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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年春节，岭背村比往年闹腾。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穿着紧绷绷的西装或锃亮的皮夹克，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在土路上颠。小孩嘴里塞着糖，追着鞭炮乱跑，空气里一股子炮仗呛鼻的硝烟味，混着不知道谁家炖肉的香。
只有村东头老槐树下头，那栋荒屋死气沉沉。墙头标语糊得看不清字，窗户玻璃烂了大半，用破化肥袋子堵着，风一吹，“噗啦啦”响，像叹气。院里野草长得齐腰深，把那石板小路都吞没了。老槐树倒是更茂了，树冠黑压压一片，投下的影子又浓又凉，大夏天站底下都起鸡皮疙瘩。
王叔端着碗猪肉白菜馅饺子蹲在自家门槛上吃，瞧着村里的热闹，心里却有点空落落。媳妇在屋里喊：“凉了！进来吃！”他应了一声，没动。这几年他日子还行，媳妇给他生了个带把的小子，腿脚也没大碍，就是不能扛重货。可每次眼神瞟过东头那屋子，小梅的模样，老陈吊着的死相，就冷不丁冒出来。
“还瞅啥？晦气地方。”媳妇出来，夺过他手里的碗。
王叔嘟囔：“没瞅啥。”起身进屋。土墙上贴着新写的红“福”字，桌上摆着过年才舍得吃的炖肉、炒鸡蛋。他闷头吃，媳妇在旁边叹了口气。
过了正月十五，打工的又像候鸟一样飞走了，村子一下子静得能听见狗喘气。没多久，村里来了个生面孔。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肩膀上挎个军用绿书包，自称是县文化馆的，叫赵建国，来搜集民间故事的，听说这儿有栋“鬼屋”。
他直接找到村支书。老支书一听他要打听留守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同志，那地方去不得，邪性！闹鬼！”
赵建国推推眼镜，笑：“大爷，我不信那个，就是做点记录，了解下咱这儿的风土人情。”
支书拗不过，把王叔叫来。王叔本不想多嘴，但赵建国问得细，掏本子记，烟也递得勤，他就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倒了。赵建国听完，眼镜片后的眼睛放光：“王大哥，能带我去看看吗？就在外头，不进去。”
王叔犹豫半天，还是领他去了。
站到老槐树下，赵建国仰头打量。荒草，破窗，墙根的青苔。他掏出个海鸥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张，又在笔记本上刷刷画图。
“这房哪年建的？”
“六几年吧，原先是大-队-部。”
“老陈死后，有人进去过没？”
“没。谁敢？都怕沾上不干净。”
赵建国绕着屋子转，在储藏室那个高的小破窗前停下，踮脚往里瞅，黑咕隆咚。“小梅当年就关这儿？”
王叔“嗯”了一声，摸出烟卷点上一根。
“听说……夜里电话会响？”
“天天响，十二点整，一分钟。全村都听见过，没人敢接。”王叔吐了口烟，“邪乎得很。”
赵建国合上本子，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我今晚想在这儿守着，听听。”
王叔差点让烟呛着：“不行！万万使不得！要出事的！”
赵建国只是笑：“王大哥，没事，我胆子大，就想亲耳验证下。”
劝不动。王叔最后跺跺脚：“那你……自己当心。听见啥不对，赶紧跑。”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村里人都当新鲜事看。有人说这文化人胆子忒肥，有人说等着瞧好吧。王叔一晚上心神不宁，扒在自家门框上，望着东头那片被老槐树盖住的浓黑。
赵建国真去了。背着那个绿书包，在留守屋门口的石阶坐下。掏出手电筒，一个砖头似的录音机，装上两节大号电池。按下录音键，小红灯一闪一闪。他点了根烟，盯着手腕上的表。
夜越深，村里越静。月光稀薄，老槐树的影子泼在地上，像摊开的不透光的墨。风从河滩那边吹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刮得破窗户上的塑料袋“哗啦哗啦”响，跟哭似的。
赵建国吸了口烟，稳住神。快十二点了。
手表指针“咔哒”一声，重合。
“叮铃铃——叮铃铃——”
刺耳的铃声猛地从屋里炸出来，穿透破门烂窗，直直扎进耳朵里。赵建国手一抖，烟灰掉在裤子上。他赶紧把录音机往门缝方向凑近点。
铃声规律地响着，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一声声敲在人心上。他竖起耳朵，除了铃声，好像……屋里还有极细微的、窸窸窣窣的动静，像衣服摩擦？
整整一分钟，铃声“嘎”地断了。
紧接着，一阵细微的、拉风箱似的喘气声，从听筒位置隐约传出来。“嗬……嗬……”声音很弱，但清晰得可怕，像个憋坏了的孩子在拼命吸气，又透着一股子冰冷的绝望。
赵建国后脖颈的汗毛“唰”地立了起来，猛地拧亮手电，光柱像把刀子，射向黑黢黢的门缝。啥也没有，只有飞舞的灰尘。
那喘气声持续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仿佛就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对着他耳朵吹气。
然后，“咔哒”一声轻响，像电话听筒被拿了起来。喘气声停了，换成“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时大时小。
赵建国心跳得跟打鼓一样，咚咚咚撞着胸口。他想跑，脚却像被冻在了地上。
电流声也停了。
一个细细的、带着哭腔的小女孩声音，贴着门缝钻出来，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活气：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嗡”的一声，赵建国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猛地后退两步，后脚跟磕在石阶上，差点仰面摔倒。手电光在墙上乱晃。他再不敢停留，一把抓起录音机，转身就跑，深一脚浅一脚冲进黑暗里，一路狂奔回村支书家，敲开门时，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呼哧带喘。
老支书听他哆嗦着说完，拍着炕沿：“你看！我说啥来着！不听老人言！”
第二天，赵建国找到王叔，嘴唇还是白的。“王大哥，我信了……那声音，真是小梅？”
王叔闷闷地点点头，把烟屁股踩灭：“怕是了。她念想没断，魂儿就散不了。”
赵建国沉默了很久，看着地上烟头冒出的最后一丝青烟，忽然说：“我想进去，把电话拿出来。”
“你疯啦？”王叔眼珠子瞪圆了，“那东西你也敢碰？”
“那电话是她念想所在。拿出来，交给她爹妈。也许……她能安息，那屋子也能清净。”
王叔瞪着他，像看个傻子。最后叹了口长气，转身去村里喊了两个平时胆子最大、不信邪的后生，一个拎着铁锹，一个拿着长把手电筒。一行人，硬着头皮，挑着大中午头日头最旺的时候，往留守屋去。
推开外屋门，灰尘“噗”地扬起老高，一股子浓重的霉味和尘土味冲出来，呛得人直咳嗽。长桌长凳东倒西歪，地上散着烂本子、断铅笔，还有几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玻璃弹珠。里间更暗，那台黑白电视机像个沉默的棺材蹲在角落。墙上，挂着那部黑电话。话筒悬着，电话线断了，一截耷拉在地上。
赵建国走过去，刚要伸手。
“呜……呜呜……”
细细的哭声，从储藏室方向飘来，若有若无，像根线钻进耳朵里。
一个后生“妈呀”一声，手里的铁锹“哐当”掉在地上，砸起一片灰。王叔头皮发麻，一把拽住赵建国胳膊：“走！快走！别惹它！”
储藏室的门，就在这时，“吱呀——”一声，自己慢慢开了条缝。里面漆黑一片，像张开的嘴。哭声停了，变成“哒、哒、哒”的轻响，一下，又一下，像是指甲尖在一下下抠着木头。
赵建国手电光挪过去，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照在门口地面——几滴早已干涸发黑、渗进砖缝里的血印子，在光下格外扎眼。
“是小梅的血……”王叔声音发颤，往后退了半步，“当年她抓门……”
赵建国深吸一口气，那空气里的霉味让他喉咙发痒。他拨开王叔的手，径直走向储藏室。手电光柱在里面扫来扫去，照亮堆积如山的破烂。光最终停在里侧的门板上——一道道深深的、凌乱的抓痕，深深地嵌在木头里，颜色是陈年的黑褐，有的地方木头都翻了起来。
他伸出手指，轻轻摸过那些痕迹。灰尘之下，是木头被生生抠出的凹槽，能想象出当时用了多大的力气，多深的绝望。
身后，极轻的脚步声响起。沙沙的，像光脚丫子踩在厚厚的灰尘上。
赵建国浑身一僵，猛地转身。手电光慌乱地扫过空荡荡的里间。灰尘在光柱里飞舞。但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有个小小的、凉飕飕的东西，就站在他刚才站的位置，很近。
“小梅，”他嗓子发干，咽了口唾沫，尽量让声音平稳下来，“我们……是来帮你的。电话，我们拿去给你爸妈。他们……他们回来了，一直在想你。真的。”
说完，他不再看身后，快步回到里间，踮起脚，有些费力地从墙上摘下那部沉甸甸的黑电话。电话机身冰凉刺骨，沾满了灰。他抱在怀里，对其他人低声道：“走。”
几人像逃难一样，争先恐后冲出门外。正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却让人感到一阵虚脱般的暖意。
赵建国抱着电话，径直去了小梅家。李建军和张桂兰正在院里拾掇刚冒头的菜苗，看见他们这架势，愣在原地。
赵建国把电话轻轻放在院中那张磨得光滑的石桌上，把事情原委说了，包括昨夜听到的声音。张桂兰听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部电话，身子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她扑过去，一把将电话抱进怀里，紧紧搂住，像搂着失而复得的婴儿。眼泪“唰”地冲下来，却哭不出声，只是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浑身剧烈地颤抖。
李建军别过脸，用力抹了把眼睛，鼻头发红，喉结上下滚动，半天说不出话。
赵建国按下录音机播放键。先是嘶哑的电流声，然后，那冰冷又稚嫩的哭诉响起来：“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张桂兰“哇”一声痛哭出来，脸死死埋进电话冰凉的塑料外壳里。“梅梅……我的梅梅啊……妈对不起你……妈没看好你啊……”
赵建国等哭声稍歇，轻声说：“李大哥，张大姐，她念着你们。你们……应她一句吧。让她知道，你们听见了，你们也想她。”
李建军红着眼眶，扶着几近虚脱的妻子，看向那部老旧的黑电话，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发出沙哑的声音：“梅梅……爸回来了，妈也回来了……咱再也不走了……就在家陪着你……你听见没？”
怀里的电话，突然极其轻微地“叮铃”响了一声。很短，很轻，像幻觉，但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紧接着，张桂兰感到怀里的电话似乎……温了一点点。那一直刺骨的冰凉，像退潮一样，散去了不少。她把听筒贴在耳边，哽咽着，絮絮叨叨，像平时哄孩子：“梅梅，妈在呢……妈天天想你，吃不好睡不香……你想妈了，就给妈托个梦，啊？妈等着你……妈哪儿也不去了……”
听筒里静静的，只有一丝几乎听不见的电流杂音，慢慢地，也消失不见了。张桂兰抱着电话，眼泪无声地流，但那股死死攥着心脏、让人喘不过气的剧痛，好像松开了那么一丝缝隙。
赵建国悄悄退到院门口。王叔和两个后生默默看着，谁也没说话，心里都沉甸甸的。
自那以后，张桂兰把那部电话擦得锃亮，摆在堂屋柜子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要用软布抹一遍，对着它说说话。说地里的苞米长高了，说村里谁家闺女出嫁了，说今儿天阴可能下雨。就像女儿还坐在门槛上，晃着腿听。
而村东头留守屋，夜半那准时响起的铃声，再也没人听见过。
王叔心里那块压了多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有时看见李建军夫妇背着竹篓去河边荒坡，篓里除了纸钱香烛，总稳稳地放着那部擦得反光的黑电话。
赵建国在村里又住了几天，把故事仔仔细细记满了一个笔记本。走之前，他又去了一次老槐树下。荒屋更破了，但那层笼罩不散的、让人头皮发紧的阴森，淡得几乎没了。他站了一会儿，吸了口带着土腥味的空气，转身离开。
日子水一样流过，不声不响。村里条件好了点，在村子中间盖了新的留守屋，亮堂，干净，还拉上了电灯，请了两位从镇上来的女老师照看。新屋开张那天，李建军夫妇送去了好几捆新本子和两盒铅笔。张桂兰看着满屋乱跑嬉笑的孩子们，眼神恍惚了一下，悄悄背过身，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一天，一个扎着歪歪扭扭羊角辫的小丫头跑到正在菜园摘豆角的张桂兰跟前，指着她手腕：“婶儿，你这红绳系着的卡子真好看，还闪亮呢。”
张桂兰手腕上，用红绳牢牢拴着个褪了色的粉色蝴蝶发卡，翅膀上的金粉都快掉光了。她蹲下，摸摸女孩被汗湿的头发：“是婶儿的女儿小梅给的。她呀，跟你差不多大。”
女孩眨巴着大眼睛：“小梅姐姐？我刚才好像看见她了，穿红衣裳，就在你后头那棵枣树边上，对我笑呢，牙齿白白的。”
张桂兰一怔，回头。院里只有那棵老枣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树下空空荡荡。她愣了一会儿，慢慢笑起来，对女孩说：“是啊，小梅姐姐喜欢小朋友，她看见你，心里高兴。”
女孩欢天喜地跑开了。张桂兰摸着腕上冰凉的发卡，嘴角慢慢弯起来，那笑容里有些苦，又有些说不清的暖意。
九二年夏天，汶河发了大水，河水漫上来，冲垮不少河滩地。小梅的坟包也被冲得塌了一角，露出一点暗色的棺材板。李建军夫妇冒着瓢泼大雨去培土，铁锹下去全是泥浆，糊了满身满脸。张桂兰一锹挖下去，感觉碰到个硬东西，不是石头。她扒开泥，是个小小的、粉色的物件——正是那个蝴蝶发卡。只是被泥水泡得更加陈旧，蝴蝶翅膀颜色淡得几乎看不出，但形状还在。
当年，她明明亲手把这发卡放进了闺女棺材里，贴身放着的。
张桂兰把发卡紧紧捂在胸口，泥水顺着指缝往下滴。她对着被雨水冲刷的坟头喃喃：“梅梅……是你给妈的吗？妈收到了……妈一直戴着，天天戴……”李建军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眼圈红得厉害，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两人心里都明白，这大概是女儿最后的话别，告诉他们，她知道了，她安心了。
雨停后，他们重新修了坟，培上新土，在坟周围种了一圈野菊花。张桂兰把发卡仔细洗干净，晾干，换了根更结实的红绳，系在手腕上，打了个死结。往后，每当心里堵得慌，或者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手腕上那发卡就会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轻轻的，像个看不见的小手，在她皮肤上安抚地拍两下。
村东头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树冠像把巨大的绿伞。那栋破瓦房更破了，墙歪了，屋顶塌了一角，但路过的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快步低头躲开，顶多瞟一眼，叹口气，或者摇摇头。夏天傍晚，孩子们敢在槐树荫下打弹珠、抓知了了，有时会仰头指着浓密的树冠叽叽喳喳：“看！那儿有个红衣裳姐姐！”“瞎说，那是太阳照的，红光！”“真的！她刚才还在树叶里动呢！”
赵建国后来又来过一次岭背村，说是补充点材料。听王叔坐在自家院里，摇着蒲扇说起后来的事，他捧着那个豁了口的粗瓷茶碗，望着老槐树的方向，半天没吱声。最后才说：“王大哥，你说得对。槐树是招阴，可也护着这一方水土。人做啥事，自己心里那本账，最清楚。到头来，都是自己找的。”
夕阳把土路染成金红色，光也斜斜地洒进小梅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张桂兰坐在堂屋门槛上，就着最后的天光，给腕上的发卡缝一个小小的棉布套子，针脚细细密密。李建军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筐里装着新摘的茄子黄瓜，拿起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在旧褂子上蹭了蹭泥，递给妻子。张桂兰接过，咬了一口，清甜。她抬起头，对丈夫笑了笑。李建军也扯了扯嘴角，在她旁边蹲下，卷了根烟。
汶河水在不远处静静流着，日复一日。岭背村的故事，成了老人嘴里一遍又一遍的念叨，茶余饭后，晒日头的时候。他们告诉满手泥的孙儿：人活一世，头顶三尺有神明，心里得有怕处。做了亏心事，逃到天边也躲不过。而那些受了委屈走了的，只要还有人真心实意地记着，念着，就总有个地方能安住魂儿，总有个时候，能得着安慰。
那部老旧的黑电话，一直摆在李家堂屋柜子顶上，擦得一尘不染，像件供着的宝贝。偶尔，在午后最安静、阳光斜照进堂屋的时候，或者夜深人静、只有虫鸣的时分，会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叮铃”，短促，柔和，像片羽毛落在地上。像是有人终于拨通了思念已久的号码，轻轻“喂”了一声；又像是一声搁下了所有重担的、长长的、轻轻的叹息。
九零年春节，岭背村比往年闹腾。打工的年轻人回来了，穿着紧绷绷的西装或锃亮的皮夹克，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在土路上颠。小孩嘴里塞着糖，追着鞭炮乱跑，空气里一股子炮仗呛鼻的硝烟味，混着不知道谁家炖肉的香。
只有村东头老槐树下头，那栋荒屋死气沉沉。墙头标语糊得看不清字，窗户玻璃烂了大半，用破化肥袋子堵着，风一吹，“噗啦啦”响，像叹气。院里野草长得齐腰深，把那石板小路都吞没了。老槐树倒是更茂了，树冠黑压压一片，投下的影子又浓又凉，大夏天站底下都起鸡皮疙瘩。
王叔端着碗猪肉白菜馅饺子蹲在自家门槛上吃，瞧着村里的热闹，心里却有点空落落。媳妇在屋里喊：“凉了！进来吃！”他应了一声，没动。这几年他日子还行，媳妇给他生了个带把的小子，腿脚也没大碍，就是不能扛重货。可每次眼神瞟过东头那屋子，小梅的模样，老陈吊着的死相，就冷不丁冒出来。
“还瞅啥？晦气地方。”媳妇出来，夺过他手里的碗。
王叔嘟囔：“没瞅啥。”起身进屋。土墙上贴着新写的红“福”字，桌上摆着过年才舍得吃的炖肉、炒鸡蛋。他闷头吃，媳妇在旁边叹了口气。
过了正月十五，打工的又像候鸟一样飞走了，村子一下子静得能听见狗喘气。没多久，村里来了个生面孔。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穿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肩膀上挎个军用绿书包，自称是县文化馆的，叫赵建国，来搜集民间故事的，听说这儿有栋“鬼屋”。
他直接找到村支书。老支书一听他要打听留守屋，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同志，那地方去不得，邪性！闹鬼！”
赵建国推推眼镜，笑：“大爷，我不信那个，就是做点记录，了解下咱这儿的风土人情。”
支书拗不过，把王叔叫来。王叔本不想多嘴，但赵建国问得细，掏本子记，烟也递得勤，他就把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倒了。赵建国听完，眼镜片后的眼睛放光：“王大哥，能带我去看看吗？就在外头，不进去。”
王叔犹豫半天，还是领他去了。
站到老槐树下，赵建国仰头打量。荒草，破窗，墙根的青苔。他掏出个海鸥相机，“咔嚓咔嚓”拍了几张，又在笔记本上刷刷画图。
“这房哪年建的？”
“六几年吧，原先是大-队-部。”
“老陈死后，有人进去过没？”
“没。谁敢？都怕沾上不干净。”
赵建国绕着屋子转，在储藏室那个高的小破窗前停下，踮脚往里瞅，黑咕隆咚。“小梅当年就关这儿？”
王叔“嗯”了一声，摸出烟卷点上一根。
“听说……夜里电话会响？”
“天天响，十二点整，一分钟。全村都听见过，没人敢接。”王叔吐了口烟，“邪乎得很。”
赵建国合上本子，镜片后的眼睛亮得惊人：“我今晚想在这儿守着，听听。”
王叔差点让烟呛着：“不行！万万使不得！要出事的！”
赵建国只是笑：“王大哥，没事，我胆子大，就想亲耳验证下。”
劝不动。王叔最后跺跺脚：“那你……自己当心。听见啥不对，赶紧跑。”
消息像风一样传开，村里人都当新鲜事看。有人说这文化人胆子忒肥，有人说等着瞧好吧。王叔一晚上心神不宁，扒在自家门框上，望着东头那片被老槐树盖住的浓黑。
赵建国真去了。背着那个绿书包，在留守屋门口的石阶坐下。掏出手电筒，一个砖头似的录音机，装上两节大号电池。按下录音键，小红灯一闪一闪。他点了根烟，盯着手腕上的表。
夜越深，村里越静。月光稀薄，老槐树的影子泼在地上，像摊开的不透光的墨。风从河滩那边吹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刮得破窗户上的塑料袋“哗啦哗啦”响，跟哭似的。
赵建国吸了口烟，稳住神。快十二点了。
手表指针“咔哒”一声，重合。
“叮铃铃——叮铃铃——”
刺耳的铃声猛地从屋里炸出来，穿透破门烂窗，直直扎进耳朵里。赵建国手一抖，烟灰掉在裤子上。他赶紧把录音机往门缝方向凑近点。
铃声规律地响着，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瘆人，一声声敲在人心上。他竖起耳朵，除了铃声，好像……屋里还有极细微的、窸窸窣窣的动静，像衣服摩擦？
整整一分钟，铃声“嘎”地断了。
紧接着，一阵细微的、拉风箱似的喘气声，从听筒位置隐约传出来。“嗬……嗬……”声音很弱，但清晰得可怕，像个憋坏了的孩子在拼命吸气，又透着一股子冰冷的绝望。
赵建国后脖颈的汗毛“唰”地立了起来，猛地拧亮手电，光柱像把刀子，射向黑黢黢的门缝。啥也没有，只有飞舞的灰尘。
那喘气声持续着，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仿佛就隔着一层薄薄的门板，对着他耳朵吹气。
然后，“咔哒”一声轻响，像电话听筒被拿了起来。喘气声停了，换成“滋滋啦啦”的电流杂音，时大时小。
赵建国心跳得跟打鼓一样，咚咚咚撞着胸口。他想跑，脚却像被冻在了地上。
电流声也停了。
一个细细的、带着哭腔的小女孩声音，贴着门缝钻出来，冰凉冰凉的，没有一点活气：
“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嗡”的一声，赵建国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猛地后退两步，后脚跟磕在石阶上，差点仰面摔倒。手电光在墙上乱晃。他再不敢停留，一把抓起录音机，转身就跑，深一脚浅一脚冲进黑暗里，一路狂奔回村支书家，敲开门时，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呼哧带喘。
老支书听他哆嗦着说完，拍着炕沿：“你看！我说啥来着！不听老人言！”
第二天，赵建国找到王叔，嘴唇还是白的。“王大哥，我信了……那声音，真是小梅？”
王叔闷闷地点点头，把烟屁股踩灭：“怕是了。她念想没断，魂儿就散不了。”
赵建国沉默了很久，看着地上烟头冒出的最后一丝青烟，忽然说：“我想进去，把电话拿出来。”
“你疯啦？”王叔眼珠子瞪圆了，“那东西你也敢碰？”
“那电话是她念想所在。拿出来，交给她爹妈。也许……她能安息，那屋子也能清净。”
王叔瞪着他，像看个傻子。最后叹了口长气，转身去村里喊了两个平时胆子最大、不信邪的后生，一个拎着铁锹，一个拿着长把手电筒。一行人，硬着头皮，挑着大中午头日头最旺的时候，往留守屋去。
推开外屋门，灰尘“噗”地扬起老高，一股子浓重的霉味和尘土味冲出来，呛得人直咳嗽。长桌长凳东倒西歪，地上散着烂本子、断铅笔，还有几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玻璃弹珠。里间更暗，那台黑白电视机像个沉默的棺材蹲在角落。墙上，挂着那部黑电话。话筒悬着，电话线断了，一截耷拉在地上。
赵建国走过去，刚要伸手。
“呜……呜呜……”
细细的哭声，从储藏室方向飘来，若有若无，像根线钻进耳朵里。
一个后生“妈呀”一声，手里的铁锹“哐当”掉在地上，砸起一片灰。王叔头皮发麻，一把拽住赵建国胳膊：“走！快走！别惹它！”
储藏室的门，就在这时，“吱呀——”一声，自己慢慢开了条缝。里面漆黑一片，像张开的嘴。哭声停了，变成“哒、哒、哒”的轻响，一下，又一下，像是指甲尖在一下下抠着木头。
赵建国手电光挪过去，雪亮的光柱刺破黑暗，照在门口地面——几滴早已干涸发黑、渗进砖缝里的血印子，在光下格外扎眼。
“是小梅的血……”王叔声音发颤，往后退了半步，“当年她抓门……”
赵建国深吸一口气，那空气里的霉味让他喉咙发痒。他拨开王叔的手，径直走向储藏室。手电光柱在里面扫来扫去，照亮堆积如山的破烂。光最终停在里侧的门板上——一道道深深的、凌乱的抓痕，深深地嵌在木头里，颜色是陈年的黑褐，有的地方木头都翻了起来。
他伸出手指，轻轻摸过那些痕迹。灰尘之下，是木头被生生抠出的凹槽，能想象出当时用了多大的力气，多深的绝望。
身后，极轻的脚步声响起。沙沙的，像光脚丫子踩在厚厚的灰尘上。
赵建国浑身一僵，猛地转身。手电光慌乱地扫过空荡荡的里间。灰尘在光柱里飞舞。但他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有个小小的、凉飕飕的东西，就站在他刚才站的位置，很近。
“小梅，”他嗓子发干，咽了口唾沫，尽量让声音平稳下来，“我们……是来帮你的。电话，我们拿去给你爸妈。他们……他们回来了，一直在想你。真的。”
说完，他不再看身后，快步回到里间，踮起脚，有些费力地从墙上摘下那部沉甸甸的黑电话。电话机身冰凉刺骨，沾满了灰。他抱在怀里，对其他人低声道：“走。”
几人像逃难一样，争先恐后冲出门外。正午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却让人感到一阵虚脱般的暖意。
赵建国抱着电话，径直去了小梅家。李建军和张桂兰正在院里拾掇刚冒头的菜苗，看见他们这架势，愣在原地。
赵建国把电话轻轻放在院中那张磨得光滑的石桌上，把事情原委说了，包括昨夜听到的声音。张桂兰听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部电话，身子开始控制不住地发抖。她扑过去，一把将电话抱进怀里，紧紧搂住，像搂着失而复得的婴儿。眼泪“唰”地冲下来，却哭不出声，只是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浑身剧烈地颤抖。
李建军别过脸，用力抹了把眼睛，鼻头发红，喉结上下滚动，半天说不出话。
赵建国按下录音机播放键。先是嘶哑的电流声，然后，那冰冷又稚嫩的哭诉响起来：“爸爸妈妈，我想你们……”
张桂兰“哇”一声痛哭出来，脸死死埋进电话冰凉的塑料外壳里。“梅梅……我的梅梅啊……妈对不起你……妈没看好你啊……”
赵建国等哭声稍歇，轻声说：“李大哥，张大姐，她念着你们。你们……应她一句吧。让她知道，你们听见了，你们也想她。”
李建军红着眼眶，扶着几近虚脱的妻子，看向那部老旧的黑电话，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发出沙哑的声音：“梅梅……爸回来了，妈也回来了……咱再也不走了……就在家陪着你……你听见没？”
怀里的电话，突然极其轻微地“叮铃”响了一声。很短，很轻，像幻觉，但在场的人都听见了。
紧接着，张桂兰感到怀里的电话似乎……温了一点点。那一直刺骨的冰凉，像退潮一样，散去了不少。她把听筒贴在耳边，哽咽着，絮絮叨叨，像平时哄孩子：“梅梅，妈在呢……妈天天想你，吃不好睡不香……你想妈了，就给妈托个梦，啊？妈等着你……妈哪儿也不去了……”
听筒里静静的，只有一丝几乎听不见的电流杂音，慢慢地，也消失不见了。张桂兰抱着电话，眼泪无声地流，但那股死死攥着心脏、让人喘不过气的剧痛，好像松开了那么一丝缝隙。
赵建国悄悄退到院门口。王叔和两个后生默默看着，谁也没说话，心里都沉甸甸的。
自那以后，张桂兰把那部电话擦得锃亮，摆在堂屋柜子最显眼的地方，每天都要用软布抹一遍，对着它说说话。说地里的苞米长高了，说村里谁家闺女出嫁了，说今儿天阴可能下雨。就像女儿还坐在门槛上，晃着腿听。
而村东头留守屋，夜半那准时响起的铃声，再也没人听见过。
王叔心里那块压了多年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有时看见李建军夫妇背着竹篓去河边荒坡，篓里除了纸钱香烛，总稳稳地放着那部擦得反光的黑电话。
赵建国在村里又住了几天，把故事仔仔细细记满了一个笔记本。走之前，他又去了一次老槐树下。荒屋更破了，但那层笼罩不散的、让人头皮发紧的阴森，淡得几乎没了。他站了一会儿，吸了口带着土腥味的空气，转身离开。
日子水一样流过，不声不响。村里条件好了点，在村子中间盖了新的留守屋，亮堂，干净，还拉上了电灯，请了两位从镇上来的女老师照看。新屋开张那天，李建军夫妇送去了好几捆新本子和两盒铅笔。张桂兰看着满屋乱跑嬉笑的孩子们，眼神恍惚了一下，悄悄背过身，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一天，一个扎着歪歪扭扭羊角辫的小丫头跑到正在菜园摘豆角的张桂兰跟前，指着她手腕：“婶儿，你这红绳系着的卡子真好看，还闪亮呢。”
张桂兰手腕上，用红绳牢牢拴着个褪了色的粉色蝴蝶发卡，翅膀上的金粉都快掉光了。她蹲下，摸摸女孩被汗湿的头发：“是婶儿的女儿小梅给的。她呀，跟你差不多大。”
女孩眨巴着大眼睛：“小梅姐姐？我刚才好像看见她了，穿红衣裳，就在你后头那棵枣树边上，对我笑呢，牙齿白白的。”
张桂兰一怔，回头。院里只有那棵老枣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树下空空荡荡。她愣了一会儿，慢慢笑起来，对女孩说：“是啊，小梅姐姐喜欢小朋友，她看见你，心里高兴。”
女孩欢天喜地跑开了。张桂兰摸着腕上冰凉的发卡，嘴角慢慢弯起来，那笑容里有些苦，又有些说不清的暖意。
九二年夏天，汶河发了大水，河水漫上来，冲垮不少河滩地。小梅的坟包也被冲得塌了一角，露出一点暗色的棺材板。李建军夫妇冒着瓢泼大雨去培土，铁锹下去全是泥浆，糊了满身满脸。张桂兰一锹挖下去，感觉碰到个硬东西，不是石头。她扒开泥，是个小小的、粉色的物件——正是那个蝴蝶发卡。只是被泥水泡得更加陈旧，蝴蝶翅膀颜色淡得几乎看不出，但形状还在。
当年，她明明亲手把这发卡放进了闺女棺材里，贴身放着的。
张桂兰把发卡紧紧捂在胸口，泥水顺着指缝往下滴。她对着被雨水冲刷的坟头喃喃：“梅梅……是你给妈的吗？妈收到了……妈一直戴着，天天戴……”李建军在旁边看着，没说话，眼圈红得厉害，不知道是雨水还是别的。两人心里都明白，这大概是女儿最后的话别，告诉他们，她知道了，她安心了。
雨停后，他们重新修了坟，培上新土，在坟周围种了一圈野菊花。张桂兰把发卡仔细洗干净，晾干，换了根更结实的红绳，系在手腕上，打了个死结。往后，每当心里堵得慌，或者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手腕上那发卡就会传来一丝若有若无的暖意，轻轻的，像个看不见的小手，在她皮肤上安抚地拍两下。
村东头的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树冠像把巨大的绿伞。那栋破瓦房更破了，墙歪了，屋顶塌了一角，但路过的村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快步低头躲开，顶多瞟一眼，叹口气，或者摇摇头。夏天傍晚，孩子们敢在槐树荫下打弹珠、抓知了了，有时会仰头指着浓密的树冠叽叽喳喳：“看！那儿有个红衣裳姐姐！”“瞎说，那是太阳照的，红光！”“真的！她刚才还在树叶里动呢！”
赵建国后来又来过一次岭背村，说是补充点材料。听王叔坐在自家院里，摇着蒲扇说起后来的事，他捧着那个豁了口的粗瓷茶碗，望着老槐树的方向，半天没吱声。最后才说：“王大哥，你说得对。槐树是招阴，可也护着这一方水土。人做啥事，自己心里那本账，最清楚。到头来，都是自己找的。”
夕阳把土路染成金红色，光也斜斜地洒进小梅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院子。张桂兰坐在堂屋门槛上，就着最后的天光，给腕上的发卡缝一个小小的棉布套子，针脚细细密密。李建军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筐里装着新摘的茄子黄瓜，拿起一根顶花带刺的黄瓜，在旧褂子上蹭了蹭泥，递给妻子。张桂兰接过，咬了一口，清甜。她抬起头，对丈夫笑了笑。李建军也扯了扯嘴角，在她旁边蹲下，卷了根烟。
汶河水在不远处静静流着，日复一日。岭背村的故事，成了老人嘴里一遍又一遍的念叨，茶余饭后，晒日头的时候。他们告诉满手泥的孙儿：人活一世，头顶三尺有神明，心里得有怕处。做了亏心事，逃到天边也躲不过。而那些受了委屈走了的，只要还有人真心实意地记着，念着，就总有个地方能安住魂儿，总有个时候，能得着安慰。
那部老旧的黑电话，一直摆在李家堂屋柜子顶上，擦得一尘不染，像件供着的宝贝。偶尔，在午后最安静、阳光斜照进堂屋的时候，或者夜深人静、只有虫鸣的时分，会传来一声极轻极轻的“叮铃”，短促，柔和，像片羽毛落在地上。像是有人终于拨通了思念已久的号码，轻轻“喂”了一声；又像是一声搁下了所有重担的、长长的、轻轻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