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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治、正德年间,河套为鞑靼一代雄主达延汗所有。

    弘治十一年(1498)、十四年(1501)。

    明军曾于十一年、十三年两次出击河套,均无成效。

    两次合计斩敌不足五十级,却遭到了达延汗的疯狂报复,屡屡以大军寇边,明朝损失惨重。

    正德年间,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杨一清曾主张恢复东胜卫。

    以黄河为天险,东接大同,西接宁夏,收复河套之后,可以屯田数百万亩。

    如果这个方案不能通过,那至少也得修筑边墙来抵御敌人。

    但此议为刘瑾所驳,并以其浪费边疆费用为由将其下狱,经过李东阳等人的营救方才出狱。

    大规模的“搜套”军事行动毕竟不多。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蒙古骑兵,明朝采取了历史上防御游牧骑兵最常规的做法:大规模修筑边墙。

    整个边墙防御由墙、台、墩、堡组成,体系严密而花费巨大。

    早在正统末年东胜卫撤废,蒙古游骑陆续进入河套之时。

    明朝边将王骥、王祯等在陕北沿边一带建筑了一批营堡、墩台,陆续设置二十四所。

    每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屯戍守,又在绥德以北增筑榆林城作为边防枢纽。

    接替王锐担任延绥巡抚一职的余子俊。

    在边疆的修筑上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借红盐池之战胜利后鞑靼远遁之机;

    在数年间筑起了一道长达一千七百余里的边墙。

    延绥镇治所也从绥德城北迁到边墙上的榆林,向前推进了二百五十余里。

    由于余子俊所修长城以因山为险为原则,故而有许多屯田被隔在边外白白浪费,损失巨大。

    弘治年间(1488—1505年)延绥巡抚文贵又在其外再修了一道边墙,这道边墙被称为“大边”。

    余子俊所修的边墙则被称为“二边”。

    嘉靖年间,鞑靼的侵掠更加严重。

    朝廷关于修筑边墙和复套的声音一直没有断绝,而这其中的代表就是曾铣。

    曾铣大放异彩是在辽东平定广宁、辽阳、抚顺三城叛乱,不久即调往山东任巡抚。

    他主持了运河上的重镇临清新城的修筑,随即又马不停蹄地提督雁门关等处,并兼巡抚山西。

    由于他在山西的两年时间里,蒙古并没有入寇。

    嘉靖帝对于宣大、山西的官员进行封赏。

    曾铣得到封赏,再兼兵部侍郎,不久又调任陕西三边总督。

    陕西三边总督,原称为山西三边总制。

    弘治年间,鞑靼部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

    势力扩张,屡屡南下为患。

    各边镇各自为战已经不足以应付。

    所以在弘治十年遣重臣,总制陕西、甘肃、延绥、宁夏军务。

    在嘉靖十五年之时,由总制更名为总督。

    三边总督,管辖三个边镇:甘肃、延绥、宁夏,以及一个省:陕西,合计四镇的军务。

    其身上的担子之重是可以想象的。

    曾铣于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到陕西任职。

    七月,俺答汗即以十万大军南下,掠庆阳、环县等处。

    明军纷纷固城自守,而百姓则纷纷逃入山林之中,任由蒙古大军劫掠。

    曾铣自率数千人马驻塞门,也不敢与蒙古骑兵作战。

    他另辟蹊径,派了一支精锐的小部队去到蒙古军的后方,在马梁山后斩首百余级而还。

    百余级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战功了。

    所以事后虽然有御史弹劾陕西文官武将均不敢战,任由蒙古军饱掠半个月与而去。

    但嘉靖帝并没有处罚曾铣。

    但如何遏制蒙古南下是一个大问题。

    曾铣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终于给出了两个方案,也就是明朝已经讨论过无数次的修筑边墙和收复河套。

    在嘉靖二十五年,曾铣联合巡抚谢兰、张问行等一起上奏修筑边墙。

    延绥镇与蒙古为邻,都御史余子俊修筑的边墙余址尚存。

    嘉靖九年,总督尚书王琼修花马池边墙,自宁夏横城接筑至定边营,约三百余里。

    但定边营至黄甫川一带,尚无边墙,所以蒙古南下,都是由此道而来。

    曾铣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修筑此段边墙所当亟为修缮。

    由于工程太过浩大,所以计划分段逐次修筑。

    西起自定边营而东至龙州堡,计长四百四十余里,为西段。

    自龙州堡而东至双山堡,计长四百九十余里,为中段。

    自双山堡而东至黄甫川,计长五百九十余里,为东段。

    三段合计约为一千五百二十里,每年修一段,计划三年完工。

    如此大的计划,嘉靖帝让朝臣们商议。

    就在此期间的第二个方案,曾铣又提出了他的第二个方案:收复河套。

    曾铣的方案是:练兵六万,再从山东调山东枪手两千,在每年春夏,携带五十日军粮,水陆并进,进攻河套。

    每年皆如此,敌人必然不能支而北逃。

    然后以黄河为塞,修筑墩隍,建置卫所。

    派遣士卒,修城筑墩,屯田戍守,

    又以全陕之力以保障后勤。

    朝臣们对于曾铣提出的这两个话题并不陌生。

    兵部会同各部商议之后,认为修边墙和收复河套这两件事情都不容易。

    但两者相比较,修边墙相对是更妥当的选择。

    但即便是修边墙,想要三年修一千五百里也是有困难的,即便修好了,守卫更困难。

    筑边、复套,两俱不易。

    二者相较,复套尤难。

    夫欲率数万之众,赍五十日之粮。

    深入险远必争之穴,以驱数十年盘据之虏,谈何可易。

    故不若修墙浚堑为计,完而成功,可期也。

    第延绥一带地势延漫,土杂沙鹻,民居隔远,最为荒凉。

    若欲以千五百余里之地而责成于三年之工,恐未易筑。

    纵使能成,亦难为守。

    兵部的回复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困难是肉眼可见的。

    从士卒方面来讲。

    试想嘉靖三年修五堡、嘉靖十二年挖个四十里的壕沟都能惹出两次大同兵变。

    现在要收复河套,修一千五百里的边墙,如何让六万两千士卒愿意去作战,愿意去守卫河套?

    另外一个方面,朝廷的财政捉襟见肘。

    就连士卒们的粮饷都开始拖欠。

    此时再去搞如此大工程,而且还是两个,要花多少钱?

    粮饷从何处来?

    根据后来严嵩的奏疏,可知当时计的是每年一百五十万两。

    须知当时户部太仓每年的收入两百万两,且已经入不敷出,又怎么可能每年拿出一百五十万两来收复河套呢!

    宣大总督翁万达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计划。

    宣大总督和陕西三边总督是当时明朝西北边防的负责人。

    没有翁万达的支持,曾铣的计划很难实施。

    翁万达就说:我们提大军深入,地形不熟悉,出塞三日就已经疲乏,敌人骑兵一呼即至。

    到那个时候,我数万大军,缓行则敌军有了准备,疾行则辎重怎么办?

    即使获得一些小利,回师也很艰难。

    敌人可以佯装退却,寻找机会对我发起攻击,壁垒相持,到时候我们是战是退?

    数万大军出塞,又要用数万人来支援作战。

    还要用骁勇之将来保障粮道,这些都是至难之事,明军之中尚无人可担此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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