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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远山站在八十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脚下是整个城市匍匐的姿态。阳光穿过玻璃，在地毯上投下几何形状的光斑，其中一块正好落在他今天早晨才送到的盆栽上——一株罗汉松，枝干扭曲如老者筋骨，价格抵得上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他记得二十年前，自己刚在这个城市立足时，租住的阁楼窗台上也有一盆植物，不过是超市打折买的绿萝，五块钱，还送一个塑料花盆。
“程总，三点的会议推迟到四点了，王总那边临时有事。”秘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
程远山没有回头，“知道了。”
门轻轻合上。办公室里只剩下空气净化器低微的嗡鸣。他盯着罗汉松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有些磨损的边角。他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铁架床贴着墙壁，书桌上堆满了专业书籍，角落里放着电磁炉和一口小锅。窗台上，一盆绿萝垂下的藤蔓几乎触到了地面。窗边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对着镜头笑得露出一口白牙。背景里模糊可见对面楼的防盗窗和晾晒的衣物。
那是二十年前的他。那是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程远山把照片放回信封，重新锁进抽屉。他拿起内线电话：“让林助理把下午的行程整理一下发给我，我可能要提前走。”
“好的程总。另外，方小姐来过电话，提醒您今晚七点的晚宴，在希尔顿。”
程远山愣了一下，才想起来是妻子方琳叮嘱过的。他们已经结婚十五年，女儿今年十三岁。方琳是大学老师，教古典文学，与他的商业世界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掏出手机，给方琳发了条消息：“知道了，会准时到。”发送完后，他看着对话框里上一条消息——三天前，方琳问他晚上回不回家吃饭。他回了个“有应酬”。
他关上手机，从衣帽间取出外套。经过助理办公室时，林助理抬起头：“程总，您要提前走？下午那个会……”
“你替我参加，记录要点发给我。”他说完，没等回应就走向电梯。
地下车库恒温恒湿，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皮革味和清洁剂的味道。程远山的车是一辆深灰色宾利，低调的颜色，但这片区域停着的车没有一辆是真正低调的。他发动引擎，却迟迟没有挂挡。
他要去的地方，是城北那片即将拆迁的老工业区。那里曾经有这座城市最后一片筒子楼，其中一栋就是照片里的背景。两个月前他路过时，看到围墙上贴满了“征迁公告”，鲜红的大字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车子驶过城市主干道，两侧的玻璃幕墙大厦逐渐被低矮建筑取代。越往北开，街道越窄，行人也越少。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他看见路边小吃摊前站着两个穿校服的学生，正合买一份煎饼果子，一个掏出皱巴巴的零钱，一个接过塑料袋小心地捧着。煎饼的热气在冷空气里升腾成白雾。
绿灯亮了，程远山踩下油门。那团白雾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终消失。
筒子楼比记忆中更加破败。外墙的涂料大片剥落，露出斑驳的水泥，窗户大多已经拆掉，黑洞洞的像空洞的眼眶。整栋楼被蓝色铁皮围挡起来，上面贴着政府的公告和开发商的广告，画面里是效果图上的花园洋房，绿树成荫，光鲜亮丽。
程远山把车停在路边，步行绕过围挡。他找到一处铁皮被掀开的缺口，侧身钻了进去。
楼前的水泥地上长出了杂草，从裂缝里探出头来。他还记得二十年前这里每天早晨的热闹——卖豆浆油条的推车，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老太太总在阳台上晒被子，阳光透过棉布的纹理，把走廊染成暖黄色。
他走进楼道。声控灯早已不亮，只有从窗口漏进来的天光照亮积满灰尘的台阶。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合着朽木和铁锈的气味。他扶着栏杆上到四楼，在404室门口停下。
门虚掩着，锁已经被撬掉。他推开门，房间里空空荡荡，地上散落着废纸和碎玻璃。靠窗的位置，他站了很久。
就是这里。他刚来这座城市时租下的房间。那时他刚从一家小公司辞职，带着全部积蓄——三千二百块钱——决定自己创业。每天晚上他坐在这扇窗边写方案，对面楼的灯光照进来，在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夏天没有空调，他光着膀子，汗水沿着脊椎淌成一条河。冬天暖气不足，他裹着棉被敲键盘，手指冻得发僵，打字都要用力。
但他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苦，是一种饱满的、被可能性填满的期待。每一个清晨醒来，世界都是待开垦的荒野，而他手里有种子。
墙上他曾贴过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目标市场。现在那张纸不见了，墙上留下一块颜色略浅的矩形。他伸出手，指尖触到粗糙的墙面，灰尘沾上指腹。
“诶，你是……这楼的住户？”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程远山转身，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串钥匙。老人眯着眼睛打量他，“我在这看工地的，听见动静过来看看。这楼马上就拆了，不让进的。”
“抱歉，”程远山说，“我以前住过这里，回来看看。”
老人走近了几步，端详他的脸。“咦，你是不是……四楼那个年轻人？总熬夜，半夜灯还亮着那个？”
程远山笑了：“是，我住404。”
“哎呀，都这么多年了！”老人拍了下大腿，“我是楼下看门的老周，你记得不？那时候你总加班到半夜，我巡楼的时候敲你门，让你注意安全。”
程远山想起来，是有这么个人。五十多岁，瘦高个，总穿一件褪色的蓝布外套，夜里打着手电筒一层层检查。“周师傅，您还在这一带？”
“拆迁队临时雇我守着，干不了几天了。”老人走到窗边，望着外面，“这楼啊，六三年建的，比我年纪都大。住了几代人，马上就没有了。”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又说：“你现在看样子过得不错啊，开那么好的车。”
“还行。”程远山说。
“我就知道你行。”老人点头，“那时候看你天天熬到那么晚，我就跟老伴说，这年轻人将来一定有出息。有股劲儿，跟别人不一样。”
程远山没说话。窗外的光线斜斜地照进来，在地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像是时间本身在地板上流淌。
“周师傅，”他忽然问，“您觉得……人为什么要回头来看这些老地方？”
老人想了想，粗糙的手指敲着窗台。“老了呗，念旧。我年轻时候也不爱回头，往前跑还来不及呢。可人这一辈子啊，跑着跑着，就发现有些东西丢在路上了。也不是说现在不好，就是……少了点什么。”
少了吗？程远山问自己。他想起公司上市那天，所有人都在香槟和闪光灯中欢呼，他站在台上，西装口袋里装着演讲稿，上面写满了感谢——感谢团队，感谢投资人，感谢时代。可是当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时，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很多年前一个加班的深夜，他起身去倒水，路过窗台时顺手给绿萝浇了点水，然后回到桌前继续写方案。那个时刻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掌声，但他记得那盆绿萝在台灯的光里舒展叶片的姿态。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养过植物。方琳曾经在阳台种过几盆花，他总觉得那些花开得太张扬、太秩序井然，像经过精心设计的装饰品。他很少去阳台。
“周师傅，”程远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打这个电话。”
老人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眼睛瞪大了：“程远山……远大集团的程远山？”
“是我。”
“哎哟，这……这……”老人有些手足无措，“我知道你成功了，不知道这么……电视上见过你。”
程远山拍拍他的肩膀：“谢谢您当年巡楼时敲我的门。”
下楼的时候，他在二楼拐角停了一下。那里墙壁上有一小块涂鸦，用蓝色圆珠笔画的一朵小花，被后来的白漆覆盖了大半，只剩下几片花瓣依稀可辨。他记得这是住在二楼的小女孩画的，那时候她大约五六岁，总在楼道里蹦蹦跳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走出筒子楼时，夕阳已经把远处的塔吊染成了橘红色。他站在楼前的空地上回头望去，整栋建筑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沉默，像一个将要被遗忘的老人，安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手机震动起来。是林助理发来的会议纪要，接着是一条消息：“程总，还有件事，王总那边可能想谈收购城北那块地的合作，就是您今天去的那片区域。”
程远山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一行字：“暂时不谈，等我决定。”
他收起手机，坐进车里，却没有立刻发动。天光渐渐暗下来，筒子楼的轮廓开始融入夜色，偶尔有鸟从楼顶飞过，翅膀划破寂静的空气。
他想起了那张照片里的绿萝。后来那盆绿萝怎么样了？他努力回忆，却想不起来。可能是搬家的时候送人了，可能是某一天枯死了，但具体是哪一天、哪一次搬家，记忆里一片空白。他在这个城市搬过六次家，从筒子楼到合租公寓，到第一套属于自己的小两居，到别墅，到现在的顶层公寓。每一次搬家，都带走更多东西，也留下更多东西。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消失的。你不记得是在哪个路口松的手，等你意识到的时候，手里已经空了。
方琳的电话打了进来。“你在哪儿？快七点了，希尔顿那边……”
“我知道，马上过去。”他说。
挂了电话，他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离，后视镜里筒子楼的影子越来越小。路口红灯，他停下来，旁边车道上停着一辆满载旧家具的小卡车，一个年轻男人正从车上往下搬一个书架，书架的漆已经斑驳，但榫卯结构依然牢固。
程远山看着那个书架，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也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在404室的窗边，桌面上有一道被烫出的圆形印记——是有一次熬夜太晚，他把热茶杯直接放在桌上留下的。那时候他想，等有钱了要换一张更好的桌子。后来他换了不知道多少张桌子，从宜家到意大利进口，每一张都光洁如新，没有一道划痕、一个印记。
绿灯亮了。他踩下油门，驶入夜色。
晚宴在希尔顿顶层的旋转餐厅，水晶灯折射出无数光点，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星星。方琳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头发绾起来，在人群中显出几分从容的清冷。见他来了，她走过来，轻声说：“迟了二十分钟。”
“路上堵车。”他说。
方琳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总是这样，能看穿他的谎言，但选择不揭穿。十五年的婚姻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边界，各自守在自己的领地，偶尔越过，也不深入。
席间觥筹交错，人们谈论着项目、投资、明年的经济形势。程远山端着酒杯与人碰杯，笑容恰到好处，说该说的话。但他的思绪一直飘在那间空荡荡的404室里，飘在那面墙上颜色略浅的矩形上，飘在周师傅说的“少了点什么”上。
晚宴结束时已经快十点。司机开车，方琳坐在他旁边，看着窗外流动的灯光。
“你今天去哪儿了？”她忽然问。
程远山转过头，看见她的侧脸被路过的路灯照亮又暗下。“城北，以前住过的地方。”
方琳沉默了一会儿。“那栋要拆的筒子楼？”
“嗯。”
“远山，”她轻声说，“你最近总是走神。公司出什么事了？”
“没有，一切都好。”他说。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泛着城市的倒影，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程远山摇下车窗，夜风涌进来，带着水的气息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味。
“方琳，”他说，“你记不记得我第一家公司拿到第一笔投资那天？”
方琳想了想：“记得，你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哭了。那是我们刚认识不久。”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泡了一碗方便面，加了一个卤蛋。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碗面。”
方琳转头看着他，眼里有他读不懂的神色。“你现在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是啊。”他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车停在他们住的公寓楼下。保安快步迎上来开门，大堂里二十四小时亮着的灯像永不落下的太阳。电梯平稳上升，数字跳跃，最终停在八十层。指纹锁“嘀”一声打开，玄关的灯自动亮了。
客厅很大，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夜景，灯火连绵到天际线。程远山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的写字楼里依然亮着的窗口，想象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加班，面前摆着电脑和一杯凉掉的咖啡。
他走进书房，打开最上面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放着几样东西：大学毕业证，第一张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还有一个小小的、用透明胶带修补过的塑料花盆。
那是绿萝的花盆。他最终想起来了——搬家的时候他没有扔掉它，他把花盆留下来了。里面的土早就干了，但花盆还在。
他把它放在书桌上，和那盆罗汉松并排。罗汉松修剪精致，每一片叶子都恰到好处；塑料花盆简陋粗糙，边沿的胶带已经发黄发硬。但它们就这样并排站在一起，像两个不同时代的信物。
方琳走进来，看见桌上的花盆，愣了一下。“这是……”
“最早的。”他说。
她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一起看着窗外的不夜城。谁都没有再说话。夜风透过窗缝挤进来，那株罗汉松的叶子微微颤动，像是某种古老的回应。
程远山伸出手，把塑料花盆往里推了一点，让两个花盆靠得更近。然后他关了灯。
黑暗中，城市的光从窗外涌进来，在墙上投下模糊的、流动的影子，像二十年前那盏台灯的光，在筒子楼的墙壁上摇晃。
程远山站在八十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前，脚下是整个城市匍匐的姿态。阳光穿过玻璃，在地毯上投下几何形状的光斑，其中一块正好落在他今天早晨才送到的盆栽上——一株罗汉松，枝干扭曲如老者筋骨，价格抵得上普通人三个月的工资。他记得二十年前，自己刚在这个城市立足时，租住的阁楼窗台上也有一盆植物，不过是超市打折买的绿萝，五块钱，还送一个塑料花盆。
“程总，三点的会议推迟到四点了，王总那边临时有事。”秘书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恰到好处的恭敬。
程远山没有回头，“知道了。”
门轻轻合上。办公室里只剩下空气净化器低微的嗡鸣。他盯着罗汉松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已经有些磨损的边角。他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铁架床贴着墙壁，书桌上堆满了专业书籍，角落里放着电磁炉和一口小锅。窗台上，一盆绿萝垂下的藤蔓几乎触到了地面。窗边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t恤，对着镜头笑得露出一口白牙。背景里模糊可见对面楼的防盗窗和晾晒的衣物。
那是二十年前的他。那是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程远山把照片放回信封，重新锁进抽屉。他拿起内线电话：“让林助理把下午的行程整理一下发给我，我可能要提前走。”
“好的程总。另外，方小姐来过电话，提醒您今晚七点的晚宴，在希尔顿。”
程远山愣了一下，才想起来是妻子方琳叮嘱过的。他们已经结婚十五年，女儿今年十三岁。方琳是大学老师，教古典文学，与他的商业世界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掏出手机，给方琳发了条消息：“知道了，会准时到。”发送完后，他看着对话框里上一条消息——三天前，方琳问他晚上回不回家吃饭。他回了个“有应酬”。
他关上手机，从衣帽间取出外套。经过助理办公室时，林助理抬起头：“程总，您要提前走？下午那个会……”
“你替我参加，记录要点发给我。”他说完，没等回应就走向电梯。
地下车库恒温恒湿，空气中飘着淡淡的皮革味和清洁剂的味道。程远山的车是一辆深灰色宾利，低调的颜色，但这片区域停着的车没有一辆是真正低调的。他发动引擎，却迟迟没有挂挡。
他要去的地方，是城北那片即将拆迁的老工业区。那里曾经有这座城市最后一片筒子楼，其中一栋就是照片里的背景。两个月前他路过时，看到围墙上贴满了“征迁公告”，鲜红的大字宣告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车子驶过城市主干道，两侧的玻璃幕墙大厦逐渐被低矮建筑取代。越往北开，街道越窄，行人也越少。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他看见路边小吃摊前站着两个穿校服的学生，正合买一份煎饼果子，一个掏出皱巴巴的零钱，一个接过塑料袋小心地捧着。煎饼的热气在冷空气里升腾成白雾。
绿灯亮了，程远山踩下油门。那团白雾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终消失。
筒子楼比记忆中更加破败。外墙的涂料大片剥落，露出斑驳的水泥，窗户大多已经拆掉，黑洞洞的像空洞的眼眶。整栋楼被蓝色铁皮围挡起来，上面贴着政府的公告和开发商的广告，画面里是效果图上的花园洋房，绿树成荫，光鲜亮丽。
程远山把车停在路边，步行绕过围挡。他找到一处铁皮被掀开的缺口，侧身钻了进去。
楼前的水泥地上长出了杂草，从裂缝里探出头来。他还记得二十年前这里每天早晨的热闹——卖豆浆油条的推车，骑自行车上班的人们，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住在隔壁的老太太总在阳台上晒被子，阳光透过棉布的纹理，把走廊染成暖黄色。
他走进楼道。声控灯早已不亮，只有从窗口漏进来的天光照亮积满灰尘的台阶。楼道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混合着朽木和铁锈的气味。他扶着栏杆上到四楼，在404室门口停下。
门虚掩着，锁已经被撬掉。他推开门，房间里空空荡荡，地上散落着废纸和碎玻璃。靠窗的位置，他站了很久。
就是这里。他刚来这座城市时租下的房间。那时他刚从一家小公司辞职，带着全部积蓄——三千二百块钱——决定自己创业。每天晚上他坐在这扇窗边写方案，对面楼的灯光照进来，在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夏天没有空调，他光着膀子，汗水沿着脊椎淌成一条河。冬天暖气不足，他裹着棉被敲键盘，手指冻得发僵，打字都要用力。
但他记得那种感觉。不是苦，是一种饱满的、被可能性填满的期待。每一个清晨醒来，世界都是待开垦的荒野，而他手里有种子。
墙上他曾贴过一张中国地图，用红笔圈出目标市场。现在那张纸不见了，墙上留下一块颜色略浅的矩形。他伸出手，指尖触到粗糙的墙面，灰尘沾上指腹。
“诶，你是……这楼的住户？”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程远山转身，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门口，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拎着一串钥匙。老人眯着眼睛打量他，“我在这看工地的，听见动静过来看看。这楼马上就拆了，不让进的。”
“抱歉，”程远山说，“我以前住过这里，回来看看。”
老人走近了几步，端详他的脸。“咦，你是不是……四楼那个年轻人？总熬夜，半夜灯还亮着那个？”
程远山笑了：“是，我住404。”
“哎呀，都这么多年了！”老人拍了下大腿，“我是楼下看门的老周，你记得不？那时候你总加班到半夜，我巡楼的时候敲你门，让你注意安全。”
程远山想起来，是有这么个人。五十多岁，瘦高个，总穿一件褪色的蓝布外套，夜里打着手电筒一层层检查。“周师傅，您还在这一带？”
“拆迁队临时雇我守着，干不了几天了。”老人走到窗边，望着外面，“这楼啊，六三年建的，比我年纪都大。住了几代人，马上就没有了。”
沉默了一会儿，老人又说：“你现在看样子过得不错啊，开那么好的车。”
“还行。”程远山说。
“我就知道你行。”老人点头，“那时候看你天天熬到那么晚，我就跟老伴说，这年轻人将来一定有出息。有股劲儿，跟别人不一样。”
程远山没说话。窗外的光线斜斜地照进来，在地面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像是时间本身在地板上流淌。
“周师傅，”他忽然问，“您觉得……人为什么要回头来看这些老地方？”
老人想了想，粗糙的手指敲着窗台。“老了呗，念旧。我年轻时候也不爱回头，往前跑还来不及呢。可人这一辈子啊，跑着跑着，就发现有些东西丢在路上了。也不是说现在不好，就是……少了点什么。”
少了吗？程远山问自己。他想起公司上市那天，所有人都在香槟和闪光灯中欢呼，他站在台上，西装口袋里装着演讲稿，上面写满了感谢——感谢团队，感谢投资人，感谢时代。可是当掌声如潮水般涌来时，他脑子里想的却是很多年前一个加班的深夜，他起身去倒水，路过窗台时顺手给绿萝浇了点水，然后回到桌前继续写方案。那个时刻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掌声，但他记得那盆绿萝在台灯的光里舒展叶片的姿态。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养过植物。方琳曾经在阳台种过几盆花，他总觉得那些花开得太张扬、太秩序井然，像经过精心设计的装饰品。他很少去阳台。
“周师傅，”程远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打这个电话。”
老人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眼睛瞪大了：“程远山……远大集团的程远山？”
“是我。”
“哎哟，这……这……”老人有些手足无措，“我知道你成功了，不知道这么……电视上见过你。”
程远山拍拍他的肩膀：“谢谢您当年巡楼时敲我的门。”
下楼的时候，他在二楼拐角停了一下。那里墙壁上有一小块涂鸦，用蓝色圆珠笔画的一朵小花，被后来的白漆覆盖了大半，只剩下几片花瓣依稀可辨。他记得这是住在二楼的小女孩画的，那时候她大约五六岁，总在楼道里蹦蹦跳跳。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过着怎样的生活。
走出筒子楼时，夕阳已经把远处的塔吊染成了橘红色。他站在楼前的空地上回头望去，整栋建筑在暮色中显得格外沉默，像一个将要被遗忘的老人，安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手机震动起来。是林助理发来的会议纪要，接着是一条消息：“程总，还有件事，王总那边可能想谈收购城北那块地的合作，就是您今天去的那片区域。”
程远山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然后打了一行字：“暂时不谈，等我决定。”
他收起手机，坐进车里，却没有立刻发动。天光渐渐暗下来，筒子楼的轮廓开始融入夜色，偶尔有鸟从楼顶飞过，翅膀划破寂静的空气。
他想起了那张照片里的绿萝。后来那盆绿萝怎么样了？他努力回忆，却想不起来。可能是搬家的时候送人了，可能是某一天枯死了，但具体是哪一天、哪一次搬家，记忆里一片空白。他在这个城市搬过六次家，从筒子楼到合租公寓，到第一套属于自己的小两居，到别墅，到现在的顶层公寓。每一次搬家，都带走更多东西，也留下更多东西。
有些东西就是这样消失的。你不记得是在哪个路口松的手，等你意识到的时候，手里已经空了。
方琳的电话打了进来。“你在哪儿？快七点了，希尔顿那边……”
“我知道，马上过去。”他说。
挂了电话，他发动引擎。车子缓缓驶离，后视镜里筒子楼的影子越来越小。路口红灯，他停下来，旁边车道上停着一辆满载旧家具的小卡车，一个年轻男人正从车上往下搬一个书架，书架的漆已经斑驳，但榫卯结构依然牢固。
程远山看着那个书架，忽然想起自己曾经也有一张这样的书桌，在404室的窗边，桌面上有一道被烫出的圆形印记——是有一次熬夜太晚，他把热茶杯直接放在桌上留下的。那时候他想，等有钱了要换一张更好的桌子。后来他换了不知道多少张桌子，从宜家到意大利进口，每一张都光洁如新，没有一道划痕、一个印记。
绿灯亮了。他踩下油门，驶入夜色。
晚宴在希尔顿顶层的旋转餐厅，水晶灯折射出无数光点，像一场精心策划的星星。方琳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头发绾起来，在人群中显出几分从容的清冷。见他来了，她走过来，轻声说：“迟了二十分钟。”
“路上堵车。”他说。
方琳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她总是这样，能看穿他的谎言，但选择不揭穿。十五年的婚姻让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边界，各自守在自己的领地，偶尔越过，也不深入。
席间觥筹交错，人们谈论着项目、投资、明年的经济形势。程远山端着酒杯与人碰杯，笑容恰到好处，说该说的话。但他的思绪一直飘在那间空荡荡的404室里，飘在那面墙上颜色略浅的矩形上，飘在周师傅说的“少了点什么”上。
晚宴结束时已经快十点。司机开车，方琳坐在他旁边，看着窗外流动的灯光。
“你今天去哪儿了？”她忽然问。
程远山转过头，看见她的侧脸被路过的路灯照亮又暗下。“城北，以前住过的地方。”
方琳沉默了一会儿。“那栋要拆的筒子楼？”
“嗯。”
“远山，”她轻声说，“你最近总是走神。公司出什么事了？”
“没有，一切都好。”他说。
车子驶过一座桥，桥下的河水泛着城市的倒影，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程远山摇下车窗，夜风涌进来，带着水的气息和远处烧烤摊的烟火味。
“方琳，”他说，“你记不记得我第一家公司拿到第一笔投资那天？”
方琳想了想：“记得，你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哭了。那是我们刚认识不久。”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泡了一碗方便面，加了一个卤蛋。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一碗面。”
方琳转头看着他，眼里有他读不懂的神色。“你现在可以吃任何你想吃的东西。”
“是啊。”他说，声音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车停在他们住的公寓楼下。保安快步迎上来开门，大堂里二十四小时亮着的灯像永不落下的太阳。电梯平稳上升，数字跳跃，最终停在八十层。指纹锁“嘀”一声打开，玄关的灯自动亮了。
客厅很大，落地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夜景，灯火连绵到天际线。程远山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的写字楼里依然亮着的窗口，想象里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加班，面前摆着电脑和一杯凉掉的咖啡。
他走进书房，打开最上面一个带锁的抽屉。里面放着几样东西：大学毕业证，第一张营业执照的复印件，还有一个小小的、用透明胶带修补过的塑料花盆。
那是绿萝的花盆。他最终想起来了——搬家的时候他没有扔掉它，他把花盆留下来了。里面的土早就干了，但花盆还在。
他把它放在书桌上，和那盆罗汉松并排。罗汉松修剪精致，每一片叶子都恰到好处；塑料花盆简陋粗糙，边沿的胶带已经发黄发硬。但它们就这样并排站在一起，像两个不同时代的信物。
方琳走进来，看见桌上的花盆，愣了一下。“这是……”
“最早的。”他说。
她走过来，站在他身边，一起看着窗外的不夜城。谁都没有再说话。夜风透过窗缝挤进来，那株罗汉松的叶子微微颤动，像是某种古老的回应。
程远山伸出手，把塑料花盆往里推了一点，让两个花盆靠得更近。然后他关了灯。
黑暗中，城市的光从窗外涌进来，在墙上投下模糊的、流动的影子，像二十年前那盏台灯的光，在筒子楼的墙壁上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