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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6年,1月。热河,赤峰。</p>
元旦刚过,省公署的走廊里就挂出了新的日历。福伯在二楼门框边贴了一幅手写的年历,红纸黑字,“民国五年”四个字写在最上面。老子站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儿,那四个字底下空了一行,像是在等另一个年号被填进去。</p>
袁世凯称帝的消息在去年底已经传到了赤峰。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改次年年号为“洪宪”。北京的电报发到热河省公署的时候,老子正在看各旅的摩托化训练报告。他把电报看完之后搁在桌上,对送报的机要员说了一句:“知道了。”没有表态,没有祝贺,也没有反对。热河省离北京不算远,但离风暴的中心还有一段距离。在这段距离里,保持沉默是最稳妥的选择。</p>
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在省公署内部传阅了一遍。莉娜从哈尔滨带回了一份俄国方面的情报——俄国人对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同样警惕,但俄国正深陷欧洲战场,无暇东顾。莉娜把情报放在桌上,站在窗边说了一句:“俄国人现在顾不上东北,日本人却在趁机伸手。热河夹在中间,要么被挤扁,要么自己撑开。”老子没有接话。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灰白色的天空。</p>
2月,各旅的摩托化训练按计划推进。第一批仿制摩托车已经全部配发完毕,第二批正在生产中。李阁臣的第一旅完成了第二次旅级摩托化机动演练,三个团从不同驻地同时向赤峰以南的预定地域集结,全程用时比上一次缩短了将近四分之一。巴特尔的骑兵旅完成了卡车补给与骑兵协同的第二次试验,弹药和粮草的转运效率比第一次提升了近两成。</p>
3月,北京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过来。先是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正式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恢复共和。然后是黎元洪、段祺瑞等人被重新启用。老子把电报看完之后收进抽屉,没有回电。</p>
4月,奉天的局势起了变化。张作霖于4月22日被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张作霖正式掌控奉天省军政大权,奉系军阀的势力在东北迅速膨胀。老子让张景惠的特务部加强了对奉天方向的监视,密切关注张作霖在奉天的军事和行政部署。</p>
5月,黑龙江的局势也在变动。5月3日,北京政府特任毕桂芳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5月19日毕桂芳到任视事。毕桂芳早年留学俄国,谙习俄语,是个“俄国通”。老子在省公署二楼召集李阁臣和莉娜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把毕桂芳到任的消息说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黑龙江来了一个懂俄国人的人。”</p>
6月6日,袁世凯病逝。消息传到赤峰的那天傍晚,老子正在城北校场看新一批摩托车的试车。福伯从省公署赶来,手里攥着一封电报,在老子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少爷,袁大总统没了。”</p>
老子站在校场边上,柴油机的轰鸣声还在耳边响着。他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试车继续,让各旅旅长明天一早到省公署。”当天晚上,老子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窗外的月光落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枝条的影子在墙面上微微晃动。他想起光绪二十七年柳河驿那个夜晚,袁世凯坐在驿站正屋里,面前摊着一幅东三省的地图,对他说“守住就是赢”。十几年过去了,说那句话的人已经不在了。</p>
第二天一早,老子把李阁臣叫到省公署二楼,把赤峰的事务交代了一遍:“老子要去北京一趟。袁大总统的丧事不能不去。你在赤峰守家,边境巡逻不能松。”</p>
6月9日,老子带着张景惠和二十个侍卫,乘火车南下进京。京张铁路已经通车数年,从赤峰经承德到北京的车程比当年骑马缩短了大半。车窗外的景色从关外的荒原渐渐变成直隶的平原,麦田在初夏的风里泛着绿浪。老子靠在车窗边,没有怎么说话。</p>
北京城一片肃穆。街上的店铺门口挂起了白布,行人的衣袖上系着黑纱。袁世凯的灵柩停放在新华门内,前来吊唁的人排成长队,各省督军、北洋旧部、各国公使,从清晨到傍晚络绎不绝。老子穿着深蓝色的礼服,胸前别着那枚四等嘉禾章,在灵堂前排了半个时辰的队才轮到他。他在灵前鞠了三个躬,然后在签名册上写了名字和职务,退到了侧廊。</p>
从灵堂出来后,老子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侧廊里三三两两站着来吊唁的旧部,有人低声交谈,有人沉默着抽烟。老子正打算往外走,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从侧门走了进来。</p>
那人四十岁上下,身形偏瘦,面容清癯,戴一副圆框眼镜,腰间没有佩枪,手里只攥着一顶旧礼帽。他在走廊里扫了一圈,目光落在老子身上,然后走过来,拱了一下手:“你是热河的如意?在下蒋百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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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看着他。这个名字他在前世的历史书里见过无数次——蒋百里,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人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与蔡锷并称“中国三杰”,一生未曾直接领兵,却是公认的“军神”。袁世凯称帝时他公开反对,之后去了四川,投奔老同学蔡锷的护国军。蔡锷病逝后,他失去了最坚实的依靠。</p>
“蒋先生,”老子回了一礼,“久仰大名。”</p>
蒋百里苦笑了一下:“久仰?这几年一直在四川和云南之间跑,没什么值得久仰的事。蔡公走了,我成了无根之木。”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带着一股文人气,但字字干脆,“我听说你在关外经营得不错,拉了一支能打的队伍,还办了讲武学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那里缺一个教书的人,我可以去。”</p>
老子看着他:“蒋先生来热河,不是教书。是当参谋。热河省缺一个总参谋长,能看得清大势的人。蒋先生愿意来,这个位置就是你的。”</p>
蒋百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一生没有带过兵,只教过书,写过文章。你让我当总参谋长,不怕我纸上谈兵?”</p>
“纸上谈兵的人多了,能把纸上的东西讲清楚的不多。”老子说,“蒋先生愿意来,热河省就有一个能看清未来十年的人。”</p>
蒋百里把手里的旧礼帽戴回头上:“那我回去收拾一下行李,过几日动身去赤峰。”</p>
两人在走廊里又站了一会儿。蒋百里正要转身,另一个身影从灵堂侧门走了出来。那人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笔挺的深灰色军装,领口别着一枚铜质勋章,腰板挺直,面容精明,一双眼角微微上挑,说话时嘴唇抿着,像在同时听着周围和更远处的声音。他在走廊里站定,目光扫过蒋百里的背影,又落在老子身上,然后走了过来。</p>
“你是热河的如意?”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咬字清楚,“在下徐树铮。段总理手下,国务院秘书。听说你在关外独当一面。”</p>
老子也看着他。徐树铮——段祺瑞心腹,日后会干出收复外蒙古的大事,此人文武双全,既是幕僚也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但性子烈,跟谁都不长久。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重新上台,徐树铮作为段的心腹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实际上正处于权力边缘,想做事但没有足够的空间。</p>
“徐秘书说笑了。”老子说,“热河巴掌大的地方,谈不上独当一面。”</p>
徐树铮打量了老子一眼,目光在老子胸前的嘉禾章上停了一瞬,然后开口说了一句:“段总理派我到热河来,当你的高级参议。”</p>
老子看着他,没有接话。</p>
徐树铮继续说:“段总理知道你在关外的位置很重要,热河省卡在奉天和草原之间,牵一动百。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在热河盯着,既能协助你处理军政事务,也能在关键时刻替他和热河之间传话。我就是这个人。”他说的不卑不亢,“我在国务院待了几年,看够了纸上往来。热河这地方离北京不远不近,正好做事。这个职位,我接。我帮你在热河管好参谋和后勤,你帮我在关外站稳脚跟。各取所需。”</p>
老子看了他片刻:“徐参议的办公地点设在省公署二楼,配一个通讯班、一间作战室。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归你管,但军令由我签发。”</p>
“那就这么定了。”徐树铮转身朝侧门走了出去,军靴踩在石板上的声音在走廊里短促地响了几下,拐过墙角,被院子里的风声盖住了。</p>
当天下午,老子在袁世凯故居的院子里碰见了陈明远。他是当年袁世凯派到热河的北洋参谋中留得最久的一个,也是和热河磨合得最好的人。这些年他一直待在热河,协助李阁臣抓训练,已经从“北洋派来看守的人”变成了“热河省自己人”。</p>
陈明远看见老子的时候正在院子里跟一个旧同僚说话,见老子走过来便朝那人摆了摆手,迎了上来:“师长,北洋那边的人散了,我现在是热河省的人了。袁大总统走了,北洋的摊子重新洗牌,我不打算回北京了。你要是还要我,我就继续留在热河干。”</p>
“留下来。”老子说,“你管训练管了这么多年,热河的兵认得你。以后蒋百里和徐树铮来了,你跟他们配合,把参谋部的事情理顺。”</p>
陈明远点了点头:“那两个人都比我有名气,也比我有本事。我能跟他们搭班子,是我的运气。”</p>
当天傍晚,老子在客栈的灯下写了一封信。信写给李阁臣,告诉他蒋百里、徐树铮、陈明远都留下来了,让他安排住处和办公室。信的末尾加了一行:“陈明远继续管训练。”</p>
6月16日,老子带着蒋百里和徐树铮登上了回赤峰的火车。蒋百里坐在靠窗的位置,正低头翻一本从北京旧书摊上买的德文地图册,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又低下头去,在纸页边缘画一条线。徐树铮坐在对面,正在一份刚开了头的电报稿上修改措辞。陈明远坐在车厢末尾的位子上,已经把那件褪色的旧军装换成了热河省的灰蓝色制服。</p>
铁路向北延伸,两侧的田野从平原渐渐变成丘陵,又从丘陵变成草原边缘的开阔地。蒋百里合上地图册,看着窗外说了一句:“关外比我想象中大。”徐树铮没有抬头,笔尖在纸面上继续移动,只应了两个字:“确实。”</p>
老子靠着车窗,窗外赤峰的方向正在靠近。这趟北京之行,带回了三个人——蒋百里,能看清大势的人;徐树铮,能在中央和热河之间传话的人;陈明远,热河自己培养出来的训练专家。那根从赤峰向南延伸的线,正在把更多的东西拉回来——不是铁轨,不是银元,是能撑住这座省的人。那根线还在继续延伸,穿过尚未完全干透的墨迹和正在发芽的纸页,等待着下一个节点被接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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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16年,1月。热河,赤峰。</p>
元旦刚过,省公署的走廊里就挂出了新的日历。福伯在二楼门框边贴了一幅手写的年历,红纸黑字,“民国五年”四个字写在最上面。老子站在走廊里看了一会儿,那四个字底下空了一行,像是在等另一个年号被填进去。</p>
袁世凯称帝的消息在去年底已经传到了赤峰。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改次年年号为“洪宪”。北京的电报发到热河省公署的时候,老子正在看各旅的摩托化训练报告。他把电报看完之后搁在桌上,对送报的机要员说了一句:“知道了。”没有表态,没有祝贺,也没有反对。热河省离北京不算远,但离风暴的中心还有一段距离。在这段距离里,保持沉默是最稳妥的选择。</p>
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在省公署内部传阅了一遍。莉娜从哈尔滨带回了一份俄国方面的情报——俄国人对日本在东北的扩张同样警惕,但俄国正深陷欧洲战场,无暇东顾。莉娜把情报放在桌上,站在窗边说了一句:“俄国人现在顾不上东北,日本人却在趁机伸手。热河夹在中间,要么被挤扁,要么自己撑开。”老子没有接话。他在窗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院子里那棵枣树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灰白色的天空。</p>
2月,各旅的摩托化训练按计划推进。第一批仿制摩托车已经全部配发完毕,第二批正在生产中。李阁臣的第一旅完成了第二次旅级摩托化机动演练,三个团从不同驻地同时向赤峰以南的预定地域集结,全程用时比上一次缩短了将近四分之一。巴特尔的骑兵旅完成了卡车补给与骑兵协同的第二次试验,弹药和粮草的转运效率比第一次提升了近两成。</p>
3月,北京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发过来。先是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正式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恢复共和。然后是黎元洪、段祺瑞等人被重新启用。老子把电报看完之后收进抽屉,没有回电。</p>
4月,奉天的局势起了变化。张作霖于4月22日被任命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张作霖正式掌控奉天省军政大权,奉系军阀的势力在东北迅速膨胀。老子让张景惠的特务部加强了对奉天方向的监视,密切关注张作霖在奉天的军事和行政部署。</p>
5月,黑龙江的局势也在变动。5月3日,北京政府特任毕桂芳督理黑龙江军务兼巡按使,5月19日毕桂芳到任视事。毕桂芳早年留学俄国,谙习俄语,是个“俄国通”。老子在省公署二楼召集李阁臣和莉娜开了一个简短的小会,把毕桂芳到任的消息说了一遍,然后说了一句:“黑龙江来了一个懂俄国人的人。”</p>
6月6日,袁世凯病逝。消息传到赤峰的那天傍晚,老子正在城北校场看新一批摩托车的试车。福伯从省公署赶来,手里攥着一封电报,在老子耳边低声说了一句:“少爷,袁大总统没了。”</p>
老子站在校场边上,柴油机的轰鸣声还在耳边响着。他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一遍,然后折好放进口袋,对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试车继续,让各旅旅长明天一早到省公署。”当天晚上,老子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窗外的月光落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枝条的影子在墙面上微微晃动。他想起光绪二十七年柳河驿那个夜晚,袁世凯坐在驿站正屋里,面前摊着一幅东三省的地图,对他说“守住就是赢”。十几年过去了,说那句话的人已经不在了。</p>
第二天一早,老子把李阁臣叫到省公署二楼,把赤峰的事务交代了一遍:“老子要去北京一趟。袁大总统的丧事不能不去。你在赤峰守家,边境巡逻不能松。”</p>
6月9日,老子带着张景惠和二十个侍卫,乘火车南下进京。京张铁路已经通车数年,从赤峰经承德到北京的车程比当年骑马缩短了大半。车窗外的景色从关外的荒原渐渐变成直隶的平原,麦田在初夏的风里泛着绿浪。老子靠在车窗边,没有怎么说话。</p>
北京城一片肃穆。街上的店铺门口挂起了白布,行人的衣袖上系着黑纱。袁世凯的灵柩停放在新华门内,前来吊唁的人排成长队,各省督军、北洋旧部、各国公使,从清晨到傍晚络绎不绝。老子穿着深蓝色的礼服,胸前别着那枚四等嘉禾章,在灵堂前排了半个时辰的队才轮到他。他在灵前鞠了三个躬,然后在签名册上写了名字和职务,退到了侧廊。</p>
从灵堂出来后,老子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侧廊里三三两两站着来吊唁的旧部,有人低声交谈,有人沉默着抽烟。老子正打算往外走,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从侧门走了进来。</p>
那人四十岁上下,身形偏瘦,面容清癯,戴一副圆框眼镜,腰间没有佩枪,手里只攥着一顶旧礼帽。他在走廊里扫了一圈,目光落在老子身上,然后走过来,拱了一下手:“你是热河的如意?在下蒋百里。”</p>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p>
老子看着他。这个名字他在前世的历史书里见过无数次——蒋百里,中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人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与蔡锷并称“中国三杰”,一生未曾直接领兵,却是公认的“军神”。袁世凯称帝时他公开反对,之后去了四川,投奔老同学蔡锷的护国军。蔡锷病逝后,他失去了最坚实的依靠。</p>
“蒋先生,”老子回了一礼,“久仰大名。”</p>
蒋百里苦笑了一下:“久仰?这几年一直在四川和云南之间跑,没什么值得久仰的事。蔡公走了,我成了无根之木。”他说话的声音不高,带着一股文人气,但字字干脆,“我听说你在关外经营得不错,拉了一支能打的队伍,还办了讲武学堂。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你那里缺一个教书的人,我可以去。”</p>
老子看着他:“蒋先生来热河,不是教书。是当参谋。热河省缺一个总参谋长,能看得清大势的人。蒋先生愿意来,这个位置就是你的。”</p>
蒋百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一生没有带过兵,只教过书,写过文章。你让我当总参谋长,不怕我纸上谈兵?”</p>
“纸上谈兵的人多了,能把纸上的东西讲清楚的不多。”老子说,“蒋先生愿意来,热河省就有一个能看清未来十年的人。”</p>
蒋百里把手里的旧礼帽戴回头上:“那我回去收拾一下行李,过几日动身去赤峰。”</p>
两人在走廊里又站了一会儿。蒋百里正要转身,另一个身影从灵堂侧门走了出来。那人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笔挺的深灰色军装,领口别着一枚铜质勋章,腰板挺直,面容精明,一双眼角微微上挑,说话时嘴唇抿着,像在同时听着周围和更远处的声音。他在走廊里站定,目光扫过蒋百里的背影,又落在老子身上,然后走了过来。</p>
“你是热河的如意?”他开口,声音不高但咬字清楚,“在下徐树铮。段总理手下,国务院秘书。听说你在关外独当一面。”</p>
老子也看着他。徐树铮——段祺瑞心腹,日后会干出收复外蒙古的大事,此人文武双全,既是幕僚也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物,但性子烈,跟谁都不长久。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重新上台,徐树铮作为段的心腹被任命为国务院秘书,实际上正处于权力边缘,想做事但没有足够的空间。</p>
“徐秘书说笑了。”老子说,“热河巴掌大的地方,谈不上独当一面。”</p>
徐树铮打量了老子一眼,目光在老子胸前的嘉禾章上停了一瞬,然后开口说了一句:“段总理派我到热河来,当你的高级参议。”</p>
老子看着他,没有接话。</p>
徐树铮继续说:“段总理知道你在关外的位置很重要,热河省卡在奉天和草原之间,牵一动百。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在热河盯着,既能协助你处理军政事务,也能在关键时刻替他和热河之间传话。我就是这个人。”他说的不卑不亢,“我在国务院待了几年,看够了纸上往来。热河这地方离北京不远不近,正好做事。这个职位,我接。我帮你在热河管好参谋和后勤,你帮我在关外站稳脚跟。各取所需。”</p>
老子看了他片刻:“徐参议的办公地点设在省公署二楼,配一个通讯班、一间作战室。参谋部的日常工作归你管,但军令由我签发。”</p>
“那就这么定了。”徐树铮转身朝侧门走了出去,军靴踩在石板上的声音在走廊里短促地响了几下,拐过墙角,被院子里的风声盖住了。</p>
当天下午,老子在袁世凯故居的院子里碰见了陈明远。他是当年袁世凯派到热河的北洋参谋中留得最久的一个,也是和热河磨合得最好的人。这些年他一直待在热河,协助李阁臣抓训练,已经从“北洋派来看守的人”变成了“热河省自己人”。</p>
陈明远看见老子的时候正在院子里跟一个旧同僚说话,见老子走过来便朝那人摆了摆手,迎了上来:“师长,北洋那边的人散了,我现在是热河省的人了。袁大总统走了,北洋的摊子重新洗牌,我不打算回北京了。你要是还要我,我就继续留在热河干。”</p>
“留下来。”老子说,“你管训练管了这么多年,热河的兵认得你。以后蒋百里和徐树铮来了,你跟他们配合,把参谋部的事情理顺。”</p>
陈明远点了点头:“那两个人都比我有名气,也比我有本事。我能跟他们搭班子,是我的运气。”</p>
当天傍晚,老子在客栈的灯下写了一封信。信写给李阁臣,告诉他蒋百里、徐树铮、陈明远都留下来了,让他安排住处和办公室。信的末尾加了一行:“陈明远继续管训练。”</p>
6月16日,老子带着蒋百里和徐树铮登上了回赤峰的火车。蒋百里坐在靠窗的位置,正低头翻一本从北京旧书摊上买的德文地图册,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的景色,又低下头去,在纸页边缘画一条线。徐树铮坐在对面,正在一份刚开了头的电报稿上修改措辞。陈明远坐在车厢末尾的位子上,已经把那件褪色的旧军装换成了热河省的灰蓝色制服。</p>
铁路向北延伸,两侧的田野从平原渐渐变成丘陵,又从丘陵变成草原边缘的开阔地。蒋百里合上地图册,看着窗外说了一句:“关外比我想象中大。”徐树铮没有抬头,笔尖在纸面上继续移动,只应了两个字:“确实。”</p>
老子靠着车窗,窗外赤峰的方向正在靠近。这趟北京之行,带回了三个人——蒋百里,能看清大势的人;徐树铮,能在中央和热河之间传话的人;陈明远,热河自己培养出来的训练专家。那根从赤峰向南延伸的线,正在把更多的东西拉回来——不是铁轨,不是银元,是能撑住这座省的人。那根线还在继续延伸,穿过尚未完全干透的墨迹和正在发芽的纸页,等待着下一个节点被接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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