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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年那会儿，夏天尾巴还赖着不走，白天太阳毒，一早一晚的风可凉了。咱这岭背村，就窝在汶河边的土坡坡里，村子旧得跟块磨秃噜皮的搓衣板似的。能跑动的后生，都揣着盖红章的信，挤上那哐当哐当的绿皮车往南边去了，村里剩下一帮老胳膊老腿，还有满地窜的“留守娃”。
村东头有棵老槐树，年头久了，树荫子黑沉沉的，底下压着一排青砖房。早先是大队部，后来改成看娃的地方，叫“留守屋”。墙上的红漆字，“再穷不能穷教育”，让雨水冲得花花搭搭，漆皮卷着边，跟烂嘴角一样。屋里外两间，外间摆着几张桌子，桌腿都不一般齐，写字晃悠。长条凳被娃们的屁股磨得油亮。桌上乱扔着写满拼音的田字格、啃得剩个头的铅笔，还有黏了吧唧的水果糖纸。里间墙角蹲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十四寸，塑料壳子泛黄，屏幕上灰扑扑的。边上立着个带锁的木头柜子。
看屋的是陈守业，五十多了，都叫他老陈。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见谁都先笑，眼角那褶子能夹死蚊子，看着怪和气的。老光棍一个，没儿没女。以前在公社农机站混口饭吃，后来站黄了，村支书就让他来管这摊，一个月给三十块，二十斤粮，看着这帮猴孩子。
一放学，这屋就跟开了锅一样。娃们背着破书包嗷嗷冲进来，有的趴桌上赶作业，有的围着电视嚷：“陈叔！放霍元甲！”老陈就笑眯眯地转来转去，给这个找半块橡皮，给那个倒碗放凉的白开水。谁作业卡壳了，他凑过去，用那粗得跟老树根似的手指头点着课本：“这儿，这儿，得这么算。”声音软绵绵的。娃们都说：“陈叔比我爷还好说话。”在外头的爹妈也放心，过年回来，总不忘给他捎包糖，或者扯块布。
小梅是这些娃里的一个。九岁，两根麻花辫细细的，刘海剪得齐，脸晒得黑红，可眼睛忒亮，像水洗过的黑葡萄。她爹妈在深圳的玩具厂，一年到头，也就过年那几天能瞅见。她跟着七十多的奶奶过，奶奶耳背眼也花，管不住她。放了学，她就自个儿来留守屋。
小梅性子闷，不跟人抢电视，总是一个人缩在最靠里那张桌子写字。老陈对她“格外上心”，老凑过来问：“小梅，算术题会不？叔教你。”他那厚巴掌有时就按在她头顶，顺着辫子往下捋，手指头刮过后脖颈子，又凉又糙。小梅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动，把头埋得更低了。
隔壁住着王建国，腿脚不利索，没出去，在村里种那几亩地，顺便帮外出的人瞅瞅房子。他家跟留守屋就隔一堵土墙。每天擦黑，他好搬个小马扎坐门口，抽着廉价烟卷，眯眼瞅着娃们跑进跑出。他跟老陈不熟，碰上了，也就点点头，扯两句“今年苞米价不行”或者“深圳那边还要人不”。
进了八月，天还闷得人喘不上气。汶河的水汽混着岸边烂芦苇的腥气，一股一股往村里飘。娃们还没开学，留守屋从天亮到天黑都吵得人脑仁疼。老陈比往常更忙活，除了看娃，还得给煮绿豆汤去火。他从家拎来个铝皮大水壶，灌满井水，抓两把绿豆，蹲在门口那煤炉子跟前咕嘟。煮好了，搁门口石墩子上晾着，谁渴了就拿搪瓷缸子舀着喝。
谁也不知道，那张老是笑呵呵的脸皮下面，揣着啥心思。老陈年轻时候在农机站就手不干净，让人撵了出来。后来还对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动手动脚，让人揍断过腿，虽说接上了，走路有点跛，媳妇也就没娶上。岁数越大，心里头那点脏念头越往歪处长，尤其看着屋里这些爹不疼娘不远的娃。
他从镇上旧货摊，花十五块，淘换回一个黑乎乎的相机，135的，胶卷那种。外壳掉了一块漆，露出里头黑铁。他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塞在里间木柜子最底下。每天，他变着法儿把娃单独叫进里间。“你这篇作文写得灵，叔单独给你讲讲，能拿更高分。”“这道题难，过来，叔教你。”
被叫进去的，多半是小梅这样不大吱声的小丫头小子。老陈关上门，拉上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窗帘。屋里一下子暗了，只有电视机屏幕一点蓝荧荧的光。他嘴上讲着题，眼珠子却在娃身上乱转，趁娃低头写字，手就摸到柜子底下，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一下。胶卷金贵，他舍不得多按，一回就两三张，拍完赶紧塞回去。
怕娃出去乱说，他话里话外地吓唬。对男娃，他说：“敢跟别人说叔单独教你，往后别想看电视，作业本给你撕了喂灶膛。”对女娃，声音放软了，话可更毒：“这是咱俩的秘密。说出去，你爹妈在外头要倒血霉，钱赚不着，人也回不来。”乡下娃实诚，怕没电视看，更怕爹妈出事，心里再膈应，也死死憋着，屁都不敢放一个。
小梅头一回被单独叫进去，是个闷死人的下午。屋里别的娃都回家吃晌午饭了，就剩她一个。老陈走过来，巴掌搭在她瘦津津的肩胛骨上。“小梅，上午那篇《我的爸爸妈妈》，写得好，有真情。来，叔再给你加点细节，保管更好。”
小梅捏着铅笔，点了下头。她跟着老陈进里间，门在身后关上，“咔哒”一声，插销落了。窗帘拉严实，光没了，空气里一股子灰尘和烂木头味儿。老陈让她坐凳子上，自个儿搬个小马扎紧挨着她坐下，指着作文本说这儿该加个“的”，那儿该加个“了”。讲着讲着，小梅觉得不对劲，老陈的喘气声变粗了，热烘烘的气喷在她耳朵边，眼神像黏糊糊的糖浆，粘在她脸上。
老陈站起来，走到木柜边，摸索了一阵，背着手走回来。“小梅，抬个头，叔给你照张相，寄给你爸妈，让他们看看闺女多齐整。”
小梅摇头，身子往后缩：“不照……奶奶说，照相勾魂儿。”
“净瞎说，那是老迷信。”老陈脸上的笑没了，伸手捏住她下巴颏，硬往上抬。小梅眼角瞥见他身后那台黑相机，镜头像个独眼黑洞，正对着她。她猛地想起隔壁二柱前两天偷摸跟她嘀咕，说陈叔也给他拍了照，还让他脱了褂子，二柱说的时候，眼圈红得跟烂桃似的。
一股凉气“嗖”地从脚底板窜到天灵盖。小梅“哇”一声哭出来，使出吃奶的劲儿推开老陈的手，从凳子上跳下来就往门口冲。“我要回家！找奶奶！”
老陈一把攥住她细胳膊，指甲掐进肉里，疼得小梅一哆嗦。他脸一下子阴得能拧出水，嘴凑到她耳朵边，压着嗓子低吼：“跑？再跑一个试试！老子把你关起来，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爹妈！”
小梅哭得岔了气，拼命踢打，那手跟铁钳子似的，纹丝不动。老陈拖着她，走到里间最里头那扇小门前。这门常年挂着一把生锈的铜锁，娃们都不知道里头是啥。老陈从裤腰带上扯下一串钥匙，叮铃当啷找了半天，捅开锁，“嘎吱”一声，把门推开。
一股冲鼻的霉味和尘土味喷出来，呛得小梅直咳嗽。里头黑咕隆咚，堆着缺腿的桌子、烂板凳、旧课本，还有几把锄头镰刀歪在墙角，几个麻袋鼓鼓囊囊，大概是长了芽的红薯。只有头顶一个小气窗，漏进一点浑黄的光。“进去！”老陈把她往里一搡。小梅绊了一下，扑倒在地，手心按在碎木茬上，火辣辣地疼，抬手一看，划了道口子，血珠子往外冒。
“在这儿老实待着！啥时候不哭不闹了，啥时候出来！”老陈丢下话，退出去，门“哐当”关上，紧接着是锁舌扣死的“咔哒”声。
小梅爬起来，扑到门上，用尽力气拍打。“陈叔！我错了！放我出去！奶奶！奶奶！”门板又厚又实，拳头砸上去只有闷闷的“咚咚”声。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喊，嗓子喊劈了，手拍得通红发麻，指甲在木头上来回刮，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天光从小气窗一点点漏走，最后一丝也没了，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黑暗里，那些堆着的破烂轮廓模模糊糊，像蹲着趴着的怪物。小梅缩到墙角，抱住膝盖，眼泪淌了一脸。她想起妈妈临走前别在她头发上的粉色蝴蝶发卡，想起爸爸说，想他们就往村部打电话。村里邮电所有部手摇电话，打一次要摇半天，贵得很，她从来没打过。
天黑透了，储藏室冷下来。小梅只穿着件单褂子，冻得上下牙直打架。她想睡，又不敢闭眼，总觉得黑暗里有东西在喘气。老鼠在角落“吱吱”叫，偶尔碰倒个啥，“哗啦”一声。每一点声响都让她浑身一激灵。手因为拍门抓挠，指甲缝里嵌满了木刺和灰，好几个指甲盖松了，碰一下钻心地疼。
她又开始砸门，用肩膀撞，喊“救命”。声音闷在狭小的屋子里，嗡嗡的，传不出去。村里人睡得早，留守屋又在村东头，离得远。喊累了，她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空气浑浊，全是霉尘味儿，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脑袋昏沉沉的。
“打电话……想给爸妈打电话……”她嘴唇干得裂口，喃喃的声音像蚊子哼。眼皮越来越重，脑子里像灌了糨糊。最后，她歪倒在门边，手还保持着抓挠的姿势，十根手指头的指甲全翻翘起来，指尖血肉模糊，在门板上留下几道歪歪扭扭、发黑发褐的血道子。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老陈才挪到储藏室门口。他一夜没合眼，眼皮跳得厉害。钥匙插进锁孔，转了转，推开一条缝。那股冲鼻的霉味又出来了。他眯着眼往里瞧，小梅蜷在门边，脸白得像糊窗户的纸，一动也不动。
老陈腿一软，往后踉跄两步，脊梁骨蹿上一股透心凉的寒气。他哆嗦着手，凑过去，手指头伸到她鼻子底下——真没气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冷汗“唰”地湿透了贴身的褂子。这要是让人知道是他关死的，吃枪子儿跑不了。
他喘着粗气，逼自己定下神。把小梅软塌塌的身子拖到里面，搁在一摞烂课本上，把她手掰开放平，又从墙角捡起几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布娃娃，胡乱摆在她身边。接着，他扯下晾在铁丝上的抹布，蘸了点水缸里的水，使劲擦门板上的血道子，把地上的木屑尘土扫到簸箕里，全倒进外屋的灶膛。
弄完这些，他走到村子当间，扯开嗓子喊：“谁家娃不见了？留守屋储藏室有个孩子！”
村里人被惊动，三三两两围过来。王叔趿拉着破布鞋，一瘸一拐也凑过来：“老陈，咋了？出啥事了？”
老陈领着人回到留守屋，指着储藏室里头，脸上挤出悲戚戚的表情：“不知道谁家孩子，估计昨儿下晌自个儿溜进来耍，困在里面了，怕是……闷着了。”
有人探头，惊呼：“哎呀！这不是建军家的小梅嘛！”
小梅的奶奶拄着拐棍，让人搀着颤巍巍过来，只看一眼，人就直接出溜到地上，嗓子眼里挤出嘶哑的哭嚎：“我的梅啊——你咋就这么走了哇——”旁边人七手八脚去扶。老陈也抹着眼角，声音发哽：“怨我，没看住门，让娃钻了空子……”
村支书来了，背着手看了看，问了老陈几句。老陈话说得滴水不漏：“昨儿下晌娃们都走了，我锁了外门回家吃饭。这储藏室门……许是我忘了锁，钥匙也没拔下来。”那时候，村里没监控，也没人往深处想。老陈平时那老好人的模样太唬人，谁也没疑心到他头上。
小梅爹妈从深圳赶回来，已是三天后了。看见闺女那样，当妈的张桂兰当场背过气去，醒过来就捶着胸口哭，嗓子都哭哑了。李建军蹲在墙角，抱着脑袋，肩膀一耸一耸。他们信了村里的说法，只怨自己命苦，没照看好闺女。
丧事办得简单，一口薄皮棺材，埋在汶河边的荒坡上。下葬那天，天色阴沉，飘着毛毛雨。王叔也去了，看着黄土一锹锹盖上去，心里那股别扭劲儿越来越强。他想起前些天还瞧见小梅在门口跳皮筋，咋说没就没了？老陈说话时，那眼神总往边上瞟，不对劲。
可他没凭没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打那以后，他看见老陈就绕道走。留守屋关了几天，村支书说娃们没处去，又让老陈开了门。只是，自从小梅没了，这屋子就有点邪性。
先是一个叫狗蛋的男娃，下午写作业时，听见里间有“呜呜”的哭声，细细的，像女娃。他吓得跑出去告诉老陈，老陈瞪他一眼：“胡咧咧啥！赶紧家去！”后来，越来越多的孩子说听见哭声，还有人说瞥见个穿红衣裳的小影子，在里间门后一闪就没。
老陈心里明镜似的。他开始睡不踏实，总觉得有双眼在暗处盯着他。他把门窗查了又查，锁扣得死死的，夜里还是心惊肉跳。他去镇上买了几刀黄纸，天黑后在屋角烧了，嘴里嘟嘟囔囔。屁用没有。
那台黑白电视机，没人的时候自己亮了，满屏雪花，“滋啦滋啦”响，瘆人。桌上的铅笔、本子，好端端掉地上。最瘆人的，是里间墙上挂的那部手摇电话。
这电话是村里给留守娃联系爹妈装的。平时就挂那儿，用的时候得摇通总机转接。小梅死后，这电话就邪门了。每天夜里，留守屋空荡荡的时候，铃声就“叮铃铃”响起来，在静夜里格外刺耳，准时得吓人。
有一回，王叔半夜起来撒尿，听见隔壁电话响，一声接一声，没人接。他瘸着腿过去，趴门缝朝里看，乌漆嘛黑。铃声足足响了一分钟，自己停了。王叔后脖颈发凉，赶紧回屋，把门闩插得死死的。
老陈也听过。头回以为是打错了，没理。后来天天夜里响，每次一分钟左右准停。他怕了，想拔了电话线，又怕村里问。他不知道，小梅的魂儿没走。她死前最大的念想，就是给爹妈打电话。这念想太深，魂就缠在了电话上。
深夜那铃声，是小梅的魂在拨号。她记着爹妈厂里宿舍的号码，小手一遍遍去够，去转那拨盘，可她没力气摇通总机，只能让铃声响，一声声，全是哭不出来的委屈。
老陈快被逼疯了。白天强撑着笑，夜里像惊弓之鸟，眼窝深陷，颧骨凸出来，跟个活鬼似的。村里人问他，他摆摆手：“老了，不中用了，身上不痛快。”
有一晚，他横下心，留在留守屋，倒要看看是啥作怪。他搬条板凳坐在电话旁，手里攥着根抵门杠。夜里十二点整，“叮铃铃——”铃声炸响，震得他头皮发麻。他手抖着，没敢碰。铃声自己停了。
停的那一瞬，听筒里传来细微的喘气声，“嗬……嗬……”像个小女孩跑累了，又像被啥掐着脖子。老陈魂飞魄散，跳起来就往门口冲。门拉不开，像被焊死了。那喘气声还在听筒里，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他瘫坐在地，裤裆湿了一片。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声音才没。他又连滚带爬扑到门边，这回一拉就开了，冷风灌进来，他头也不回冲进夜色里。
第二天他就跟村支书告假，说病得爬不起来了。在家躺了两天，噩梦一个接一个，总梦见小梅血糊糊站在床头，伸着断指甲的手说：“叔，开门……”
躲不过。他灌了半瓶散装白酒，辣得直咧嘴，红着眼回到留守屋，直挺挺坐在电话旁边。十二点，铃声又起。他一把抓起听筒。
里头先是电流的“滋滋”声，然后，那细细的喘气声贴着他耳朵响起。
老陈喉咙发干：“谁……谁啊？”
没答话。喘气声急了，重了。
接着，一个带着哭腔、冰凉的小孩声音，一字一顿钻进他耳朵里：“叔、叔，开、门。”
听筒从他手里滑落，“啪”地砸在地上。几乎同时，外屋那扇木门，“吱呀——”一声，自己慢慢开了。门外黑漆漆的，风卷着几片枯叶子吹进来，打旋儿。
老陈抬头，门槛外站着个小小的红影子。脸白如纸，眼睛是两个黑窟窿，手上指甲全没了，指尖滴着暗褐色的血。
“别……别过来！”老陈手脚并用往后缩，撞翻了板凳，自己也摔了个屁墩儿。
小红影没出声，一步一步挪进来，脚不沾地似的。老陈想跑，腿软得像面条，动不了。眼睁睁看着那影子飘到跟前，抬起血肉模糊的手，指向储藏室。
“来。”声音冷得像三九天的冰碴子。
老陈身体不听使唤，跟着挪过去。储藏室的门也无声无息开了，里面那股熟悉的霉味涌出。他被一股看不见的力推进去。门在身后关上。
气窗透进一点惨淡的月光，照着地上散乱的旧课本，和那几个脏布娃娃。
第二天早上，几个来留守屋的娃刚进院，就尖叫起来。大人们闻声跑来，只见老陈被电话线勒着脖子，吊在储藏室门头的横梁上，舌头耷拉出来老长，眼珠子几乎瞪出眼眶，满是恐惧。他一只手死死攥着断掉的电话线，听筒垂在脚边，微微晃荡。
老陈死了。村里炸了锅，都说这是小梅索命，恶有恶报。村支书叫人卸下尸首，通知了他远房亲戚。亲戚来了，草草埋在了村西乱葬岗，连个像样的坟头都没起。
留守屋彻底荒了。没人敢靠近，娃们也被大人拧着耳朵警告不许去东头老槐树。王叔有时站在自家门口往那边望，心里堵着的那口气，总算顺了些。老陈活该。
可那屋子的邪乎事，没停。夜深人静时，电话铃依旧会响，幽幽的，飘在风里。偶尔有晚归的人瞥见，破窗户里，有个小红影晃过。
有人说，小梅的魂还没走，还在等她爹妈，等他们知道真相。也有人说，那电话成了索命的东西，谁碰谁倒霉。
几年后，小梅爹妈从深圳回了村，用攒下的钱盖起三间红砖房，再不提外出的事。他们常去汶河边荒坡上烧纸，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也去留守屋门口，呆呆地坐着。问他们听见啥没，他们只是摇头，眼圈泛红。
岭背村的人把这事传成了故事，老人讲给孙辈听：做人，得讲良心。黑了心肝，就算王法一时治不了，也有别的等着你。
那栋破瓦房，就在老槐树下沉默地站着。夜里的电话铃声，成了岭背村洗不掉的背景音，提醒着所有人，那个叫小梅的九岁丫头，和她没来得及打出去的电话。
八七年那会儿，夏天尾巴还赖着不走，白天太阳毒，一早一晚的风可凉了。咱这岭背村，就窝在汶河边的土坡坡里，村子旧得跟块磨秃噜皮的搓衣板似的。能跑动的后生，都揣着盖红章的信，挤上那哐当哐当的绿皮车往南边去了，村里剩下一帮老胳膊老腿，还有满地窜的“留守娃”。
村东头有棵老槐树，年头久了，树荫子黑沉沉的，底下压着一排青砖房。早先是大队部，后来改成看娃的地方，叫“留守屋”。墙上的红漆字，“再穷不能穷教育”，让雨水冲得花花搭搭，漆皮卷着边，跟烂嘴角一样。屋里外两间，外间摆着几张桌子，桌腿都不一般齐，写字晃悠。长条凳被娃们的屁股磨得油亮。桌上乱扔着写满拼音的田字格、啃得剩个头的铅笔，还有黏了吧唧的水果糖纸。里间墙角蹲着一台黑白电视机，十四寸，塑料壳子泛黄，屏幕上灰扑扑的。边上立着个带锁的木头柜子。
看屋的是陈守业，五十多了，都叫他老陈。个子不高，背有点驼，见谁都先笑，眼角那褶子能夹死蚊子，看着怪和气的。老光棍一个，没儿没女。以前在公社农机站混口饭吃，后来站黄了，村支书就让他来管这摊，一个月给三十块，二十斤粮，看着这帮猴孩子。
一放学，这屋就跟开了锅一样。娃们背着破书包嗷嗷冲进来，有的趴桌上赶作业，有的围着电视嚷：“陈叔！放霍元甲！”老陈就笑眯眯地转来转去，给这个找半块橡皮，给那个倒碗放凉的白开水。谁作业卡壳了，他凑过去，用那粗得跟老树根似的手指头点着课本：“这儿，这儿，得这么算。”声音软绵绵的。娃们都说：“陈叔比我爷还好说话。”在外头的爹妈也放心，过年回来，总不忘给他捎包糖，或者扯块布。
小梅是这些娃里的一个。九岁，两根麻花辫细细的，刘海剪得齐，脸晒得黑红，可眼睛忒亮，像水洗过的黑葡萄。她爹妈在深圳的玩具厂，一年到头，也就过年那几天能瞅见。她跟着七十多的奶奶过，奶奶耳背眼也花，管不住她。放了学，她就自个儿来留守屋。
小梅性子闷，不跟人抢电视，总是一个人缩在最靠里那张桌子写字。老陈对她“格外上心”，老凑过来问：“小梅，算术题会不？叔教你。”他那厚巴掌有时就按在她头顶，顺着辫子往下捋，手指头刮过后脖颈子，又凉又糙。小梅吓得一缩脖子，不敢动，把头埋得更低了。
隔壁住着王建国，腿脚不利索，没出去，在村里种那几亩地，顺便帮外出的人瞅瞅房子。他家跟留守屋就隔一堵土墙。每天擦黑，他好搬个小马扎坐门口，抽着廉价烟卷，眯眼瞅着娃们跑进跑出。他跟老陈不熟，碰上了，也就点点头，扯两句“今年苞米价不行”或者“深圳那边还要人不”。
进了八月，天还闷得人喘不上气。汶河的水汽混着岸边烂芦苇的腥气，一股一股往村里飘。娃们还没开学，留守屋从天亮到天黑都吵得人脑仁疼。老陈比往常更忙活，除了看娃，还得给煮绿豆汤去火。他从家拎来个铝皮大水壶，灌满井水，抓两把绿豆，蹲在门口那煤炉子跟前咕嘟。煮好了，搁门口石墩子上晾着，谁渴了就拿搪瓷缸子舀着喝。
谁也不知道，那张老是笑呵呵的脸皮下面，揣着啥心思。老陈年轻时候在农机站就手不干净，让人撵了出来。后来还对村里大姑娘小媳妇动手动脚，让人揍断过腿，虽说接上了，走路有点跛，媳妇也就没娶上。岁数越大，心里头那点脏念头越往歪处长，尤其看着屋里这些爹不疼娘不远的娃。
他从镇上旧货摊，花十五块，淘换回一个黑乎乎的相机，135的，胶卷那种。外壳掉了一块漆，露出里头黑铁。他用旧报纸裹了好几层，塞在里间木柜子最底下。每天，他变着法儿把娃单独叫进里间。“你这篇作文写得灵，叔单独给你讲讲，能拿更高分。”“这道题难，过来，叔教你。”
被叫进去的，多半是小梅这样不大吱声的小丫头小子。老陈关上门，拉上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窗帘。屋里一下子暗了，只有电视机屏幕一点蓝荧荧的光。他嘴上讲着题，眼珠子却在娃身上乱转，趁娃低头写字，手就摸到柜子底下，掏出相机，飞快地“咔嚓”一下。胶卷金贵，他舍不得多按，一回就两三张，拍完赶紧塞回去。
怕娃出去乱说，他话里话外地吓唬。对男娃，他说：“敢跟别人说叔单独教你，往后别想看电视，作业本给你撕了喂灶膛。”对女娃，声音放软了，话可更毒：“这是咱俩的秘密。说出去，你爹妈在外头要倒血霉，钱赚不着，人也回不来。”乡下娃实诚，怕没电视看，更怕爹妈出事，心里再膈应，也死死憋着，屁都不敢放一个。
小梅头一回被单独叫进去，是个闷死人的下午。屋里别的娃都回家吃晌午饭了，就剩她一个。老陈走过来，巴掌搭在她瘦津津的肩胛骨上。“小梅，上午那篇《我的爸爸妈妈》，写得好，有真情。来，叔再给你加点细节，保管更好。”
小梅捏着铅笔，点了下头。她跟着老陈进里间，门在身后关上，“咔哒”一声，插销落了。窗帘拉严实，光没了，空气里一股子灰尘和烂木头味儿。老陈让她坐凳子上，自个儿搬个小马扎紧挨着她坐下，指着作文本说这儿该加个“的”，那儿该加个“了”。讲着讲着，小梅觉得不对劲，老陈的喘气声变粗了，热烘烘的气喷在她耳朵边，眼神像黏糊糊的糖浆，粘在她脸上。
老陈站起来，走到木柜边，摸索了一阵，背着手走回来。“小梅，抬个头，叔给你照张相，寄给你爸妈，让他们看看闺女多齐整。”
小梅摇头，身子往后缩：“不照……奶奶说，照相勾魂儿。”
“净瞎说，那是老迷信。”老陈脸上的笑没了，伸手捏住她下巴颏，硬往上抬。小梅眼角瞥见他身后那台黑相机，镜头像个独眼黑洞，正对着她。她猛地想起隔壁二柱前两天偷摸跟她嘀咕，说陈叔也给他拍了照，还让他脱了褂子，二柱说的时候，眼圈红得跟烂桃似的。
一股凉气“嗖”地从脚底板窜到天灵盖。小梅“哇”一声哭出来，使出吃奶的劲儿推开老陈的手，从凳子上跳下来就往门口冲。“我要回家！找奶奶！”
老陈一把攥住她细胳膊，指甲掐进肉里，疼得小梅一哆嗦。他脸一下子阴得能拧出水，嘴凑到她耳朵边，压着嗓子低吼：“跑？再跑一个试试！老子把你关起来，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爹妈！”
小梅哭得岔了气，拼命踢打，那手跟铁钳子似的，纹丝不动。老陈拖着她，走到里间最里头那扇小门前。这门常年挂着一把生锈的铜锁，娃们都不知道里头是啥。老陈从裤腰带上扯下一串钥匙，叮铃当啷找了半天，捅开锁，“嘎吱”一声，把门推开。
一股冲鼻的霉味和尘土味喷出来，呛得小梅直咳嗽。里头黑咕隆咚，堆着缺腿的桌子、烂板凳、旧课本，还有几把锄头镰刀歪在墙角，几个麻袋鼓鼓囊囊，大概是长了芽的红薯。只有头顶一个小气窗，漏进一点浑黄的光。“进去！”老陈把她往里一搡。小梅绊了一下，扑倒在地，手心按在碎木茬上，火辣辣地疼，抬手一看，划了道口子，血珠子往外冒。
“在这儿老实待着！啥时候不哭不闹了，啥时候出来！”老陈丢下话，退出去，门“哐当”关上，紧接着是锁舌扣死的“咔哒”声。
小梅爬起来，扑到门上，用尽力气拍打。“陈叔！我错了！放我出去！奶奶！奶奶！”门板又厚又实，拳头砸上去只有闷闷的“咚咚”声。外头一点动静都没有。她喊，嗓子喊劈了，手拍得通红发麻，指甲在木头上来回刮，发出“刺啦刺啦”的噪音。天光从小气窗一点点漏走，最后一丝也没了，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黑暗里，那些堆着的破烂轮廓模模糊糊，像蹲着趴着的怪物。小梅缩到墙角，抱住膝盖，眼泪淌了一脸。她想起妈妈临走前别在她头发上的粉色蝴蝶发卡，想起爸爸说，想他们就往村部打电话。村里邮电所有部手摇电话，打一次要摇半天，贵得很，她从来没打过。
天黑透了，储藏室冷下来。小梅只穿着件单褂子，冻得上下牙直打架。她想睡，又不敢闭眼，总觉得黑暗里有东西在喘气。老鼠在角落“吱吱”叫，偶尔碰倒个啥，“哗啦”一声。每一点声响都让她浑身一激灵。手因为拍门抓挠，指甲缝里嵌满了木刺和灰，好几个指甲盖松了，碰一下钻心地疼。
她又开始砸门，用肩膀撞，喊“救命”。声音闷在狭小的屋子里，嗡嗡的，传不出去。村里人睡得早，留守屋又在村东头，离得远。喊累了，她顺着门板滑坐在地上，大口喘气。空气浑浊，全是霉尘味儿，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脑袋昏沉沉的。
“打电话……想给爸妈打电话……”她嘴唇干得裂口，喃喃的声音像蚊子哼。眼皮越来越重，脑子里像灌了糨糊。最后，她歪倒在门边，手还保持着抓挠的姿势，十根手指头的指甲全翻翘起来，指尖血肉模糊，在门板上留下几道歪歪扭扭、发黑发褐的血道子。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老陈才挪到储藏室门口。他一夜没合眼，眼皮跳得厉害。钥匙插进锁孔，转了转，推开一条缝。那股冲鼻的霉味又出来了。他眯着眼往里瞧，小梅蜷在门边，脸白得像糊窗户的纸，一动也不动。
老陈腿一软，往后踉跄两步，脊梁骨蹿上一股透心凉的寒气。他哆嗦着手，凑过去，手指头伸到她鼻子底下——真没气了。脑子里“嗡”的一声，冷汗“唰”地湿透了贴身的褂子。这要是让人知道是他关死的，吃枪子儿跑不了。
他喘着粗气，逼自己定下神。把小梅软塌塌的身子拖到里面，搁在一摞烂课本上，把她手掰开放平，又从墙角捡起几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破布娃娃，胡乱摆在她身边。接着，他扯下晾在铁丝上的抹布，蘸了点水缸里的水，使劲擦门板上的血道子，把地上的木屑尘土扫到簸箕里，全倒进外屋的灶膛。
弄完这些，他走到村子当间，扯开嗓子喊：“谁家娃不见了？留守屋储藏室有个孩子！”
村里人被惊动，三三两两围过来。王叔趿拉着破布鞋，一瘸一拐也凑过来：“老陈，咋了？出啥事了？”
老陈领着人回到留守屋，指着储藏室里头，脸上挤出悲戚戚的表情：“不知道谁家孩子，估计昨儿下晌自个儿溜进来耍，困在里面了，怕是……闷着了。”
有人探头，惊呼：“哎呀！这不是建军家的小梅嘛！”
小梅的奶奶拄着拐棍，让人搀着颤巍巍过来，只看一眼，人就直接出溜到地上，嗓子眼里挤出嘶哑的哭嚎：“我的梅啊——你咋就这么走了哇——”旁边人七手八脚去扶。老陈也抹着眼角，声音发哽：“怨我，没看住门，让娃钻了空子……”
村支书来了，背着手看了看，问了老陈几句。老陈话说得滴水不漏：“昨儿下晌娃们都走了，我锁了外门回家吃饭。这储藏室门……许是我忘了锁，钥匙也没拔下来。”那时候，村里没监控，也没人往深处想。老陈平时那老好人的模样太唬人，谁也没疑心到他头上。
小梅爹妈从深圳赶回来，已是三天后了。看见闺女那样，当妈的张桂兰当场背过气去，醒过来就捶着胸口哭，嗓子都哭哑了。李建军蹲在墙角，抱着脑袋，肩膀一耸一耸。他们信了村里的说法，只怨自己命苦，没照看好闺女。
丧事办得简单，一口薄皮棺材，埋在汶河边的荒坡上。下葬那天，天色阴沉，飘着毛毛雨。王叔也去了，看着黄土一锹锹盖上去，心里那股别扭劲儿越来越强。他想起前些天还瞧见小梅在门口跳皮筋，咋说没就没了？老陈说话时，那眼神总往边上瞟，不对劲。
可他没凭没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打那以后，他看见老陈就绕道走。留守屋关了几天，村支书说娃们没处去，又让老陈开了门。只是，自从小梅没了，这屋子就有点邪性。
先是一个叫狗蛋的男娃，下午写作业时，听见里间有“呜呜”的哭声，细细的，像女娃。他吓得跑出去告诉老陈，老陈瞪他一眼：“胡咧咧啥！赶紧家去！”后来，越来越多的孩子说听见哭声，还有人说瞥见个穿红衣裳的小影子，在里间门后一闪就没。
老陈心里明镜似的。他开始睡不踏实，总觉得有双眼在暗处盯着他。他把门窗查了又查，锁扣得死死的，夜里还是心惊肉跳。他去镇上买了几刀黄纸，天黑后在屋角烧了，嘴里嘟嘟囔囔。屁用没有。
那台黑白电视机，没人的时候自己亮了，满屏雪花，“滋啦滋啦”响，瘆人。桌上的铅笔、本子，好端端掉地上。最瘆人的，是里间墙上挂的那部手摇电话。
这电话是村里给留守娃联系爹妈装的。平时就挂那儿，用的时候得摇通总机转接。小梅死后，这电话就邪门了。每天夜里，留守屋空荡荡的时候，铃声就“叮铃铃”响起来，在静夜里格外刺耳，准时得吓人。
有一回，王叔半夜起来撒尿，听见隔壁电话响，一声接一声，没人接。他瘸着腿过去，趴门缝朝里看，乌漆嘛黑。铃声足足响了一分钟，自己停了。王叔后脖颈发凉，赶紧回屋，把门闩插得死死的。
老陈也听过。头回以为是打错了，没理。后来天天夜里响，每次一分钟左右准停。他怕了，想拔了电话线，又怕村里问。他不知道，小梅的魂儿没走。她死前最大的念想，就是给爹妈打电话。这念想太深，魂就缠在了电话上。
深夜那铃声，是小梅的魂在拨号。她记着爹妈厂里宿舍的号码，小手一遍遍去够，去转那拨盘，可她没力气摇通总机，只能让铃声响，一声声，全是哭不出来的委屈。
老陈快被逼疯了。白天强撑着笑，夜里像惊弓之鸟，眼窝深陷，颧骨凸出来，跟个活鬼似的。村里人问他，他摆摆手：“老了，不中用了，身上不痛快。”
有一晚，他横下心，留在留守屋，倒要看看是啥作怪。他搬条板凳坐在电话旁，手里攥着根抵门杠。夜里十二点整，“叮铃铃——”铃声炸响，震得他头皮发麻。他手抖着，没敢碰。铃声自己停了。
停的那一瞬，听筒里传来细微的喘气声，“嗬……嗬……”像个小女孩跑累了，又像被啥掐着脖子。老陈魂飞魄散，跳起来就往门口冲。门拉不开，像被焊死了。那喘气声还在听筒里，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他瘫坐在地，裤裆湿了一片。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声音才没。他又连滚带爬扑到门边，这回一拉就开了，冷风灌进来，他头也不回冲进夜色里。
第二天他就跟村支书告假，说病得爬不起来了。在家躺了两天，噩梦一个接一个，总梦见小梅血糊糊站在床头，伸着断指甲的手说：“叔，开门……”
躲不过。他灌了半瓶散装白酒，辣得直咧嘴，红着眼回到留守屋，直挺挺坐在电话旁边。十二点，铃声又起。他一把抓起听筒。
里头先是电流的“滋滋”声，然后，那细细的喘气声贴着他耳朵响起。
老陈喉咙发干：“谁……谁啊？”
没答话。喘气声急了，重了。
接着，一个带着哭腔、冰凉的小孩声音，一字一顿钻进他耳朵里：“叔、叔，开、门。”
听筒从他手里滑落，“啪”地砸在地上。几乎同时，外屋那扇木门，“吱呀——”一声，自己慢慢开了。门外黑漆漆的，风卷着几片枯叶子吹进来，打旋儿。
老陈抬头，门槛外站着个小小的红影子。脸白如纸，眼睛是两个黑窟窿，手上指甲全没了，指尖滴着暗褐色的血。
“别……别过来！”老陈手脚并用往后缩，撞翻了板凳，自己也摔了个屁墩儿。
小红影没出声，一步一步挪进来，脚不沾地似的。老陈想跑，腿软得像面条，动不了。眼睁睁看着那影子飘到跟前，抬起血肉模糊的手，指向储藏室。
“来。”声音冷得像三九天的冰碴子。
老陈身体不听使唤，跟着挪过去。储藏室的门也无声无息开了，里面那股熟悉的霉味涌出。他被一股看不见的力推进去。门在身后关上。
气窗透进一点惨淡的月光，照着地上散乱的旧课本，和那几个脏布娃娃。
第二天早上，几个来留守屋的娃刚进院，就尖叫起来。大人们闻声跑来，只见老陈被电话线勒着脖子，吊在储藏室门头的横梁上，舌头耷拉出来老长，眼珠子几乎瞪出眼眶，满是恐惧。他一只手死死攥着断掉的电话线，听筒垂在脚边，微微晃荡。
老陈死了。村里炸了锅，都说这是小梅索命，恶有恶报。村支书叫人卸下尸首，通知了他远房亲戚。亲戚来了，草草埋在了村西乱葬岗，连个像样的坟头都没起。
留守屋彻底荒了。没人敢靠近，娃们也被大人拧着耳朵警告不许去东头老槐树。王叔有时站在自家门口往那边望，心里堵着的那口气，总算顺了些。老陈活该。
可那屋子的邪乎事，没停。夜深人静时，电话铃依旧会响，幽幽的，飘在风里。偶尔有晚归的人瞥见，破窗户里，有个小红影晃过。
有人说，小梅的魂还没走，还在等她爹妈，等他们知道真相。也有人说，那电话成了索命的东西，谁碰谁倒霉。
几年后，小梅爹妈从深圳回了村，用攒下的钱盖起三间红砖房，再不提外出的事。他们常去汶河边荒坡上烧纸，一坐就是半天。有时也去留守屋门口，呆呆地坐着。问他们听见啥没，他们只是摇头，眼圈泛红。
岭背村的人把这事传成了故事，老人讲给孙辈听：做人，得讲良心。黑了心肝，就算王法一时治不了，也有别的等着你。
那栋破瓦房，就在老槐树下沉默地站着。夜里的电话铃声，成了岭背村洗不掉的背景音，提醒着所有人，那个叫小梅的九岁丫头，和她没来得及打出去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