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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二，你把那张红纸往右边挪挪，对，就那儿……操，贴歪了，算了，歪就歪吧，反正也没人看。”
我站在周大妈家那栋两层小楼的院子里，嘴里叼着一根两块钱一包的庐山烟，烟雾被山风一吹，直接糊了满眼，辣得我直揉眼泪。天色黑得特别快，江西这边的冬天天黑得像锅底砸下来一样，下午五点半，天边最后一点毛边似的红霞就彻底没了。
周大妈死了半年了。
这房子从她死后就一直空着，院子里的枯草长得能没过脚脖子。今天下午，她那个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周建军终于回来了。开着一辆不知道几手的比亚迪，后备箱里塞满了大包小包，一进村就挨家挨户发中华烟，逢人就笑，说他在外面发了点小财，这次回来是打算把这老房子卖了，顺便把周大妈的户口给注销了。
我拿着浆糊刷子，看着周建军那张油光水滑的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建军，你今晚真住这儿？”我吐掉嘴里的烟屁股，用脚底板踩了踩，“要不……去我家挤挤？我那屋虽然乱，但好歹暖和，你这屋半年没开火，冷得跟冰窖似的。”
周建军正忙着往堂屋的大门上贴一张“出卖此房”的白纸红字，听见我的话，他连头都没回，呵呵笑了一声：“罗子，谢了啊。没事儿，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怕啥？再说了，我开了一天车，累得骨头都散架了，就想躺着。这房子我找了镇上的中介，过几天人家就带客户来看房，我得先把里面收拾干净，不然卖不上价。”
我看着他的背影，嘴唇动了动，到底还是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村里人都知道，这房子不对劲。
具体怎么不对劲，大家明面上都不说，但只要一到晚上七点，村尾这块地方绝对见不到半个人影。就连接近这栋房子的路口，连村里的野狗都会绕着走。
其实半年前，周大妈还没死的时候，这地方就死气沉沉的。
江西这边的山村，到了冬天，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除了等死的老人，就是还没灶台高的小孩。周大妈住村尾，离最近的邻居黄叔家也有百来米。她老伴死得早，一个人守着这栋两层的小砖房守了十几年。那房子是十年前周建军第一年去深圳赚了钱寄回来盖的，当时在村里风光得很，红砖贴面，二楼还装了铝合金的防盗窗。
可风光有什么用？
周大妈的风湿病严重，一到冬天连楼梯都爬不上去，长年累月就住在 一楼阴暗潮湿的后房里。那二楼，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我记得去年冬天，特别冷，村里的自来水管都冻裂了好几回。我每次路过她家门口，都能看见周大妈一个人坐在堂屋门口的竹椅上，身上裹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手里死死攥着一个老旧的诺基亚手机。
那手机的按键都磨白了，漆皮掉得一塌糊涂。
“罗子啊，出来打水啊？”每次看到我，周大妈都会颤巍巍地站起来，浑浊的眼睛里亮一下，“你看看，我这手机是不是坏了？怎么一天都没响过？”
我走过去帮她看，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满格的信号，就是没有未接来电。
“没坏，大妈，有信号呢。”我把手机还给她。
周大妈就会叹口气，把手机又塞回兜里，自言自语着：“没坏啊……那建军怎么没打电话来？他上礼拜说这礼拜天给我打的。可能……可能深圳太忙了吧，他说他在那边当主管，管着几十号人呢，忙，忙点好，能挣钱……”
她每次都这么自我安慰，但我知道，周建军三个月都不一定打一个电话回来。
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用我自己的手机给周建军打了个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吵得要命，全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和男男女女的起哄声。
“喂，谁啊？”周建军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
“建军，我，同村的罗子。”我说。
“哦，罗子啊，啥事？我这忙着呢，正跟客户谈生意。”他一边说，我一边还能听到手机里传来别人喊“碰！五条！”的声音。
“你妈身体最近不太好，咳得厉害，天天在门口守着电话等你想你，你有空给她打一个，或者回来看看。”我皱着眉头说。
周建军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接着语气就变得急躁起来：“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这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要是天天守在家里，地里能长出人民币来啊？我上个月不是刚给她汇了五百块钱吗？你跟她说，让她该吃吃该买买，别省。我这真的忙，过年，过年我一定回！”
说完，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那是去年的十一月份。他嘴里说的“过年一定回”，结果成了周大妈的催命符。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村里下了一场大雪。那场雪下得特别邪乎，把进山的路都给封了。周大妈感冒了，一个人躺在那间阴冷的小屋里，给周建军打了无数个电话。
这些事，是我后来在周大妈死后的手机通话记录里看到的。
最后的三天里，她一共给周建军打了四十七个电话。
前面三十多个是无人接听，后面的十几个，直接被挂断了。最后一条短信是周建军发过来的，只有几个字：【妈，打牌呢，别催了，烦不烦！过年回！】
从那以后，周大妈的手机就再也没有过拨出记录。
她死在床上的。
发现她死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了。那天雪停了，隔壁的黄叔觉得好几天没看见周大妈出来倒烟灰，心里有点嘀咕，就踩着雪走到她家窗户外面往里看。
黄叔回来说，他当时一靠近那窗户，就闻到了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那味道，死腥死腥的，还带着一股子烂白菜的馊臭。他大着胆子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看，正好看见周大妈躺在床上，被子盖得好好的，但整张脸已经变成了青灰色，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也没闭上，就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在她的枕头边上，那个诺基亚手机屏幕还亮着，显示着电池电量不足的图标。
周建军是收到村委会通知的第三天晚上才赶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他哭得死去活来，在灵堂前把地板拍得啪啪响，说自己不孝，说自己对不起老娘，哭得整个人都虚脱了。村里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还劝他，说建军啊，节哀顺变，你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你妈在天之灵会体谅你的。
体谅？
我当时站在灵堂外面，看着周建军那张写满了“自责”却连眼泪都没挤出几滴的脸，只觉得恶心。他哭，是因为他觉得在村里人面前得有个交代，得保住他那点所谓的“孝子”面子。
丧事办得很仓促，一共就办了三天。头七一过，周建军就把屋里的电器全给断了电，锁了大门，开着他的车又回了深圳。
临走前，他连坟都没去上，说深圳公司催得紧，一天不回去就要扣几千块工资。
事情，就是从周建军走后的第二个礼拜开始变得不对劲的。
第一个发现异常的是黄叔。
黄叔这人觉少，每天晚上起夜多。那天夜里大概十二点多，他披着衣服起来在院子里上厕所，一抬头，正好看见周大妈家那栋漆黑的两层小楼，二楼的窗户竟然亮着。
那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瓦数不高，发出来的光昏黄昏黄的，在漆黑的夜里像是一团凝固的血。
黄叔当时脑子就“嗡”的一声。
他明明记得，周建军走的时候，是他亲手帮着把电闸给拉下来的。那电闸就在一楼的外墙上，上面还用铁丝拧死了。没电，这二楼的灯是怎么亮起来的？
黄叔以为是遭了贼，大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想看个究竟。
结果，他看见了更邪门的一幕。
二楼防盗窗后面，拉着一层薄薄的白窗帘。在那昏黄的灯光照映下，窗帘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佝偻着背的人影，看轮廓是个老太太。
那人影就坐在窗户边上，手里拿着一把梳子，一下，一下，极慢地在头上梳着头发。
江西的冬夜风很大，呼呼地刮着，那栋小楼在风里一动不动，只有二楼窗帘上的那个影子，规律得像个机器，从头顶梳到肩膀，再从头顶梳到肩膀。
黄叔吓得尿都憋回去了，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屋，大病了一场。
后来，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晚上看到了那一幕。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亮灯，夜里十二点准时熄灭。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你抬头看，二楼的窗帘上总能看到那个正在梳头的影子。
有人私下里说，那是周大妈在等她儿子。
她生前最喜欢坐在窗边梳头，每次周建军说要回来，她就会把那把传下来的木梳子找出来，把白发理得整整齐齐的。她死得太冷清了，生前没等到人，死后这口气咽不下去，还在那儿等呢。
这些事，村里人都瞒着周建军，谁也不想惹一身骚。直到今天，他自己为了卖房子跑回来了。
“罗子，你想啥呢？过来帮我扶一把梯子。”
周建军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他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个人字梯，正准备往一楼的屋檐上爬，手里还拿着个电笔。
“干嘛？”我走过去，扶住梯子。
“操，这破房子的电路好像出问题了。”周建军骂了一句，脸上满是晦气，“我刚才把一楼的总闸推上去了，结果一楼的灯不亮，二楼的灯倒是指示灯亮了。我得上去看看是不是线路烧了。妈的，这要是电路坏了，买家来看房的时候肯定要压价。”
我扶着梯子，抬头看着他。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村子里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一样。周建军爬在梯子上，手电筒的光在红砖墙上乱晃。
“建军，”我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发干，“要不……今天先别弄了。天太黑了，不安全。”
“没事儿，马上就好。”周建军嘴里叼着手电筒，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就在他这句话刚落音的时候，突然，毫无预兆地，一堵极其阴冷的气息从那栋两层小楼里渗透了出来。
那不是普通的冬天寒冷，那是那种直接往你骨头缝里钻的阴冷。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了二楼。
今天，是周大妈的半年祭。
而现在的时间，正好是晚上七点。
“咔哒。”
一声极其清脆的开关声，在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眼睁睁地看着，二楼那个原本拉着白窗帘的窗户，亮了。
那是一抹极为暗淡、泛着蜡黄色的光。几乎是在灯亮起的同一秒，一个黑色的、佝偻的影子，缓缓地浮现在了白窗帘上。
它动了。
一双干枯得像鸡爪一样的手臂慢慢抬起来，手里拿着一个长条状的物件，开始在那个硕大的、干瘪的脑袋上，一下、一下地往下梳。
“沙……沙……沙……”
风声里，隐隐约约传来了指甲抓挠头皮，或者木梳穿过干燥白发的干涩声音。
“操！”
爬在梯子上的周建军突然大叫了一声，手里的电笔直接掉在了地上。人字梯剧烈地晃动了一下，要不是我死死抱住，他差点从上面摔下来。
他连滚带爬地从梯子上滑下来，脸色惨白，手电筒的光柱在地上剧烈地抖动着。
“罗……罗子，你看见没有？”周建军死死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指甲掐得我肉疼，“二楼……二楼刚才是不是有亮光？那屋里有人？是不是进贼了？！”
我看着他那张惊恐的脸，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冷意。
“建军，”我把他的手慢慢掰开，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害怕，“二楼没锁，你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周建军盯着那扇亮着黄光的窗户，喉咙里发出了“咕咚”一声吞口水的声音。他那双在深圳练得精明无比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恐惧的神色。
那个窗帘上的影子，还在梳头。
而那把梳子滑过头发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大到……就像是在我们耳边响起来的一样。
“沙……沙……沙……”
“不……不看了。”周建军猛地转过身，粗暴地推开大门，往堂屋里走，“妈的，肯定是电路短路，加上外面树枝的影子。老子在深圳什么世面没见过，少自己吓自己。”
他虽然嘴上这么骂着，但进去的时候，顺手就把堂屋那扇厚重的木门给死死关上了，甚至还在里面落了栓。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又抬头看了看二楼。
二楼的灯，还在亮着。
那个影子梳头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它缓缓地转过了头，隔着那层薄薄的白窗帘，面朝向了院子的方向。
或者说，它在居高临下地，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我。
我打了个寒颤，再也不敢多待一秒，拔腿就往自己家跑去。
那晚的风，刮得真凶啊。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得死死的。可不管我怎么捂住耳朵，脑子里全是那个在冬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老房子里，用木梳一下一下梳头发的声音。
“沙……沙……”
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周建军以为他回来是卖房子的。
可他忘了，那个在床榻上等了他一辈子、打了四十七个电话都没等到他的亲娘，还在那间屋子里，给他留着一盏灯呢。
“老二，你把那张红纸往右边挪挪，对，就那儿……操，贴歪了，算了，歪就歪吧，反正也没人看。”
我站在周大妈家那栋两层小楼的院子里，嘴里叼着一根两块钱一包的庐山烟，烟雾被山风一吹，直接糊了满眼，辣得我直揉眼泪。天色黑得特别快，江西这边的冬天天黑得像锅底砸下来一样，下午五点半，天边最后一点毛边似的红霞就彻底没了。
周大妈死了半年了。
这房子从她死后就一直空着，院子里的枯草长得能没过脚脖子。今天下午，她那个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周建军终于回来了。开着一辆不知道几手的比亚迪，后备箱里塞满了大包小包，一进村就挨家挨户发中华烟，逢人就笑，说他在外面发了点小财，这次回来是打算把这老房子卖了，顺便把周大妈的户口给注销了。
我拿着浆糊刷子，看着周建军那张油光水滑的脸，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建军，你今晚真住这儿？”我吐掉嘴里的烟屁股，用脚底板踩了踩，“要不……去我家挤挤？我那屋虽然乱，但好歹暖和，你这屋半年没开火，冷得跟冰窖似的。”
周建军正忙着往堂屋的大门上贴一张“出卖此房”的白纸红字，听见我的话，他连头都没回，呵呵笑了一声：“罗子，谢了啊。没事儿，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怕啥？再说了，我开了一天车，累得骨头都散架了，就想躺着。这房子我找了镇上的中介，过几天人家就带客户来看房，我得先把里面收拾干净，不然卖不上价。”
我看着他的背影，嘴唇动了动，到底还是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
村里人都知道，这房子不对劲。
具体怎么不对劲，大家明面上都不说，但只要一到晚上七点，村尾这块地方绝对见不到半个人影。就连接近这栋房子的路口，连村里的野狗都会绕着走。
其实半年前，周大妈还没死的时候，这地方就死气沉沉的。
江西这边的山村，到了冬天，留在村里的基本上除了等死的老人，就是还没灶台高的小孩。周大妈住村尾，离最近的邻居黄叔家也有百来米。她老伴死得早，一个人守着这栋两层的小砖房守了十几年。那房子是十年前周建军第一年去深圳赚了钱寄回来盖的，当时在村里风光得很，红砖贴面，二楼还装了铝合金的防盗窗。
可风光有什么用？
周大妈的风湿病严重，一到冬天连楼梯都爬不上去，长年累月就住在 一楼阴暗潮湿的后房里。那二楼，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我记得去年冬天，特别冷，村里的自来水管都冻裂了好几回。我每次路过她家门口，都能看见周大妈一个人坐在堂屋门口的竹椅上，身上裹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旧棉袄，手里死死攥着一个老旧的诺基亚手机。
那手机的按键都磨白了，漆皮掉得一塌糊涂。
“罗子啊，出来打水啊？”每次看到我，周大妈都会颤巍巍地站起来，浑浊的眼睛里亮一下，“你看看，我这手机是不是坏了？怎么一天都没响过？”
我走过去帮她看，手机屏幕上干干净净，满格的信号，就是没有未接来电。
“没坏，大妈，有信号呢。”我把手机还给她。
周大妈就会叹口气，把手机又塞回兜里，自言自语着：“没坏啊……那建军怎么没打电话来？他上礼拜说这礼拜天给我打的。可能……可能深圳太忙了吧，他说他在那边当主管，管着几十号人呢，忙，忙点好，能挣钱……”
她每次都这么自我安慰，但我知道，周建军三个月都不一定打一个电话回来。
有一次我实在看不下去，用我自己的手机给周建军打了个过去。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那边吵得要命，全是麻将碰撞的声音和男男女女的起哄声。
“喂，谁啊？”周建军的声音听起来很不耐烦。
“建军，我，同村的罗子。”我说。
“哦，罗子啊，啥事？我这忙着呢，正跟客户谈生意。”他一边说，我一边还能听到手机里传来别人喊“碰！五条！”的声音。
“你妈身体最近不太好，咳得厉害，天天在门口守着电话等你想你，你有空给她打一个，或者回来看看。”我皱着眉头说。
周建军在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下，接着语气就变得急躁起来：“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这天天在外面拼死拼活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这个家？我要是天天守在家里，地里能长出人民币来啊？我上个月不是刚给她汇了五百块钱吗？你跟她说，让她该吃吃该买买，别省。我这真的忙，过年，过年我一定回！”
说完，他直接把电话挂了。
那是去年的十一月份。他嘴里说的“过年一定回”，结果成了周大妈的催命符。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村里下了一场大雪。那场雪下得特别邪乎，把进山的路都给封了。周大妈感冒了，一个人躺在那间阴冷的小屋里，给周建军打了无数个电话。
这些事，是我后来在周大妈死后的手机通话记录里看到的。
最后的三天里，她一共给周建军打了四十七个电话。
前面三十多个是无人接听，后面的十几个，直接被挂断了。最后一条短信是周建军发过来的，只有几个字：【妈，打牌呢，别催了，烦不烦！过年回！】
从那以后，周大妈的手机就再也没有过拨出记录。
她死在床上的。
发现她死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后了。那天雪停了，隔壁的黄叔觉得好几天没看见周大妈出来倒烟灰，心里有点嘀咕，就踩着雪走到她家窗户外面往里看。
黄叔回来说，他当时一靠近那窗户，就闻到了一股说不出来的味道。
那味道，死腥死腥的，还带着一股子烂白菜的馊臭。他大着胆子把脸贴在玻璃上往里看，正好看见周大妈躺在床上，被子盖得好好的，但整张脸已经变成了青灰色，嘴巴张得老大，眼睛也没闭上，就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在她的枕头边上，那个诺基亚手机屏幕还亮着，显示着电池电量不足的图标。
周建军是收到村委会通知的第三天晚上才赶回来的。
回来的时候，他哭得死去活来，在灵堂前把地板拍得啪啪响，说自己不孝，说自己对不起老娘，哭得整个人都虚脱了。村里几个上了岁数的老人还劝他，说建军啊，节哀顺变，你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你妈在天之灵会体谅你的。
体谅？
我当时站在灵堂外面，看着周建军那张写满了“自责”却连眼泪都没挤出几滴的脸，只觉得恶心。他哭，是因为他觉得在村里人面前得有个交代，得保住他那点所谓的“孝子”面子。
丧事办得很仓促，一共就办了三天。头七一过，周建军就把屋里的电器全给断了电，锁了大门，开着他的车又回了深圳。
临走前，他连坟都没去上，说深圳公司催得紧，一天不回去就要扣几千块工资。
事情，就是从周建军走后的第二个礼拜开始变得不对劲的。
第一个发现异常的是黄叔。
黄叔这人觉少，每天晚上起夜多。那天夜里大概十二点多，他披着衣服起来在院子里上厕所，一抬头，正好看见周大妈家那栋漆黑的两层小楼，二楼的窗户竟然亮着。
那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瓦数不高，发出来的光昏黄昏黄的，在漆黑的夜里像是一团凝固的血。
黄叔当时脑子就“嗡”的一声。
他明明记得，周建军走的时候，是他亲手帮着把电闸给拉下来的。那电闸就在一楼的外墙上，上面还用铁丝拧死了。没电，这二楼的灯是怎么亮起来的？
黄叔以为是遭了贼，大着胆子往前走了几步，想看个究竟。
结果，他看见了更邪门的一幕。
二楼防盗窗后面，拉着一层薄薄的白窗帘。在那昏黄的灯光照映下，窗帘上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人影。
那是一个佝偻着背的人影，看轮廓是个老太太。
那人影就坐在窗户边上，手里拿着一把梳子，一下，一下，极慢地在头上梳着头发。
江西的冬夜风很大，呼呼地刮着，那栋小楼在风里一动不动，只有二楼窗帘上的那个影子，规律得像个机器，从头顶梳到肩膀，再从头顶梳到肩膀。
黄叔吓得尿都憋回去了，连滚带爬地跑回了屋，大病了一场。
后来，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在晚上看到了那一幕。
每天晚上七点准时亮灯，夜里十二点准时熄灭。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你抬头看，二楼的窗帘上总能看到那个正在梳头的影子。
有人私下里说，那是周大妈在等她儿子。
她生前最喜欢坐在窗边梳头，每次周建军说要回来，她就会把那把传下来的木梳子找出来，把白发理得整整齐齐的。她死得太冷清了，生前没等到人，死后这口气咽不下去，还在那儿等呢。
这些事，村里人都瞒着周建军，谁也不想惹一身骚。直到今天，他自己为了卖房子跑回来了。
“罗子，你想啥呢？过来帮我扶一把梯子。”
周建军的声音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他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个人字梯，正准备往一楼的屋檐上爬，手里还拿着个电笔。
“干嘛？”我走过去，扶住梯子。
“操，这破房子的电路好像出问题了。”周建军骂了一句，脸上满是晦气，“我刚才把一楼的总闸推上去了，结果一楼的灯不亮，二楼的灯倒是指示灯亮了。我得上去看看是不是线路烧了。妈的，这要是电路坏了，买家来看房的时候肯定要压价。”
我扶着梯子，抬头看着他。
此时天已经彻底黑透了，村子里的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一样。周建军爬在梯子上，手电筒的光在红砖墙上乱晃。
“建军，”我咽了口唾沫，声音有些发干，“要不……今天先别弄了。天太黑了，不安全。”
“没事儿，马上就好。”周建军嘴里叼着手电筒，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就在他这句话刚落音的时候，突然，毫无预兆地，一堵极其阴冷的气息从那栋两层小楼里渗透了出来。
那不是普通的冬天寒冷，那是那种直接往你骨头缝里钻的阴冷。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抬起头，看向了二楼。
今天，是周大妈的半年祭。
而现在的时间，正好是晚上七点。
“咔哒。”
一声极其清脆的开关声，在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眼睁睁地看着，二楼那个原本拉着白窗帘的窗户，亮了。
那是一抹极为暗淡、泛着蜡黄色的光。几乎是在灯亮起的同一秒，一个黑色的、佝偻的影子，缓缓地浮现在了白窗帘上。
它动了。
一双干枯得像鸡爪一样的手臂慢慢抬起来，手里拿着一个长条状的物件，开始在那个硕大的、干瘪的脑袋上，一下、一下地往下梳。
“沙……沙……沙……”
风声里，隐隐约约传来了指甲抓挠头皮，或者木梳穿过干燥白发的干涩声音。
“操！”
爬在梯子上的周建军突然大叫了一声，手里的电笔直接掉在了地上。人字梯剧烈地晃动了一下，要不是我死死抱住，他差点从上面摔下来。
他连滚带爬地从梯子上滑下来，脸色惨白，手电筒的光柱在地上剧烈地抖动着。
“罗……罗子，你看见没有？”周建军死死抓住我的胳膊，他的手指甲掐得我肉疼，“二楼……二楼刚才是不是有亮光？那屋里有人？是不是进贼了？！”
我看着他那张惊恐的脸，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冷意。
“建军，”我把他的手慢慢掰开，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害怕，“二楼没锁，你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周建军盯着那扇亮着黄光的窗户，喉咙里发出了“咕咚”一声吞口水的声音。他那双在深圳练得精明无比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了真正恐惧的神色。
那个窗帘上的影子，还在梳头。
而那把梳子滑过头发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大，大到……就像是在我们耳边响起来的一样。
“沙……沙……沙……”
“不……不看了。”周建军猛地转过身，粗暴地推开大门，往堂屋里走，“妈的，肯定是电路短路，加上外面树枝的影子。老子在深圳什么世面没见过，少自己吓自己。”
他虽然嘴上这么骂着，但进去的时候，顺手就把堂屋那扇厚重的木门给死死关上了，甚至还在里面落了栓。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院子里，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又抬头看了看二楼。
二楼的灯，还在亮着。
那个影子梳头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它缓缓地转过了头，隔着那层薄薄的白窗帘，面朝向了院子的方向。
或者说，它在居高临下地，看着站在院子里的我。
我打了个寒颤，再也不敢多待一秒，拔腿就往自己家跑去。
那晚的风，刮得真凶啊。
我回到家，躺在床上，用被子把自己裹得死死的。可不管我怎么捂住耳朵，脑子里全是那个在冬夜里、在空无一人的老房子里，用木梳一下一下梳头发的声音。
“沙……沙……”
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周建军以为他回来是卖房子的。
可他忘了，那个在床榻上等了他一辈子、打了四十七个电话都没等到他的亲娘，还在那间屋子里，给他留着一盏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