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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远说这句话时，正坐在我诊所的皮质沙发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袖口磨出了线头，手里捧着我给的热茶，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五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脚边投下一小块明亮的光斑，像一枚温热的邮票。
“累的时候看看风景，”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轻，“风景不会骗你——”
他停下来，把眼镜摘下，用衣角擦拭。镜片起雾的原因，他坚持说是茶太烫。
“——但是我会。”
我坐在他对面，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心理医生，诊所在老城区一栋居民楼的二层，窗外是一棵年纪比我大的梧桐树，春天飘絮，夏天遮荫，秋天落黄叶，冬天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伸向天空的手指。林远是三个月前来的，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他准时得像瑞士钟表，却又迟到得像一个故意错失末班车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正如他整个人。
“你看了我上回给你的照片？”他重新戴上眼镜，问我。
我点点头。那是三张照片，准确地说，是三张拍立得，边缘泛白，像是被反复摩挲过。第一张是一条河，河水浑浊，岸边长着芦苇，远处的烟囱冒着灰色的烟。第二张是一扇门，红漆剥落，门环是铜制的，生了绿色的锈。第三张是一只狗，金毛，侧躺在一片草地上，耳朵耷拉着，眼睛半闭，仿佛在做一场漫长的梦。
“那是我上个月去的几个地方。”林远说，“我每次觉得累得撑不下去了，就会离开城市，去周边的小镇走走。拍一些照片带回来。这些东西不会骗你，河流就是河流，门就是门，狗就是狗。不像我。”
他低头看着茶杯里自己扭曲的倒影，嘴角浮起一个近乎自嘲的弧度。
“上周我去了乌镇——不是那个有名的乌镇，是另一个，在浙江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镇上只有一条街，街上有家面馆，老板娘姓方，做的雪菜肉丝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坐在那里吃面的时候，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上海。她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想了想，说我是修钟表的。”
“你不是修钟表的。”我说。
“对，我不是。”他坦然地承认，“但那一天，在她面前，我是。我告诉她我的铺子在法租界一条弄堂里，铺面很小，但老主顾很多。我修过最老的钟是清朝的，西洋货，珐琅表面，机芯里刻着一行拉丁文。她听得入了神，又给我加了一个荷包蛋。”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亮了起来，像是真的回到了那个午后的小镇面馆，回到了那个他虚构出来的自己身边。那是一个更轻盈的版本的他，没有病历，没有每天必须吞下的白色药片，没有凌晨三点盯着天花板数裂缝的夜晚。
“你有没有想过，”我放下记录本，身体微微前倾，“为什么你总是对陌生人撒谎？”
林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五月的空气里有花香，是楼下花坛里的栀子，甜得有些发腻。
“因为真话太重了。”他终于开口，“重到我一个人扛不动。对着一个永远不会再见的人，说一点轻飘飘的谎，好像自己也能跟着飘起来。哪怕只有一顿面的时间。”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看了看我墙上“禁止吸烟”的标志，又塞了回去。这个动作他每周都做，已经成了某种仪式。
“我女儿，”他说，声音忽然低下去，“我女儿以前最喜欢听我讲故事。她五岁的时候，我告诉她窗外的梧桐树上住着一个小精灵，穿绿色的衣服，只在月圆的夜里出来跳舞。她信了。每天晚上都趴在窗台上等，等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后她跑来问我，爸爸，小精灵是不是搬家了？我说对，他搬到隔壁那棵银杏树上去了，因为那棵树的叶子秋天是金黄色的，他喜欢金黄色。”
他摘下眼镜，又擦了一次。这一次我能确定，眼镜片上没有雾气。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女儿在学校里跟同学说，她爸爸认识会跳舞的树精灵。老师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跟孩子谈谈。我说不需要，就让她信吧。让她信久一点。”
我等着他继续。治疗室的挂钟嘀嗒作响，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钟，秒针走一步顿一下，像蹒跚的老人。这是我自己买的，从旧货市场淘来，花了八十块钱。我修好了它，给它上了油，它就这样忠实地走了三年。
“谎言有两种。”林远忽然说，“一种是为了伤害别人，一种是为了保护。我妻子说，我属于第三种——为了保护自己。我不否认。但是，”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真相根本不值得被说出口？说出来了，它就在空气里飘着，钻进每个人的耳朵，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你再也收不回去了。”
他的病历上写着：四十二岁，已婚，有一女。两个月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伴有失眠和轻度焦虑。开药的是我的同事，转介到我这里做心理咨询。他妻子在第一次陪同来访时告诉我，林远原本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半年前辞职了。“他好像突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说，“以前他脑子里有无数个故事，现在那些故事都不见了。或者，它们还在，但他不愿意讲给我们听了。”
我记得她离开时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太多我说不清的东西。疲惫、担忧，还有一种更深的什么，像河底的淤泥，平静地淤积着。
“说说你上周拍的那只狗。”我把话题拉回照片。
林远的脸上露出一丝柔软的神情。那是一种很难在他脸上捕捉到的表情，稍纵即逝，像黄昏时天边最后一抹光亮。
“那只狗叫阿福，是镇上一家理发店养的。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宋。我去理发的时候，阿福就趴在脚边，呼噜呼噜地睡觉。宋师傅手艺很好，剪发的时候一句话不说，推子嗡嗡响，偶尔停下来，用手指捻一捻我的发梢，像在检查一件作品。剪完了，他拿镜子给我照，我付了钱，蹲下来摸了摸阿福的头。它半睁开眼看了我一下，尾巴摇了摇，又睡过去了。”
“你告诉宋师傅你是做什么的了？”
“没有。”林远笑了一下，“他什么都没问。有些人不需要你的故事，他只关心你的头发是不是剪得平整。我喜欢这样的人。他们让你觉得，你是谁并不重要，你头发长了，来剪了，走了，这就是全部。干净利落。”
他把茶喝完了，杯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像是捧着一只小鸟。午后的阳光已经移到了墙壁上，在他身后投出一道斜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书架第三层，恰好盖住了一排精神分析学派的着作。
“我上周也去了一个地方。”我说，“城东有个旧码头，早就废弃了。我小时候住在附近，常常去那里看船。那时候还有船，运煤的、运沙的，突突突地从河面上开过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根拴船的石桩，上面的铁环锈得发红。”
林远抬起头，有些意外地看着我。我很少在治疗中谈论自己，这是职业习惯。但那天我忽然想说，就像林远忽然想对一个陌生面馆老板娘说自己是修钟表的一样。
“那些石桩还在。”我继续说，“我上周去的时候，看见桩子上拴着一根红绳，旧的，褪色了，在风里飘。不知道是谁系的，也不知道系了多久。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想着系这根绳子的那个人，他或者她，究竟是为了留住什么，还是为了纪念什么。”
林远没有接话。他安静地坐着，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化，像是冰面下的水开始流动。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根红绳子。系在某个地方，看起来还在，但其实早就该换了。风一吹就飘，雨一淋就褪色。可就是没有人来解下我，重新系一根新的。”
那天他离开的时候，走得很慢。从诊所到楼梯口那段走廊，他走了将近两分钟。我站在门口看他，他背对着我，灰衬衫的后背上有一小块汗渍，形状像一片残缺的叶子。他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回头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他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里，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越来越远，最后被楼下街道上的车流声吞没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凌晨两点，我坐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走到窗边。梧桐树在月色下像一幅水墨画，叶子层层叠叠，阴影浓淡交错。我想起林远给他女儿编的那个故事，那个住在梧桐树上、后来搬去银杏树的小精灵。不知道他的女儿现在几岁了，是不是还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看不见的、只在月光下跳舞的生灵。或者她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开始明白父亲口中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开始学会用冷冰冰的“现实”去解构一切温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给林远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她林远最近的状态怎么样。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他昨天回来之后，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我给他倒了茶，他喝了。晚上他主动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面馆的老板娘做的荷包蛋是溏心的，正好是他喜欢的那种。”
她的声音里有细微的颤抖。一个溏心荷包蛋就能让她这样，我想，他们之间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平常的、属于日常的对话了。
“他还说了别的吗？”
“他说他拍了一只狗。他说那只狗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家养过的那条，叫虎子。虎子后来走丢了，他找了整整三天。他说这件事他一直没跟我讲过，因为怕我难过。但其实我知道，我一直知道。”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办公桌前，阳光还没有照进来。窗外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五月的雨来得急去得也急，不像秋天的雨那样黏黏糊糊，拖泥带水。我想起林远的那句话——“风景不会骗你，但是我会。”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在责备自己，还是在宽恕自己？或者说，他是在用这样一句话，把我、把他自己、把所有人都挡在一道虚掩的门外面？那扇门看上去是开着的，但你走近了会发现，门缝里卡着一根看不见的楔子。
我打开电脑，找到上个月他去过的那几个地点的资料。那条河叫青溪，在浙江湖州附近。那扇门，我通过照片上门牌号码模糊的线索，查到了安徽歙县一个叫许村的地方。那只金毛狗，拍摄背景里的招牌显示着“宋记理发”四个字，在江苏宜兴的丁蜀镇。
三个地方，三个省份。每周去一个，来回车程至少四个小时。他告诉我说他去散心，去看风景，去拍照片。但这些地点，每一个都隔了数百公里。他花在路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他站在那条河边、那扇门前、那只狗身边的时间。
他在奔波什么？或者说，他在逃避什么？
我想起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坐在现在坐的那个位置，手里也捧着一杯茶。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医生，你有没有觉得，活着就像在走一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是门。你推开一扇，里面是另一个走廊，两边又是门。你一直走，一直推，永远到不了有窗户的房间。”
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我知道了，其实答案就在他后来的话里。那条走廊的尽头也许不是有窗户的房间，而是另一扇门。但那扇门外面的风景，永远不会骗你。河流就是河流，门就是门，狗就是狗。你可以走进去，坐在一条河边，假装自己是一个修钟表的人，吃一碗雪菜肉丝面，加一个溏心荷包蛋。然后你站起来，付了钱，走出去，回到那条无尽的走廊里。但你口袋里多了一张拍立得照片。照片上的那条河，在那个瞬间，确确实实地在你面前流淌过。
星期三下午，林远照常来了。这一次他没有迟到，反而提前了十分钟。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看起来精神了一些。手里没有拿照片，而是拿了一个小小的纸盒子，用牛皮纸包着，系了一根麻绳。
“给你带的。”他把盒子放在茶几上，“上周去的地方产的茶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但喝着还不错。”
我道了谢，没有马上拆开。他坐进沙发里，比往常松弛了一些，腿没有并拢，而是自然地分开了。
“我这周没出去。”他说，“在家待了三天。陪我女儿做作业，跟我妻子一起做了两顿饭。昨天下午我们去公园划船，船是那种脚蹬的，我们三个人蹬了整整一个小时，只划出去两百米，因为在原地打转。我女儿笑得前仰后合，说爸爸你真笨。”
他停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瘦，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晚上回家以后，我女儿画了一幅画。画上有三个人坐在一艘歪歪扭扭的船上，船上写着‘笨蛋号’。她把它贴在了冰箱上。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去阳台上抽了一根烟。我妻子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什么都没说。我们两个就那么站着，看着对面楼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那很好。”我说。
“嗯。”他点点头，“那很好。”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摇曳的光斑，像水面的波纹。林远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忽然说：“那棵树，梧桐树。我昨天路过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发现它长新叶子了。五月份还长新叶子，我以为只有春天才长。”
“它一直在长。”我说，“只是你没注意。”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种笑容很浅，淡淡的，像是冬天玻璃窗上的水汽画出的笑脸，一碰就模糊了，但确实存在过。
“你说得对。”他说，“它一直在长。是我没有注意。”
他离开的时候，在门口停住了。这一次他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轻到我差点没听清。
他说：“医生，我下周还想来。不是因为我有病，是因为这个地方、这棵树、这杯茶——它们都不骗我。”
门关上了。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消失在人海里。我走到窗边，看见他走出单元门，在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满树的叶子。五月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绿，落在他脸上，像一场无声的雨。
然后他走了。朝着街道的尽头走去，汇入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他和他们一样，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地面上，每一步都带着自己的重量。
我回到办公桌前，拆开了那个牛皮纸盒子。里面是一罐茶叶，铁皮罐子上贴着的手写标签写着四个字：“碧螺春·明前”。字迹很端正，每一笔都用了力气。罐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同一笔迹：
“风景不会骗你，但我会。不过从今天起，我尽量不骗了。至少，不骗我爱的人。”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深处有一根褪色的红绳，是我上周在旧码头捡的。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就一直放着。现在我知道它的用处了。
窗外的梧桐树还在沙沙地响。我拿起那罐茶叶，打开闻了闻，是春天最干净的味道。
林远说这句话时，正坐在我诊所的皮质沙发里。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袖口磨出了线头，手里捧着我给的热茶，热气模糊了他的眼镜片。五月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脚边投下一小块明亮的光斑，像一枚温热的邮票。
“累的时候看看风景，”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轻，“风景不会骗你——”
他停下来，把眼镜摘下，用衣角擦拭。镜片起雾的原因，他坚持说是茶太烫。
“——但是我会。”
我坐在他对面，等待他继续说下去。我是这座城市里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心理医生，诊所在老城区一栋居民楼的二层，窗外是一棵年纪比我大的梧桐树，春天飘絮，夏天遮荫，秋天落黄叶，冬天光秃秃的枝丫像老人伸向天空的手指。林远是三个月前来的，每周一次，风雨无阻。他准时得像瑞士钟表，却又迟到得像一个故意错失末班车的人。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正如他整个人。
“你看了我上回给你的照片？”他重新戴上眼镜，问我。
我点点头。那是三张照片，准确地说，是三张拍立得，边缘泛白，像是被反复摩挲过。第一张是一条河，河水浑浊，岸边长着芦苇，远处的烟囱冒着灰色的烟。第二张是一扇门，红漆剥落，门环是铜制的，生了绿色的锈。第三张是一只狗，金毛，侧躺在一片草地上，耳朵耷拉着，眼睛半闭，仿佛在做一场漫长的梦。
“那是我上个月去的几个地方。”林远说，“我每次觉得累得撑不下去了，就会离开城市，去周边的小镇走走。拍一些照片带回来。这些东西不会骗你，河流就是河流，门就是门，狗就是狗。不像我。”
他低头看着茶杯里自己扭曲的倒影，嘴角浮起一个近乎自嘲的弧度。
“上周我去了乌镇——不是那个有名的乌镇，是另一个，在浙江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地图上几乎找不到。镇上只有一条街，街上有家面馆，老板娘姓方，做的雪菜肉丝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我坐在那里吃面的时候，她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上海。她又问我是做什么的，我想了想，说我是修钟表的。”
“你不是修钟表的。”我说。
“对，我不是。”他坦然地承认，“但那一天，在她面前，我是。我告诉她我的铺子在法租界一条弄堂里，铺面很小，但老主顾很多。我修过最老的钟是清朝的，西洋货，珐琅表面，机芯里刻着一行拉丁文。她听得入了神，又给我加了一个荷包蛋。”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神亮了起来，像是真的回到了那个午后的小镇面馆，回到了那个他虚构出来的自己身边。那是一个更轻盈的版本的他，没有病历，没有每天必须吞下的白色药片，没有凌晨三点盯着天花板数裂缝的夜晚。
“你有没有想过，”我放下记录本，身体微微前倾，“为什么你总是对陌生人撒谎？”
林远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动，发出沙沙的声音，像在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五月的空气里有花香，是楼下花坛里的栀子，甜得有些发腻。
“因为真话太重了。”他终于开口，“重到我一个人扛不动。对着一个永远不会再见的人，说一点轻飘飘的谎，好像自己也能跟着飘起来。哪怕只有一顿面的时间。”
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支烟，看了看我墙上“禁止吸烟”的标志，又塞了回去。这个动作他每周都做，已经成了某种仪式。
“我女儿，”他说，声音忽然低下去，“我女儿以前最喜欢听我讲故事。她五岁的时候，我告诉她窗外的梧桐树上住着一个小精灵，穿绿色的衣服，只在月圆的夜里出来跳舞。她信了。每天晚上都趴在窗台上等，等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后她跑来问我，爸爸，小精灵是不是搬家了？我说对，他搬到隔壁那棵银杏树上去了，因为那棵树的叶子秋天是金黄色的，他喜欢金黄色。”
他摘下眼镜，又擦了一次。这一次我能确定，眼镜片上没有雾气。
“后来我妻子告诉我，女儿在学校里跟同学说，她爸爸认识会跳舞的树精灵。老师打电话来问，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需要跟孩子谈谈。我说不需要，就让她信吧。让她信久一点。”
我等着他继续。治疗室的挂钟嘀嗒作响，是那种老式的机械钟，秒针走一步顿一下，像蹒跚的老人。这是我自己买的，从旧货市场淘来，花了八十块钱。我修好了它，给它上了油，它就这样忠实地走了三年。
“谎言有两种。”林远忽然说，“一种是为了伤害别人，一种是为了保护。我妻子说，我属于第三种——为了保护自己。我不否认。但是，”他抬起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真相根本不值得被说出口？说出来了，它就在空气里飘着，钻进每个人的耳朵，成为他们记忆的一部分。你再也收不回去了。”
他的病历上写着：四十二岁，已婚，有一女。两个月前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伴有失眠和轻度焦虑。开药的是我的同事，转介到我这里做心理咨询。他妻子在第一次陪同来访时告诉我，林远原本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半年前辞职了。“他好像突然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说，“以前他脑子里有无数个故事，现在那些故事都不见了。或者，它们还在，但他不愿意讲给我们听了。”
我记得她离开时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太多我说不清的东西。疲惫、担忧，还有一种更深的什么，像河底的淤泥，平静地淤积着。
“说说你上周拍的那只狗。”我把话题拉回照片。
林远的脸上露出一丝柔软的神情。那是一种很难在他脸上捕捉到的表情，稍纵即逝，像黄昏时天边最后一抹光亮。
“那只狗叫阿福，是镇上一家理发店养的。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宋。我去理发的时候，阿福就趴在脚边，呼噜呼噜地睡觉。宋师傅手艺很好，剪发的时候一句话不说，推子嗡嗡响，偶尔停下来，用手指捻一捻我的发梢，像在检查一件作品。剪完了，他拿镜子给我照，我付了钱，蹲下来摸了摸阿福的头。它半睁开眼看了我一下，尾巴摇了摇，又睡过去了。”
“你告诉宋师傅你是做什么的了？”
“没有。”林远笑了一下，“他什么都没问。有些人不需要你的故事，他只关心你的头发是不是剪得平整。我喜欢这样的人。他们让你觉得，你是谁并不重要，你头发长了，来剪了，走了，这就是全部。干净利落。”
他把茶喝完了，杯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像是捧着一只小鸟。午后的阳光已经移到了墙壁上，在他身后投出一道斜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书架第三层，恰好盖住了一排精神分析学派的着作。
“我上周也去了一个地方。”我说，“城东有个旧码头，早就废弃了。我小时候住在附近，常常去那里看船。那时候还有船，运煤的、运沙的，突突突地从河面上开过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几根拴船的石桩，上面的铁环锈得发红。”
林远抬起头，有些意外地看着我。我很少在治疗中谈论自己，这是职业习惯。但那天我忽然想说，就像林远忽然想对一个陌生面馆老板娘说自己是修钟表的一样。
“那些石桩还在。”我继续说，“我上周去的时候，看见桩子上拴着一根红绳，旧的，褪色了，在风里飘。不知道是谁系的，也不知道系了多久。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想着系这根绳子的那个人，他或者她，究竟是为了留住什么，还是为了纪念什么。”
林远没有接话。他安静地坐着，脸上的表情慢慢变化，像是冰面下的水开始流动。
“你知道吗，”他终于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根红绳子。系在某个地方，看起来还在，但其实早就该换了。风一吹就飘，雨一淋就褪色。可就是没有人来解下我，重新系一根新的。”
那天他离开的时候，走得很慢。从诊所到楼梯口那段走廊，他走了将近两分钟。我站在门口看他，他背对着我，灰衬衫的后背上有一小块汗渍，形状像一片残缺的叶子。他走到楼梯口，停了一下，回头朝我挥了挥手。我也挥了挥手。然后他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里，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越来越远，最后被楼下街道上的车流声吞没了。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凌晨两点，我坐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走到窗边。梧桐树在月色下像一幅水墨画，叶子层层叠叠，阴影浓淡交错。我想起林远给他女儿编的那个故事，那个住在梧桐树上、后来搬去银杏树的小精灵。不知道他的女儿现在几岁了，是不是还在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看不见的、只在月光下跳舞的生灵。或者她已经到了那个年纪，开始明白父亲口中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开始学会用冷冰冰的“现实”去解构一切温暖的东西。
第二天早上，我给林远的妻子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她林远最近的状态怎么样。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他昨天回来之后，在阳台上坐了很久。我给他倒了茶，他喝了。晚上他主动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个面馆的老板娘做的荷包蛋是溏心的，正好是他喜欢的那种。”
她的声音里有细微的颤抖。一个溏心荷包蛋就能让她这样，我想，他们之间已经有多久没有这样平常的、属于日常的对话了。
“他还说了别的吗？”
“他说他拍了一只狗。他说那只狗让他想起很多年前我们家养过的那条，叫虎子。虎子后来走丢了，他找了整整三天。他说这件事他一直没跟我讲过，因为怕我难过。但其实我知道，我一直知道。”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办公桌前，阳光还没有照进来。窗外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五月的雨来得急去得也急，不像秋天的雨那样黏黏糊糊，拖泥带水。我想起林远的那句话——“风景不会骗你，但是我会。”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是在责备自己，还是在宽恕自己？或者说，他是在用这样一句话，把我、把他自己、把所有人都挡在一道虚掩的门外面？那扇门看上去是开着的，但你走近了会发现，门缝里卡着一根看不见的楔子。
我打开电脑，找到上个月他去过的那几个地点的资料。那条河叫青溪，在浙江湖州附近。那扇门，我通过照片上门牌号码模糊的线索，查到了安徽歙县一个叫许村的地方。那只金毛狗，拍摄背景里的招牌显示着“宋记理发”四个字，在江苏宜兴的丁蜀镇。
三个地方，三个省份。每周去一个，来回车程至少四个小时。他告诉我说他去散心，去看风景，去拍照片。但这些地点，每一个都隔了数百公里。他花在路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他站在那条河边、那扇门前、那只狗身边的时间。
他在奔波什么？或者说，他在逃避什么？
我想起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坐在现在坐的那个位置，手里也捧着一杯茶。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医生，你有没有觉得，活着就像在走一条很长的走廊，两边都是门。你推开一扇，里面是另一个走廊，两边又是门。你一直走，一直推，永远到不了有窗户的房间。”
我当时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我知道了，其实答案就在他后来的话里。那条走廊的尽头也许不是有窗户的房间，而是另一扇门。但那扇门外面的风景，永远不会骗你。河流就是河流，门就是门，狗就是狗。你可以走进去，坐在一条河边，假装自己是一个修钟表的人，吃一碗雪菜肉丝面，加一个溏心荷包蛋。然后你站起来，付了钱，走出去，回到那条无尽的走廊里。但你口袋里多了一张拍立得照片。照片上的那条河，在那个瞬间，确确实实地在你面前流淌过。
星期三下午，林远照常来了。这一次他没有迟到，反而提前了十分钟。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外套，看起来精神了一些。手里没有拿照片，而是拿了一个小小的纸盒子，用牛皮纸包着，系了一根麻绳。
“给你带的。”他把盒子放在茶几上，“上周去的地方产的茶叶，不是什么名贵的东西，但喝着还不错。”
我道了谢，没有马上拆开。他坐进沙发里，比往常松弛了一些，腿没有并拢，而是自然地分开了。
“我这周没出去。”他说，“在家待了三天。陪我女儿做作业，跟我妻子一起做了两顿饭。昨天下午我们去公园划船，船是那种脚蹬的，我们三个人蹬了整整一个小时，只划出去两百米，因为在原地打转。我女儿笑得前仰后合，说爸爸你真笨。”
他停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很瘦，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晚上回家以后，我女儿画了一幅画。画上有三个人坐在一艘歪歪扭扭的船上，船上写着‘笨蛋号’。她把它贴在了冰箱上。我看了很久，然后我去阳台上抽了一根烟。我妻子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什么都没说。我们两个就那么站着，看着对面楼里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
“那很好。”我说。
“嗯。”他点点头，“那很好。”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透过叶子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摇曳的光斑，像水面的波纹。林远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忽然说：“那棵树，梧桐树。我昨天路过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发现它长新叶子了。五月份还长新叶子，我以为只有春天才长。”
“它一直在长。”我说，“只是你没注意。”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种笑容很浅，淡淡的，像是冬天玻璃窗上的水汽画出的笑脸，一碰就模糊了，但确实存在过。
“你说得对。”他说，“它一直在长。是我没有注意。”
他离开的时候，在门口停住了。这一次他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我，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轻到我差点没听清。
他说：“医生，我下周还想来。不是因为我有病，是因为这个地方、这棵树、这杯茶——它们都不骗我。”
门关上了。脚步声一级一级往下，消失在人海里。我走到窗边，看见他走出单元门，在梧桐树下站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看着满树的叶子。五月的阳光穿过层层叠叠的绿，落在他脸上，像一场无声的雨。
然后他走了。朝着街道的尽头走去，汇入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他和他们一样，每一步都踩在坚实的地面上，每一步都带着自己的重量。
我回到办公桌前，拆开了那个牛皮纸盒子。里面是一罐茶叶，铁皮罐子上贴着的手写标签写着四个字：“碧螺春·明前”。字迹很端正，每一笔都用了力气。罐子底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同一笔迹：
“风景不会骗你，但我会。不过从今天起，我尽量不骗了。至少，不骗我爱的人。”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深处有一根褪色的红绳，是我上周在旧码头捡的。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就一直放着。现在我知道它的用处了。
窗外的梧桐树还在沙沙地响。我拿起那罐茶叶，打开闻了闻，是春天最干净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