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1章 疯子才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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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安德鲁说:“因为我相信，‘场技术’是人类未来的关键。五角大楼放弃了它，但我不。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找对路。”
“那你觉得，路在哪里?”
“在数学里。”安德鲁说，“在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公式里。”
莱曼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这句话，跟他自己的想法，一模一样。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需要想想。”
“当然。”安德鲁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您想好了，随时打给我。”
电话挂了。
莱曼坐在沙发上，盯着手里的手机，盯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书房，从书架的最上层，拿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笔记本。
那是他在五十一区工作时，偷偷记录的笔记。里面写满了公式、数据和实验心得。按照规定，这些笔记应该在项目终止时全部销毁，但他舍不得，偷偷带了出来。
他翻开笔记本，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手开始发抖。
那些公式，那些数据，那些实验记录——
它们是诅咒，也是宝藏。
那天晚上，莱曼没有喝酒。
他坐在书桌前，翻着笔记本，一直翻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我想好了。”他说。
“很好。”安德鲁说，“明天下午三点，旧金山机场附近，有一家叫‘蓝鸟’的咖啡馆。我们在那里见面。”
“我怎么认出你?”
“我会拿着一本《自然》杂志。”
第二天下午，莱曼准时到了那家咖啡馆。
那是一家很普通的店，藏在一条小巷子里，招牌褪了色，门口摆着几盆快要枯死的绿植。店里只有三四张桌子，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老人，和一个抱着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
莱曼扫了一圈，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一个男人身上。
那人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手里拿着一本《自然》杂志。他的脸很普通，放在人群里绝对不会引人注目，但他的眼睛很特别——不是颜色，而是那种眼神，像猎鹰一样，锐利，冷静，带着一种审视一切的从容。
“安德鲁?”莱曼走过去。
那人抬起头，笑了:“克劳福德博士。请坐。”
莱曼在他对面坐下。服务员走过来，他点了一杯黑咖啡。
“谢谢你愿意见我。”安德鲁说。
“我还没决定要不要跟你合作。”莱曼说，“我只是想先听听，你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安德鲁说，“我想资助你建立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场技术’的理论基础。不做实验，不做工程，只做纯理论研究。数学推导，模型构建，理论框架。”
“不做实验?”莱曼皱了皱眉，“没有实验验证，理论有什么用?”
“实验可以以后再做。”安德鲁说，“但理论必须先搞清楚。五角大楼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太着急了，理论还没完善就急着搞应用。结果呢?死了二十一个人，项目被砍，几百亿美元打了水漂。”
莱曼沉默了。
安德鲁说的，正是他心里想的。
“我需要的，是一群真正聪明的人，关在一个房间里，用纸和笔，把‘场’的本质推导出来。”安德鲁继续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年，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可能需要十年。但我不在乎。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钱。”
“你的钱从哪里来?”莱曼问。
安德鲁笑了:“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不必向任何人汇报，不必遵守任何规定，不必担心任何政治压力。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搞研究。”
莱曼盯着他，盯了很久。
“我需要看到钱。”他说。
“可以。”安德鲁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放在桌上，推到莱曼面前。
莱曼低头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是一张现金支票，金额是三百万美元。
三百万。
足够他租一间像样的实验室，买一批设备，雇几个研究员，安安稳稳地干上两三年。
“这只是启动资金。”安德鲁说，“不够的话，随时跟我说。”
莱曼抬起头，看着他:“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安德鲁站起来，伸出手，“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
他转身走了。
莱曼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看着桌上那张支票，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支票，折叠好，放进了上衣口袋。
三个月后，一家名为“深渊”的研究公司，在硅谷郊区的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悄悄挂牌成立了。
公司没有招牌，没有网站，没有宣传册。地址登记在一个虚拟办公室的名下，电话留言是自动应答的，邮件回复用的是加密服务器。从外面看，这栋楼跟周围那些平平无奇的办公楼没什么区别——灰色的外墙，铝合金窗户，门前种着几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
但楼里面，别有洞天。
一楼是接待区和公共办公区，装修简洁，几张办公桌，几台电脑，一个茶水间，墙上挂着一幅爱因斯坦的照片。二楼是实验室和资料室，门禁森严，需要指纹和虹膜双重认证才能进入。三楼是宿舍和休息区，供研究人员住宿。
地下室，才是最核心的地方。
那里有一间约两百平方米的无尘实验室，恒温恒湿，电磁屏蔽。实验室里摆着几台超级计算机工作站，一台粒子加速器(小型化的，专门用于材料分析)，还有各种精密测量仪器——光谱仪、质谱仪、电子显微镜，应有尽有。
这些东西，加起来花了将近五百万美元。
安德鲁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但他从来没皱过一次眉头。每次莱曼提出新的采购需求，他总是那句话:“行，我给你打钱。”
莱曼有时候会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中东的石油富豪?欧洲的古老家族?还是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科技巨头?
他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因为安德鲁说得对——只要钱是干净的，没有附加条件，谁给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莱曼开始组建团队。
他第一个找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一个叫马丁·舒尔茨的德国人。
马丁今年五十二岁，慕尼黑大学数学系教授，专攻微分几何和拓扑学。他是欧洲数学界公认的天才，发表过上百篇论文，拿过好几个国际大奖。但他有个毛病——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不喜欢教书，不喜欢开会，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他只喜欢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对着黑板，写那些没人看得懂的公式。
五年前，他跟学校的领导吵了一架，一气之下辞了职，回到老家，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研究数学。
莱曼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堆草稿纸中间，头发乱得像鸡窝，胡子拉碴，穿着一件满是咖啡渍的睡衣。
“马丁。”莱曼站在门口，看着他，“你还好吗?”
马丁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才认出来:“莱曼?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帮忙。”
“帮什么忙?”
“搞一项研究。”莱曼说，“一项可能会改变世界的研究。”
马丁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进来坐吧。”
莱曼走进房间，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能坐的地方——椅子上堆满了书，他把书挪开，坐了下来。
“什么研究?”马丁问。
“场技术。”莱曼说，“你知道‘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吗?”
“听说过。”马丁说，“死了不少人。”
“我就是那个项目的参与者。”莱曼说，“项目失败了，但我认为，方向是对的。只是我们走错了路。我们需要从数学层面重新推导‘场’的本质。”
马丁盯着他，盯了很久。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说。
“我知道。”
“这是一个疯子才会想做的事。”
“我知道。”
“而且很可能什么都搞不出来。”
“我知道。”
马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算我一个。”
莱曼第二个找的人，是一个叫艾琳娜·瓦斯奎兹的女物理学家。
艾琳娜今年三十八岁，墨西哥裔，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专攻量子场论。她曾是“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负责理论模型的构建。项目终止后，她被五角大楼的人审查了整整半年，确认她没有泄露任何机密后，才被放出来。
但她出来后，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毁了。
没有大学愿意聘用她，没有研究机构愿意接收她，甚至连学术会议都不再给她发邀请函。她的名字，在学术界成了一个禁忌。
她只好在一家社区大学教物理，教那些连牛顿定律都搞不清楚的学生，拿着微薄的薪水，住在廉价公寓里，每天靠速食面和咖啡度日。
莱曼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批改学生的试卷。试卷上画满了涂鸦，没几道题是答对的。
“艾琳娜。”莱曼站在教室门口。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安德鲁说:“因为我相信，‘场技术’是人类未来的关键。五角大楼放弃了它，但我不。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找对路。”
“那你觉得，路在哪里?”
“在数学里。”安德鲁说，“在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公式里。”
莱曼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这句话，跟他自己的想法，一模一样。
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需要想想。”
“当然。”安德鲁说，“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您想好了，随时打给我。”
电话挂了。
莱曼坐在沙发上，盯着手里的手机，盯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书房，从书架的最上层，拿出了一个落满灰尘的笔记本。
那是他在五十一区工作时，偷偷记录的笔记。里面写满了公式、数据和实验心得。按照规定，这些笔记应该在项目终止时全部销毁，但他舍不得，偷偷带了出来。
他翻开笔记本，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手开始发抖。
那些公式，那些数据，那些实验记录——
它们是诅咒，也是宝藏。
那天晚上，莱曼没有喝酒。
他坐在书桌前，翻着笔记本，一直翻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他拨通了那个号码。
“我想好了。”他说。
“很好。”安德鲁说，“明天下午三点，旧金山机场附近，有一家叫‘蓝鸟’的咖啡馆。我们在那里见面。”
“我怎么认出你?”
“我会拿着一本《自然》杂志。”
第二天下午，莱曼准时到了那家咖啡馆。
那是一家很普通的店，藏在一条小巷子里，招牌褪了色，门口摆着几盆快要枯死的绿植。店里只有三四张桌子，坐着一个戴鸭舌帽的老人，和一个抱着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
莱曼扫了一圈，目光落在了角落里的一个男人身上。
那人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西装，没有打领带，手里拿着一本《自然》杂志。他的脸很普通，放在人群里绝对不会引人注目，但他的眼睛很特别——不是颜色，而是那种眼神，像猎鹰一样，锐利，冷静，带着一种审视一切的从容。
“安德鲁?”莱曼走过去。
那人抬起头，笑了:“克劳福德博士。请坐。”
莱曼在他对面坐下。服务员走过来，他点了一杯黑咖啡。
“谢谢你愿意见我。”安德鲁说。
“我还没决定要不要跟你合作。”莱曼说，“我只是想先听听，你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安德鲁说，“我想资助你建立一个实验室，专门研究‘场技术’的理论基础。不做实验，不做工程，只做纯理论研究。数学推导，模型构建，理论框架。”
“不做实验?”莱曼皱了皱眉，“没有实验验证，理论有什么用?”
“实验可以以后再做。”安德鲁说，“但理论必须先搞清楚。五角大楼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太着急了，理论还没完善就急着搞应用。结果呢?死了二十一个人，项目被砍，几百亿美元打了水漂。”
莱曼沉默了。
安德鲁说的，正是他心里想的。
“我需要的，是一群真正聪明的人，关在一个房间里，用纸和笔，把‘场’的本质推导出来。”安德鲁继续说，“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年，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可能需要十年。但我不在乎。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钱。”
“你的钱从哪里来?”莱曼问。
安德鲁笑了:“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而且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不必向任何人汇报，不必遵守任何规定，不必担心任何政治压力。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搞研究。”
莱曼盯着他，盯了很久。
“我需要看到钱。”他说。
“可以。”安德鲁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放在桌上，推到莱曼面前。
莱曼低头看了一眼，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
那是一张现金支票，金额是三百万美元。
三百万。
足够他租一间像样的实验室，买一批设备，雇几个研究员，安安稳稳地干上两三年。
“这只是启动资金。”安德鲁说，“不够的话，随时跟我说。”
莱曼抬起头，看着他:“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一个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安德鲁站起来，伸出手，“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
他转身走了。
莱曼一个人坐在咖啡馆里，看着桌上那张支票，看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支票，折叠好，放进了上衣口袋。
三个月后，一家名为“深渊”的研究公司，在硅谷郊区的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悄悄挂牌成立了。
公司没有招牌，没有网站，没有宣传册。地址登记在一个虚拟办公室的名下，电话留言是自动应答的，邮件回复用的是加密服务器。从外面看，这栋楼跟周围那些平平无奇的办公楼没什么区别——灰色的外墙，铝合金窗户，门前种着几棵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树。
但楼里面，别有洞天。
一楼是接待区和公共办公区，装修简洁，几张办公桌，几台电脑，一个茶水间，墙上挂着一幅爱因斯坦的照片。二楼是实验室和资料室，门禁森严，需要指纹和虹膜双重认证才能进入。三楼是宿舍和休息区，供研究人员住宿。
地下室，才是最核心的地方。
那里有一间约两百平方米的无尘实验室，恒温恒湿，电磁屏蔽。实验室里摆着几台超级计算机工作站，一台粒子加速器(小型化的，专门用于材料分析)，还有各种精密测量仪器——光谱仪、质谱仪、电子显微镜，应有尽有。
这些东西，加起来花了将近五百万美元。
安德鲁的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但他从来没皱过一次眉头。每次莱曼提出新的采购需求，他总是那句话:“行，我给你打钱。”
莱曼有时候会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头?
中东的石油富豪?欧洲的古老家族?还是某个不愿透露姓名的科技巨头?
他不知道。
他也不想知道。
因为安德鲁说得对——只要钱是干净的，没有附加条件，谁给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终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莱曼开始组建团队。
他第一个找的人，是他的老朋友，一个叫马丁·舒尔茨的德国人。
马丁今年五十二岁，慕尼黑大学数学系教授，专攻微分几何和拓扑学。他是欧洲数学界公认的天才，发表过上百篇论文，拿过好几个国际大奖。但他有个毛病——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不喜欢教书，不喜欢开会，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社交活动。他只喜欢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对着黑板，写那些没人看得懂的公式。
五年前，他跟学校的领导吵了一架，一气之下辞了职，回到老家，把自己关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研究数学。
莱曼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堆草稿纸中间，头发乱得像鸡窝，胡子拉碴，穿着一件满是咖啡渍的睡衣。
“马丁。”莱曼站在门口，看着他，“你还好吗?”
马丁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他半天，才认出来:“莱曼?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帮忙。”
“帮什么忙?”
“搞一项研究。”莱曼说，“一项可能会改变世界的研究。”
马丁沉默了几秒，然后说:“进来坐吧。”
莱曼走进房间，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能坐的地方——椅子上堆满了书，他把书挪开，坐了下来。
“什么研究?”马丁问。
“场技术。”莱曼说，“你知道‘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吗?”
“听说过。”马丁说，“死了不少人。”
“我就是那个项目的参与者。”莱曼说，“项目失败了，但我认为，方向是对的。只是我们走错了路。我们需要从数学层面重新推导‘场’的本质。”
马丁盯着他，盯了很久。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他说。
“我知道。”
“这是一个疯子才会想做的事。”
“我知道。”
“而且很可能什么都搞不出来。”
“我知道。”
马丁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算我一个。”
莱曼第二个找的人，是一个叫艾琳娜·瓦斯奎兹的女物理学家。
艾琳娜今年三十八岁，墨西哥裔，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专攻量子场论。她曾是“普罗米修斯之火”项目的核心成员之一，负责理论模型的构建。项目终止后，她被五角大楼的人审查了整整半年，确认她没有泄露任何机密后，才被放出来。
但她出来后，发现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经毁了。
没有大学愿意聘用她，没有研究机构愿意接收她，甚至连学术会议都不再给她发邀请函。她的名字，在学术界成了一个禁忌。
她只好在一家社区大学教物理，教那些连牛顿定律都搞不清楚的学生，拿着微薄的薪水，住在廉价公寓里，每天靠速食面和咖啡度日。
莱曼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在批改学生的试卷。试卷上画满了涂鸦，没几道题是答对的。
“艾琳娜。”莱曼站在教室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