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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日,傍晚的雨刚停,巷子里还悬着一层潮湿的光。

    我是在修伞铺门口捡到那只三花猫的。她蜷在一只破纸箱里,纸箱原本装过橘子,箱壁上印着褪色的“甜”字,被雨水泡得软塌塌的,像一封来不及寄出的信。她很小,约摸两三个月大,耳朵薄得透明,毛色却生得热闹:额心一片姜黄,左脸白,右脸黑,背上像被谁随手泼了墨,又落了几瓣枯花。

    她抬头看我时,眼睛是灰蓝色的,带着幼猫才有的那种浑浊,像清晨还未散尽雾气的湖。她没有叫,只把两只前爪往箱子里缩了缩,警惕地看着我。

    我蹲下来,把伞撑在她和我之间。伞面上的雨珠一颗颗往下滚,砸在青石板上,声音细碎。

    “跟我回家吗?”我问她。

    她当然不会回答。

    可那一刻我很固执地觉得,她听懂了。她把鼻尖凑向我的手指,闻了闻,又迅速后退,像是为自己刚才的软弱感到羞耻。那样子让我笑了一下。很久没有人,或者什么东西,让我这样轻轻地笑了。

    我把她抱起来时,她没有挣扎,只是全身僵硬得像一块小木头。我胸口的衣服很快被她身上的雨水浸湿,凉意贴着皮肤往里钻。她的心跳很快,隔着单薄的骨骼,扑通扑通地撞着我的掌心。

    “以后你叫小花,好不好?”我说,“三花猫,总得有个花字。”

    她仍旧沉默,只在我把她放进外套里时,轻轻吸了一下鼻子。

    我住在巷尾一栋老楼的三层。楼道窄,灯坏了两盏,墙皮像陈年的月光一样一片片剥落。邻居老唐开门倒垃圾,看见我怀里鼓起一团,问:“又捡东西回来?”

    我说:“捡了只猫。”

    老唐探头看了一眼,咧嘴:“哟,三花。三花多半是母猫,脾气大,主意也大。你可别指望她听话。”

    我摸了摸怀里那团湿毛,低声说:“不听话也没关系。”

    老唐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我这句话不是只说给猫听。

    家里很安静。自从母亲去世后,屋子里的声音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关小了。冰箱偶尔嗡一声,窗外电动车经过,楼下早点铺老板娘收摊时铁门哗啦响,这些声音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母亲留下的东西我还没有完全收拾。她的围裙挂在厨房门后,口袋里有一枚旧纽扣;阳台上的茉莉枯了一半,却仍固执地冒着几片新叶;电视柜上那只瓷白的药盒空了,盖子却扣得端正。

    我把小花放在卫生间的旧毛巾上。她刚沾地就躲到洗衣机后面,只露出一截尾巴。尾巴尖是黑的,湿漉漉地贴在地砖上,像一小段未写完的标点。

    我找出吹风机,插上电,风声一响,她立刻炸了毛,整只猫像一团被吓醒的云。我只好关掉,换了一条干毛巾,慢慢靠近她。

    “别怕。”我说,“我不会害你。”

    这句话出口时,我自己也愣了一下。人总是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暴露自己最需要被安慰的部分。

    那天夜里,小花没有吃我给她泡软的猫粮。她藏在沙发底下,偶尔发出细细的呼噜声,像一只小小的机器在黑暗里低速运转。我躺在床上,听着那声音,竟然觉得屋子不再那么空。

    第二天早晨,她还是不肯出来。我把碗推到沙发边,又把水放在旁边。去上班前,我蹲在地上看她。她的眼睛在暗处亮着,像两枚警惕的玻璃珠。

    “我走了。”我说,“你乖一点。”

    她没理我。

    我在公司做校对,整天和错别字、标点、病句打交道。别人的文章里有太多需要修补的缝隙,我一行一行看过去,把错的改正,把多余的删去,把不通顺的地方尽量理平。可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我却常常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母亲走后的第三个月,我仍会在下班路上买两份豆腐脑,走到楼下才想起已经没人等我一起吃。我仍会在半夜醒来,听见隔壁水管里的水声,误以为母亲在厨房烧水。

    那天午后,我坐在工位上,忽然想起小花。想起她有没有吃东西,有没有从沙发底下出来,有没有把我的家当成另一个危险的巷口。想到这里,我第一次提前十分钟收拾东西,像一个心里藏着秘密的人。

    回家打开门,客厅一片狼藉。

    垃圾桶被翻倒,纸团和果皮散了一地。桌上的笔滚到地上,母亲那只空药盒也被推到了电视柜边缘,差一点摔碎。罪魁祸首蹲在窗台上,嘴边沾着一点白色的猫粮碎屑,神情无辜得近乎傲慢。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你还挺能干。”我说。

    她从窗台上一跃而下,经过我脚边时,尾巴高高竖起,却没有碰我。那是一种很明确的姿态:我允许你回到这里,但不要以为你拥有我。

    我收拾了半个小时。把药盒放回原处时,我盯着它看了很久。那里面曾装着母亲每天要吃的降压药。她总嫌麻烦,常常忘。后来病重了,药盒换了更大的,格子按早中晚分好,像把人的日子切成许多小块,每一块都标着不得不吞咽的苦。

    小花跳到茶几上,用爪子拍了拍药盒盖子。

    “这个不能玩。”我说。

    她看着我,慢慢把爪子收回去。那一瞬间,我竟觉得她像听懂了似的。

    八月三日,小花咬了我。

    起因很简单。我想给她剪指甲。前一晚她攀窗帘,把窗帘勾出几道长长的线,像被谁用力哭过。我担心她抓伤自己,也担心她抓伤我。于是我在网上看了教程,买了猫用指甲钳,准备趁她吃罐头时下手。

    前两只爪子很顺利。她低头舔罐头,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咕噜声。我以为她已经接受了我,心里甚至生出一点轻飘飘的得意。可轮到第三只爪子时,她忽然回头,闪电一样咬住我的虎口。

    疼痛尖锐地炸开。我“嘶”了一声,指甲钳掉在地上。

    小花松口后迅速跳开,弓着背,耳朵压低,眼睛里满是惊恐和愤怒。她不是故意使坏,她是在害怕。可我的手已经渗出血,红色的小珠子一颗颗冒出来,像一串急促的句号。

    我站在原地,火气先于理智涌上来。

    “我又没害你!”我冲她喊。

    小花被我的声音吓得后退一步,撞到椅子腿。那细小的撞击声突然把我喊出口的怒气截住了。我看见她发抖。很轻,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来。她仍然弓着背,像把自己绷成一张随时会断的弦。

    我忽然想起母亲住院时的一个傍晚。

    护士要给她抽血,她因为血管不好,被扎了三次都没成功。第四次护士再来,她像个孩子一样把手往被子里缩,说:“算了,不抽了,疼。”我当时着急,皱着眉说:“妈,你别闹,医生也是为你好。”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她把手伸出来,眼睛却转向窗外。窗外有一棵梧桐,叶子在风里翻来覆去,露出灰白的背面。那天之后很久,我都记得她那个眼神。不是责怪,也不是委屈,只是一种很安静的疲惫,像人终于明白,连自己的疼也无法完全由自己做主。

    我看着眼前的小花,突然说不出话。

    我去洗手,消毒,贴创可贴。回到客厅时,小花已经躲到衣柜顶上,只露出半张脸。我把剩下的罐头放在地上,退到门口。

    “对不起。”我说,“刚才我不该吼你。”

    衣柜顶没有回应。

    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是很小的时候,发烧,母亲用温毛巾给我擦额头。她的手很凉,毛巾却温热。我迷迷糊糊地问:“妈妈,我什么时候会好?”母亲说:“睡一觉就好了。”梦里的我信了,安心地睡过去。醒来后,屋子里黑着,只有床头闹钟亮着一点绿光,小花不知什么时候趴在我的脚边,隔着被子蜷成一团。

    我不敢动,怕惊走她。

    她睡得很浅,耳朵偶尔抖一下。窗外有风吹过,老楼的玻璃轻轻响。我在黑暗里看着她模糊的轮廓,忽然觉得,原来活着的东西靠近另一个活着的东西,有时不是因为爱已经发生,而只是因为寒冷太深。

    八月四日,周末,我带小花去宠物医院。

    她被装进猫包时非常愤怒,用爪子挠网面,叫声尖细,像一个被强行带离领地的小小暴君。到了医院,她反而安静下来,缩在猫包角落,眼睛睁得很大。医院里有消毒水的味道,也有狗的味道、猫粮的味道、陌生人衣服上的香水味。各种气味混在一起,让她无处可逃。

    给她检查的是个年轻医生,姓姚,戴一副细框眼镜,说话很轻。他把小花从猫包里抱出来时,她竟没有挣扎,只把尾巴缠在自己身侧,像把最后一点尊严护住。

    “挺漂亮的三花。”姚医生说,“大概三个月。身上有点跳蚤,耳朵也脏,营养不太好,但没大问题。”

    他给小花擦耳朵、驱虫、打疫苗。小花全程僵硬,偶尔低低地叫一声。打针时,她把脸埋进我的袖口里。我愣住,手悬在半空,不知道该不该碰她。姚医生笑了笑:“摸摸她吧,她害怕。”

    我于是轻轻按住她的背。她的身体很小,骨头清晰,毛下面的热度透过掌心传来。针扎进去的一瞬间,她抖了一下,却没有咬我。

    “真乖。”姚医生说。

    回家路上,猫包放在我膝上。公交车晃晃悠悠,经过菜市场、学校、旧电影院。车窗外的梧桐叶被阳光照得一片金绿。小花在包里转了个身,用鼻尖抵着网面。我伸出一根手指,她隔着网闻了闻,没有躲。

    那天傍晚,老唐的孙女来楼道里玩。小姑娘才五岁,扎两个歪歪的小辫,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她看见小花趴在我家门口晒太阳,立刻蹲下来,奶声奶气地说:“咪咪。”

    我正要提醒她别伸手,小花已经站起来,尾巴高高翘起,尾尖柔软地弯成一个问号。她绕着小姑娘的鞋子走了一圈,甚至用脸蹭了蹭她的脚踝。

    我站在门里,心里莫名酸了一下。

    “你倒会看人下菜碟。”我说。

    小姑娘咯咯笑,伸手摸了摸小花的头。小花眯起眼睛,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她对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孩子摇尾巴,对我却仍然保持距离。那一刻我像被什么刺了一下,明明知道猫没有亏欠我,仍忍不住生出一点幼稚的委屈。

    晚上,小花跳上沙发,距离我半米远的位置趴下。我正在看母亲留下的相册。旧照片边角发黄,里面的母亲年轻,穿白衬衫,站在一棵桃树下,笑得很亮。那时我还没出生,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没有被生活磨钝的神采。

    小花伸爪拨了拨相册塑料膜,发出沙沙声。

    “这是我妈。”我说。

    她低头闻了闻照片,又抬头看我。

    我笑了一下:“你当然不认识她。她以前不喜欢猫,说猫不如狗亲人。可她见了流浪猫,还是会把鱼骨头留出来,放在楼下花坛边。她这个人,就是嘴硬。”

    我说着说着,声音低了下去。

    小花没有走。她坐在那里,尾巴慢慢扫过沙发垫。那不是对别人的讨好,也不是对我的亲近,只是一种安静的陪伴。可人有时就是靠这样的误会活下去的。我宁愿相信她听见了,哪怕她只是觉得沙发比地板舒服。

    八月五日,雨又下起来。

    早晨我起床,发现小花把母亲的围裙从厨房门后扯了下来,拖到客厅地上。围裙被她踩得皱巴巴的,口袋里的旧纽扣滚到茶几底下。我本来没睡好,看到那一幕,胸口忽然涌起一阵难以控制的怒火。

    “谁让你碰这个的?”我厉声说。

    小花愣住,嘴里还叼着围裙带子。她松开,后退。

    我走过去把围裙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灰。那围裙是蓝底白花,母亲穿了很多年,布料洗得发软,腰间有一道不明显的油渍,是某年除夕炸丸子时溅上的。我曾劝她扔掉,她说:“还能穿,扔了可惜。”

    如今她不在了,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还能穿”呢?那些旧物失去了主人,反而变得不能轻易触碰。仿佛一碰,里面封存的日子就会漏出来,把人淹没。

    小花躲到餐桌下,眼睛圆圆地看着我。

    我抱着围裙站在客厅中央,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荒唐。她只是一只猫。她不知道什么是遗物,不知道死亡,也不知道一件旧围裙为什么能让一个成年人在雨天早晨失去分寸。她只是闻到了气味,觉得柔软,觉得好玩。

    我慢慢蹲下,手指攥着围裙边。

    “小花,”我说,“你不能乱动这个。”

    她眨了一下眼睛。

    “这是我妈妈的东西。”我继续说,“我现在……还没办法让别人碰。”

    说完我自己都觉得可笑。猫怎么会懂呢?可说出口后,胸口那团硬东西竟松了一点。

    我把围裙重新挂回厨房门后,又从柜子里找出一条旧毛巾,铺在阳台角落,撒了一点猫薄荷。小花远远观望了几分钟,终于走过去,低头闻了闻,然后整个身体在毛巾上翻滚起来。她四脚朝天,露出柔软的肚皮,眼睛眯成两条缝,像突然忘记了世界的危险。

    我站在门边看她,忍不住笑了。

    那天我没有去上班。请假的理由写的是“身体不适”,其实也不算撒谎。人的身体有时只是替心发出警报。我煮了粥,打扫房间,给阳台的茉莉换了盆土。雨声密密地落在窗外,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筛米。

    下午,老唐来敲门,送来一小袋自家腌的萝卜干。他看见小花窝在阳台毛巾上,笑道:“适应得挺快。”

    “她脾气大。”我说。

    “有脾气好。”老唐把萝卜干放在桌上,“没脾气的东西,活不长。”

    我想了想,点点头。

    老唐靠在门框上,忽然问:“你妈走了也三个月了吧?”

    我“嗯”了一声。

    “屋里太静,人容易陷进去。”他说,“养只猫也好,有个动静。”

    我没有接话。

    老唐叹了口气:“你妈以前常跟我家老太太说,你这孩子心事重。小时候摔疼了也不哭,憋着。她说最怕你将来什么都往心里放。”

    我低头看着桌面,木纹像一条条干涸的河。

    “她还说,”老唐停顿了一下,“等她以后不在了,让我们多看着你点。”

    我喉咙发紧。

    小花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脚边,用尾巴轻轻扫了一下我的裤腿。一下,很快,像风吹过。她也许只是路过,可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哭。

    老唐走后,我坐在地板上,把脸埋进膝盖。雨声还在继续,厨房门后的围裙轻轻晃动。小花绕着我走了两圈,最后在我身边坐下。她没有蹭我,也没有叫,只是把身体贴近一点点。那一点点很轻,却足够让一个人从深水里探出头来。

    傍晚时,雨停了,天边出现一线淡金色的光。小花跳上窗台,看楼下积水里倒映的天空。她的尾巴一摇一摇,尾尖像蘸了墨的笔,在空气里写着谁也读不懂的字。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教我写作文。题目是《我的家》。我写:我的家有爸爸、妈妈和我。那时父亲已经离开很多年,我只是照着课本里的范文写。母亲看了,没有戳穿我,只把“爸爸”两个字轻轻划掉,说:“家里有什么,就写什么。没有的,不用硬写。”

    后来我慢慢明白,这句话并不只是教作文。

    家里有什么,就写什么。没有的,不用硬写。

    如今我的家里没有母亲,却有一只刚学会信任人的三花猫,有半盆缓过来的茉莉,有一条不能乱碰的旧围裙,有雨后窗台上的光,也有一个终于承认自己很想念母亲的人。

    八月六日,我买了一本新的日记本。

    封面是深绿色的,像夏末梧桐叶的背面。我很久没有写日记了。母亲生病那段时间,我怕文字留下证据,怕多年后翻开,看见自己如何一天天失去她。可现在我忽然想记点什么。不是为了证明痛苦存在,而是为了证明日子仍在继续。

    我在第一页写下:

    八月二日,捡到一只三花猫。叫她小花。她很瘦,眼睛很亮,不太相信人。

    八月三日,小花咬了我。是我太急了。她害怕的时候像一枚刺球,其实里面很软。

    八月四日,小花去医院打针。她把脸埋进我的袖口里。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依赖,我也不知道,但我记住了。

    八月五日,小花扯了妈妈的围裙。我生气了。后来我明白,她不是故意的。旧物属于过去,小花属于现在,而我不能永远站在过去和现在中间,谁也不让过。

    写到这里,小花跳上桌子,踩在日记本边缘。她低头闻我的笔尖,胡须颤了颤。我把笔拿远,她便不满地用爪子按住我的手腕。

    “你也要写?”我问。

    她用肉垫按在纸上,留下一个极浅的灰印。

    我看着那个印子,笑了很久。

    晚上,我把母亲的围裙洗了。水盆里浮起淡淡的洗衣粉泡沫,布料浸湿后颜色变深,像一段旧时光重新沉入水底。我洗得很慢,手指搓过油渍、线头、松动的扣眼。晾到阳台时,晚风吹来,围裙轻轻鼓起,仿佛有人又一次站在那里,低头系上带子,准备为我煮一碗面。

    我没有哭。

    不是不难过,而是难过终于有了可以安放的地方。

    小花蹲在阳台门口,认真地看我。等我晾好围裙,她走过去,在晾衣杆下坐下,没有跳,没有抓,只仰头望着那块蓝底白花的布。看了一会儿,她像是失去兴趣,转身去追一只飞进来的小蛾子。

    生活就是这样。人的悲伤庄重得像一场葬礼,猫却会在旁边追蛾子。可也正因为如此,悲伤才不至于永远占据整个房间。

    八月七日,天气放晴。

    我带小花去楼下晒太阳。她已经能接受牵引绳,虽然走路姿势很不情愿,像一个被迫出席宴会的公主。巷子里的青石板被晒干了,空气里有洗过的衣服味、油条味和槐花最后一点残香。

    修伞铺的老板坐在门口修一把黑伞,抬头看见我们,说:“哟,那天纸箱里的猫?活得不错嘛。”

    小花听见声音,躲到我腿后,只露出半个脑袋。

    我低头看她:“这是你老家门口。”

    她当然不懂“老家”是什么。对猫来说,家也许不是某个固定的地点,而是有食物、有气味、有可躲藏之处、有一个不会在她害怕时继续逼近的人。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巷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常有几只流浪猫出没。我带小花过去时,一只橘猫正趴在树根边舔爪子。小花看见它,立刻停住,尾巴竖起,耳朵向前,发出很轻的“呜”声。

    橘猫懒洋洋地看她一眼,似乎认得她,又似乎不认得。动物之间的离别大概没有人类想象得那么漫长。它们不写信,不留照片,不在雨夜反复回忆。它们只是闻一闻彼此身上的味道,确认你曾来过、又去了别处。

    小花向前走了两步,又回头看我。

    我蹲下来,放松牵引绳。

    “去吧。”我说。

    她没有去。她站在阳光里,身上的三种颜色被照得清清楚楚。橘黄像小小的火,黑色像夜晚留下的影子,白色像新洗过的云。她看了橘猫一会儿,忽然转身,走回我身边,用头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背。

    很轻的一下。

    可我知道,那不是路过。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本上写:

    八月七日,小花第一次主动蹭我。只有一下,但我决定把它记得很隆重。

    写完我合上本子,发现小花已经睡在我的枕边。她把身体蜷成一个圆,尾巴盖住鼻子,呼吸均匀。窗外月光落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浅银。老楼依旧老,墙皮依旧剥落,冰箱依旧偶尔嗡响。母亲仍旧不在。可在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实之间,有一些细小的新事实正在发生:猫粮碗会空,猫砂盆需要清理,阳台上的茉莉开了一朵极小的白花,日记本里多了几页歪歪斜斜的字。

    我伸手,停在小花头顶上方。她没有醒。我轻轻摸了摸她。

    她在梦里发出一声很短的咕噜。

    八月八日清晨,我被一阵细碎的响动吵醒。睁开眼,小花正蹲在床边,嘴里叼着什么。她看见我醒了,把东西放到我的拖鞋旁。

    是一枚旧纽扣。

    母亲围裙口袋里的那一枚。前几天滚到茶几底下,我一直没找到。

    纽扣是乳白色的,边缘磨得发亮,中间有四个小孔,像一张沉默的小脸。小花用爪子拨了拨它,又抬头看我,神情严肃,仿佛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把纽扣捡起来,放在掌心。

    “谢谢。”我说。

    小花眨眨眼,跳上床,在我胸口踩了两下。她的爪子还不太懂得收力,踩得我有点疼。可那疼与八月三日被咬的疼不同。那是活着的重量,是一个小生命毫不客气地宣布:我要在这里留下痕迹。

    我忽然想起那只纸箱上褪色的“甜”字。那天雨水把它泡得模糊,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偶然的字。现在想来,也许生活的暗示总是这样笨拙:它不会在你最痛的时候递来完整的答案,只会给你一只湿淋淋的猫,一个咬痕,一个灰色爪印,一枚失而复得的纽扣。它把这些零碎的小东西放在你面前,让你慢慢拼,拼出一个还可以继续住下去的世界。

    我起床,把纽扣缝回围裙口袋上。

    针线盒是母亲留下的,里面的线团整整齐齐。她以前总嫌我笨,说我连扣子都缝不好。现在我穿针仍费了很久,线头像一条不肯听话的小蛇。我坐在窗边,一针一针缝。小花趴在旁边,看线动来动去,几次想扑,都被我按住脑袋。

    “这个不能玩。”我说。

    她不满地甩尾巴。

    阳光慢慢爬上窗台,照亮针脚。我的针脚当然不好,歪斜,疏密不一。可纽扣终于牢牢地回到了原处。我摸了摸那块布,像摸到一段被重新缝合的日子。

    中午,我煮了一碗面。清汤,葱花,卧一个荷包蛋。这是母亲最常给我做的东西。她做的面其实谈不上多好吃,汤有时淡,有时咸,蛋也常煮老。可我从未在别处吃到过同样的一碗。食物的味道有一半来自舌头,另一半来自端来它的人。

    我把面端到桌上,小花立刻跳上椅子,伸长脖子闻。

    “你不能吃。”我把她抱下去。

    她又跳上来。

    我再抱下去。

    如此三次后,她终于生气,坐在地上背对我,尾巴一下一下拍着地板。那背影小小的,却很有尊严。我看着她,忽然笑出声。

    “好吧,”我说,“给你开个罐头。”

    她立刻转身,跑得比谁都快。

    傍晚,我打开窗,风吹进来,带着远处河水的气味。小花趴在窗台上,看楼下人来人往。卖菜的阿姨推着车经过,车上青椒泛着亮光;几个放学的孩子追逐打闹,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老唐坐在楼下摇扇子,抬头看见我,冲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这动作简单得几乎可笑,却让我感到自己重新被某种日常接住。原来所谓活下去,并不是某天突然变得勇敢,也不是把逝去的人彻底忘掉。活下去只是继续开窗,继续吃饭,继续给一只猫铲屎,继续在有人挥手时回应,继续允许新的牵挂长出来,像雨后墙角一株不起眼的草。

    夜里,我翻开日记本,写下:

    八月八日,小花找到了妈妈围裙上的纽扣。她可能只是觉得好玩,但我愿意相信,这是她送给我的礼物。

    写完,我又补了一句:

    小花今天没有咬我。她踩了我,很疼,但我很高兴。

    笔尖停住时,小花跳到桌上,照例要踩我的本子。我没有赶她。她在纸页边缘留下两个浅浅的爪印,像给我的话盖章。

    我看着她,认真地说:“小花,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小花低头舔了舔爪子,仿佛这话理所当然,根本不值得回应。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用脑袋顶了一下我的下巴。

    那一下比任何回答都轻,也比任何回答都重。

    窗外,八月的夜色温柔地降下来。城市的灯一盏盏亮起,像许多人在各自的屋子里守着各自的悲欢。有人失去,有人得到;有人告别,有人相逢;有人在旧物前流泪,有人在新生活里笨拙地学习拥抱。风吹动晾在阳台上的围裙,也吹动小花的胡须。她闭上眼,发出绵长的呼噜声。

    我想,母亲若还在,大概会嘴硬地说:“猫毛弄得到处都是,麻烦死了。”

    可她一定会把鱼肉最嫩的地方挑出来,放进小花的小碗里。

    我把日记本合上,关掉灯。黑暗里,小花轻轻跃上床,准确地找到我的手边趴下。她的身体温热,呼吸细小。我的手指碰到她柔软的背,她没有躲。

    很久以前,母亲曾对我说,家里有什么,就写什么。

    于是现在,我写下:

    我的家里有一只三花猫,叫小花。她有点调皮,曾经咬过我,也会冲别人摇尾巴。她不懂我的过去,却参与了我的现在。她不会说安慰的话,却会在夜里靠近我。

    我的家里还有想念。想念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状。它有时是一条蓝底白花的围裙,有时是一枚乳白色的纽扣,有时是一碗清汤面升起的热气。

    而从今以后,它也可能是一只猫在窗台上摇晃的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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