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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屿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回到白石镇的。
从省城出发，大巴车摇摇晃晃地走了六个小时，最后把他和一只旧皮箱吐在镇口的柏油路上。雨不大，是那种江南特有的梅雨，细得像针，密得像雾，把整条街都浸在一种灰蒙蒙的、发霉的气息里。他撑着伞，沿着记忆中的石板路往里走，行李箱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石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在空旷的巷子里回荡。
他已经十年没有回来了。
十年前他离开的时候，白石镇还是个热闹的地方。街上有两家早餐铺子，卖豆浆油条和糯米团，蒸笼里冒出的白气能从街头飘到街尾。逢农历三六九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的村民涌进来，把那条不足百米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卖菜的、卖布的、卖鸡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着泥土味、鱼腥味和人身上的汗味，热腾腾的，活生生的。
如今这条街安静得像一截废弃的水管。
陈屿走过那家曾经叫“云芳理发店”的铺面，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铁皮上锈迹斑斑，门前的水泥台阶裂了一道长长的缝，缝里长出一丛瘦弱的狗尾巴草。他又走过“光明杂货”，那是他小时候最常去的地方，老板娘姓赵，胖胖的，总是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见了小孩就塞一颗糖。现在那间铺子的窗户用红砖砌死了，只在墙上留了一个黑洞洞的通风口，像一只瞎了的眼睛。
他走得很慢。雨落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整条街上他只看见两个活人，一个是坐在自家门槛上剥毛豆的老太太，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目光里没有任何表情，又低下头去继续剥她的豆子。另一个是蹲在巷口修自行车的中年男人，满手油污，正用扳手敲着一只生了锈的车轮轴，当当当的声音在雨里传得很远。
陈屿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一脚踏进了某张旧照片里，照片里的一切都褪了色，泛了黄，边缘卷曲着，随时会被风吹散。
祖母的老屋在镇子最深处，挨着那条叫白水溪的小河。房子是祖父年轻时亲手盖的，两进两出的木结构，青砖黛瓦，在当年算得上体面。陈屿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一股潮湿的、混合着霉味和柴火余烬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呛得他咳了两声。
堂屋里光线昏暗，只有后墙那扇小小的天窗漏下一柱灰白的光，照出空气里密密麻麻浮动的尘埃。正对大门的条案上供着祖父祖母的遗像，两张黑白照片嵌在旧式木框里，祖父面容清瘦，颧骨高耸，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目光沉沉的；祖母圆脸，梳着发髻，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刚说完一句玩笑话还没来得及收起笑意。遗像前面摆着一只香炉，里面插着三根燃尽的香梗，香灰早已冷透，堆成一个小小的灰白色坟包。
陈屿放下行李箱，走到条案前，从旁边的抽屉里摸出一把香，点燃，恭恭敬敬地插进香炉里。青烟升起，在那一柱天光里袅袅地盘旋，像一根细长的线，把此刻的他和照片里的人连在了一起。
“阿婆，我回来了。”他轻轻说。
声音在空荡荡的堂屋里转了一圈，又被墙壁吞掉了。
陈屿是祖母带大的。
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南方打工，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里流水线上站了十几年，每年只在春节回来住三五天。那三五天里，母亲会给他买新衣服新鞋子，父亲会带他去镇上的小饭馆吃一碗加双份浇头的阳春面。可那三五天过去之后，留给他的只有祖母那双粗糙的、温暖的手，和她永远说不完的老故事。
祖母姓沈，叫沈月娥，是镇上沈木匠家的女儿。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的肚子里装着一整个白石镇的前世今生。夏天的晚上，她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摇着蒲扇，一边给他驱蚊一边讲古。她说白水溪从前不叫白水溪，叫“白蛇溪”，因为有人看见一条白蛇从溪里游过，后来觉得名字不好听才改了。她说镇东头那座石拱桥是清朝光绪年间修的，修桥的石匠姓周，手艺极好，桥修好那天周石匠站在桥头哭了一场，说是这辈子再也修不出比这更好的桥了。她说解放前镇上有三家大户，姓陈的、姓刘的、姓方的，陈家就是陈屿的曾祖父那一支，家里有良田百亩，长工十几个，后来败落了，到祖父这一辈就只剩下一座老屋和几亩薄田。
祖母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很轻很慢，像是在一条长河里慢慢蹚水，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踩得很深。陈屿靠在她的膝盖上，闻着她身上樟木和艾草混合的气味，在那些故事里渐渐睡去。
后来祖母老了，老得很快。
陈屿记得他上初中那年暑假回家，发现祖母的背驼了，走路的时候要扶着墙。她的耳朵也不行了，和她说话要凑到她耳边大声喊，喊得她一愣一愣的，然后笑着说：“你说啥？阿婆听不见。”她的眼睛也花了，穿针引线要戴老花镜，戴上老花镜还穿不准，要陈屿帮她穿，她对着针孔眯着眼看了半天，说：“这针孔怎么比从前小了。”
再后来，祖母开始犯糊涂。
她会把盐当糖放进陈屿的粥里，会把他叫成她早逝的弟弟的名字，会在半夜里起来说要去做早饭，天还没亮呢。有一回陈屿放学回家，看见祖母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仰着头看天，嘴里念念有词。他走近了听，听见她说：“老头子，你等等我，我把这棵树浇了就跟你走。”祖父已经去世五年了。
陈屿站在她身后，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他没有出声，就那样站着，看着祖母枯瘦的身影在夕阳里投下一道长长的、摇摇欲坠的影子。那个背影，他看了十几年，从挺拔看到佝偻，从饱满看到干瘪，像一棵被岁月抽干了水分的树。
祖母是在陈屿大二那年冬天走的。
那天晚上他正在图书馆复习期末考试，手机震了一下，是父亲发来的短信：阿婆走了，你回来吧。他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暗下去，映出他自己苍白的脸。他没有哭。他平静地收拾了书包，平静地订了第二天最早一班的火车票，平静地坐在硬座上晃了十几个小时回到白石镇。直到他踏进老屋的堂屋，看见祖母躺在那张老式木床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他才终于跪下来，把头埋在被褥里，嚎啕大哭。
那床被褥上还残留着祖母的气味，樟木和艾草，淡淡的，像一缕随时会被风吹散的烟。
祖母去世之后，老屋就彻底空了。
父亲和母亲回来处理了后事，在镇上待了三天就又走了。临走前父亲问陈屿要不要把老屋卖了，说现在镇上的年轻人都往外走，老房子不值钱，有人肯出三万块。陈屿说不要卖。父亲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那以后老屋就锁了起来，铁锁挂在门环上，日复一日地生锈，从黄变成褐，从褐变成黑。每年清明陈屿会回来一趟，给祖父母上坟，在老屋门口站一会儿，看看那把锁有没有被人撬过，看看墙上的青砖有没有塌落。然后他又锁上门，坐大巴回省城，继续过他朝九晚五的日子。
这样过了五六年。
直到今年春天，镇上的干部给他打电话，说是要搞“新农村建设”，老屋那一带可能要拆迁，让他回来看看，有个心理准备。陈屿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好，我回去看看。
他回去的那天，镇上正在下雨。
陈屿在老屋住了下来。
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打扫卫生。地板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扫帚一扫就腾起一片白雾，呛得他不停打喷嚏。他用抹布擦条案，擦那张八仙桌，擦祖母从前陪嫁过来的那只樟木箱子。箱子打开时，一股浓烈的樟木味冲出来，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旧衣裳，蓝布褂子、黑布裤子、一条印花头巾，还有一双三寸金莲绣花鞋。那是祖母年轻时的东西，她一直留着，说等自己死了要穿这双鞋走。后来她走的时候是冬天，父亲嫌麻烦没有翻箱子找这双鞋，就让她穿着平时的黑布棉鞋走了。陈屿把那双绣花鞋拿在手里，鞋面是深红缎子的，绣着金色的缠枝莲花，针脚细密匀称，两只鞋并在一起还没有他一个巴掌大。他的眼眶热了。
他把那些衣裳重新叠好，放回箱子里，把箱子盖严实，搬到祖母从前住的里屋去。
里屋的墙上挂着一面老镜子，镜面起了斑，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水雾。镜子旁边贴着一张年画，是八十年代那种印着胖娃娃抱金鱼的，颜色褪得只剩下一层淡淡的粉色和蓝色。年画底下挂着一本旧日历，是祖母去世那年的。陈屿看了一眼日历上的日期，正好翻到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她走的。
日历就那样停在那一页上，再也没有翻过去。
天黑之前，陈屿把院子也收拾了一遍。
院墙塌了一角，碎砖堆在地上，被野草盖住了大半。他拿了一把镰刀，把院子里的杂草割掉，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石板地面。石板缝里生着厚厚一层苔藓，踩上去滑溜溜的。老槐树还在，可主干已经空了大半，树皮剥落，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朽木。抬头看，树冠也稀稀拉拉的，只有最低的那几根枝条上还挂着几片叶子，黄巴巴的，在雨里瑟瑟地抖。陈屿记得小时候这棵树冠盖如云，夏天能把半个院子都遮住，祖母在树下铺一张竹席，他躺在上面午睡，透过叶缝看天，光斑碎碎的，晃得人眼花。
如今那棵树的枝干上绑了一根铁丝，铁丝的另一头拴着晾衣绳，绳上还挂着一个生了锈的晾衣架，孤零零地垂着。是祖母绑的，还是什么时候绑的？他不记得了。他把那个晾衣架摘下来，铁丝上留下一道深深的锈痕。他想把铁丝解下来，但铁丝已经嵌进了树皮里，解不动了。他只好放弃。
夜里雨停了。
陈屿坐在堂屋的门槛上，门敞着，能看见院子里的月亮。云散了，月亮很白，白得像一张纸，把老槐树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在石板地上。他想起祖母讲过的那条白蛇，想起周石匠修的那座石拱桥，想起陈家从前的百亩良田和十几个长工。
那些事都像月亮一样，又白又远。
他忽然想，这些故事——祖母口中的白石镇，那个有温度有声音有颜色的白石镇——现在还有谁记得呢？祖母走了，镇上那些和她同辈的老人，这几年也陆陆续续走了不少。今天他看见的那个剥毛豆的老太太，那个修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他们知道沈木匠的故事吗？知道白蛇溪改名的由来吗？知道陈家的兴衰吗？
再往后推十年、二十年，当最后记得这些事的人都死了，白石镇还是白石镇吗？还是只是一个地图上的名字，一些新房子和空屋子的集合？
陈屿从行李箱里翻出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和一支笔。
他想写点什么。不为发表，不为人看，只是想把那些祖母讲过的故事记下来。趁他还记得的时候。他靠着门框，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在月光底下写：
“白石镇从前不叫白石镇，叫白蛇溪……”
写了一句就停下了。他想起祖母讲故事时的神态，声音轻轻的，语速慢慢的，像在河水里蹚着走。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笔太硬了，写不出那种味道。
第二天早上，陈屿去了一趟镇上。
他要去找一个人。刘二叔，镇上修鞋的，今年快七十了，是镇上年纪最长的人之一。陈屿小时候常去他那里补鞋底，刘二叔一边摇着补鞋机一边和他讲镇上的旧事，讲得比祖母还详细。
刘二叔的摊子在老街拐角处，一棵大樟树下。陈屿远远看见那棵樟树还在，很大很茂盛，树荫铺了半条街。可樟树底下的摊子没了，原来摆摊的位置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车身落了一层薄灰，看起来停了有些日子了。
陈屿在樟树下站了一会儿。他记得从前这棵树上挂过一口铜钟，是镇上老庙里搬来的，每天早晨和傍晚有人敲，钟声沉沉的，能传出去好几里地。后来老庙拆了，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现在这棵树上只挂着两块广告牌，一块是“王氏牙科”，一块是“专业疏通下水道”。
他往回走，路过从前的小学。
学校早就废弃了。围墙还在，但上面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黑。铁栅栏门用铁链锁着，链条上挂着一把锈蚀的大锁。陈屿隔着栅栏往里看，操场上的水泥地裂成了棋盘格，每一条裂缝里都长着草，有的草长得半人高，密密匝匝的，把整个操场都淹没了。旗杆还在，铁做的，锈迹斑斑，光秃秃地立着，上面没有国旗，连绳子都没有了。
他记得从前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列队，看着国旗升上去。他记得他站在第三排左边第二个，旁边是扎着马尾辫的林小满。林小满的头发很黑很亮，在太阳底下泛着蓝光，跑起来的时候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像一匹小马的尾巴。他那时候偷偷喜欢她，但从没说过。小学毕业之后林小满去了县城的中学，后来听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陈屿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拨出那个存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打过的号码。
下午的时候，陈屿在堂屋里整理祖母的遗物。
那个樟木箱子底下有一个暗格，他从前不知道。暗格里放着一只铁皮盒子，饼干盒改的，上面印着“上海牌”三个字，漆皮掉了大半。盒子上了锁，一把小小的铜锁，钥匙不知道在哪里。陈屿拿起来晃了晃，里面有东西，沙沙响。他在抽屉里找到一根铁丝，捅进锁孔里捣鼓了半天，锁簧终于弹开了。
盒子里是几十封信。
信纸都发黄了，有的已经脆得快要碎掉。他小心翼翼地展开最上面的一封，看见开头写着：“月娥吾妻”。
是祖父写给祖母的信。
他从头看起。信是祖父在外地做工时写的，那时候他们刚结婚，祖父跟着工程队去邻省修水库，一去就是大半年。信里的话很朴素，说工地上的活累，说他瘦了，说他想她，说等挣够了钱就回来盖房子。最后一句话是：“你在家要好好的，不要挂念我。”
陈屿一封一封地看。祖父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错了就涂掉重写。但每一封信都写得密密麻麻，一页不够就写两页三页。他写工地上的伙食不好，做梦都梦见她做的腌菜炒腊肉；他写同乡的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他心里害怕，更加想她；他写水库合龙那天放了好多鞭炮，他站在人群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告诉她。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祖父去世前一年。那时候他已经病了，住在镇上的卫生院里。信是托人代写的，只有短短几句话：“月娥，我这辈子娶了你，是我的福气。我走了之后，你莫要伤心，好好过日子。”
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水渍，像是泪痕。
陈屿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叠好，放回铁皮盒子里。他把盒子抱在怀里，走到祖母的遗像前，跪下来，把盒子放在条案上。
“阿公，阿婆，”他说，“你们的话，我都看见了。”
他的声音哑了。
那天晚上，陈屿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七八岁的时候，夏天，傍晚，院子里的老槐树开满了白花，香气浓得化不开。祖母搬了竹椅坐在树下，他躺在竹席上，脑袋枕着祖母的腿。祖母摇着蒲扇，一下一下的，风里带着槐花的甜味。她开始讲故事，讲那条白蛇从溪里游过，讲周石匠修桥，讲陈家的百亩良田。
他听着听着，快要睡着了。恍惚中他听见祖母说了一句：“阿屿啊，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溪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但流过的地方，石头记得，泥巴记得，天上的云也记得。”
他睁开眼，祖母低下头看他，笑着问：“你听见了没有？”
他点点头。祖母又笑，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牙床。她伸手摸摸他的脑袋，粗糙的手掌带着艾草和樟木的气息。她说：“记住了就好。记住了，阿婆就放心了。”
陈屿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融融的。他躺在那张祖母从前睡过的老式木床上，床板硬邦邦的，硌得他后背疼。可他不想起来。他躺在那里，盯着房梁上那一根根被烟熏黑的椽子，忽然觉得祖母的声音还在耳边，轻轻的，慢慢的，像溪水淌过石头。
他起身，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老槐树的枯枝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几粒嫩绿的新芽，小小的，蜷缩着，像握紧的拳头。雨后的空气清冽冽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远处传来一声鸡啼，是隔壁家养的。
陈屿深吸了一口气。
他走进堂屋，拿起那本空白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重新写下那句话：
“白石镇从前不叫白石镇，叫白蛇溪。”
这一次，他的笔不硬了。
他慢慢地写，像祖母当年慢慢地讲。他写白蛇的传说，写周石匠修桥，写陈家的百亩良田，写祖父写给祖母的信，写小卖部里玻璃罐里的糖果，写晒谷场上金黄的稻谷，写老小学操场上疯长的野草。他写老槐树下的竹椅和蒲扇，写祖母那双三寸金莲的绣花鞋，写樟木箱子里的樟木味，写铁皮盒子里的泪痕。他写了很久，写得手指发酸，写得眼眶发潮。但他在写。
陈屿知道自己写不完。祖母讲了一辈子的故事，他几天几夜也写不完。但他想，哪怕只写下一小部分也好。哪怕只把那些名字留住也好——沈月娥，陈阿公，周石匠，白蛇溪，光绪年的石桥。他不指望这些文字能改变什么，不指望它们能把老屋留下来，把白石镇留下来。他只是想让那些故事在纸上多活一阵子，像一片落叶夹在书页里，虽然干了，但脉络还在。
他写到天黑，写到月亮升起来。他放下笔，走到院子里。
老槐树的新芽又长大了一些，毛茸茸的，嫩得几乎透明。月亮挂在树梢上，又白又圆。陈屿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那几粒新芽。他不知道这棵老树还能不能活过来，不知道明年春天它会不会长出更多的叶子。但他想，有芽，总比没有好。
风从白水溪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苔的气息。他闭上眼，仿佛又听见祖母的声音，轻轻的，慢慢的，从那遥远的长河里淌过来，淌过他，淌过老屋，淌过整个白石镇。
“阿屿啊，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阿婆。”他在心里说。
流水记得，石头记得，天上的云也记得。
陈屿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回到白石镇的。
从省城出发，大巴车摇摇晃晃地走了六个小时，最后把他和一只旧皮箱吐在镇口的柏油路上。雨不大，是那种江南特有的梅雨，细得像针，密得像雾，把整条街都浸在一种灰蒙蒙的、发霉的气息里。他撑着伞，沿着记忆中的石板路往里走，行李箱的轮子在凹凸不平的石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在空旷的巷子里回荡。
他已经十年没有回来了。
十年前他离开的时候，白石镇还是个热闹的地方。街上有两家早餐铺子，卖豆浆油条和糯米团，蒸笼里冒出的白气能从街头飘到街尾。逢农历三六九赶集的日子，四面八方的村民涌进来，把那条不足百米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卖菜的、卖布的、卖鸡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混着泥土味、鱼腥味和人身上的汗味，热腾腾的，活生生的。
如今这条街安静得像一截废弃的水管。
陈屿走过那家曾经叫“云芳理发店”的铺面，卷帘门拉得严严实实，铁皮上锈迹斑斑，门前的水泥台阶裂了一道长长的缝，缝里长出一丛瘦弱的狗尾巴草。他又走过“光明杂货”，那是他小时候最常去的地方，老板娘姓赵，胖胖的，总是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见了小孩就塞一颗糖。现在那间铺子的窗户用红砖砌死了，只在墙上留了一个黑洞洞的通风口，像一只瞎了的眼睛。
他走得很慢。雨落在伞面上，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整条街上他只看见两个活人，一个是坐在自家门槛上剥毛豆的老太太，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浑浊的目光里没有任何表情，又低下头去继续剥她的豆子。另一个是蹲在巷口修自行车的中年男人，满手油污，正用扳手敲着一只生了锈的车轮轴，当当当的声音在雨里传得很远。
陈屿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一脚踏进了某张旧照片里，照片里的一切都褪了色，泛了黄，边缘卷曲着，随时会被风吹散。
祖母的老屋在镇子最深处，挨着那条叫白水溪的小河。房子是祖父年轻时亲手盖的，两进两出的木结构，青砖黛瓦，在当年算得上体面。陈屿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时，一股潮湿的、混合着霉味和柴火余烬气息的空气扑面而来，呛得他咳了两声。
堂屋里光线昏暗，只有后墙那扇小小的天窗漏下一柱灰白的光，照出空气里密密麻麻浮动的尘埃。正对大门的条案上供着祖父祖母的遗像，两张黑白照片嵌在旧式木框里，祖父面容清瘦，颧骨高耸，一双眼睛深陷在眼窝里，目光沉沉的；祖母圆脸，梳着发髻，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刚说完一句玩笑话还没来得及收起笑意。遗像前面摆着一只香炉，里面插着三根燃尽的香梗，香灰早已冷透，堆成一个小小的灰白色坟包。
陈屿放下行李箱，走到条案前，从旁边的抽屉里摸出一把香，点燃，恭恭敬敬地插进香炉里。青烟升起，在那一柱天光里袅袅地盘旋，像一根细长的线，把此刻的他和照片里的人连在了一起。
“阿婆，我回来了。”他轻轻说。
声音在空荡荡的堂屋里转了一圈，又被墙壁吞掉了。
陈屿是祖母带大的。
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了南方打工，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里流水线上站了十几年，每年只在春节回来住三五天。那三五天里，母亲会给他买新衣服新鞋子，父亲会带他去镇上的小饭馆吃一碗加双份浇头的阳春面。可那三五天过去之后，留给他的只有祖母那双粗糙的、温暖的手，和她永远说不完的老故事。
祖母姓沈，叫沈月娥，是镇上沈木匠家的女儿。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的肚子里装着一整个白石镇的前世今生。夏天的晚上，她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摇着蒲扇，一边给他驱蚊一边讲古。她说白水溪从前不叫白水溪，叫“白蛇溪”，因为有人看见一条白蛇从溪里游过，后来觉得名字不好听才改了。她说镇东头那座石拱桥是清朝光绪年间修的，修桥的石匠姓周，手艺极好，桥修好那天周石匠站在桥头哭了一场，说是这辈子再也修不出比这更好的桥了。她说解放前镇上有三家大户，姓陈的、姓刘的、姓方的，陈家就是陈屿的曾祖父那一支，家里有良田百亩，长工十几个，后来败落了，到祖父这一辈就只剩下一座老屋和几亩薄田。
祖母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很轻很慢，像是在一条长河里慢慢蹚水，每一步都踩得很稳，踩得很深。陈屿靠在她的膝盖上，闻着她身上樟木和艾草混合的气味，在那些故事里渐渐睡去。
后来祖母老了，老得很快。
陈屿记得他上初中那年暑假回家，发现祖母的背驼了，走路的时候要扶着墙。她的耳朵也不行了，和她说话要凑到她耳边大声喊，喊得她一愣一愣的，然后笑着说：“你说啥？阿婆听不见。”她的眼睛也花了，穿针引线要戴老花镜，戴上老花镜还穿不准，要陈屿帮她穿，她对着针孔眯着眼看了半天，说：“这针孔怎么比从前小了。”
再后来，祖母开始犯糊涂。
她会把盐当糖放进陈屿的粥里，会把他叫成她早逝的弟弟的名字，会在半夜里起来说要去做早饭，天还没亮呢。有一回陈屿放学回家，看见祖母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下，仰着头看天，嘴里念念有词。他走近了听，听见她说：“老头子，你等等我，我把这棵树浇了就跟你走。”祖父已经去世五年了。
陈屿站在她身后，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他没有出声，就那样站着，看着祖母枯瘦的身影在夕阳里投下一道长长的、摇摇欲坠的影子。那个背影，他看了十几年，从挺拔看到佝偻，从饱满看到干瘪，像一棵被岁月抽干了水分的树。
祖母是在陈屿大二那年冬天走的。
那天晚上他正在图书馆复习期末考试，手机震了一下，是父亲发来的短信：阿婆走了，你回来吧。他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久到屏幕暗下去，映出他自己苍白的脸。他没有哭。他平静地收拾了书包，平静地订了第二天最早一班的火车票，平静地坐在硬座上晃了十几个小时回到白石镇。直到他踏进老屋的堂屋，看见祖母躺在那张老式木床上，身上盖着一块白布，他才终于跪下来，把头埋在被褥里，嚎啕大哭。
那床被褥上还残留着祖母的气味，樟木和艾草，淡淡的，像一缕随时会被风吹散的烟。
祖母去世之后，老屋就彻底空了。
父亲和母亲回来处理了后事，在镇上待了三天就又走了。临走前父亲问陈屿要不要把老屋卖了，说现在镇上的年轻人都往外走，老房子不值钱，有人肯出三万块。陈屿说不要卖。父亲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
那以后老屋就锁了起来，铁锁挂在门环上，日复一日地生锈，从黄变成褐，从褐变成黑。每年清明陈屿会回来一趟，给祖父母上坟，在老屋门口站一会儿，看看那把锁有没有被人撬过，看看墙上的青砖有没有塌落。然后他又锁上门，坐大巴回省城，继续过他朝九晚五的日子。
这样过了五六年。
直到今年春天，镇上的干部给他打电话，说是要搞“新农村建设”，老屋那一带可能要拆迁，让他回来看看，有个心理准备。陈屿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好，我回去看看。
他回去的那天，镇上正在下雨。
陈屿在老屋住了下来。
他花了整整一个下午打扫卫生。地板上的灰积了厚厚一层，扫帚一扫就腾起一片白雾，呛得他不停打喷嚏。他用抹布擦条案，擦那张八仙桌，擦祖母从前陪嫁过来的那只樟木箱子。箱子打开时，一股浓烈的樟木味冲出来，里面整整齐齐叠着几件旧衣裳，蓝布褂子、黑布裤子、一条印花头巾，还有一双三寸金莲绣花鞋。那是祖母年轻时的东西，她一直留着，说等自己死了要穿这双鞋走。后来她走的时候是冬天，父亲嫌麻烦没有翻箱子找这双鞋，就让她穿着平时的黑布棉鞋走了。陈屿把那双绣花鞋拿在手里，鞋面是深红缎子的，绣着金色的缠枝莲花，针脚细密匀称，两只鞋并在一起还没有他一个巴掌大。他的眼眶热了。
他把那些衣裳重新叠好，放回箱子里，把箱子盖严实，搬到祖母从前住的里屋去。
里屋的墙上挂着一面老镜子，镜面起了斑，照出来的人影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水雾。镜子旁边贴着一张年画，是八十年代那种印着胖娃娃抱金鱼的，颜色褪得只剩下一层淡淡的粉色和蓝色。年画底下挂着一本旧日历，是祖母去世那年的。陈屿看了一眼日历上的日期，正好翻到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她走的。
日历就那样停在那一页上，再也没有翻过去。
天黑之前，陈屿把院子也收拾了一遍。
院墙塌了一角，碎砖堆在地上，被野草盖住了大半。他拿了一把镰刀，把院子里的杂草割掉，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石板地面。石板缝里生着厚厚一层苔藓，踩上去滑溜溜的。老槐树还在，可主干已经空了大半，树皮剥落，露出里面灰白色的朽木。抬头看，树冠也稀稀拉拉的，只有最低的那几根枝条上还挂着几片叶子，黄巴巴的，在雨里瑟瑟地抖。陈屿记得小时候这棵树冠盖如云，夏天能把半个院子都遮住，祖母在树下铺一张竹席，他躺在上面午睡，透过叶缝看天，光斑碎碎的，晃得人眼花。
如今那棵树的枝干上绑了一根铁丝，铁丝的另一头拴着晾衣绳，绳上还挂着一个生了锈的晾衣架，孤零零地垂着。是祖母绑的，还是什么时候绑的？他不记得了。他把那个晾衣架摘下来，铁丝上留下一道深深的锈痕。他想把铁丝解下来，但铁丝已经嵌进了树皮里，解不动了。他只好放弃。
夜里雨停了。
陈屿坐在堂屋的门槛上，门敞着，能看见院子里的月亮。云散了，月亮很白，白得像一张纸，把老槐树的影子清清楚楚地投在石板地上。他想起祖母讲过的那条白蛇，想起周石匠修的那座石拱桥，想起陈家从前的百亩良田和十几个长工。
那些事都像月亮一样，又白又远。
他忽然想，这些故事——祖母口中的白石镇，那个有温度有声音有颜色的白石镇——现在还有谁记得呢？祖母走了，镇上那些和她同辈的老人，这几年也陆陆续续走了不少。今天他看见的那个剥毛豆的老太太，那个修自行车的中年男人，他们知道沈木匠的故事吗？知道白蛇溪改名的由来吗？知道陈家的兴衰吗？
再往后推十年、二十年，当最后记得这些事的人都死了，白石镇还是白石镇吗？还是只是一个地图上的名字，一些新房子和空屋子的集合？
陈屿从行李箱里翻出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和一支笔。
他想写点什么。不为发表，不为人看，只是想把那些祖母讲过的故事记下来。趁他还记得的时候。他靠着门框，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在月光底下写：
“白石镇从前不叫白石镇，叫白蛇溪……”
写了一句就停下了。他想起祖母讲故事时的神态，声音轻轻的，语速慢慢的，像在河水里蹚着走。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笔太硬了，写不出那种味道。
第二天早上，陈屿去了一趟镇上。
他要去找一个人。刘二叔，镇上修鞋的，今年快七十了，是镇上年纪最长的人之一。陈屿小时候常去他那里补鞋底，刘二叔一边摇着补鞋机一边和他讲镇上的旧事，讲得比祖母还详细。
刘二叔的摊子在老街拐角处，一棵大樟树下。陈屿远远看见那棵樟树还在，很大很茂盛，树荫铺了半条街。可樟树底下的摊子没了，原来摆摊的位置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车身落了一层薄灰，看起来停了有些日子了。
陈屿在樟树下站了一会儿。他记得从前这棵树上挂过一口铜钟，是镇上老庙里搬来的，每天早晨和傍晚有人敲，钟声沉沉的，能传出去好几里地。后来老庙拆了，钟也不知道去了哪里。现在这棵树上只挂着两块广告牌，一块是“王氏牙科”，一块是“专业疏通下水道”。
他往回走，路过从前的小学。
学校早就废弃了。围墙还在，但上面爬满了爬山虎，绿得发黑。铁栅栏门用铁链锁着，链条上挂着一把锈蚀的大锁。陈屿隔着栅栏往里看，操场上的水泥地裂成了棋盘格，每一条裂缝里都长着草，有的草长得半人高，密密匝匝的，把整个操场都淹没了。旗杆还在，铁做的，锈迹斑斑，光秃秃地立着，上面没有国旗，连绳子都没有了。
他记得从前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全校师生在操场上列队，看着国旗升上去。他记得他站在第三排左边第二个，旁边是扎着马尾辫的林小满。林小满的头发很黑很亮，在太阳底下泛着蓝光，跑起来的时候马尾辫一甩一甩的，像一匹小马的尾巴。他那时候偷偷喜欢她，但从没说过。小学毕业之后林小满去了县城的中学，后来听说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
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
陈屿掏出手机，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拨出那个存了十几年却从来没有打过的号码。
下午的时候，陈屿在堂屋里整理祖母的遗物。
那个樟木箱子底下有一个暗格，他从前不知道。暗格里放着一只铁皮盒子，饼干盒改的，上面印着“上海牌”三个字，漆皮掉了大半。盒子上了锁，一把小小的铜锁，钥匙不知道在哪里。陈屿拿起来晃了晃，里面有东西，沙沙响。他在抽屉里找到一根铁丝，捅进锁孔里捣鼓了半天，锁簧终于弹开了。
盒子里是几十封信。
信纸都发黄了，有的已经脆得快要碎掉。他小心翼翼地展开最上面的一封，看见开头写着：“月娥吾妻”。
是祖父写给祖母的信。
他从头看起。信是祖父在外地做工时写的，那时候他们刚结婚，祖父跟着工程队去邻省修水库，一去就是大半年。信里的话很朴素，说工地上的活累，说他瘦了，说他想她，说等挣够了钱就回来盖房子。最后一句话是：“你在家要好好的，不要挂念我。”
陈屿一封一封地看。祖父的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有些字写错了就涂掉重写。但每一封信都写得密密麻麻，一页不够就写两页三页。他写工地上的伙食不好，做梦都梦见她做的腌菜炒腊肉；他写同乡的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他心里害怕，更加想她；他写水库合龙那天放了好多鞭炮，他站在人群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告诉她。
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祖父去世前一年。那时候他已经病了，住在镇上的卫生院里。信是托人代写的，只有短短几句话：“月娥，我这辈子娶了你，是我的福气。我走了之后，你莫要伤心，好好过日子。”
信纸的右下角有一个模糊的水渍，像是泪痕。
陈屿把那些信一封一封叠好，放回铁皮盒子里。他把盒子抱在怀里，走到祖母的遗像前，跪下来，把盒子放在条案上。
“阿公，阿婆，”他说，“你们的话，我都看见了。”
他的声音哑了。
那天晚上，陈屿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七八岁的时候，夏天，傍晚，院子里的老槐树开满了白花，香气浓得化不开。祖母搬了竹椅坐在树下，他躺在竹席上，脑袋枕着祖母的腿。祖母摇着蒲扇，一下一下的，风里带着槐花的甜味。她开始讲故事，讲那条白蛇从溪里游过，讲周石匠修桥，讲陈家的百亩良田。
他听着听着，快要睡着了。恍惚中他听见祖母说了一句：“阿屿啊，人这一辈子，就像这溪水，流过去就流过去了。但流过的地方，石头记得，泥巴记得，天上的云也记得。”
他睁开眼，祖母低下头看他，笑着问：“你听见了没有？”
他点点头。祖母又笑，露出缺了一颗牙的牙床。她伸手摸摸他的脑袋，粗糙的手掌带着艾草和樟木的气息。她说：“记住了就好。记住了，阿婆就放心了。”
陈屿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暖融融的。他躺在那张祖母从前睡过的老式木床上，床板硬邦邦的，硌得他后背疼。可他不想起来。他躺在那里，盯着房梁上那一根根被烟熏黑的椽子，忽然觉得祖母的声音还在耳边，轻轻的，慢慢的，像溪水淌过石头。
他起身，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老槐树的枯枝上，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几粒嫩绿的新芽，小小的，蜷缩着，像握紧的拳头。雨后的空气清冽冽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远处传来一声鸡啼，是隔壁家养的。
陈屿深吸了一口气。
他走进堂屋，拿起那本空白的笔记本，翻开第一页，重新写下那句话：
“白石镇从前不叫白石镇，叫白蛇溪。”
这一次，他的笔不硬了。
他慢慢地写，像祖母当年慢慢地讲。他写白蛇的传说，写周石匠修桥，写陈家的百亩良田，写祖父写给祖母的信，写小卖部里玻璃罐里的糖果，写晒谷场上金黄的稻谷，写老小学操场上疯长的野草。他写老槐树下的竹椅和蒲扇，写祖母那双三寸金莲的绣花鞋，写樟木箱子里的樟木味，写铁皮盒子里的泪痕。他写了很久，写得手指发酸，写得眼眶发潮。但他在写。
陈屿知道自己写不完。祖母讲了一辈子的故事，他几天几夜也写不完。但他想，哪怕只写下一小部分也好。哪怕只把那些名字留住也好——沈月娥，陈阿公，周石匠，白蛇溪，光绪年的石桥。他不指望这些文字能改变什么，不指望它们能把老屋留下来，把白石镇留下来。他只是想让那些故事在纸上多活一阵子，像一片落叶夹在书页里，虽然干了，但脉络还在。
他写到天黑，写到月亮升起来。他放下笔，走到院子里。
老槐树的新芽又长大了一些，毛茸茸的，嫩得几乎透明。月亮挂在树梢上，又白又圆。陈屿站在树下，仰头看着那几粒新芽。他不知道这棵老树还能不能活过来，不知道明年春天它会不会长出更多的叶子。但他想，有芽，总比没有好。
风从白水溪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苔的气息。他闭上眼，仿佛又听见祖母的声音，轻轻的，慢慢的，从那遥远的长河里淌过来，淌过他，淌过老屋，淌过整个白石镇。
“阿屿啊，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阿婆。”他在心里说。
流水记得，石头记得，天上的云也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