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灾民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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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五日，沈怀礼递出一份申辩。
他不再否认沈家运过赈粮，只说灾民名册不可信。
申辩中列了三十七户人名，称其中有人早已返乡，有人冒领过两次，还有人受许诺，故意把正常领取说成未领。他声称，若灾民口供能用一碗饭买来，死人名册、重复指印和空粮棚便也可能是有人事后拼凑的证据；沈家只是依府衙文书承运赈粮，从未参与冒领和侵吞，是被人故意栽进案中的替罪羊。
顾衡看完便骂：“粮没吃到嘴，还要被他说成骗粮？”
谢临舟却把申辩放进待核匣。
“他说得出三十七户，便逐户查。”
“这会拖几日。”
“不查，到了上京仍会有人问。”
谢临舟把三十七户的名纸分作四叠：“每组只拿姓名、旧住处和册上领粮日期。沈家的申辩原件留在这里。”
“先问何时到江宁、住过哪一棚、家中谁病过，再问粮牌和领粮。问完各自封存。”
陈知微接过其中一叠，扫了一眼：“旧堤东端这几户，我认得路。”
云满已经起身：“师姑，我随您去。”
半个时辰后，两人到了旧堤东端的废油坊。
名册上的鲁大庆住在那里。他原是箍桶匠，去年冬天带着老母和外甥逃水入城。府衙册上写他腊月十七领粮九斗、当日返乡；沈家申辩却说他二月初六又用同一粮牌在东棚领过四斗。
“你领过几次？”陈知微问。
“真正给到手里的一次。二月初六，四升糙米。”
“不是四斗？”
“四斗得拿担子挑。”鲁大庆扯出一只旧布兜，“我拿回来的，扎紧了也只这么一兜。”
“粮牌呢？”
“被棚里管事收走，说下次凭木签领。”
他找出木签。签上刻“庆二”，背面有一道蓝漆。
陈知微接过木签，先看刀口，又用指腹轻轻蹭过背面的蓝漆。鲁大庆伸手去点签背，袖口随之滑下，右腕露出一道月牙形的旧烫痕。她看见了，没有立即追问。
“蓝漆是哪一棚的记号？”她问。
“东棚。那日米里砂多，我领完便去了棚后的磨坊过筛。”
云满道：“磨坊若留了簿，或许能对上四升。”
“只能对上那一次。”陈知微将木签包进油纸，“二月的数目和腊月十七的去向，要分开查。”
“我去磨坊，你去善堂后厨。”
“查完在后厨会合。”
出了废油坊，两人在堤口分路。云满沿东棚外的小道去了磨坊，没有先报“四升”，只请掌柜调出二月初六的过筛簿。簿上果然记着：“庆二，糙米四升，筛砂四合。”掌柜只认得蓝漆签的规矩，不能证明鲁大庆此前或此后没有领过别的粮。
陈知微则按腊月十七的日期查善堂修桶簿，没有先提鲁大庆腕上的旧疤。簿中记着他连续三日修补储水木桶，每日都有一名厨役签收。三名厨役被分开询问：两人只记得修好的桶数，一人记得他收紧竹箍时烫伤了右腕。说法并不完全相同，日期和桶数却都与修桶簿相合。
云满带着过筛簿抄页回到后厨时，陈知微正指着修桶簿末行的“右腕烫伤”四字。
“和方才看见的旧疤对上了。”她说。
鲁大庆不可能在腊月十七领粮后当日返乡。
回到盐巡司后，书吏把三项证据分开写：
修桶簿、三名厨役的签收和腕伤证明府衙“腊月十七返乡”不实；
木签证明鲁大庆曾进入另一套发粮次序；
过筛簿能辅助证明二月初六那一批约为四升，不能据此断定他总共只领过四升。
第二户是赵二石。
他在黑水船目上被冒名，却确实领过一回粮。沈家申辩抓住这一点，说巡盐司故意把“领得不足”写成“全未领取”。
顾衡调出最初笔录。
上面清楚写着：“应领六斗，实领八升。”
不是全未领取。
沈家申辩把“未足领”改成了“未领”，再据此攻击一份并不存在的口供。
第三户却真有问题。
妇人黄四娘声称一家五口从未领粮，医簿上也有她小儿的名字。青砚查过桥税簿，发现她在府衙所记领粮日后的第二日，带两袋粮过桥，缴了二文小货税。两名旧堤灾民也说见过她从后棚取走一满袋。
黄四娘起初坚持没有。
青砚把过桥簿放在桌上：“你可以说不记得，不必顺着我们的话。”
妇人盯着自己的画押，终于承认领过一袋。
“我怕说领过，后面的补粮便没有我家。”
“过桥簿上为何是两袋？”
“另一袋不是我家的。我替同棚的人背过桥，过桥后便给了她。”
这句话暂时没有旁证。过桥簿只能证明黄四娘带着两袋粮过桥，不能证明两袋都归她；两名灾民也只看见她从后棚取走一袋。
“一袋多少？”
“不知道。袋口缝死了，回去倒出，大约三斗。”
“谁让你说没领？”
“没人。”
黄四娘的第一次口供被标作不实，不再用来证明主案。现有证据只能确定她并非“从未领粮”；她究竟领了一袋还是两袋、每袋多重、六斗应领数中是否仍有差额，都暂不作结论。
顾衡看着黄四娘的口供被移入疑供袋，沉声道：“沈怀礼若抓住这一户，便会说其余三十六户也不可信。”
“那就让他先看见这一户是怎么被剔出去的。”谢临舟道，“卷里容得下对我们不利的结果，余下的证据才站得住。”
到酉时，三十七户的复核结果全部送回。
二十九户的到城日期有医簿、棚册、过桥簿或保甲记录可互证；五户人在外县，只能核到住处，未重新取供；两户口供记忆混乱，暂列待查；一户曾作不实陈述，当场从主案人证中剔除。
这些人并没有说出整齐一致的话。
有人记得米里有砂，有人只记得领粮时下雨；有人说发粮人穿青衣，另一个人坚持是灰衣；有两户甚至把日期说差了十余日。
能对上的，是府衙声称已经返乡的人仍在持续看诊，六斗、九斗的领粮数常常只发到数升或一小袋，粮牌随后被收走，而他们的姓名又出现在船目、脚夫册和空白领粮单上。
书吏收卷时，把黄四娘的疑供留在了案角：“谢大人，这一份也入匣吗？”
“入。”谢临舟递给他一根灰绳，“与主证分开。”
书吏系好灰绳，将疑供放在最上层。封蜡刚刚凝住，酉鼓敲过最后一声，侧门外隐约传来沉重的车轮声。
五月二十五日，沈怀礼递出一份申辩。
他不再否认沈家运过赈粮，只说灾民名册不可信。
申辩中列了三十七户人名，称其中有人早已返乡，有人冒领过两次，还有人受许诺，故意把正常领取说成未领。他声称，若灾民口供能用一碗饭买来，死人名册、重复指印和空粮棚便也可能是有人事后拼凑的证据；沈家只是依府衙文书承运赈粮，从未参与冒领和侵吞，是被人故意栽进案中的替罪羊。
顾衡看完便骂：“粮没吃到嘴，还要被他说成骗粮？”
谢临舟却把申辩放进待核匣。
“他说得出三十七户，便逐户查。”
“这会拖几日。”
“不查，到了上京仍会有人问。”
谢临舟把三十七户的名纸分作四叠：“每组只拿姓名、旧住处和册上领粮日期。沈家的申辩原件留在这里。”
“先问何时到江宁、住过哪一棚、家中谁病过，再问粮牌和领粮。问完各自封存。”
陈知微接过其中一叠，扫了一眼：“旧堤东端这几户，我认得路。”
云满已经起身：“师姑，我随您去。”
半个时辰后，两人到了旧堤东端的废油坊。
名册上的鲁大庆住在那里。他原是箍桶匠，去年冬天带着老母和外甥逃水入城。府衙册上写他腊月十七领粮九斗、当日返乡；沈家申辩却说他二月初六又用同一粮牌在东棚领过四斗。
“你领过几次？”陈知微问。
“真正给到手里的一次。二月初六，四升糙米。”
“不是四斗？”
“四斗得拿担子挑。”鲁大庆扯出一只旧布兜，“我拿回来的，扎紧了也只这么一兜。”
“粮牌呢？”
“被棚里管事收走，说下次凭木签领。”
他找出木签。签上刻“庆二”，背面有一道蓝漆。
陈知微接过木签，先看刀口，又用指腹轻轻蹭过背面的蓝漆。鲁大庆伸手去点签背，袖口随之滑下，右腕露出一道月牙形的旧烫痕。她看见了，没有立即追问。
“蓝漆是哪一棚的记号？”她问。
“东棚。那日米里砂多，我领完便去了棚后的磨坊过筛。”
云满道：“磨坊若留了簿，或许能对上四升。”
“只能对上那一次。”陈知微将木签包进油纸，“二月的数目和腊月十七的去向，要分开查。”
“我去磨坊，你去善堂后厨。”
“查完在后厨会合。”
出了废油坊，两人在堤口分路。云满沿东棚外的小道去了磨坊，没有先报“四升”，只请掌柜调出二月初六的过筛簿。簿上果然记着：“庆二，糙米四升，筛砂四合。”掌柜只认得蓝漆签的规矩，不能证明鲁大庆此前或此后没有领过别的粮。
陈知微则按腊月十七的日期查善堂修桶簿，没有先提鲁大庆腕上的旧疤。簿中记着他连续三日修补储水木桶，每日都有一名厨役签收。三名厨役被分开询问：两人只记得修好的桶数，一人记得他收紧竹箍时烫伤了右腕。说法并不完全相同，日期和桶数却都与修桶簿相合。
云满带着过筛簿抄页回到后厨时，陈知微正指着修桶簿末行的“右腕烫伤”四字。
“和方才看见的旧疤对上了。”她说。
鲁大庆不可能在腊月十七领粮后当日返乡。
回到盐巡司后，书吏把三项证据分开写：
修桶簿、三名厨役的签收和腕伤证明府衙“腊月十七返乡”不实；
木签证明鲁大庆曾进入另一套发粮次序；
过筛簿能辅助证明二月初六那一批约为四升，不能据此断定他总共只领过四升。
第二户是赵二石。
他在黑水船目上被冒名，却确实领过一回粮。沈家申辩抓住这一点，说巡盐司故意把“领得不足”写成“全未领取”。
顾衡调出最初笔录。
上面清楚写着：“应领六斗，实领八升。”
不是全未领取。
沈家申辩把“未足领”改成了“未领”，再据此攻击一份并不存在的口供。
第三户却真有问题。
妇人黄四娘声称一家五口从未领粮，医簿上也有她小儿的名字。青砚查过桥税簿，发现她在府衙所记领粮日后的第二日，带两袋粮过桥，缴了二文小货税。两名旧堤灾民也说见过她从后棚取走一满袋。
黄四娘起初坚持没有。
青砚把过桥簿放在桌上：“你可以说不记得，不必顺着我们的话。”
妇人盯着自己的画押，终于承认领过一袋。
“我怕说领过，后面的补粮便没有我家。”
“过桥簿上为何是两袋？”
“另一袋不是我家的。我替同棚的人背过桥，过桥后便给了她。”
这句话暂时没有旁证。过桥簿只能证明黄四娘带着两袋粮过桥，不能证明两袋都归她；两名灾民也只看见她从后棚取走一袋。
“一袋多少？”
“不知道。袋口缝死了，回去倒出，大约三斗。”
“谁让你说没领？”
“没人。”
黄四娘的第一次口供被标作不实，不再用来证明主案。现有证据只能确定她并非“从未领粮”；她究竟领了一袋还是两袋、每袋多重、六斗应领数中是否仍有差额，都暂不作结论。
顾衡看着黄四娘的口供被移入疑供袋，沉声道：“沈怀礼若抓住这一户，便会说其余三十六户也不可信。”
“那就让他先看见这一户是怎么被剔出去的。”谢临舟道，“卷里容得下对我们不利的结果，余下的证据才站得住。”
到酉时，三十七户的复核结果全部送回。
二十九户的到城日期有医簿、棚册、过桥簿或保甲记录可互证；五户人在外县，只能核到住处，未重新取供；两户口供记忆混乱，暂列待查；一户曾作不实陈述，当场从主案人证中剔除。
这些人并没有说出整齐一致的话。
有人记得米里有砂，有人只记得领粮时下雨；有人说发粮人穿青衣，另一个人坚持是灰衣；有两户甚至把日期说差了十余日。
能对上的，是府衙声称已经返乡的人仍在持续看诊，六斗、九斗的领粮数常常只发到数升或一小袋，粮牌随后被收走，而他们的姓名又出现在船目、脚夫册和空白领粮单上。
书吏收卷时，把黄四娘的疑供留在了案角：“谢大人，这一份也入匣吗？”
“入。”谢临舟递给他一根灰绳，“与主证分开。”
书吏系好灰绳，将疑供放在最上层。封蜡刚刚凝住，酉鼓敲过最后一声，侧门外隐约传来沉重的车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