么害怕的地方。
第二次也和宋明宇有关。他们同学四个去水库玩，在大巴上抓小偷，他的胳膊被刀子划了一道口子，现在还有一条淡淡的疤痕。还是刘阿姨领着去处理的伤口，缝针的时候他没吭声，但头皮一阵一阵地发麻。后来回想起来，他们那群孩子从挂号到上药，没有一个人掏过钱——想来是刘阿姨给垫的。
第三次，是爹。
他不敢回忆那年的酷暑。一想起那间病房，从嘴唇到气管都像着了火。爹从工地的架子上摔下来，摔断了腿，瘫痪在床。二叔的手缠着厚厚的绷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声不吭。窗外是聒噪的蝉鸣，头顶是忽明忽暗的灯管，走廊里是推车的轱辘声和病人的呻吟声。让他焦灼的不但有重伤者和付不起的钱，还有即将迎来的五模和高考。
因为亟待救治的爹和充满善心的刘阿姨，他做出了决定一生的决定，在填报志愿的的专业栏里填报了医学院。
至今想来仍不知是命运还是草率。
第四次，轮到了娘。
彼时他已经走出校门，穿上了白大褂。走在省人民医院的走廊里，有时候会忽然想起开源的医院。如果不是它，他可能不会那么坚定地要学医。但他不感谢。他恨它。
那年夏天，也是大雨过后。母亲住的城中村棚户区被风刮倒了，不是一间，是一排。母亲和隔壁的娟婶都被压在里头，被人扒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泥，发着高烧，腰上砸出一片青紫。他连夜赶回来，把人接到了省城。母亲捡回了一条命，娟婶却没治好，不久后就走了。
开源市第一医院！又是开源市第一医院！
夏天！又是夏天！
大雨天！又是大雨天！
竟然还有第五次！
他爹在这里躺过。他娘在这里躺过。这回，轮到了他的亲姐姐。
他家里所有的人。他人生里所有不好的事情。好像都要先经过这扇门，才能在他的人生里留下痕迹。
他站在医院门口，望着那栋重新修建一新的气派的大楼，他觉得自己不是走进一栋楼——他是在走进一头怪兽的嘴里，那血盆大口正等着他，要把他们一家人一个一个地、一口一口地，全部吃掉。
他恨这个地方。
他恨这扇门，恨这条走廊，恨那些忽明忽暗的灯管。他恨那些面无表情的护士，恨那些拿腔拿调的医生。他恨这个破地方，恨它把所有的不幸都堆在他家人的头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
他更恨自己。
多荒唐啊！他也穿上了白大褂，也在这白色的灯光下、白色的墙壁间走来走去，也成了那种面无表情的人。可他保护了谁呢？他爹瘫痪的时候他在考试，他娘被砸的时候他在省城，他姐被打了一次又一次、打了整整十年——他在干什么？
他的脚步在走廊里响起来，哒，哒，哒，像极了他当年在省医走廊里见过的那些病人，无头苍蝇一样，手里攥着一沓报告，不知道该往哪走。
他和他们，原来是一样的。
住院部三楼，306病房。
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年轻，二十出头的样子，腰带上别着对讲机，看见李耀辉走过来，伸手拦了一下。
“你找谁？”
“李耀华家属，我是她弟弟。”
警察看了他一眼，侧身让开了：“进去吧，一会儿出来了咱俩再说。”
李耀辉推开病房的门。
房间三张床，靠窗的那张拉着帘，中间的床空着。靠门的这张躺着李耀华。她闭着眼睛，脸色灰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纸。额头上缠着纱布，左颧骨青紫一片，肿得发亮。嘴唇干裂，上面有一道结了黑痂的口子。右手露在被子外面，食指和中指被夹板固定着，缠着厚厚的绷带。
床头站着一个小女孩，穿着旧旧的校服，看见李耀辉进来，站了起来，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床尾蜷着一个男孩，膝盖抱在胸前，脚上的鞋带散了一只。像是睡着了，背对着李耀辉，没有动。
李耀辉走过去，蹲下来。
“玲儿，吃饭了没有？”
女孩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不清楚。
李耀辉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进女孩手里。女孩低头看着那两张皱巴巴的纸币，目光诚惶诚恐。
“领着弟弟，去楼下买点吃的。面条、包子、什么都行。给你妈也带一份，她醒了就能吃。”
女孩看着他，眼圈红了，咬着嘴唇点了点头，又退回了一百：“这些够了。”
李耀辉把钱塞她兜里，摸摸她的头，她转身去拍醒了弟弟，男孩被她从床上拽起来，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了病房。
男孩的鞋带拖在地上，沙沙地响。
“军，你回来。”李耀辉叫住他，蹲下来把他的鞋带系紧。“摔着了怎么办？”
“这是咱舅。”玲儿低着头对弟弟说。
“我知道。我认识。”小军倔强的回了一句。
两个小孩儿下楼了。
李耀辉站着看了姐姐一会儿，细心察看她的外伤，转身出了病房。
门口的年轻警察还在。李耀辉走过去，说：“我找一下主管医生，了解一下我姐的情况。”
警察看了他一眼，没拦。
他向护士站走去。
主治大夫姓吴，四十多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
李耀辉亮明了身份——省人民医院胸外科的。吴大夫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多了一点什么，态度没有变热情，但语速慢下来了，像是在跟同行说话。
“你姐的情况，我跟你说一下。”吴大夫把片子插到灯箱上，指了指，“头部有外伤，但不重，主要是软组织挫伤，没有颅内出血。胸部有几处肋骨骨折，左侧第三、第四肋，没有移位，不需要手术，保守治疗就行。身上多处皮下瘀斑，四肢有钝器伤的痕迹。最严重的是右手，食指和中指骨折，已经做了固定。”
他顿了顿，合上病历本。
“总的来说，没有生命危险。但她被打得不轻。我们给她做了全身检查，旧伤很多。光是从x光片上就能看出来，肋骨、锁骨都曾经骨折过，没有正规治疗过，是自己长上的。”
李耀辉没有说话。他看着灯箱上那张片子，白花花的骨头，那些曾经断过又自己长好的地方，在片子上留下不规则的痕迹，像一根被折过又接上的树枝，歪歪扭扭的。
吴大夫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了：“你姐来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一直在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要打死我’、‘他要打孩子’。我们给她用了镇静剂，现在睡着了。”
“谢谢吴大夫。”李耀辉说。
李耀辉从护士站出来，年轻警察还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文件夹，拇指夹在封皮里。他看了李耀辉一眼，往旁边让了让，示意他到走廊尽头的窗户那边说话。
两个人走过去，警察把文件夹翻开了，圆珠笔夹在纸页间。
“你是她弟弟？”
“是。”
“昨晚的事，你了解了多少？”
“基本知道。我三叔大概说了。”李耀辉停顿了一下，“我想听你再说一遍，完整一点的。”
警察看了他一眼，开口了。他说话不算快，像在背一份已经整理好的材料，语气平平的，不带什么感情色彩。
“昨天夜里大概八点多，110接到报警，说清林农场有人打架，出了人命。我们赶到的时候，人已经倒在地上了，浑身是血，没了生命体征。你姐坐在院子里，手里还攥着铁锹，身上也全是血。她没跑，也没闹，就坐在那儿，不说话。”
警察顿了顿，翻了一页纸。
“邻居先听见的动静。说是那男的喝了酒回来，先是骂，后来就打起来了。动静很大，女的在叫，孩子也在哭。邻居说这家男的经常打女的，隔三差五就打，邻居们习惯了，但昨天晚上特别凶，动静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有人听见那男的在吼，说什么‘麦子烂了关你屁事’之类的。后来听见女的在叫，像是被打得不行了。”
“我们到了以后，把你姐带回了所里。她一路上没怎么说话，就是一直重复几句，‘他要打我’、‘他要打孩子’、‘我不是故意的’。后来家里人来了，就是你说的那个三叔，她稍微好一点，但还是说不成完整的句子。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们建议医院检查一下。”
“你姐夫——死者那边，家里人已经来了。他的……他堂兄弟，还有一个堂叔，目前在所里。他们的态度很明确，要求严惩，不谅解。”
警察合上文件夹，看了李耀辉一眼。
“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具体的细节，我们还在调查，邻居的笔录还在做。后续如果需要你们配合，会再通知你。”
李耀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这时候，走廊的那头，一个熟悉的身影匆匆地走过来，是三叔。
三叔穿着一件发黄的白蓝相间翻领半袖，裤腿卷到小腿，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巴的黄胶鞋。他走过来，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在李耀辉面前站定。
“耀辉。”三叔叫了他一声，声音是哑的，“你说说，这节骨眼上，这叫啥事儿！”
“知道了。”李耀辉说，“三叔，又让你跑一趟。”
三叔摆了摆手，从兜里掏出打火机，刚想点着，李耀辉说：“叔，病房不能吸烟。”
他顿了一下，不咋高兴的把烟和火机重新揣进兜里。
“我走的急，家里事儿还多着呢！”三叔说，眼睛不看他，看着走廊尽头的窗户，“这边的事，你也回来了，那我就——先回去了。麦子不等人，这两天天不好，怕是要下雨。”
李耀辉说不出心里啥滋味。
“你姐这边的事，你盯着就行。有啥需要的，你就给家里打电话。”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我出来的急，兜里也没装啥钱。。。。”
李耀辉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一道闪电，亮了一下就灭了。
“我知道。三叔，你先回吧。麦子要紧。”
三叔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胳膊，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像是终于卸下了一桩心事。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的拐角处，那双沾满泥巴的黄胶鞋踩在地板上，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