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己巳之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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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明军各处溃兵聚集在蓟州城。
辽军派出哨骑在郊野巡逻，以五十名骑为一队，发现石门驿站已经归顺后金军。
巡逻至马伸桥时，遇到后金军一队兵马，双方爆发战斗。
袁崇焕得知战况，立刻奖励战斗的勇士队伍，犒赏白银二百两。
这队勇士为祖大寿之子祖泽润的家丁。
马伸桥在城外二十里，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大队即将到达，与诸将领在城东楼上严密防守。
崇祯皇帝急于看到胜利，下圣旨催促袁崇焕。
称其本职负责辽东，关内的防守失败是他人的责任，但既然已统领兵力前来，务必取得完全胜利。
十三日清晨，后金军过石门驿站。
袁崇焕下令马步兵全部出城，建立军营。
突然出现约两百名后金军骑兵，停留在军营外边。
袁崇焕观测四周，发现后金军大队都隐藏不见踪迹，于是下令炮击，后金军骑兵快速退走。
袁崇焕下令辽军一整天都坚守营地。
后金军扎营于东南一带，位于茂密的林木和崎岖的山谷中，于是在夜晚行动，以黑暗天色作掩护，在蓟州城外五里行军并扎营。
十四日，辽军派出哨骑，得知后金军已经转移，正在城外五里的西南一带，于是袁崇焕也率辽军至蓟州城西南一带扎营。
然而，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而是潜越蓟州。
当天，袁崇焕的夜不收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意味着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
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一百二十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
当时后金军抵达通州城外运河，一方面在运河设下营寨，一方面则以威势震撼京师，吸引袁崇焕进行决战。
袁崇焕为了避开沿途后金军的埋伏截击，于是绕路至通州城以南的渡口 。
十六日，袁崇焕于河西务渡口扎营。
袁崇焕与辽军将领举行会议，有将领认为运河渡口物资丰富，可以供应大军，先在通州集结队伍，再相机行事。
而袁崇焕则表态，如果八旗军继续绕路，最终逼近都城，那都城将面临从未遇到过的民心动荡，而这种动荡又难预料。
只有辽军先到达城下，背靠都城，稳定各方，才能控制局面。
最终各将领决定前往京师。
十七日夜晚，袁崇焕率军抵达北京城左安门下，于城外韦公寺庙扎营。
当时袁崇焕队伍属于急行军，第一批队伍只有九千骑兵抵达城下，步兵队伍则要分批次前进，随地扎营休整，再抵达都城会合袁崇焕。
由于急行军，士兵和战马都很疲惫，袁崇焕请求入城休息，但崇祯皇帝拒绝辽军入城。
十九日，辽军哨骑发现，后金军已经抵达城外郊野的高密店。
十一月十五日，皇太极下令派遣三千士兵作先锋部队前往通州，观察渡口的情况，同时还负责捕捉明朝军队的夜不收。
皇太极则率大军自三河县出发。
当天先锋捕获了一名辽军哨骑，并将其带到了皇太极面前。
皇太极询问这名哨骑有关明朝军队的消息，该哨骑吐露：大同、宣府两个边镇总兵的军队都驻扎在顺义县城。
皇太极派遣了台吉阿巴泰和台吉岳托，率领二旗满洲军和蒙古仆从军前往攻击该地区。
明朝方面的满桂大同镇军队、侯世禄宣府军队在顺义战败，撤退到北京。
侯世禄在顺义大战中受重伤，左臂受伤严重，但他勉力支撑着在十八日回到了北京。
后金军队胜利追击，由于明军撤退得很远很快，所以后金军斩杀的敌人不算太多。
战后结算，后金军获得了一千多匹马和一百多只骆驼作为战利品。
此外，顺义县城的知县率领当地群众投降后金。
侯世禄的宣府镇军队在撤退途中崩溃，溃兵一直劫掠到北京城郊，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混乱。
回顾己巳之变，后金能顺利突破长城占领蓟州北部，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崇祯帝下令停止对蓟北朵颜等蒙古部落的抚赏（年赏）；
这一决策切断了蒙古部落与明朝的经济纽带，使得蓟北蒙古各部全部倒向后金；
明军和蒙古联盟瓦解，明军不得不面对后金和蒙古的联盟，朵颜三十六部作为明军北方的天然屏障全线大开，明军北方防线彻底失效。
其二，崇祯帝裁撤蓟密永防区的新军；
大灾之年裁军导致当地守军兵变，士气低落，后金军得以攻克大安口、洪口山城等地，蓟州守军或投降或溃散。
而这两项提议均由蓟辽督师袁崇焕主导。
袁崇焕在平台召对中提出裁汰冗兵、节省军费的建议，包括削减对朵颜等蒙古部落的抚赏开支。
他主张通过清理兵册虚额、裁减“新兵”“旧兵”来节省开支，并认为停发抚赏可避免资敌。
同时，崇祯帝收到情报显示部分蒙古部落已暗通后金，故决定停止抚赏以防范风险 。
另外在此次事变中，袁崇焕的表现备受争议。
阎鸣泰第一次提醒六天后，他才上了份奏疏。
虽承认后金有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内的可能，却又将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
认为有蒙古人帮忙可保石门路、喜峰口一带安全。
作为大明对付后金的统帅，用“或可无恐”来形容大明国防，实在是过于草率。
结果蒙古人站在了后金一边，后金从大安口等处打进来后，袁崇焕还咬定来的不是后金大部队。
后面的结果是蒙古人毅然决然的站在了后金一边。
八月，后金在没有皇太极带领绕路蒙古的情况下，去辽西进行了强拆，而关宁军却并没有上报预警。
而是在九月派遣谢尚政去蓟州协防，这是想让顺天巡抚王元雅等人背锅。
“后金要打过来，爱信不信，你不信就是你的错”。
身为蓟辽督师，对抗后金就是本职工作。
知情不报，玩忽职守，把边防大事当儿戏对待，只知道用小聪明来推卸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十月，后金从大安口等处打进来后，袁崇焕还一口咬定来的绝不是后金的大部队。
导致赵率教被忽悠惨了！
带几千人就敢去救遵化，最终在大明内地遭到后金主力伏击惨败战死。
在排兵布阵上，袁崇焕在初九到达蓟州布防，却将初八就已到达的刘策部打发回密云；
虽可理解为让刘策防备古北口，但将昌平总兵尤世威的五千多人马打发回昌平，却让远道而来的侯世禄的五千宣府兵去防守三河；
还分散军队，不集中兵力扼守要地，战术令人费解。
袁崇焕曾信誓旦旦向崇祯保证五年平辽。
崇祯大力支持，甚至容忍了他先斩后奏杀毛文龙。
可结果后金兵临城下，让五年平辽成了笑柄。
他的军事能力一般，多年在辽东形成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思想根深蒂固。
想等后金兵主力到达北京城下时，再带关宁铁骑火速驰援，前后夹击获胜，却高估了自己，小看了敌人。
有人怀疑袁崇焕通敌，虽无确凿证据，但广渠门之战后，他进城时坚决要带一个喇嘛一起进去，这一行为成谜。
此前袁崇焕派人给努尔哈赤吊丧、皇太极与他秘密议和时，都有喇嘛充当使者。
藏传佛教在蒙古和后金传播广泛，喇嘛常成为王公贵族亲信、充当翻译和使者。
此次要带进城的喇嘛身份不明，个人觉得不太可能是袁崇焕这边的，毕竟他进北京城不需要翻译。
己巳之变本是对袁崇焕平辽工作的全面检验。
不仅是考验了关宁军战斗力，还考验了袁崇焕的军事能力。
结果证明他平时爱吹水，关键时刻却掉链子；
还有报喜不报忧，主动迎战时就傻眼。
这一战不过是皇太极在大饥荒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走了一着险棋；
孤军深入千里奔袭关内进行劫掠，以此度过难关；
可万万没想到，他却意外成功；
后金通过此战缓解饥荒，巩固皇太极统治。
明朝则损失惨重，勤王军元气大伤。
战后，东林大臣及辽军为袁崇焕求情，但其“五年平辽”的承诺落空。
加之杀毛文龙、纵敌逼近京师等争议，最终不得不饮下自酿的苦果。
或许崇祯水平有限，但袁崇焕夸下海口，就该为自己的承诺负责 。
十二日，明军各处溃兵聚集在蓟州城。
辽军派出哨骑在郊野巡逻，以五十名骑为一队，发现石门驿站已经归顺后金军。
巡逻至马伸桥时，遇到后金军一队兵马，双方爆发战斗。
袁崇焕得知战况，立刻奖励战斗的勇士队伍，犒赏白银二百两。
这队勇士为祖大寿之子祖泽润的家丁。
马伸桥在城外二十里，袁崇焕得知后金军大队即将到达，与诸将领在城东楼上严密防守。
崇祯皇帝急于看到胜利，下圣旨催促袁崇焕。
称其本职负责辽东，关内的防守失败是他人的责任，但既然已统领兵力前来，务必取得完全胜利。
十三日清晨，后金军过石门驿站。
袁崇焕下令马步兵全部出城，建立军营。
突然出现约两百名后金军骑兵，停留在军营外边。
袁崇焕观测四周，发现后金军大队都隐藏不见踪迹，于是下令炮击，后金军骑兵快速退走。
袁崇焕下令辽军一整天都坚守营地。
后金军扎营于东南一带，位于茂密的林木和崎岖的山谷中，于是在夜晚行动，以黑暗天色作掩护，在蓟州城外五里行军并扎营。
十四日，辽军派出哨骑，得知后金军已经转移，正在城外五里的西南一带，于是袁崇焕也率辽军至蓟州城西南一带扎营。
然而，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而是潜越蓟州。
当天，袁崇焕的夜不收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意味着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
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一百二十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
当时后金军抵达通州城外运河，一方面在运河设下营寨，一方面则以威势震撼京师，吸引袁崇焕进行决战。
袁崇焕为了避开沿途后金军的埋伏截击，于是绕路至通州城以南的渡口 。
十六日，袁崇焕于河西务渡口扎营。
袁崇焕与辽军将领举行会议，有将领认为运河渡口物资丰富，可以供应大军，先在通州集结队伍，再相机行事。
而袁崇焕则表态，如果八旗军继续绕路，最终逼近都城，那都城将面临从未遇到过的民心动荡，而这种动荡又难预料。
只有辽军先到达城下，背靠都城，稳定各方，才能控制局面。
最终各将领决定前往京师。
十七日夜晚，袁崇焕率军抵达北京城左安门下，于城外韦公寺庙扎营。
当时袁崇焕队伍属于急行军，第一批队伍只有九千骑兵抵达城下，步兵队伍则要分批次前进，随地扎营休整，再抵达都城会合袁崇焕。
由于急行军，士兵和战马都很疲惫，袁崇焕请求入城休息，但崇祯皇帝拒绝辽军入城。
十九日，辽军哨骑发现，后金军已经抵达城外郊野的高密店。
十一月十五日，皇太极下令派遣三千士兵作先锋部队前往通州，观察渡口的情况，同时还负责捕捉明朝军队的夜不收。
皇太极则率大军自三河县出发。
当天先锋捕获了一名辽军哨骑，并将其带到了皇太极面前。
皇太极询问这名哨骑有关明朝军队的消息，该哨骑吐露：大同、宣府两个边镇总兵的军队都驻扎在顺义县城。
皇太极派遣了台吉阿巴泰和台吉岳托，率领二旗满洲军和蒙古仆从军前往攻击该地区。
明朝方面的满桂大同镇军队、侯世禄宣府军队在顺义战败，撤退到北京。
侯世禄在顺义大战中受重伤，左臂受伤严重，但他勉力支撑着在十八日回到了北京。
后金军队胜利追击，由于明军撤退得很远很快，所以后金军斩杀的敌人不算太多。
战后结算，后金军获得了一千多匹马和一百多只骆驼作为战利品。
此外，顺义县城的知县率领当地群众投降后金。
侯世禄的宣府镇军队在撤退途中崩溃，溃兵一直劫掠到北京城郊，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混乱。
回顾己巳之变，后金能顺利突破长城占领蓟州北部，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崇祯帝下令停止对蓟北朵颜等蒙古部落的抚赏（年赏）；
这一决策切断了蒙古部落与明朝的经济纽带，使得蓟北蒙古各部全部倒向后金；
明军和蒙古联盟瓦解，明军不得不面对后金和蒙古的联盟，朵颜三十六部作为明军北方的天然屏障全线大开，明军北方防线彻底失效。
其二，崇祯帝裁撤蓟密永防区的新军；
大灾之年裁军导致当地守军兵变，士气低落，后金军得以攻克大安口、洪口山城等地，蓟州守军或投降或溃散。
而这两项提议均由蓟辽督师袁崇焕主导。
袁崇焕在平台召对中提出裁汰冗兵、节省军费的建议，包括削减对朵颜等蒙古部落的抚赏开支。
他主张通过清理兵册虚额、裁减“新兵”“旧兵”来节省开支，并认为停发抚赏可避免资敌。
同时，崇祯帝收到情报显示部分蒙古部落已暗通后金，故决定停止抚赏以防范风险 。
另外在此次事变中，袁崇焕的表现备受争议。
阎鸣泰第一次提醒六天后，他才上了份奏疏。
虽承认后金有绕过宁锦防线攻击关内的可能，却又将希望寄托在蒙古人身上。
认为有蒙古人帮忙可保石门路、喜峰口一带安全。
作为大明对付后金的统帅，用“或可无恐”来形容大明国防，实在是过于草率。
结果蒙古人站在了后金一边，后金从大安口等处打进来后，袁崇焕还咬定来的不是后金大部队。
后面的结果是蒙古人毅然决然的站在了后金一边。
八月，后金在没有皇太极带领绕路蒙古的情况下，去辽西进行了强拆，而关宁军却并没有上报预警。
而是在九月派遣谢尚政去蓟州协防，这是想让顺天巡抚王元雅等人背锅。
“后金要打过来，爱信不信，你不信就是你的错”。
身为蓟辽督师，对抗后金就是本职工作。
知情不报，玩忽职守，把边防大事当儿戏对待，只知道用小聪明来推卸责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十月，后金从大安口等处打进来后，袁崇焕还一口咬定来的绝不是后金的大部队。
导致赵率教被忽悠惨了！
带几千人就敢去救遵化，最终在大明内地遭到后金主力伏击惨败战死。
在排兵布阵上，袁崇焕在初九到达蓟州布防，却将初八就已到达的刘策部打发回密云；
虽可理解为让刘策防备古北口，但将昌平总兵尤世威的五千多人马打发回昌平，却让远道而来的侯世禄的五千宣府兵去防守三河；
还分散军队，不集中兵力扼守要地，战术令人费解。
袁崇焕曾信誓旦旦向崇祯保证五年平辽。
崇祯大力支持，甚至容忍了他先斩后奏杀毛文龙。
可结果后金兵临城下，让五年平辽成了笑柄。
他的军事能力一般，多年在辽东形成的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思想根深蒂固。
想等后金兵主力到达北京城下时，再带关宁铁骑火速驰援，前后夹击获胜，却高估了自己，小看了敌人。
有人怀疑袁崇焕通敌，虽无确凿证据，但广渠门之战后，他进城时坚决要带一个喇嘛一起进去，这一行为成谜。
此前袁崇焕派人给努尔哈赤吊丧、皇太极与他秘密议和时，都有喇嘛充当使者。
藏传佛教在蒙古和后金传播广泛，喇嘛常成为王公贵族亲信、充当翻译和使者。
此次要带进城的喇嘛身份不明，个人觉得不太可能是袁崇焕这边的，毕竟他进北京城不需要翻译。
己巳之变本是对袁崇焕平辽工作的全面检验。
不仅是考验了关宁军战斗力，还考验了袁崇焕的军事能力。
结果证明他平时爱吹水，关键时刻却掉链子；
还有报喜不报忧，主动迎战时就傻眼。
这一战不过是皇太极在大饥荒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走了一着险棋；
孤军深入千里奔袭关内进行劫掠，以此度过难关；
可万万没想到，他却意外成功；
后金通过此战缓解饥荒，巩固皇太极统治。
明朝则损失惨重，勤王军元气大伤。
战后，东林大臣及辽军为袁崇焕求情，但其“五年平辽”的承诺落空。
加之杀毛文龙、纵敌逼近京师等争议，最终不得不饮下自酿的苦果。
或许崇祯水平有限，但袁崇焕夸下海口，就该为自己的承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