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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就是站在这张御案前，召集诸贝勒大臣议事。
那时的大清还不叫大清，叫后金；那时的都城也不叫盛京，叫沈阳。
殿内灯火通明，皇太极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我欲伐明，非为逞强斗狠，实为生存之计。明国视我为蛮夷，封锁边关，断我盐铁，绝我生计。若不破此困局，我女真诸部终将被困死于白山黑水之间。”
这番话，康熙在宫中读到的《清太宗实录》里有记载。
但此刻站在这座殿里，他才真正感受到当年那股决绝之气。
皇太极并非一味好战之人，康熙记得史书上写过一件事：
天聪元年，明将袁崇焕在宁远击败后金军，努尔哈赤因此郁郁而终。
皇太极继位后，并未急于复仇，反而主动遣使与明朝议和，提出“彼此罢兵，共享太平”的建议。
当时许多贝勒不解，认为这是示弱之举。
皇太极却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今我军新败，士气未复，若强行再战，必败无疑。不如暂退一步，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每每读到这里，他就会感慨皇祖父的深谋远虑。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御案左侧的一只青花笔筒上。
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笔杆上的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的竹质纹理。他抽出一支，握在手中，笔杆上似乎还残留着当年主人掌心的温度。
康熙十二岁的时候，皇祖母跟他讲了皇太极许多事情，尤其是总结他在位期间办的三件大事，每件事都关乎着后金的生死存亡。
直到今天，康熙仍然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改革官制。
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虽然强大，但行政体系极为粗陋，几乎全靠贝勒会议决策。
而皇权压根就不存在，而是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坐在一排，共同执政。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四个人同意后，才能定下。
天聪三年，先废“按月分直”旧制，改由诸贝勒、八大臣轮值，把三大贝勒从日常行政里摘出去。
天聪四年，阿敏从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弃守逃回，皇太极抓这把柄定“十六大罪”，幽禁终身，镶蓝旗改交济尔哈朗——二贝勒被废黜。
天聪五年，大凌河之战中莽古尔泰为争兵力在御前“抽刃出鞘”，以“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降为普通贝勒，不久病死。
天聪六年，代善主动奏请“皇上南面独坐，臣等侍坐两侧”，皇太极顺水推舟受之。四大贝勒并坐受朝的仪式彻底取消，从这天起，“四大贝勒”作为一个执政集体死了，只剩下一个礼亲王代善安度晚年。
四大贝勒废除后，皇权得到了统一，皇太极仿照明朝的六部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承政、参政等官职，由满、汉、蒙古官员共同担任。
他还设立了都察院和理藩院，前者负责监察百官，后者专管蒙古事务。这套官僚体系的建立，让后金从一个部落联盟式的政权，逐渐转变为具有中央集权特征的封建王朝。
当孝庄跟康熙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说出一份档案，叫做《满洲实录》。
天聪六年，皇太极下令编纂《满洲实录》，命文馆的儒臣们将努尔哈赤时期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编撰成书。
他对这些儒臣说：“后世子孙若不识祖宗创业之艰难，必致骄奢淫逸，败坏基业。朕命你们修史，就是要让后人知道，这一寸山河，都是用血换来的。”
说到这里，康熙不禁想到自己登基以来，也多次命人修撰《实录》《圣训》，想来正是继承了太宗皇帝的遗志。
第二件事，是收服蒙古。
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一直与明朝结盟，成为后金侧翼的巨大威胁。
皇太极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联姻结盟，将宗室女子嫁给归附的蒙古王公，用血缘纽带将蒙古各部与后金绑在一起；另一方面武力征讨，从天聪二年到天聪九年，先后三次亲征察哈尔部，最终迫使林丹汗西逃青海，病死于打草滩。
天聪九年，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部归降，献上了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
皇太极得到这颗玉玺后，如获至宝。
他在崇政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当众宣布：“此玺乃历代帝王受命之符，今归于我，实乃天意。”第二年，也就是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从此，后金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边疆政权，而是与大明分庭抗礼的另一座正统王朝。
康熙的目光从笔筒移开，落在一幅挂在墙上的地图上。
那是一幅手工绘制的辽东舆图，纸张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破损，但山川城池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走近细看，认出图上标有辽阳、沈阳、宁远、锦州等重镇的位置，还有一条红线从沈阳蜿蜒向南，直抵山海关。那条线，是皇太极五次入塞劫掠的路线。
这就是第三件事——五次入塞，搅乱中原。
崇德元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先后派遣阿济格、多尔衮、岳托等将领率军突破长城，深入河北、山东等地，攻城略地，掳掠人口牲畜。
每次入塞，清军都能带走数十万汉民和大量财物，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经济基础，也为后来的入主中原积累了人力物力。
崇德七年，皇太极最后一次派阿巴泰率军入塞，这次清军走得最远，一直打到兖州府，俘虏了三十六万人口，获得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
消息传到沈阳时，皇太极正在崇政殿批阅奏章。
他放下笔，沉默良久，才对身边的范文程说
：“明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屡屡被我军劫掠，可见其内政之腐朽。但我心中并无喜悦——天下苍生，何辜于此？”
范文程劝慰道：“陛下仁心，上天自知。待天命所归之时，陛下定能救万民于水火。”
康熙想到这里，心中微微一叹。
太宗皇帝一生征战，却始终未能亲眼看到清军入关的那一天。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清宁宫突然驾崩，年仅五十二岁。
他的死因至今是个谜，有人说是中风，有人说是心疾，也有人说是积劳成疾。
但无论如何，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大清国，一支精锐的八旗军，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以及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顺治皇帝福临。
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就是站在这张御案前，召集诸贝勒大臣议事。
那时的大清还不叫大清，叫后金；那时的都城也不叫盛京，叫沈阳。
殿内灯火通明，皇太极的声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我欲伐明，非为逞强斗狠，实为生存之计。明国视我为蛮夷，封锁边关，断我盐铁，绝我生计。若不破此困局，我女真诸部终将被困死于白山黑水之间。”
这番话，康熙在宫中读到的《清太宗实录》里有记载。
但此刻站在这座殿里，他才真正感受到当年那股决绝之气。
皇太极并非一味好战之人，康熙记得史书上写过一件事：
天聪元年，明将袁崇焕在宁远击败后金军，努尔哈赤因此郁郁而终。
皇太极继位后，并未急于复仇，反而主动遣使与明朝议和，提出“彼此罢兵，共享太平”的建议。
当时许多贝勒不解，认为这是示弱之举。
皇太极却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今我军新败，士气未复，若强行再战，必败无疑。不如暂退一步，休养生息，待时机成熟再作打算。”
每每读到这里，他就会感慨皇祖父的深谋远虑。
他睁开眼，目光落在御案左侧的一只青花笔筒上。
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笔杆上的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下面的竹质纹理。他抽出一支，握在手中，笔杆上似乎还残留着当年主人掌心的温度。
康熙十二岁的时候，皇祖母跟他讲了皇太极许多事情，尤其是总结他在位期间办的三件大事，每件事都关乎着后金的生死存亡。
直到今天，康熙仍然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改革官制。
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虽然强大，但行政体系极为粗陋，几乎全靠贝勒会议决策。
而皇权压根就不存在，而是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坐在一排，共同执政。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四个人同意后，才能定下。
天聪三年，先废“按月分直”旧制，改由诸贝勒、八大臣轮值，把三大贝勒从日常行政里摘出去。
天聪四年，阿敏从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弃守逃回，皇太极抓这把柄定“十六大罪”，幽禁终身，镶蓝旗改交济尔哈朗——二贝勒被废黜。
天聪五年，大凌河之战中莽古尔泰为争兵力在御前“抽刃出鞘”，以“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降为普通贝勒，不久病死。
天聪六年，代善主动奏请“皇上南面独坐，臣等侍坐两侧”，皇太极顺水推舟受之。四大贝勒并坐受朝的仪式彻底取消，从这天起，“四大贝勒”作为一个执政集体死了，只剩下一个礼亲王代善安度晚年。
四大贝勒废除后，皇权得到了统一，皇太极仿照明朝的六部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承政、参政等官职，由满、汉、蒙古官员共同担任。
他还设立了都察院和理藩院，前者负责监察百官，后者专管蒙古事务。这套官僚体系的建立，让后金从一个部落联盟式的政权，逐渐转变为具有中央集权特征的封建王朝。
当孝庄跟康熙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说出一份档案，叫做《满洲实录》。
天聪六年，皇太极下令编纂《满洲实录》，命文馆的儒臣们将努尔哈赤时期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编撰成书。
他对这些儒臣说：“后世子孙若不识祖宗创业之艰难，必致骄奢淫逸，败坏基业。朕命你们修史，就是要让后人知道，这一寸山河，都是用血换来的。”
说到这里，康熙不禁想到自己登基以来，也多次命人修撰《实录》《圣训》，想来正是继承了太宗皇帝的遗志。
第二件事，是收服蒙古。
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一直与明朝结盟，成为后金侧翼的巨大威胁。
皇太极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方面联姻结盟，将宗室女子嫁给归附的蒙古王公，用血缘纽带将蒙古各部与后金绑在一起；另一方面武力征讨，从天聪二年到天聪九年，先后三次亲征察哈尔部，最终迫使林丹汗西逃青海，病死于打草滩。
天聪九年，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率部归降，献上了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
皇太极得到这颗玉玺后，如获至宝。
他在崇政殿召集诸贝勒大臣，当众宣布：“此玺乃历代帝王受命之符，今归于我，实乃天意。”第二年，也就是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在沈阳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从此，后金不再是偏居一隅的边疆政权，而是与大明分庭抗礼的另一座正统王朝。
康熙的目光从笔筒移开，落在一幅挂在墙上的地图上。
那是一幅手工绘制的辽东舆图，纸张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破损，但山川城池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走近细看，认出图上标有辽阳、沈阳、宁远、锦州等重镇的位置，还有一条红线从沈阳蜿蜒向南，直抵山海关。那条线，是皇太极五次入塞劫掠的路线。
这就是第三件事——五次入塞，搅乱中原。
崇德元年到崇德三年，皇太极先后派遣阿济格、多尔衮、岳托等将领率军突破长城，深入河北、山东等地，攻城略地，掳掠人口牲畜。
每次入塞，清军都能带走数十万汉民和大量财物，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经济基础，也为后来的入主中原积累了人力物力。
崇德七年，皇太极最后一次派阿巴泰率军入塞，这次清军走得最远，一直打到兖州府，俘虏了三十六万人口，获得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两。
消息传到沈阳时，皇太极正在崇政殿批阅奏章。
他放下笔，沉默良久，才对身边的范文程说
：“明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却屡屡被我军劫掠，可见其内政之腐朽。但我心中并无喜悦——天下苍生，何辜于此？”
范文程劝慰道：“陛下仁心，上天自知。待天命所归之时，陛下定能救万民于水火。”
康熙想到这里，心中微微一叹。
太宗皇帝一生征战，却始终未能亲眼看到清军入关的那一天。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皇太极在清宁宫突然驾崩，年仅五十二岁。
他的死因至今是个谜，有人说是中风，有人说是心疾，也有人说是积劳成疾。
但无论如何，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大清国，一支精锐的八旗军，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以及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顺治皇帝福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