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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米缸搬开的时候，整个堂屋忽然就亮了。那些堆积在墙角几十年的煤灰、蛛网、被耗子啃出毛边的旧棉絮，在突如其来的天光里像受惊的蛾子一样翻飞。我站在门槛外，看见阳光斜切进来，正好劈在母亲弓着的背上。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伸到灶台底下，那里还蹲着一只蟑螂，在光柱里慢慢地梳理触须。
“来。”母亲说。她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我跨过门槛。母亲已经退到堂屋最深处，她靠着那面刚露出来的墙壁站着，整个人陷在阴影里，只有一只手伸在光中。那只手摊开着，掌心向上，指节粗大，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泥。我走过去，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是炭笔画的，线条拙朴，像用烧火棍随手勾的。圆圆的脑袋，眼睛是两个点，嘴巴是一道弧线——微微上扬的弧线。他坐在一朵云上，手里牵着什么，那根线断在半空，线头茸茸的，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这是谁画的？”我问。
母亲不答。她把手收回去，重新藏进阴影里。半晌，她说：“你爷爷画的。”
我不认识爷爷。父亲说起他时总把脸别过去，母亲更是从不开口。我只知道爷爷在我出生前就走了，走的时候带走了一袋子麦种、一把剪刀，还有父亲的一只鞋——左脚那只。那以后父亲走路就有些跛，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
“画的是谁？”我又问。
母亲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是六月正午的太阳，白晃晃地照着院子里的石榴树。树上的花正开到极盛，红得像要滴出血来。几只蜜蜂浮在花心上，翅膀扇出嗡嗡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响。
“是你。”母亲说，“你爷爷画你。”
我笑了笑。这个谎撒得不高明，爷爷走的时候还没有我。
但母亲没有笑。她依然看着窗外，眼睛却好像穿过了石榴树、穿过了院墙、穿过了六月所有的太阳，看见了别的什么。她的嘴唇翕动着，声音从喉咙深处浮上来，带着四十年的尘土气：“你爷爷走的那天，鸡刚叫头遍。你爸还在睡，一只鞋蹬掉了也不知道。你爷爷进屋来，把那只鞋提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他把鞋揣进怀里，背起那袋子麦种，拿着剪刀，从后门出去了。”
“后门通着乱葬岗。”我说。
“嗯。第二天早上有人在山神庙后面看见他的鞋——就一只，左脚。鞋窠里搁着一把麦粒，整整齐齐围成一圈，像个窝。窝里卧着一只刚死的麻雀，翅膀还是软的。”
我沉默着。墙角的那只蟑螂已经不见了，光柱里的尘埃还在缓缓沉降。墙上那个炭笔的孩子依然笑着，两根线画成的嘴角弯弯的，像月牙的两端。
“他为什么要走？”我问。
母亲终于从窗外收回目光，落在我脸上。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太快了，我没看清。“因为他看见了。”她说。
“看见什么？”
母亲没有再回答。她转身走到灶台前，揭开锅盖，舀水，淘米。水声哗哗的，把整个堂屋都灌满了。我站在光柱里，站在那面墙前面，看着那个坐在云上的孩子。他手里的线断了，可是他在笑。为什么笑？线断了，牵着的什么飞走了，他在笑什么呢？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石榴树在风里沙沙地响，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白。我想着那面墙，想着那个炭笔孩子，想着爷爷带走的那只鞋。鞋窠里的麦粒，围成一圈，中间卧着麻雀。那是什么仪式吗？还是别的什么？
我悄悄起身，赤脚走到堂屋。月光比白天更慷慨，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把整个屋子都照得半透明。那面墙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像一片薄薄的瓷。墙上的孩子还在，但在月光里，他好像和白天不太一样了——嘴角的弧度似乎更大了一些，像是在笑，又像只是月光造成的错觉。
我伸出手，指腹轻轻贴上那两道炭笔的弧线。炭的痕迹很浅，几乎要被四十年的光阴磨平了，可当我的指尖触上去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温热——极其轻微的、转瞬即逝的温热，像有人刚刚把手指从那里移开。
我猛地缩回手，后退一步，撞上了身后的桌子。桌子上的碗筷哗啦一响，月光在上面碎成一片银鳞。
“谁？”母亲的声音从里屋传来。
“我。”我的嗓子发紧，“来看看……那幅画。”
母亲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翻了个身，床板吱呀一声，然后就安静了。可我站在月光里，知道她一定没有睡着。就像我知道墙上那个孩子一定在笑——不是我的错觉，他真的在笑，因为断了的线那头，有什么东西正在飞远，而飞远本身就是一种圆满。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村东头的山神庙。庙早就塌了，只剩几段残墙和半尊没了头的石像。石像怀里抱着个圆窟窿，野草从里头长出来，高的已经没过我的膝盖。庙后面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艾蒿和狗尾巴草。我拨开草，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父亲的那只鞋。四十年的风雨，什么都该化进土里了。但我蹲下来仔细看，发现有一小块地上的艾蒿长得格外密，格外绿，围成不大不小的一个圆。圆的中心什么也没长，只有一捧黑土，松松的，像是最近被人翻过。
我伸手去碰那捧土，指尖刚触到表面，就感到一阵熟悉的温热——和昨晚在墙上摸到的温度一模一样。然后我看见土里埋着什么东西，半截露在外面，白白的，细细的。我拨开浮土，那东西渐渐显出全貌：是一根羽毛。麻雀的羽毛，灰褐色的，带着细细的暗纹。它埋在土里却一点没朽，羽轴还是硬的，羽片还是整的，像刚刚才落下来。
我把羽毛捡起来，举在眼前。六月的阳光穿过它，在掌心投下一小片温柔的阴影。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是村里最老的王奶奶。她拄着拐杖，站在山神庙的残墙后面，眯着眼睛看我。她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蒙着一层白翳，像两块磨毛了的玻璃。
“你是老李家那个孙子？”她问。
“是我，王奶奶。”
她走近几步，拐杖在荒草里戳出一个个小坑。“你在找什么？”
我张开手，给她看掌心的羽毛。她低下头，白翳后面的瞳孔似乎动了动。“找到了。”她说，声音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他还给你留了信。”
“信？”
“你爷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等孩子长大了，会到山神庙后面来找，到时候把这话告诉他。”王奶奶顿了顿，“他说：苍天和大地是两面巨大的合十的手掌，你们在其中，都被祝福。”
她说完这句话，就像完成了什么仪式一样，转身慢慢走远了。拐杖点地的声音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吞没了。
我站在原地，掌心里的羽毛被太阳晒得温热。四面都是野草，艾蒿的气味浓烈得有些呛人。我抬起头，看见天很蓝，蓝得像一面巨大的手掌，掌心朝下，静静地覆盖着大地。而大地是另一面，掌心朝上，托着所有生长和腐烂的东西。两面手掌之间，是我，是山神庙的残墙，是远处村庄的炊烟，是四十年前爷爷带走的那袋麦种——它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长。
我攥紧羽毛，往村里走。路过自家院墙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站在石榴树下。她仰着头，看着满树红花，阳光从花隙漏下来，在她脸上晃动着细碎的光斑。
“妈。”我叫她。
她低下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映着石榴花的影子，红红的，像含着两簇小火苗。
“我找到爷爷的信了。”我说。
母亲没有问是什么信。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进屋吧，饭好了。”
我跟着她走进堂屋。那面墙还在那里，墙上的孩子还在笑。光柱从门口斜进来，正好照在他的脸上，那两道炭笔的弧线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母亲把碗筷摆上桌，白粥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光柱里绕成一个又一个柔软的圈。
我坐下来，端起碗。粥很烫，我吹了吹，看见热气扑到墙上，在炭笔孩子的脸上凝成一层薄薄的水雾。水雾渐渐聚拢，沿着那两道弧线流下来，像两行透明的泪。可是他在笑——线断了，云散了，他还在笑。因为他知道，断了的线不是失去，是归还。他手里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它只是路过，而他坐在云上，恰好接住了它一程。
“妈，”我喝了一口粥，“爷爷画的那个孩子，真的不是我吗？”
母亲停下筷子。她看着墙上那个孩子，看了很久。窗外有风吹进来，石榴树的影子在墙上摇晃着，那个孩子的脸忽明忽暗。然后母亲开口了，声音和粥的热气一起升起来：
“是你，也不是你。他画的是每一个坐在云上的孩子——手里牵着什么，线断了，东西飞走了。他一直画，画了一辈子。你爸八岁那年，他画你爸；你爸十八岁那年，他画你爸出门打工的背影；你爸结婚那年，他画你爸跪在祖宗牌位前面磕头。每幅画里都有个孩子坐在云上，手里牵着线，线的另一头什么都有——有麦穗，有月亮，有隔壁村那个姓赵的姑娘的辫子。可最后线都断了。”
“线都断了……”我重复着。
“断了就断了。”母亲端起碗，把最后一口粥喝完，“断了才是好的。牵着一辈子，谁受得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那个弧度让我想起墙上的孩子，想起爷爷留下的那幅画。也许母亲说得对——合十的手掌总要松开，才能让掌心里的东西飞走。而飞走的那些，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变成另一只手心里的麦种、羽毛、或者一根断了的线。
那天下午，我拿了一截新炭，站在那面墙前面。阳光已经偏西了，从后窗照进来，把整个堂屋染成蜂蜜的颜色。我抬起手，在爷爷画的云旁边，添了一朵小小的云。云上没有坐人，只搁着一根羽毛。羽毛的纹路细细的，像手掌的掌纹。
母亲端着针线筐走过，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她坐到门槛上，开始缝一件破了口子的旧褂子。针线在夕阳里一进一出，闪着细碎的金光。我听见她哼起一支曲子，调子很老，词听不清，只知道里头有“麦子黄了”“燕子回了”之类的句子。
我放下炭，走到她身边坐下。西边的天烧起来了，红的紫的金的，从地平线一直漫到头顶。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晚风里轻轻摇着，花落了一地，像是给土地盖了一层薄薄的红纱。
母亲缝完了最后一针，把线咬断。她抬起头看着天，忽然说：“你爷爷走的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他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然后进屋来，把墙上的画改了——原本孩子手里牵着一只风筝，他擦掉了风筝，只留了一根线。”
“为什么？”
“他说，风筝已经飞到天上了，不用牵了。”母亲把针别回线轴上，“他说，飞走的那些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苍天和大地是两面巨大的合十的手掌——合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在里面；张开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光，从指缝里漏出去，落进另一双手掌里。”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一个字落下去的时候，天边的最后一道金光也熄了。院子暗下来，石榴树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我坐在母亲身边，掌心里还攥着那根麻雀的羽毛。羽毛被我的体温焐热了，软软地贴着皮肤，像一只小小的手掌。
远远的，不知谁家响起了笛声。断断续续的，在暮色里飘着，像一根看不见的线，这一头系着什么，那一头也系着什么。中间是一片辽阔的空，足够所有的风穿过，足够所有的种子落下，足够所有断了线的东西慢慢飞远，再慢慢飞回来。
我闭上眼睛。
在黑暗里，我看见了那两面巨大的手掌。它们从地平线的两端升起，缓缓地、缓缓地靠拢。掌心里有麦田，有山神庙的残墙，有石榴花，有父亲丢失的鞋，有爷爷带走的那把剪刀——还有我，坐在一朵云上，手里牵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可我知道，那不是断，那是已经飞到了。
两面手掌合在一起的时候，天地间最后一点光收拢了。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很轻，像炭笔划过墙壁——
“你们都在这双手掌里。”
“都被祝福。”
母亲把米缸搬开的时候，整个堂屋忽然就亮了。那些堆积在墙角几十年的煤灰、蛛网、被耗子啃出毛边的旧棉絮，在突如其来的天光里像受惊的蛾子一样翻飞。我站在门槛外，看见阳光斜切进来，正好劈在母亲弓着的背上。她的影子被拉得很长，一直伸到灶台底下，那里还蹲着一只蟑螂，在光柱里慢慢地梳理触须。
“来。”母亲说。她的声音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我跨过门槛。母亲已经退到堂屋最深处，她靠着那面刚露出来的墙壁站着，整个人陷在阴影里，只有一只手伸在光中。那只手摊开着，掌心向上，指节粗大，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泥。我走过去，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孩子。
那孩子是炭笔画的，线条拙朴，像用烧火棍随手勾的。圆圆的脑袋，眼睛是两个点，嘴巴是一道弧线——微微上扬的弧线。他坐在一朵云上，手里牵着什么，那根线断在半空，线头茸茸的，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这是谁画的？”我问。
母亲不答。她把手收回去，重新藏进阴影里。半晌，她说：“你爷爷画的。”
我不认识爷爷。父亲说起他时总把脸别过去，母亲更是从不开口。我只知道爷爷在我出生前就走了，走的时候带走了一袋子麦种、一把剪刀，还有父亲的一只鞋——左脚那只。那以后父亲走路就有些跛，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
“画的是谁？”我又问。
母亲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是六月正午的太阳，白晃晃地照着院子里的石榴树。树上的花正开到极盛，红得像要滴出血来。几只蜜蜂浮在花心上，翅膀扇出嗡嗡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声响。
“是你。”母亲说，“你爷爷画你。”
我笑了笑。这个谎撒得不高明，爷爷走的时候还没有我。
但母亲没有笑。她依然看着窗外，眼睛却好像穿过了石榴树、穿过了院墙、穿过了六月所有的太阳，看见了别的什么。她的嘴唇翕动着，声音从喉咙深处浮上来，带着四十年的尘土气：“你爷爷走的那天，鸡刚叫头遍。你爸还在睡，一只鞋蹬掉了也不知道。你爷爷进屋来，把那只鞋提在手里，看了很久。然后他把鞋揣进怀里，背起那袋子麦种，拿着剪刀，从后门出去了。”
“后门通着乱葬岗。”我说。
“嗯。第二天早上有人在山神庙后面看见他的鞋——就一只，左脚。鞋窠里搁着一把麦粒，整整齐齐围成一圈，像个窝。窝里卧着一只刚死的麻雀，翅膀还是软的。”
我沉默着。墙角的那只蟑螂已经不见了，光柱里的尘埃还在缓缓沉降。墙上那个炭笔的孩子依然笑着，两根线画成的嘴角弯弯的，像月牙的两端。
“他为什么要走？”我问。
母亲终于从窗外收回目光，落在我脸上。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太快了，我没看清。“因为他看见了。”她说。
“看见什么？”
母亲没有再回答。她转身走到灶台前，揭开锅盖，舀水，淘米。水声哗哗的，把整个堂屋都灌满了。我站在光柱里，站在那面墙前面，看着那个坐在云上的孩子。他手里的线断了，可是他在笑。为什么笑？线断了，牵着的什么飞走了，他在笑什么呢？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石榴树在风里沙沙地响，月光从窗纸透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小块白。我想着那面墙，想着那个炭笔孩子，想着爷爷带走的那只鞋。鞋窠里的麦粒，围成一圈，中间卧着麻雀。那是什么仪式吗？还是别的什么？
我悄悄起身，赤脚走到堂屋。月光比白天更慷慨，从四面八方涌进来，把整个屋子都照得半透明。那面墙在月光下泛着青白的光，像一片薄薄的瓷。墙上的孩子还在，但在月光里，他好像和白天不太一样了——嘴角的弧度似乎更大了一些，像是在笑，又像只是月光造成的错觉。
我伸出手，指腹轻轻贴上那两道炭笔的弧线。炭的痕迹很浅，几乎要被四十年的光阴磨平了，可当我的指尖触上去的时候，忽然感到一阵温热——极其轻微的、转瞬即逝的温热，像有人刚刚把手指从那里移开。
我猛地缩回手，后退一步，撞上了身后的桌子。桌子上的碗筷哗啦一响，月光在上面碎成一片银鳞。
“谁？”母亲的声音从里屋传来。
“我。”我的嗓子发紧，“来看看……那幅画。”
母亲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翻了个身，床板吱呀一声，然后就安静了。可我站在月光里，知道她一定没有睡着。就像我知道墙上那个孩子一定在笑——不是我的错觉，他真的在笑，因为断了的线那头，有什么东西正在飞远，而飞远本身就是一种圆满。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村东头的山神庙。庙早就塌了，只剩几段残墙和半尊没了头的石像。石像怀里抱着个圆窟窿，野草从里头长出来，高的已经没过我的膝盖。庙后面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艾蒿和狗尾巴草。我拨开草，找了很久，没有找到父亲的那只鞋。四十年的风雨，什么都该化进土里了。但我蹲下来仔细看，发现有一小块地上的艾蒿长得格外密，格外绿，围成不大不小的一个圆。圆的中心什么也没长，只有一捧黑土，松松的，像是最近被人翻过。
我伸手去碰那捧土，指尖刚触到表面，就感到一阵熟悉的温热——和昨晚在墙上摸到的温度一模一样。然后我看见土里埋着什么东西，半截露在外面，白白的，细细的。我拨开浮土，那东西渐渐显出全貌：是一根羽毛。麻雀的羽毛，灰褐色的，带着细细的暗纹。它埋在土里却一点没朽，羽轴还是硬的，羽片还是整的，像刚刚才落下来。
我把羽毛捡起来，举在眼前。六月的阳光穿过它，在掌心投下一小片温柔的阴影。就在这时，我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是村里最老的王奶奶。她拄着拐杖，站在山神庙的残墙后面，眯着眼睛看我。她的眼睛已经几乎看不见了，蒙着一层白翳，像两块磨毛了的玻璃。
“你是老李家那个孙子？”她问。
“是我，王奶奶。”
她走近几步，拐杖在荒草里戳出一个个小坑。“你在找什么？”
我张开手，给她看掌心的羽毛。她低下头，白翳后面的瞳孔似乎动了动。“找到了。”她说，声音像风吹过干枯的芦苇，“他还给你留了信。”
“信？”
“你爷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等孩子长大了，会到山神庙后面来找，到时候把这话告诉他。”王奶奶顿了顿，“他说：苍天和大地是两面巨大的合十的手掌，你们在其中，都被祝福。”
她说完这句话，就像完成了什么仪式一样，转身慢慢走远了。拐杖点地的声音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轻，最后被风吞没了。
我站在原地，掌心里的羽毛被太阳晒得温热。四面都是野草，艾蒿的气味浓烈得有些呛人。我抬起头，看见天很蓝，蓝得像一面巨大的手掌，掌心朝下，静静地覆盖着大地。而大地是另一面，掌心朝上，托着所有生长和腐烂的东西。两面手掌之间，是我，是山神庙的残墙，是远处村庄的炊烟，是四十年前爷爷带走的那袋麦种——它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长。
我攥紧羽毛，往村里走。路过自家院墙的时候，我看见母亲站在石榴树下。她仰着头，看着满树红花，阳光从花隙漏下来，在她脸上晃动着细碎的光斑。
“妈。”我叫她。
她低下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映着石榴花的影子，红红的，像含着两簇小火苗。
“我找到爷爷的信了。”我说。
母亲没有问是什么信。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说：“进屋吧，饭好了。”
我跟着她走进堂屋。那面墙还在那里，墙上的孩子还在笑。光柱从门口斜进来，正好照在他的脸上，那两道炭笔的弧线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母亲把碗筷摆上桌，白粥的热气袅袅地升起来，在光柱里绕成一个又一个柔软的圈。
我坐下来，端起碗。粥很烫，我吹了吹，看见热气扑到墙上，在炭笔孩子的脸上凝成一层薄薄的水雾。水雾渐渐聚拢，沿着那两道弧线流下来，像两行透明的泪。可是他在笑——线断了，云散了，他还在笑。因为他知道，断了的线不是失去，是归还。他手里的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它只是路过，而他坐在云上，恰好接住了它一程。
“妈，”我喝了一口粥，“爷爷画的那个孩子，真的不是我吗？”
母亲停下筷子。她看着墙上那个孩子，看了很久。窗外有风吹进来，石榴树的影子在墙上摇晃着，那个孩子的脸忽明忽暗。然后母亲开口了，声音和粥的热气一起升起来：
“是你，也不是你。他画的是每一个坐在云上的孩子——手里牵着什么，线断了，东西飞走了。他一直画，画了一辈子。你爸八岁那年，他画你爸；你爸十八岁那年，他画你爸出门打工的背影；你爸结婚那年，他画你爸跪在祖宗牌位前面磕头。每幅画里都有个孩子坐在云上，手里牵着线，线的另一头什么都有——有麦穗，有月亮，有隔壁村那个姓赵的姑娘的辫子。可最后线都断了。”
“线都断了……”我重复着。
“断了就断了。”母亲端起碗，把最后一口粥喝完，“断了才是好的。牵着一辈子，谁受得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那个弧度让我想起墙上的孩子，想起爷爷留下的那幅画。也许母亲说得对——合十的手掌总要松开，才能让掌心里的东西飞走。而飞走的那些，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变成另一只手心里的麦种、羽毛、或者一根断了的线。
那天下午，我拿了一截新炭，站在那面墙前面。阳光已经偏西了，从后窗照进来，把整个堂屋染成蜂蜜的颜色。我抬起手，在爷爷画的云旁边，添了一朵小小的云。云上没有坐人，只搁着一根羽毛。羽毛的纹路细细的，像手掌的掌纹。
母亲端着针线筐走过，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她坐到门槛上，开始缝一件破了口子的旧褂子。针线在夕阳里一进一出，闪着细碎的金光。我听见她哼起一支曲子，调子很老，词听不清，只知道里头有“麦子黄了”“燕子回了”之类的句子。
我放下炭，走到她身边坐下。西边的天烧起来了，红的紫的金的，从地平线一直漫到头顶。院子里的石榴树在晚风里轻轻摇着，花落了一地，像是给土地盖了一层薄薄的红纱。
母亲缝完了最后一针，把线咬断。她抬起头看着天，忽然说：“你爷爷走的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他站在院子里看了很久，然后进屋来，把墙上的画改了——原本孩子手里牵着一只风筝，他擦掉了风筝，只留了一根线。”
“为什么？”
“他说，风筝已经飞到天上了，不用牵了。”母亲把针别回线轴上，“他说，飞走的那些都在天上看着我们呢。苍天和大地是两面巨大的合十的手掌——合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在里面；张开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光，从指缝里漏出去，落进另一双手掌里。”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一个字落下去的时候，天边的最后一道金光也熄了。院子暗下来，石榴树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我坐在母亲身边，掌心里还攥着那根麻雀的羽毛。羽毛被我的体温焐热了，软软地贴着皮肤，像一只小小的手掌。
远远的，不知谁家响起了笛声。断断续续的，在暮色里飘着，像一根看不见的线，这一头系着什么，那一头也系着什么。中间是一片辽阔的空，足够所有的风穿过，足够所有的种子落下，足够所有断了线的东西慢慢飞远，再慢慢飞回来。
我闭上眼睛。
在黑暗里，我看见了那两面巨大的手掌。它们从地平线的两端升起，缓缓地、缓缓地靠拢。掌心里有麦田，有山神庙的残墙，有石榴花，有父亲丢失的鞋，有爷爷带走的那把剪刀——还有我，坐在一朵云上，手里牵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可我知道，那不是断，那是已经飞到了。
两面手掌合在一起的时候，天地间最后一点光收拢了。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很轻很轻，像炭笔划过墙壁——
“你们都在这双手掌里。”
“都被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