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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康看完通知之后，没有立刻放下，而是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通知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望着窗外的天空沉思了一会儿。
调研报告的整体结论是积极的，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好消息，但他心里清楚，在官场里，初步结论积极并不意味着最终结果就一定正面。
报告的措辞、重点的选取、问题的定性，每一个环节都有调整的空间，而真正决定报告走向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手。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市发改委主任的号码：“老张，你那边有没有人认识经济委员会那边负责起草调研报告的人？”
发改委主任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李书记，您这是要……”
李达康说：“没什么，就是想了解一下报告的动向，你不用刻意去打听，如果有渠道能侧面了解一下情况，就帮我留意一下。”
发改委主任应道：“好的李书记，我让人留意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省纪委信访室的试点小组里，那位科长按照刘建平的要求，开始了与小组成员的逐一业务交流。
他的沟通方式很自然，没有刻意切入人事话题，只是以了解试点工作运行情况为名，询问每一位成员的实际感受和遇到的困难。
第一位交流的是一位工作了六七年的老科员，他在信访室的时间比科长还长，对各类线索的处理流程非常熟悉。
科长问他试点工作的感受时，他先是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说实话，新的分类标准确实比以前清晰了，录入的时候不用再犹豫该归到哪一类，效率确实提高了，但我听说王主任那边对试点不太满意，说这样改会打乱信访室原有的工作节奏。”
科长听完，没有直接回应王主任的态度问题，只是说：“试点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只要大家觉得好用，就是成功的，王主任那边如果有什么意见，组织上会协调处理的。”
那位老科员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继续低头处理手头的线索。
科长在交流记录里写下了两行字：“工作层面反馈积极，但对王主任的态度存在顾虑。”
五月二十五日傍晚，田国富收到了科长通过刘建平转交过来的第一份交流记录。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份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目光在其中一行上停留了几秒——对王主任的态度存在顾虑。
他放下记录，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入口时带着一股微涩的凉意。
他知道，这种顾虑不会因为一两次沟通就消失，只有当试点的实际效果足够明显、足够有说服力的时候，那些观望的人才会真正放下顾虑。
他拿起笔，在交流记录的旁边写了一行批注：“继续沟通，积累正面数据，用实效打消顾虑。”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京州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阵雨。
雨来得又急又猛，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响，像是有人抓起一把碎石子不停地往玻璃上扔，天空瞬间暗了下来，街上的行人纷纷跑到屋檐下躲避。
田国富今天上午有一个外出的安排，他要去省纪委下属的一个培训中心查看一下近期干部培训的筹备情况。
这场雨来得不是时候，但好在他出发的时候雨势已经减弱了不少，从暴雨变成了中雨，路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雨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乘车到了培训中心，在中心负责人的陪同下走了一圈，查看了教室、宿舍和食堂的设施情况，又翻看了一下培训课程表的安排。
整体情况还算不错，硬件设施虽然不算新，但维护得还可以，课程设置也比较合理，涵盖了纪检监察业务的主要方面。
从培训中心出来的时候，雨已经基本停了，天空正在慢慢放晴，云层裂开几道缝隙，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一片片明亮的光斑。
田国富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然后坐上车回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他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刘建平就敲门走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少见的凝重。
“田书记，有个情况需要跟您汇报一下。”刘建平站在办公桌前，没有像往常那样坐下，“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那边又发了一份函件过来，这次是关于赵启明同志的任职资格审查的补充要求，说需要提供他近三年所有参与过的案件审理记录的完整清单，包括每一个案件的案号、审理时间和最终的审理结论。”
田国富的目光微微凝了一下：“这是对赵启明一个人的要求，还是对所有副职任命候选人的统一要求？”
刘建平说：“我特意问了一下，组织部的答复是，这是针对赵启明同志个人情况提出的补充要求，因为他在审理室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涉及的案件数量较多，组织认为有必要对他的业务经历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这个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合理程度有些过度了，如果要对每一个工作年限较长的候选人都做这样的全面梳理，那任何一个人的任命都可以被无限制地拖下去。”
刘建平说：“我也这么想，但我们不能直接质疑组织部的程序要求，只能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但提供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我们怎么准备。”
田国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他放下杯子：“先把赵启明近三年的案件审理记录清单整理出来，不需要刻意筛选，也不需要刻意补充，就是常规的材料梳理，按正常的工作节奏来准备，不要加班加点赶，也不要有意拖延，就让它处在一个正常的节奏里。”
刘建平微微怔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田国富的用意：“田书记的意思是，用正常节奏来应对过度要求？”
田国富说：“对，如果对方故意提出过度的要求来拖延时间，我们就用正常的节奏来回应，不加快也不减慢，时间拖得越久，对方过度要求的不合理之处就越明显。”
李达康看完通知之后，没有立刻放下，而是又看了一遍，然后把通知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望着窗外的天空沉思了一会儿。
调研报告的整体结论是积极的，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个好消息，但他心里清楚，在官场里，初步结论积极并不意味着最终结果就一定正面。
报告的措辞、重点的选取、问题的定性，每一个环节都有调整的空间，而真正决定报告走向的，往往是那些看不见的手。
他拿起手机拨通了市发改委主任的号码：“老张，你那边有没有人认识经济委员会那边负责起草调研报告的人？”
发改委主任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李书记，您这是要……”
李达康说：“没什么，就是想了解一下报告的动向，你不用刻意去打听，如果有渠道能侧面了解一下情况，就帮我留意一下。”
发改委主任应道：“好的李书记，我让人留意着。”
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省纪委信访室的试点小组里，那位科长按照刘建平的要求，开始了与小组成员的逐一业务交流。
他的沟通方式很自然，没有刻意切入人事话题，只是以了解试点工作运行情况为名，询问每一位成员的实际感受和遇到的困难。
第一位交流的是一位工作了六七年的老科员，他在信访室的时间比科长还长，对各类线索的处理流程非常熟悉。
科长问他试点工作的感受时，他先是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说实话，新的分类标准确实比以前清晰了，录入的时候不用再犹豫该归到哪一类，效率确实提高了，但我听说王主任那边对试点不太满意，说这样改会打乱信访室原有的工作节奏。”
科长听完，没有直接回应王主任的态度问题，只是说：“试点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只要大家觉得好用，就是成功的，王主任那边如果有什么意见，组织上会协调处理的。”
那位老科员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继续低头处理手头的线索。
科长在交流记录里写下了两行字：“工作层面反馈积极，但对王主任的态度存在顾虑。”
五月二十五日傍晚，田国富收到了科长通过刘建平转交过来的第一份交流记录。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那份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目光在其中一行上停留了几秒——对王主任的态度存在顾虑。
他放下记录，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入口时带着一股微涩的凉意。
他知道，这种顾虑不会因为一两次沟通就消失，只有当试点的实际效果足够明显、足够有说服力的时候，那些观望的人才会真正放下顾虑。
他拿起笔，在交流记录的旁边写了一行批注：“继续沟通，积累正面数据，用实效打消顾虑。”
五月二十六日早晨，京州迎来了一场意料之外的阵雨。
雨来得又急又猛，豆大的雨点砸在窗户上发出密集的噼啪声响，像是有人抓起一把碎石子不停地往玻璃上扔，天空瞬间暗了下来，街上的行人纷纷跑到屋檐下躲避。
田国富今天上午有一个外出的安排，他要去省纪委下属的一个培训中心查看一下近期干部培训的筹备情况。
这场雨来得不是时候，但好在他出发的时候雨势已经减弱了不少，从暴雨变成了中雨，路面上积了一层薄薄的雨水，倒映着灰蒙蒙的天空。
他乘车到了培训中心，在中心负责人的陪同下走了一圈，查看了教室、宿舍和食堂的设施情况，又翻看了一下培训课程表的安排。
整体情况还算不错，硬件设施虽然不算新，但维护得还可以，课程设置也比较合理，涵盖了纪检监察业务的主要方面。
从培训中心出来的时候，雨已经基本停了，天空正在慢慢放晴，云层裂开几道缝隙，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投下一片片明亮的光斑。
田国富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雨后清新的空气，然后坐上车回办公室。
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半了，他刚在办公桌前坐下，刘建平就敲门走了进来，脸上的表情带着一种少见的凝重。
“田书记，有个情况需要跟您汇报一下。”刘建平站在办公桌前，没有像往常那样坐下，“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那边又发了一份函件过来，这次是关于赵启明同志的任职资格审查的补充要求，说需要提供他近三年所有参与过的案件审理记录的完整清单，包括每一个案件的案号、审理时间和最终的审理结论。”
田国富的目光微微凝了一下：“这是对赵启明一个人的要求，还是对所有副职任命候选人的统一要求？”
刘建平说：“我特意问了一下，组织部的答复是，这是针对赵启明同志个人情况提出的补充要求，因为他在审理室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涉及的案件数量较多，组织认为有必要对他的业务经历做一个全面的梳理。”
田国富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这个要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合理程度有些过度了，如果要对每一个工作年限较长的候选人都做这样的全面梳理，那任何一个人的任命都可以被无限制地拖下去。”
刘建平说：“我也这么想，但我们不能直接质疑组织部的程序要求，只能按他们的要求提供材料，但提供的速度和质量取决于我们怎么准备。”
田国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已经有些凉了，他放下杯子：“先把赵启明近三年的案件审理记录清单整理出来，不需要刻意筛选，也不需要刻意补充，就是常规的材料梳理，按正常的工作节奏来准备，不要加班加点赶，也不要有意拖延，就让它处在一个正常的节奏里。”
刘建平微微怔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田国富的用意：“田书记的意思是，用正常节奏来应对过度要求？”
田国富说：“对，如果对方故意提出过度的要求来拖延时间，我们就用正常的节奏来回应，不加快也不减慢，时间拖得越久，对方过度要求的不合理之处就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