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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回来后的第三个月，广州的冬天还没到最冷的时候。珠江边的榕树叶子还是绿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咸腥味，不像北方那样干冷刺骨。林远蹲在铁厂的院子里，跟余师傅一起看那台新的磨面机。蒸汽机带动石磨转得飞快，麦子从顶上的漏斗倒进去，面粉从下面的出口簌簌地落下来，白花花的一层，像薄雪覆盖在木板上。余师傅蹲在旁边，伸手抓了一小把面粉搓了搓，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细，比驴拉磨细多了。”他转过头看着林远，“国公爷，这东西要是推广开，做面粉的铺子都得关门。”林远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不会。面粉铺子的老板可以买机器，自己当老板。”余师傅站起身，看着磨面机说：“那铁厂也得开个面粉作坊。”林远笑了：“沈老板连面粉的生意都想做？”沈万山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做。怎么不做？”他拄着拐杖走进来，绿豆眼眯成一条缝，拐杖笃笃笃地敲在石板地上，“林老弟，面粉生意不赚钱，但磨面机赚钱。卖机器比卖面粉强十倍。”</p>
迭戈从前院跑进来，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啪啪响。他跑得不算快，但表情很怪，不是慌张，是那种“又来一个”的无奈。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毛，封口处盖着一枚印章——不是大明的官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一只狮子站在海浪上。林远接过信，拆开，范·德维尔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出来的：“海国公阁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与您合资在巴达维亚建立造船分厂。我方提供土地、当地劳工和现有船坞设施，您提供技术、图纸和管理经验。利润四六开，您六，我方四。若您有意，请复函。您忠实的，范·德维尔。”</p>
林远看完信，把信纸折好塞进怀里。沈万山凑过来问：“什么事？”林远说：“荷兰人要跟我在巴达维亚合伙开船厂。他们出地出人，我出技术，利润四六开，我占六。”沈万山捋着胡子，绿豆眼眯得更紧了：“巴达维亚？那地方在哪儿？”林远说：“在爪哇岛，马六甲海峡南边，荷兰人在那边的据点。”沈万山想了想：“那地方远，但靠海。开船厂，位置不错。”林远靠在桌边，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沈老板，你说干不干？”沈万山捋着胡子笑了：“有银子赚，为什么不干？”</p>
当天傍晚，林远回到商馆。陈婉儿正坐在院子里给林澜梳头，林海蹲在旁边看毛球剥花生。毛球现在已经不存花生了，自从去了西班牙又回来，它的习惯改了很多——每天只剥一颗，剥完就吃，吃完就蹲在桂花树上发呆。林澜说毛球“长大了”，毛球不理她。林远在石凳上坐下，把范·德维尔的信递给陈婉儿。陈婉儿接过去看了一遍：“巴达维亚？你要去？”“我不去。”林远说，“让平松去。”陈婉儿抬起头看着他：“平松？他都六十了吧？”林远说：“五十八，还硬朗。他说过，想在海上漂到走不动为止。”</p>
平松的住处是铁厂旁边的一间小屋，不大，但干净。墙上挂着一幅旧海图，桌上摆着一盏油灯和一个烟斗架。他正坐在门槛上擦烟斗，烟斗是黄杨木的，用了很多年，被手汗和烟火打磨得光滑发亮。林远走到他面前，蹲下来，把范·德维尔的信递过去。平松接过信，看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烟斗叼回嘴里，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烟：“巴达维亚，我去。”</p>
林远说：“老哥，那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得在那边待几年，看着船厂建起来，顺了，才能回来。”平松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在门槛上磕了磕烟灰：“哥伦布，我这条命是海上给的。你让我在陆地上养老，我反而活不长。”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看着远处珠江的方向：“巴达维亚，我听说过。那地方海阔，船多，适合造船。我去。”林远看着他那张被海风吹了一辈子的脸，那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像是被盐腌过的，深得能藏下整个大海。他没再劝，只说：“老哥，那边热，你带件薄衣裳。”平松嗯了一声，把烟斗叼回嘴里：“西班牙的橄榄树，你娘还种着呢？”林远说：“种着呢。我回去的时候，她又腌了一罐。”平松点了点头，没再问。</p>
出发那天，迭戈抱着毛球站在广州码头上。平松拎着一个小包袱，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衫，烟斗叼在嘴里，火星子在晨光中一闪一闪的。荷兰船停在泊位上，桅杆上挂着红白蓝三色旗，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迭戈把毛球递过去：“毛球，跟平松爷爷告别。”毛球犹豫了一下，伸出爪子，爪子里攥着一颗花生，塞进平松的上衣口袋里。平松低头看了看那颗花生，嘴角动了一下：“路上吃。”他拍了拍毛球的头，毛球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指，然后跳回迭戈怀里。林远站在栈桥上，伸出手。平松握住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都粗糙，都晒得黝黑，都有老茧：“老哥，到了巴达维亚，写信回来。”平松说：“信可能慢，但会写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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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船升帆了，缓缓驶出广州港。平松站在船尾，烟斗里的火星子在晨光中一明一灭，像一只在眨眼睛的萤火虫。迭戈抱着毛球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船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海平线上的一个黑点。毛球从迭戈怀里探出头来，爪子里空空的，安静地看着远方。迭戈低头看了看它：“毛球，你难过？”毛球摇了摇头，把脑袋重新埋进迭戈的臂弯里，像是看够了。林远站在栈桥边，看着那艘船消失的方向，心里像被风吹了一下，不太重，但确实少了一点什么。</p>
当天晚上，林远在商馆的书房里铺开一张信纸，提起笔给范·德维尔回信。墨汁饱满，笔尖落在纸上，三个字：“行。干。”他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口，盖上自己的印章。信很轻，但里面的承诺很重——技术、图纸、管理经验，还有平松大半辈子的海上经验。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珠江上的渔火在夜风中摇晃，像一群在水面上跳舞的萤火虫。他想起平松说“我这条命是海上给的”时的表情，想起平松叼着烟斗站在船尾渐行渐远的背影，想起毛球把花生塞进平松口袋时爪子在晨光中微微颤抖的样子。</p>
他摸了摸怀里那枚东方总督的勋章，又摸了摸胸口那个暗袋里贴身放着的家书。海风从窗外灌进来，带着珠江的湿气和远处传来的船号声。他站在窗前，手里握着那封刚封好的信，信上的墨迹已经干了。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三个字——行，干。不是冲动，是知道平松会在那边把事情办好，知道荷兰人不是葡萄牙人，知道巴达维亚的船厂会成为南海航线上的一个新锚点。平松走了，但巴达维亚的船厂会立起来。平松会在那边教荷兰人怎么造船，怎么干活，怎么在海风中站稳脚跟。等船厂建好了，平松会回来，叼着他的烟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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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班牙回来后的第三个月，广州的冬天还没到最冷的时候。珠江边的榕树叶子还是绿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咸腥味，不像北方那样干冷刺骨。林远蹲在铁厂的院子里，跟余师傅一起看那台新的磨面机。蒸汽机带动石磨转得飞快，麦子从顶上的漏斗倒进去，面粉从下面的出口簌簌地落下来，白花花的一层，像薄雪覆盖在木板上。余师傅蹲在旁边，伸手抓了一小把面粉搓了搓，又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细，比驴拉磨细多了。”他转过头看着林远，“国公爷，这东西要是推广开，做面粉的铺子都得关门。”林远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不会。面粉铺子的老板可以买机器，自己当老板。”余师傅站起身，看着磨面机说：“那铁厂也得开个面粉作坊。”林远笑了：“沈老板连面粉的生意都想做？”沈万山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做。怎么不做？”他拄着拐杖走进来，绿豆眼眯成一条缝，拐杖笃笃笃地敲在石板地上，“林老弟，面粉生意不赚钱，但磨面机赚钱。卖机器比卖面粉强十倍。”</p>
迭戈从前院跑进来，靴子踩在青石板上啪啪响。他跑得不算快，但表情很怪，不是慌张，是那种“又来一个”的无奈。他手里拿着一封信，信封是牛皮纸的，边角磨得发毛，封口处盖着一枚印章——不是大明的官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一只狮子站在海浪上。林远接过信，拆开，范·德维尔的字迹工整得像印刷出来的：“海国公阁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与您合资在巴达维亚建立造船分厂。我方提供土地、当地劳工和现有船坞设施，您提供技术、图纸和管理经验。利润四六开，您六，我方四。若您有意，请复函。您忠实的，范·德维尔。”</p>
林远看完信，把信纸折好塞进怀里。沈万山凑过来问：“什么事？”林远说：“荷兰人要跟我在巴达维亚合伙开船厂。他们出地出人，我出技术，利润四六开，我占六。”沈万山捋着胡子，绿豆眼眯得更紧了：“巴达维亚？那地方在哪儿？”林远说：“在爪哇岛，马六甲海峡南边，荷兰人在那边的据点。”沈万山想了想：“那地方远，但靠海。开船厂，位置不错。”林远靠在桌边，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着：“沈老板，你说干不干？”沈万山捋着胡子笑了：“有银子赚，为什么不干？”</p>
当天傍晚，林远回到商馆。陈婉儿正坐在院子里给林澜梳头，林海蹲在旁边看毛球剥花生。毛球现在已经不存花生了，自从去了西班牙又回来，它的习惯改了很多——每天只剥一颗，剥完就吃，吃完就蹲在桂花树上发呆。林澜说毛球“长大了”，毛球不理她。林远在石凳上坐下，把范·德维尔的信递给陈婉儿。陈婉儿接过去看了一遍：“巴达维亚？你要去？”“我不去。”林远说，“让平松去。”陈婉儿抬起头看着他：“平松？他都六十了吧？”林远说：“五十八，还硬朗。他说过，想在海上漂到走不动为止。”</p>
平松的住处是铁厂旁边的一间小屋，不大，但干净。墙上挂着一幅旧海图，桌上摆着一盏油灯和一个烟斗架。他正坐在门槛上擦烟斗，烟斗是黄杨木的，用了很多年，被手汗和烟火打磨得光滑发亮。林远走到他面前，蹲下来，把范·德维尔的信递过去。平松接过信，看完，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把烟斗叼回嘴里，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烟：“巴达维亚，我去。”</p>
林远说：“老哥，那不是一两个月的事。得在那边待几年，看着船厂建起来，顺了，才能回来。”平松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在门槛上磕了磕烟灰：“哥伦布，我这条命是海上给的。你让我在陆地上养老，我反而活不长。”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不存在的灰，看着远处珠江的方向：“巴达维亚，我听说过。那地方海阔，船多，适合造船。我去。”林远看着他那张被海风吹了一辈子的脸，那张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像是被盐腌过的，深得能藏下整个大海。他没再劝，只说：“老哥，那边热，你带件薄衣裳。”平松嗯了一声，把烟斗叼回嘴里：“西班牙的橄榄树，你娘还种着呢？”林远说：“种着呢。我回去的时候，她又腌了一罐。”平松点了点头，没再问。</p>
出发那天，迭戈抱着毛球站在广州码头上。平松拎着一个小包袱，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衫，烟斗叼在嘴里，火星子在晨光中一闪一闪的。荷兰船停在泊位上，桅杆上挂着红白蓝三色旗，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迭戈把毛球递过去：“毛球，跟平松爷爷告别。”毛球犹豫了一下，伸出爪子，爪子里攥着一颗花生，塞进平松的上衣口袋里。平松低头看了看那颗花生，嘴角动了一下：“路上吃。”他拍了拍毛球的头，毛球用脑袋蹭了蹭他的手指，然后跳回迭戈怀里。林远站在栈桥上，伸出手。平松握住他的手，两个人的手都粗糙，都晒得黝黑，都有老茧：“老哥，到了巴达维亚，写信回来。”平松说：“信可能慢，但会写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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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船升帆了，缓缓驶出广州港。平松站在船尾，烟斗里的火星子在晨光中一明一灭，像一只在眨眼睛的萤火虫。迭戈抱着毛球站在码头上，看着那艘船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变成海平线上的一个黑点。毛球从迭戈怀里探出头来，爪子里空空的，安静地看着远方。迭戈低头看了看它：“毛球，你难过？”毛球摇了摇头，把脑袋重新埋进迭戈的臂弯里，像是看够了。林远站在栈桥边，看着那艘船消失的方向，心里像被风吹了一下，不太重，但确实少了一点什么。</p>
当天晚上，林远在商馆的书房里铺开一张信纸，提起笔给范·德维尔回信。墨汁饱满，笔尖落在纸上，三个字：“行。干。”他把信装进信封，封好口，盖上自己的印章。信很轻，但里面的承诺很重——技术、图纸、管理经验，还有平松大半辈子的海上经验。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珠江上的渔火在夜风中摇晃，像一群在水面上跳舞的萤火虫。他想起平松说“我这条命是海上给的”时的表情，想起平松叼着烟斗站在船尾渐行渐远的背影，想起毛球把花生塞进平松口袋时爪子在晨光中微微颤抖的样子。</p>
他摸了摸怀里那枚东方总督的勋章，又摸了摸胸口那个暗袋里贴身放着的家书。海风从窗外灌进来，带着珠江的湿气和远处传来的船号声。他站在窗前，手里握着那封刚封好的信，信上的墨迹已经干了。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那三个字——行，干。不是冲动，是知道平松会在那边把事情办好，知道荷兰人不是葡萄牙人，知道巴达维亚的船厂会成为南海航线上的一个新锚点。平松走了，但巴达维亚的船厂会立起来。平松会在那边教荷兰人怎么造船，怎么干活，怎么在海风中站稳脚跟。等船厂建好了，平松会回来，叼着他的烟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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