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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的夏天，闷得像个盖紧了的蒸笼。
那时候我刚中专毕业，分配在县城第二化肥厂的供销科，住在厂里那栋老筒子楼的二楼。那破楼是七十年代盖的，一条长走廊贯穿过去，十几户人家共用两个公厕，油烟味、小孩子的尿嫂味，还有隔壁两口子打架的声音，天天在走廊里横冲直撞。
住在我隔壁的，是何春莲一家。
何春莲那年三十七，长得倒是不丑，就是颧骨高，一双三角眼看人时总是耷拉着，阴沉沉的。她男人叫周建国，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在这栋楼里，何春莲是个没人愿意招惹的角色。不为别的，就为她那张嘴，尖酸刻薄，而且结婚十几年，肚子里连个响动都没有。
在当年的西南小县城，一个女人三十多岁还没孩子，背地里嚼舌根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我好几次下班，都瞅见一楼王大妈几个围在花坛边，声音压得极低：“瞧见没，那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老周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这些话，何春莲肯定听见过。因为每次她从那些人身边走过时，那张脸黑得像锅底，踩在水泥地上的塑料凉鞋咯吱咯吱响，恨不得把地踩出个窟窿。
一九九零年冬天，周建国出车回来，怀里居然抱了个女娃。
那娃瞅着也就四五岁，瘦得跟个干瘪的红薯一样，浑身上下就剩下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人。周建国逢人就递烟，红着脸解释，说是外地大山里一个远房亲戚生太多了，养不活，送给他家当闺女，小名叫丫丫。
丫丫刚来那天，何春莲站在家门口，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罩衫。她没去接孩子，就那么冷眼瞧着。周建国把孩子往她怀里推，她身子往后一闪，丫丫差点摔在地上。
“哎，春莲，以后这就是咱闺女了，咱也算有后了。”周建国赔着笑。
何春莲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笑，可那笑怎么看怎么让人发毛。她扯着嗓子对走廊里看热闹的人喊：“哎呀，看这孩子，多可怜。以后我一定把她当亲生的养，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话说得漂亮，可等周建国前脚一走，后脚这筒子楼就成了丫丫的活地狱。
何春莲觉得自己生不出孩子被笑话，全是因为这个丫丫的出现，坐实了她“不行”的名声。她把所有的恨，都记在了这个五岁孩子的头上。
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为我的床头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红砖墙，对面就是她们家的厨房和阳台。
一到夜里，周建国不在家的时候，那墙板就开始隐隐作响。
“赔钱货，老娘看见你这张脸就作呕！”何春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一只半夜里掐着脖子的老鸹，“吃吃吃，就知道吃！你那个穷鬼妈把你扔给我，是成心来讨债的是吧？”
接着就是皮带抽在肉上的“啪啪”声。
那孩子，丫丫，真是老实得让人心疼。她几乎不怎么大声哭，总是那种死死压在喉咙里的闷哼，像是一只快要憋死的小猫。
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她们家阳台。那年冬天下着大雪，县城的温度降到了零下几度。我顺着那扇破木窗的缝隙往里看，丫丫就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光着脚丫子，站在水泥阳台上。
风呼呼地刮，那孩子冻得全身发紫，牙齿咯咯作响。她怀里死死抱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
那个娃娃特别旧，身上穿着一条褪色的红裙子，塑料做的眼珠子还掉了一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空洞。那是丫丫来的时候唯一带在身上的东西。
何春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大号的缝衣针。我亲眼看见，她一把扯过丫丫的小手，那针尖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冷光。
“不许哭！哭一声老娘掐死你！”何春莲咬着牙，一针扎进了丫丫的手指尖。
十指连心啊。丫丫痛得小脸惨白，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可她愣是不敢喊出声。因为何春莲手里还拿着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扯下来的擦脚布，随时准备塞进她嘴里。
打完了，折腾够了，何春莲把那只瞎了一只眼的红裙子布娃娃狠狠砸在丫丫脸上。
“拿好你的破玩意儿！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不要你了，全天下就剩这破东西陪着你。再不听话，老娘连这娃娃也一把火烧了！”
我站在外面的阴影里，浑身发抖。当时的我，自私，也怂。
我想过敲门，想过制止。可是在那个年代，清官难断家务事，谁家打孩子不是常有的事？我要是推门进去了，何春莲那张破嘴指不定能编排出什么闲话来，说我跟她不对付，或者说我多管闲事。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知道丫丫挨打，洗衣服的时候、洗碗的时候，大家都在传，可谁也没站出来。
“哎，别人家的孩子，咱不好插手。那孩子命苦，碰上这么个后娘。”
王大妈每天在水槽洗菜时就这么一句话，叹口气，接着该干嘛干嘛。大家都在冷眼旁观，觉得只要火没烧到自己头上，闭上眼、捂住耳朵，日子就能照常过。
我也一样。我甚至去买了副耳塞，每天晚上死死塞进耳朵里，强迫自己不去听隔壁传来的闷哭声和那布娃娃身上偶尔发出的、微弱的“叮铃”声。那娃娃身上缝着一个小铃铛，一动就会响。
转眼到了九一年的七月份，那是县城最热的时候。
周建国接了个跑新疆的长途，往返起码要一个月。他走的那天，还塞给丫丫两块大白兔奶糖。可他车轮子还没出县城呢，那两块糖就被何春莲抢过去，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下午，何春莲去厂大门口的麻将馆打牌，输得一败涂地，连下个月的伙食费都输光了。
她回家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撮一点就着的炸药。我当时下班刚进屋，正准备淘米做饭，就听见隔壁的大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
“老娘打死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进了这个门，老周出车差点翻沟里，老娘天天输钱！你就是个丧门星！”
何春莲的咆哮声隔着墙震得我耳朵发麻。
接着，是重物撞击木门的钝响。何春莲把丫丫整个人拎起来，直接挂在了门后的大铁勾上。那是个用来挂腊肉的钩子，平常用绳子吊着。她用麻绳把丫丫的双手捆住，挂在上面，脚尖刚刚好够不着地。
皮带、鞋底、还有扫帚，雨点一样往孩子身上砸。
“啪！啪！啪！”
“说！是不是你咒老娘？你这个没人要的野种！”
那晚的动静实在太大，整个二楼的邻居其实都听到了。王大妈在走廊里淘米，手在水盆里搅和，眼神一个劲地往何春莲家瞄。住对门的张大爷砸吧着旱烟，叹了口气，把门关得死死的。
我也站在自家门口，手心全是汗。
我听见丫丫在哭，那是她第一次哭得那么大声，声音都哑了，带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绝望：“妈妈……我乖……丫丫听话……别打了……别打了……”
可何春莲已经疯了，输钱的火气加上多年积攒的怨恨，全发泄在这一刻。
“你还敢叫？老娘让你叫！”
何春莲一把抓起那个红裙子布娃娃，死死塞进了丫丫的嘴里。那布娃娃身上的小铃铛，在激烈的挣扎中爆发出急促而诡异的“叮铃铃”声。
那声音持续了很久，很杂乱。
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声音都停了。
那种安静，来得特别突兀。就像是一根拉到极致的橡皮筋，啪的一声，断了。
我站在门后，耳朵贴在墙上，等了足足有十分钟。没有对骂，没有哭声，甚至连何春莲粗重的喘息声都听不见了。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莫名的，后背冒出一层白毛汗。
那一晚，何春莲家再也没有亮灯。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下意识地看了看隔壁。大门紧闭，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我再也没见过丫丫出来倒垃圾，也没听见她的声音。
厂里的工友在走廊里碰见何春莲，顺口问了一句：“春莲，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家那小姑娘啊？”
何春莲脸上挂着一抹僵硬的笑，眼角耷拉着，用围裙擦着手说：“哦，那孩子太顽皮，管教不好。我前天夜里寻思着，还是把她送回乡下亲戚那儿去了，省得在城里丢人现眼。”
工友们听了，也没多想，附和了几声就散了。
可我不信。
因为我下班回屋的时候，路过她家阳台。那扇破烂的木窗台上，赫然放着那个红裙子布娃娃。
它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灰尘里，少了一只眼睛的面孔正对着走廊，像是在死死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如果丫丫真的被送走了，她怎么可能不带走这个她视若性命的娃娃？
也就是从丫丫“消失”的第三天夜里开始，怪事发生了。
那天晚上，县城下了一场暴雨，雷声轰隆隆的。我戴着耳塞，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一阵很微弱，却极其清晰的声音穿透了耳塞，直接钻进我的耳朵里。
“叮铃——”
“叮铃——”
那是铃铛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有人把铃铛拿在手里，一下，一下，规律地摇晃着。
我猛地睁开眼。
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不对，准确地说，是从隔壁的墙根底下传来的。
我把耳塞摘掉，屏住呼吸，把耳朵死死贴在红砖墙上。
外面的雷声很大，可那铃铛声就像是有穿透力一样。
“叮铃——”
紧接着，隔壁传来了何春莲的声音。那声音和平常的嚣张跋扈完全不同，带着一种极度压抑的颤抖和惊恐。
“谁？谁在那儿？”
何春莲在屋里走动的声音很急促，塑料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过了一会儿，没声音了。
我以为是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打算躺下接着睡。可就在我刚闭上眼睛的瞬间，一阵沉闷的撞击声从墙对面传了过来。
“咚……咚……咚……”
那不是重物落地，倒像是……有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撞着何春莲家的衣柜门。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关在衣柜里，想要用头把门撞开。
“滚开！给老娘滚出来！”
何春莲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接着是一声尖叫，然后是砸东西的声音。
那一晚，我几乎没敢合眼。
接下来的几天，筒子楼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不仅是我，住二楼的其他几户人家也开始犯嘀咕了。
王大妈私底下跟我说：“小陆啊，你住隔壁，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怎么老觉得，何春莲家半夜有小孩子拍皮球的声音呢？拍得那叫一个有节奏，一下一下的，震得我偏头痛都犯了。”
我没敢跟她说铃铛和撞衣柜的事，只能含糊地点点头。
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何春莲本人的变化。
短短一个星期，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原本就高的颧骨现在像两块干瘪的石头一样戳在脸上。她的眼眶深陷，眼白里全是血丝，走在路上总是疑神疑鬼地回头看。
最奇怪的是，大夏天的，三十多度的高温，她居然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厚厚的红丝巾。
那丝巾的颜色鲜红得刺眼，把她的脖子包裹得严严实实。
有一次在公用水槽洗衣服，她就站在我旁边。她洗衣服的动作机械而疯狂，双手死死抓着衣服在搓衣板上猛搓，连皮抠破了流血都不知道。
我注意到，她只要一停下来，耳朵就会剧烈地抽动一下，眼睛死死盯着空无一物的角落，嘴唇哆嗦着，嘟囔着一些听不清的话。
“没死……你没死……你给我滚……老娘不怕你……”
我当时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端着脸盆正想走。
就在这时候，一阵穿堂风吹过来，把何春莲脖子上的红丝巾吹开了一个角。
我刚好站在她侧后方，顺着那扯开的缝隙看了一眼。
只一眼，我感觉自己的血都凉了。
在何春莲那焦黄、干瘪的脖子皮肤上，赫然有一道深深的、暗红色的勒痕。那痕迹极细，绝对不是皮带或者粗麻绳弄出来的，倒像是……
倒像是一根细细的尼龙绳，或者，是一根极韧的线，生生勒进肉里留下的印子。
何春莲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猛地转过头，那双满是血丝的三角眼死死瞪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戾气。
“你看什么看？！没见过人长痱子啊！”
她一把扯过丝巾，死死勒住自己的脖子，甚至因为用力过猛，她自己都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她一边咳，一边端着洗衣盆，踉踉跄跄地往屋里跑。
也就是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经过她家阳台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了窗台上的那个红裙子布娃娃。
我停下了脚步。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那个布娃娃……好像变了。
原本因为年头久了而褪色的红裙子，此时此刻，颜色竟然变得有些深。尤其是裙摆和娃娃的肚子那块儿，颜色发暗、发黑，呈现出一种极其诡异的黑红色。
就像是……就像是那裙子被什么黏稠的液体浸透了，干了之后，结成了硬痂一样。
一阵风吹过，娃娃身上那个仅存的小铃铛，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发出了极其清脆的一声响。
“叮铃——”
我一秒钟都没敢多待，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回了自己屋，死死栓上了门。
这个筒子楼，要出大事了。我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强烈。那些积攒在砖墙缝隙里的冷漠、那些装聋作哑的岁月的代价，似乎正化成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顺着这栋破楼的管线，一点点地蔓延开来。
何春莲的报应，要来了。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闷得像个盖紧了的蒸笼。
那时候我刚中专毕业，分配在县城第二化肥厂的供销科，住在厂里那栋老筒子楼的二楼。那破楼是七十年代盖的，一条长走廊贯穿过去，十几户人家共用两个公厕，油烟味、小孩子的尿嫂味，还有隔壁两口子打架的声音，天天在走廊里横冲直撞。
住在我隔壁的，是何春莲一家。
何春莲那年三十七，长得倒是不丑，就是颧骨高，一双三角眼看人时总是耷拉着，阴沉沉的。她男人叫周建国，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在这栋楼里，何春莲是个没人愿意招惹的角色。不为别的，就为她那张嘴，尖酸刻薄，而且结婚十几年，肚子里连个响动都没有。
在当年的西南小县城，一个女人三十多岁还没孩子，背地里嚼舌根的唾沫星子能把人淹死。
我好几次下班，都瞅见一楼王大妈几个围在花坛边，声音压得极低：“瞧见没，那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老周真是倒了八辈子霉。”这些话，何春莲肯定听见过。因为每次她从那些人身边走过时，那张脸黑得像锅底，踩在水泥地上的塑料凉鞋咯吱咯吱响，恨不得把地踩出个窟窿。
一九九零年冬天，周建国出车回来，怀里居然抱了个女娃。
那娃瞅着也就四五岁，瘦得跟个干瘪的红薯一样，浑身上下就剩下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人。周建国逢人就递烟，红着脸解释，说是外地大山里一个远房亲戚生太多了，养不活，送给他家当闺女，小名叫丫丫。
丫丫刚来那天，何春莲站在家门口，身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罩衫。她没去接孩子，就那么冷眼瞧着。周建国把孩子往她怀里推，她身子往后一闪，丫丫差点摔在地上。
“哎，春莲，以后这就是咱闺女了，咱也算有后了。”周建国赔着笑。
何春莲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笑，可那笑怎么看怎么让人发毛。她扯着嗓子对走廊里看热闹的人喊：“哎呀，看这孩子，多可怜。以后我一定把她当亲生的养，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话说得漂亮，可等周建国前脚一走，后脚这筒子楼就成了丫丫的活地狱。
何春莲觉得自己生不出孩子被笑话，全是因为这个丫丫的出现，坐实了她“不行”的名声。她把所有的恨，都记在了这个五岁孩子的头上。
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因为我的床头就隔着一层薄薄的红砖墙，对面就是她们家的厨房和阳台。
一到夜里，周建国不在家的时候，那墙板就开始隐隐作响。
“赔钱货，老娘看见你这张脸就作呕！”何春莲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一只半夜里掐着脖子的老鸹，“吃吃吃，就知道吃！你那个穷鬼妈把你扔给我，是成心来讨债的是吧？”
接着就是皮带抽在肉上的“啪啪”声。
那孩子，丫丫，真是老实得让人心疼。她几乎不怎么大声哭，总是那种死死压在喉咙里的闷哼，像是一只快要憋死的小猫。
有好几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她们家阳台。那年冬天下着大雪，县城的温度降到了零下几度。我顺着那扇破木窗的缝隙往里看，丫丫就穿着一件单薄的秋衣，光着脚丫子，站在水泥阳台上。
风呼呼地刮，那孩子冻得全身发紫，牙齿咯咯作响。她怀里死死抱着一个东西，那是一个脏兮兮的布娃娃。
那个娃娃特别旧，身上穿着一条褪色的红裙子，塑料做的眼珠子还掉了一只，剩下一个黑乎乎的空洞。那是丫丫来的时候唯一带在身上的东西。
何春莲从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根大号的缝衣针。我亲眼看见，她一把扯过丫丫的小手，那针尖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冷光。
“不许哭！哭一声老娘掐死你！”何春莲咬着牙，一针扎进了丫丫的手指尖。
十指连心啊。丫丫痛得小脸惨白，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可她愣是不敢喊出声。因为何春莲手里还拿着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扯下来的擦脚布，随时准备塞进她嘴里。
打完了，折腾够了，何春莲把那只瞎了一只眼的红裙子布娃娃狠狠砸在丫丫脸上。
“拿好你的破玩意儿！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不要你了，全天下就剩这破东西陪着你。再不听话，老娘连这娃娃也一把火烧了！”
我站在外面的阴影里，浑身发抖。当时的我，自私，也怂。
我想过敲门，想过制止。可是在那个年代，清官难断家务事，谁家打孩子不是常有的事？我要是推门进去了，何春莲那张破嘴指不定能编排出什么闲话来，说我跟她不对付，或者说我多管闲事。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知道丫丫挨打，洗衣服的时候、洗碗的时候，大家都在传，可谁也没站出来。
“哎，别人家的孩子，咱不好插手。那孩子命苦，碰上这么个后娘。”
王大妈每天在水槽洗菜时就这么一句话，叹口气，接着该干嘛干嘛。大家都在冷眼旁观，觉得只要火没烧到自己头上，闭上眼、捂住耳朵，日子就能照常过。
我也一样。我甚至去买了副耳塞，每天晚上死死塞进耳朵里，强迫自己不去听隔壁传来的闷哭声和那布娃娃身上偶尔发出的、微弱的“叮铃”声。那娃娃身上缝着一个小铃铛，一动就会响。
转眼到了九一年的七月份，那是县城最热的时候。
周建国接了个跑新疆的长途，往返起码要一个月。他走的那天，还塞给丫丫两块大白兔奶糖。可他车轮子还没出县城呢，那两块糖就被何春莲抢过去，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下午，何春莲去厂大门口的麻将馆打牌，输得一败涂地，连下个月的伙食费都输光了。
她回家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撮一点就着的炸药。我当时下班刚进屋，正准备淘米做饭，就听见隔壁的大门“砰”的一声被踹开了。
“老娘打死你这个扫把星！自从你进了这个门，老周出车差点翻沟里，老娘天天输钱！你就是个丧门星！”
何春莲的咆哮声隔着墙震得我耳朵发麻。
接着，是重物撞击木门的钝响。何春莲把丫丫整个人拎起来，直接挂在了门后的大铁勾上。那是个用来挂腊肉的钩子，平常用绳子吊着。她用麻绳把丫丫的双手捆住，挂在上面，脚尖刚刚好够不着地。
皮带、鞋底、还有扫帚，雨点一样往孩子身上砸。
“啪！啪！啪！”
“说！是不是你咒老娘？你这个没人要的野种！”
那晚的动静实在太大，整个二楼的邻居其实都听到了。王大妈在走廊里淘米，手在水盆里搅和，眼神一个劲地往何春莲家瞄。住对门的张大爷砸吧着旱烟，叹了口气，把门关得死死的。
我也站在自家门口，手心全是汗。
我听见丫丫在哭，那是她第一次哭得那么大声，声音都哑了，带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绝望：“妈妈……我乖……丫丫听话……别打了……别打了……”
可何春莲已经疯了，输钱的火气加上多年积攒的怨恨，全发泄在这一刻。
“你还敢叫？老娘让你叫！”
何春莲一把抓起那个红裙子布娃娃，死死塞进了丫丫的嘴里。那布娃娃身上的小铃铛，在激烈的挣扎中爆发出急促而诡异的“叮铃铃”声。
那声音持续了很久，很杂乱。
然后，突然之间，所有声音都停了。
那种安静，来得特别突兀。就像是一根拉到极致的橡皮筋，啪的一声，断了。
我站在门后，耳朵贴在墙上，等了足足有十分钟。没有对骂，没有哭声，甚至连何春莲粗重的喘息声都听不见了。
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莫名的，后背冒出一层白毛汗。
那一晚，何春莲家再也没有亮灯。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上班，下意识地看了看隔壁。大门紧闭，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三天里，我再也没见过丫丫出来倒垃圾，也没听见她的声音。
厂里的工友在走廊里碰见何春莲，顺口问了一句：“春莲，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家那小姑娘啊？”
何春莲脸上挂着一抹僵硬的笑，眼角耷拉着，用围裙擦着手说：“哦，那孩子太顽皮，管教不好。我前天夜里寻思着，还是把她送回乡下亲戚那儿去了，省得在城里丢人现眼。”
工友们听了，也没多想，附和了几声就散了。
可我不信。
因为我下班回屋的时候，路过她家阳台。那扇破烂的木窗台上，赫然放着那个红裙子布娃娃。
它就那么孤零零地躺在灰尘里，少了一只眼睛的面孔正对着走廊，像是在死死盯着每一个经过的人。如果丫丫真的被送走了，她怎么可能不带走这个她视若性命的娃娃？
也就是从丫丫“消失”的第三天夜里开始，怪事发生了。
那天晚上，县城下了一场暴雨，雷声轰隆隆的。我戴着耳塞，睡得迷迷糊糊。
突然，一阵很微弱，却极其清晰的声音穿透了耳塞，直接钻进我的耳朵里。
“叮铃——”
“叮铃——”
那是铃铛的声音。很轻，很慢，像是有人把铃铛拿在手里，一下，一下，规律地摇晃着。
我猛地睁开眼。
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不对，准确地说，是从隔壁的墙根底下传来的。
我把耳塞摘掉，屏住呼吸，把耳朵死死贴在红砖墙上。
外面的雷声很大，可那铃铛声就像是有穿透力一样。
“叮铃——”
紧接着，隔壁传来了何春莲的声音。那声音和平常的嚣张跋扈完全不同，带着一种极度压抑的颤抖和惊恐。
“谁？谁在那儿？”
何春莲在屋里走动的声音很急促，塑料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过了一会儿，没声音了。
我以为是自己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正打算躺下接着睡。可就在我刚闭上眼睛的瞬间，一阵沉闷的撞击声从墙对面传了过来。
“咚……咚……咚……”
那不是重物落地，倒像是……有什么东西，一下一下地撞着何春莲家的衣柜门。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关在衣柜里，想要用头把门撞开。
“滚开！给老娘滚出来！”
何春莲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接着是一声尖叫，然后是砸东西的声音。
那一晚，我几乎没敢合眼。
接下来的几天，筒子楼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诡异。不仅是我，住二楼的其他几户人家也开始犯嘀咕了。
王大妈私底下跟我说：“小陆啊，你住隔壁，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怎么老觉得，何春莲家半夜有小孩子拍皮球的声音呢？拍得那叫一个有节奏，一下一下的，震得我偏头痛都犯了。”
我没敢跟她说铃铛和撞衣柜的事，只能含糊地点点头。
更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的，是何春莲本人的变化。
短短一个星期，她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原本就高的颧骨现在像两块干瘪的石头一样戳在脸上。她的眼眶深陷，眼白里全是血丝，走在路上总是疑神疑鬼地回头看。
最奇怪的是，大夏天的，三十多度的高温，她居然在脖子上围了一条厚厚的红丝巾。
那丝巾的颜色鲜红得刺眼，把她的脖子包裹得严严实实。
有一次在公用水槽洗衣服，她就站在我旁边。她洗衣服的动作机械而疯狂，双手死死抓着衣服在搓衣板上猛搓，连皮抠破了流血都不知道。
我注意到，她只要一停下来，耳朵就会剧烈地抽动一下，眼睛死死盯着空无一物的角落，嘴唇哆嗦着，嘟囔着一些听不清的话。
“没死……你没死……你给我滚……老娘不怕你……”
我当时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端着脸盆正想走。
就在这时候，一阵穿堂风吹过来，把何春莲脖子上的红丝巾吹开了一个角。
我刚好站在她侧后方，顺着那扯开的缝隙看了一眼。
只一眼，我感觉自己的血都凉了。
在何春莲那焦黄、干瘪的脖子皮肤上，赫然有一道深深的、暗红色的勒痕。那痕迹极细，绝对不是皮带或者粗麻绳弄出来的，倒像是……
倒像是一根细细的尼龙绳，或者，是一根极韧的线，生生勒进肉里留下的印子。
何春莲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猛地转过头，那双满是血丝的三角眼死死瞪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戾气。
“你看什么看？！没见过人长痱子啊！”
她一把扯过丝巾，死死勒住自己的脖子，甚至因为用力过猛，她自己都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她一边咳，一边端着洗衣盆，踉踉跄跄地往屋里跑。
也就是那天下午，我下班回家，经过她家阳台的时候，眼角余光扫到了窗台上的那个红裙子布娃娃。
我停下了脚步。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那个布娃娃……好像变了。
原本因为年头久了而褪色的红裙子，此时此刻，颜色竟然变得有些深。尤其是裙摆和娃娃的肚子那块儿，颜色发暗、发黑，呈现出一种极其诡异的黑红色。
就像是……就像是那裙子被什么黏稠的液体浸透了，干了之后，结成了硬痂一样。
一阵风吹过，娃娃身上那个仅存的小铃铛，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发出了极其清脆的一声响。
“叮铃——”
我一秒钟都没敢多待，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回了自己屋，死死栓上了门。
这个筒子楼，要出大事了。我心里那个声音越来越强烈。那些积攒在砖墙缝隙里的冷漠、那些装聋作哑的岁月的代价，似乎正化成某种看不见的东西，顺着这栋破楼的管线，一点点地蔓延开来。
何春莲的报应，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