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5章 第一份全国性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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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帝国印书馆”门前,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龙。
左边一条,是报贩子——他们大多骑着自行车,后座两侧挂着特制的帆布报袋,焦急地跺着脚。右边一条,则是各衙门、学堂、商号的杂役,手持凭条,等着为自家老爷、先生、东家取这“头一份”的《帝国新闻报》。
卯时正,印书馆两扇包铁木门隆隆开启。工头站在门槛上,扯着嗓子喊:“首印十万份,每人限领百份!凭牌按序,不得拥挤!”
报贩们一拥而上,却又被持枪卫兵拦住。秩序很快恢复,一捆捆散发着新鲜油墨味的报纸被搬出来,清点,交接。
报贩老王是第一个拿到货的。他麻利地将一百份报纸塞进报袋,跳上自行车就蹬。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直奔西单。
“卖报!卖报!《帝国新闻报》创刊号!朝廷政令,天下新闻,一文钱一份!”
清脆的喊声在清晨的街巷响起。行人纷纷驻足,掏出铜钱。有识字的当场展开,在晨光中阅读;不识字的,也买一份,说要“拿回家让儿子念”。
此刻,在紫禁城文华殿西侧的“帝国新闻总署”编辑大厅内,四十余名编辑、记者虽然熬了通宵,却个个精神亢奋。
总编辑严复站在大厅中央,手里也捧着一份刚送来的报纸,眼眶微红。
这张对开四版的报纸,从筹划到诞生,整整用了一年时间。
头版头条,是林凡署名的《致全体读者书》:“……《帝国新闻报》之设,非为一家之喉舌,乃为亿兆之耳目。上至庙堂决策,下至市井百态;远至边疆军情,近至里巷新事;工有匠艺之新,农有田亩之获;商有货殖之讯,学有思辨之声——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皆当录而载之,传而播之……”
严复逐字读完这篇七百余字的发刊词,对身旁的副总编梁启超说:“卓如,陛下这篇文,定下了咱们的调子——不歌功颂德,不讳言时弊,但要建设,要理性。”
梁启超点头:“是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话说得透彻。咱们这报,既不能当朝廷的传声筒,也不能做民间的抱怨簿。要当桥梁,要当镜子。”
二版是“政令公报”和“朝野要闻”。刊载了昨日刚颁布的《专利法实施细则》,报道了天津新港建设进度,还有一篇“北疆都护府推行蒙汉双语教育初见成效”的通讯。
三版是“工商农技”。有上海纺织业采用新式织机的调查,有湖北试种美棉的报道,还有一篇“如何识别伪劣化肥”的科普短文。
四版是“文教艺苑”。既刊登了康有为关于新儒学的文章节选,也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连载第一期,还报道了梅兰芳新戏《霸王别姬》的排演情况。
“内容会不会太杂?”一个年轻编辑担心地问。
严复摇头:“要的就是杂。读书人要看新政,商人要看行情,农夫要看农技,工匠要看新法,妇人要看戏文……咱们这报,是要走进千家万户的,不能只给某一类人看。”
辰时,第一批读者反馈开始传来。
西单茶馆里,几个茶客围着一张报纸,争论得面红耳赤。
“看这儿!《专利法细则》说,发明新机器,可享十五年专营权!这不鼓励人琢磨新玩意儿吗?”
“你那算什么,看三版!天津有个工人改良了纺纱机,效率高三成,厂主奖了他五百两银子!五百两啊!”
“要我说,四版这‘进化论’有意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不就是现在这世道?”
国子监的学堂里,学生们抢着看报。
“严复先生这翻译,信达雅!‘物竞天择’四字,道尽天机!”
“康有为这新儒学,还是有些道理……”
“快看二版!朝廷要招考‘专利审查员’,月薪二十两!这差事新鲜!”
天津的工厂主俱乐部,几个老板边喝咖啡边议报。
“这‘伪劣化肥’的文章,写得好!上月我就差点上当。”
“商业版说上海棉纱降价,咱们得调整价格了。”
“头版这发刊词……陛下这意思,以后朝廷大事,咱们也能及时知道了?”
最有趣的反应来自市井。
一个识字的老先生坐在胡同口,被一群不识字的街坊围着,给大家念报。当念到“湖北试种美棉,亩产增三成”时,一个老婆婆插嘴:“美棉是啥棉?比咱们的还好?”
老先生推推眼镜:“报上说,是从美洲来的品种,绒长,纺出的布结实。”
“那咱能种吗?”
“报上没说。不过……”老先生想了想,“既然登出来了,说不定过阵子官府就会推广。”
另一个街坊指着“专利法”那段:“这‘专利’是啥意思?”
“就是……你发明个新东西,别人不能随便仿造,得给你钱。”
“那敢情好!我家那口子就爱鼓捣些小玩意儿,回头让他也试试!”
第一天,《帝国新闻报》十万份全部售罄。傍晚时分,印书馆门口又排起了队——都是来预订明日报纸的。
严复当机立断:“加印五万份!连夜印刷!”
第二天,报纸内容更加丰富。
头版报道了“启明电厂二期扩建开工”;二版有“铁路运价调整听证会召开”的详细记录;三版刊登了“家庭如何安全使用电灯”的示意图;四版开始连载林纾翻译的《茶花女》。
这一天,销量达到十二万份。
第三天,报社收到第一封读者来信。
信是天津一个小学堂先生写来的,指出四版一篇关于“日食原理”的文章有处小错误。严复亲自回信致谢,并在第四天报纸的“读者来信”栏(新设)刊登了这封信和更正。
“看!报上登我的信了!”那位先生在学堂里激动地挥舞报纸。
学生们围上来:“先生真厉害!”
“这说明人家报馆认真!”
“以后咱们发现问题,也写信!”
读者的参与感,被瞬间点燃。
第七天,《帝国新闻报》开辟了第一个专题报道:“铁路改变生活——来自津浦线沿途的见闻”。
记者用五天时间,从天津乘火车到浦口,沿途采访了车站工人、沿线农民、贩运商人、旅店老板、甚至火车司机,用白描笔法,记录下铁路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具体变化。
“张家口的老农第一次见到南方的橘子……”
“徐州的客栈因为火车经过,客房增加三倍……”
“浦口的码头工人学会操作电动起重机……”
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读者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国家建设与自己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
半个月后,报纸发行量稳定在每日十五万份,覆盖北京、天津、保定、济南、南京等主要城市。
这时,严复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开辟“时评”专栏,刊登对时政、社会现象的评论文章。第一期,他亲自撰写《论专利保护与工业创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新颁布的《专利法》。
文章见报后,引起朝野讨论。有保守官员上书,认为报纸“妄议朝政,有失体统”。
林凡在朝会上公开表态:“报纸开设时评,是好事。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哪怕是批评,朝廷也该听听。难道朕和诸卿,就永远正确,不容置喙?”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当然是正面的哗然。
《帝国新闻报》的威信,从此确立。
一个月后,报纸开始盈利——虽然每份只卖一文钱,但巨大的发行量加上广告收入(二版、三版下端开始刊登商业广告),让报馆有了自我造血能力。
严复向林凡奏报时,感慨道:“陛下,臣原来担心,朝廷控股会让人质疑报纸的独立性。如今看来,只要编务独立,内容扎实,读者自有公论。”
林凡微笑:“这就对了。朝廷要做的是保证报纸不被人操控,不为私利服务。至于说什么,怎么说,那是你们报人的事。”
十月初,《帝国新闻报》开始向各省会城市派驻记者。第一个地方版——天津版试刊。
与此同时,民间办报的闸门也被打开。
十一月,《京华时报》《上海商报》《岭南新报》等十余种民间报纸相继创刊。报业竞争初现端倪。
有趣的是,这些民间报纸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帝国新闻报》为标杆——注重事实,讲究文风,关注民生。
“现在开报馆,可不能胡编乱造了。”一个民间报人在同业聚会上说,“《帝国新闻报》把读者的胃口养刁了。你登些街谈巷议、奇闻怪谈,没人看了。得登真新闻,写扎实文章。”
另一个报人接话:“还得小心。上次我那报批评了区里的税吏,结果人家拿着《帝国新闻报》上陛下的发刊词来找我,说‘言者无罪’,要跟我理论——差点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众人大笑,但笑中带着敬畏。
到兴华三十九年腊月,《帝国新闻报》已经成了帝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官员通过它了解民情,商人通过它掌握行情,学者通过它交流思想,百姓通过它知晓天下。
甚至出现了新现象:茶馆里专门有人“说报”——花一文钱买份报纸,给不识字的人讲报上的新闻,还能赚几个铜板。
一些偏远州县,虽然报纸要晚几天才能到,但每到送报日,衙门前的布告栏就会贴出报纸,总围着一群人在听人念报。
腊月二十三,小年。严复在报社年会上做总结。
“……这四个月,我们发行了超过一千五百万份报纸,收到了两万多封读者来信,发表了七百余篇各类文章。我们报道了新政,传播了新知,反映了民情,促进了交流。”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更重要的是,我们让亿兆百姓知道: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朝廷在做什么,他们自己又能做什么。我们让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发声的渠道;让分散的个体,感受到了彼此的联系。”
“这,就是报纸的力量。”
窗外,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中,不知有多少盏灯下,人们正在阅读这份报纸。
工厂主在看商业行情,准备明年的投资;
农夫在看农技文章,琢磨开春种什么;
学生在看科学新知,憧憬着未来;
妇人在看戏文连载,为小说人物落泪……
一份报纸,将帝国的脉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它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思想的桥梁,社会的纽带,时代的记录。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正如林凡在创刊号上写的那样:
“报纸者,现代文明之神经也。神经通,则肢体协;信息畅,则国家治。”
帝国的神经,正在被一张张报纸,编织成网。
这张网,将越来越密,越来越广。
直到有一天,将这个古老而新生的国度,紧紧联结在一起。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国家。
兴华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帝国印书馆”门前,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龙。
左边一条,是报贩子——他们大多骑着自行车,后座两侧挂着特制的帆布报袋,焦急地跺着脚。右边一条,则是各衙门、学堂、商号的杂役,手持凭条,等着为自家老爷、先生、东家取这“头一份”的《帝国新闻报》。
卯时正,印书馆两扇包铁木门隆隆开启。工头站在门槛上,扯着嗓子喊:“首印十万份,每人限领百份!凭牌按序,不得拥挤!”
报贩们一拥而上,却又被持枪卫兵拦住。秩序很快恢复,一捆捆散发着新鲜油墨味的报纸被搬出来,清点,交接。
报贩老王是第一个拿到货的。他麻利地将一百份报纸塞进报袋,跳上自行车就蹬。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直奔西单。
“卖报!卖报!《帝国新闻报》创刊号!朝廷政令,天下新闻,一文钱一份!”
清脆的喊声在清晨的街巷响起。行人纷纷驻足,掏出铜钱。有识字的当场展开,在晨光中阅读;不识字的,也买一份,说要“拿回家让儿子念”。
此刻,在紫禁城文华殿西侧的“帝国新闻总署”编辑大厅内,四十余名编辑、记者虽然熬了通宵,却个个精神亢奋。
总编辑严复站在大厅中央,手里也捧着一份刚送来的报纸,眼眶微红。
这张对开四版的报纸,从筹划到诞生,整整用了一年时间。
头版头条,是林凡署名的《致全体读者书》:“……《帝国新闻报》之设,非为一家之喉舌,乃为亿兆之耳目。上至庙堂决策,下至市井百态;远至边疆军情,近至里巷新事;工有匠艺之新,农有田亩之获;商有货殖之讯,学有思辨之声——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皆当录而载之,传而播之……”
严复逐字读完这篇七百余字的发刊词,对身旁的副总编梁启超说:“卓如,陛下这篇文,定下了咱们的调子——不歌功颂德,不讳言时弊,但要建设,要理性。”
梁启超点头:“是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话说得透彻。咱们这报,既不能当朝廷的传声筒,也不能做民间的抱怨簿。要当桥梁,要当镜子。”
二版是“政令公报”和“朝野要闻”。刊载了昨日刚颁布的《专利法实施细则》,报道了天津新港建设进度,还有一篇“北疆都护府推行蒙汉双语教育初见成效”的通讯。
三版是“工商农技”。有上海纺织业采用新式织机的调查,有湖北试种美棉的报道,还有一篇“如何识别伪劣化肥”的科普短文。
四版是“文教艺苑”。既刊登了康有为关于新儒学的文章节选,也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连载第一期,还报道了梅兰芳新戏《霸王别姬》的排演情况。
“内容会不会太杂?”一个年轻编辑担心地问。
严复摇头:“要的就是杂。读书人要看新政,商人要看行情,农夫要看农技,工匠要看新法,妇人要看戏文……咱们这报,是要走进千家万户的,不能只给某一类人看。”
辰时,第一批读者反馈开始传来。
西单茶馆里,几个茶客围着一张报纸,争论得面红耳赤。
“看这儿!《专利法细则》说,发明新机器,可享十五年专营权!这不鼓励人琢磨新玩意儿吗?”
“你那算什么,看三版!天津有个工人改良了纺纱机,效率高三成,厂主奖了他五百两银子!五百两啊!”
“要我说,四版这‘进化论’有意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不就是现在这世道?”
国子监的学堂里,学生们抢着看报。
“严复先生这翻译,信达雅!‘物竞天择’四字,道尽天机!”
“康有为这新儒学,还是有些道理……”
“快看二版!朝廷要招考‘专利审查员’,月薪二十两!这差事新鲜!”
天津的工厂主俱乐部,几个老板边喝咖啡边议报。
“这‘伪劣化肥’的文章,写得好!上月我就差点上当。”
“商业版说上海棉纱降价,咱们得调整价格了。”
“头版这发刊词……陛下这意思,以后朝廷大事,咱们也能及时知道了?”
最有趣的反应来自市井。
一个识字的老先生坐在胡同口,被一群不识字的街坊围着,给大家念报。当念到“湖北试种美棉,亩产增三成”时,一个老婆婆插嘴:“美棉是啥棉?比咱们的还好?”
老先生推推眼镜:“报上说,是从美洲来的品种,绒长,纺出的布结实。”
“那咱能种吗?”
“报上没说。不过……”老先生想了想,“既然登出来了,说不定过阵子官府就会推广。”
另一个街坊指着“专利法”那段:“这‘专利’是啥意思?”
“就是……你发明个新东西,别人不能随便仿造,得给你钱。”
“那敢情好!我家那口子就爱鼓捣些小玩意儿,回头让他也试试!”
第一天,《帝国新闻报》十万份全部售罄。傍晚时分,印书馆门口又排起了队——都是来预订明日报纸的。
严复当机立断:“加印五万份!连夜印刷!”
第二天,报纸内容更加丰富。
头版报道了“启明电厂二期扩建开工”;二版有“铁路运价调整听证会召开”的详细记录;三版刊登了“家庭如何安全使用电灯”的示意图;四版开始连载林纾翻译的《茶花女》。
这一天,销量达到十二万份。
第三天,报社收到第一封读者来信。
信是天津一个小学堂先生写来的,指出四版一篇关于“日食原理”的文章有处小错误。严复亲自回信致谢,并在第四天报纸的“读者来信”栏(新设)刊登了这封信和更正。
“看!报上登我的信了!”那位先生在学堂里激动地挥舞报纸。
学生们围上来:“先生真厉害!”
“这说明人家报馆认真!”
“以后咱们发现问题,也写信!”
读者的参与感,被瞬间点燃。
第七天,《帝国新闻报》开辟了第一个专题报道:“铁路改变生活——来自津浦线沿途的见闻”。
记者用五天时间,从天津乘火车到浦口,沿途采访了车站工人、沿线农民、贩运商人、旅店老板、甚至火车司机,用白描笔法,记录下铁路给普通人生活带来的具体变化。
“张家口的老农第一次见到南方的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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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许多读者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国家建设与自己的生活如此息息相关。
半个月后,报纸发行量稳定在每日十五万份,覆盖北京、天津、保定、济南、南京等主要城市。
这时,严复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开辟“时评”专栏,刊登对时政、社会现象的评论文章。第一期,他亲自撰写《论专利保护与工业创新》,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新颁布的《专利法》。
文章见报后,引起朝野讨论。有保守官员上书,认为报纸“妄议朝政,有失体统”。
林凡在朝会上公开表态:“报纸开设时评,是好事。只要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哪怕是批评,朝廷也该听听。难道朕和诸卿,就永远正确,不容置喙?”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当然是正面的哗然。
《帝国新闻报》的威信,从此确立。
一个月后,报纸开始盈利——虽然每份只卖一文钱,但巨大的发行量加上广告收入(二版、三版下端开始刊登商业广告),让报馆有了自我造血能力。
严复向林凡奏报时,感慨道:“陛下,臣原来担心,朝廷控股会让人质疑报纸的独立性。如今看来,只要编务独立,内容扎实,读者自有公论。”
林凡微笑:“这就对了。朝廷要做的是保证报纸不被人操控,不为私利服务。至于说什么,怎么说,那是你们报人的事。”
十月初,《帝国新闻报》开始向各省会城市派驻记者。第一个地方版——天津版试刊。
与此同时,民间办报的闸门也被打开。
十一月,《京华时报》《上海商报》《岭南新报》等十余种民间报纸相继创刊。报业竞争初现端倪。
有趣的是,这些民间报纸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帝国新闻报》为标杆——注重事实,讲究文风,关注民生。
“现在开报馆,可不能胡编乱造了。”一个民间报人在同业聚会上说,“《帝国新闻报》把读者的胃口养刁了。你登些街谈巷议、奇闻怪谈,没人看了。得登真新闻,写扎实文章。”
另一个报人接话:“还得小心。上次我那报批评了区里的税吏,结果人家拿着《帝国新闻报》上陛下的发刊词来找我,说‘言者无罪’,要跟我理论——差点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众人大笑,但笑中带着敬畏。
到兴华三十九年腊月,《帝国新闻报》已经成了帝国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官员通过它了解民情,商人通过它掌握行情,学者通过它交流思想,百姓通过它知晓天下。
甚至出现了新现象:茶馆里专门有人“说报”——花一文钱买份报纸,给不识字的人讲报上的新闻,还能赚几个铜板。
一些偏远州县,虽然报纸要晚几天才能到,但每到送报日,衙门前的布告栏就会贴出报纸,总围着一群人在听人念报。
腊月二十三,小年。严复在报社年会上做总结。
“……这四个月,我们发行了超过一千五百万份报纸,收到了两万多封读者来信,发表了七百余篇各类文章。我们报道了新政,传播了新知,反映了民情,促进了交流。”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哽咽:“更重要的是,我们让亿兆百姓知道:这个国家在发生什么,朝廷在做什么,他们自己又能做什么。我们让沉默的大多数,有了发声的渠道;让分散的个体,感受到了彼此的联系。”
“这,就是报纸的力量。”
窗外,北京城的万家灯火中,不知有多少盏灯下,人们正在阅读这份报纸。
工厂主在看商业行情,准备明年的投资;
农夫在看农技文章,琢磨开春种什么;
学生在看科学新知,憧憬着未来;
妇人在看戏文连载,为小说人物落泪……
一份报纸,将帝国的脉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它不仅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思想的桥梁,社会的纽带,时代的记录。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正如林凡在创刊号上写的那样:
“报纸者,现代文明之神经也。神经通,则肢体协;信息畅,则国家治。”
帝国的神经,正在被一张张报纸,编织成网。
这张网,将越来越密,越来越广。
直到有一天,将这个古老而新生的国度,紧紧联结在一起。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