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5章 登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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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降师第二团一营一连二排的排长叫赫尔曼·克瑙斯特，二十七岁，柏林人，入伍前是机械厂的钳工，一九三三年入伍。</p>
他站在队列里跟着喊了三声，然后停下来，发现自己的右手正紧紧攥着伞包的背带，指节发白。</p>
他松开手指，活动了一下冻僵的关节，扭头看了一眼右边站着的士兵。</p>
那个士兵叫埃里希·弗朗克，二十岁，萨克森乡下人，入伍才一年。</p>
弗朗克的脸被冷风吹得通红，但眼睛很亮，正盯着高台的方向，嘴巴还微微张着，刚才的喊声让他嗓子有点劈了。</p>
他注意到赫尔曼在看他，转过头来，压着嗓子说了一句：</p>
排长，我刚才真有点怕。现在不觉得了。</p>
赫尔曼看着他，想起自己那年第一次参加武装集会的场景——那时候他还是个学徒，跟着师傅去听台尔曼的演讲，站了三小时，脚冻麻了，但心里热得像烧了起来似的。</p>
他拍了拍弗朗克的肩膀，说：</p>
留着那点怕。怕才能让你跳的时候把伞拉开。</p>
队列开始移动了。各营营长在喊口令调整队形，准备带回营区。</p>
赫尔曼和弗朗克跟着二排的队伍往机库侧面走，路过那座红毯高台时，赫尔曼放慢了一步。</p>
他看到高台的红毯边沿被冷风掀起来一角，下面压着一块小石子，不知道是谁放的。毡面粗硬，红色在冬天早晨的灰光里看着特别醒目。</p>
队伍回到营区之后，食堂的炊事兵已经煮好了热汤。</p>
赫尔曼端着自己的搪瓷缸在长条桌边坐下，汤面上浮着几片胡萝卜和一小块油脂，热汽扑在脸上，让他打了个哆嗦。</p>
弗朗克坐在他对面，把伞包放在脚边，一边喝汤一边说：</p>
排长，你说我们跳下去的时候，底下的人看到我们会怎么想？</p>
赫尔曼吹了吹汤面上的热气，说：</p>
刚开始肯定是害怕。等看到我们不抢东西不打人，他们就不怕了。</p>
弗朗克想了想：</p>
那要是那些士兵朝我们开枪呢？</p>
赫尔曼放下汤碗，看着窗外的机场。</p>
几架Ju-52正在被拖车牵引着往跑道尽头移动，机尾的红色尾舵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像一面小旗子。</p>
还击。</p>
他说，</p>
我们是一定会要战斗的，是要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战斗到底的，但我们只打拿枪的人，不打老百姓。</p>
弗朗克喝了一大口汤，嘴里含含糊糊地说：</p>
我知道。诺尔曼同志说了。</p>
他把汤咽下去，补了一句，</p>
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父亲说打仗就是杀人，不管杀谁，反正是杀人。</p>
我今天听了动员，我觉得我父亲说得不对。杀人和救人有时候是一回事。</p>
你不把那扇锁着的门踹开，里面的人就永远出不来。</p>
赫尔曼没说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汤，油脂已经凝成了一小圈白膜浮在面上。</p>
他拿筷子挑散了，搅和两下，喝完最后一口。</p>
下午三点，第三空降师的全体官兵在营区的礼堂里收看了最新一期的战况通报片。</p>
银幕上放的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登陆演习画面，还有平壤会议上东大将军敲地图的片段。</p>
通报片放完之后，加映了五分钟的短片，是柏林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伞兵部队拍的——画面是训练场上伞兵从塔台跳下的慢镜头，配乐简单，一架钢琴弹着进行曲的调子。</p>
短片的最后一段画面：</p>
一架Ju-52的舱门打开，一个伞兵跨出去的瞬间被定格，背景是柏林六月的天空，蓝得不像真的。</p>
镜头暗下去的时候，礼堂里有人吹了声口哨——尖的，短的，像是情不自禁。</p>
接着有人开始鼓掌，稀稀拉拉的，然后连成一片，两百多双手拍在一起，在冷清的礼堂里撞出回响。</p>
赫尔曼坐在第五排，他把双手搁在膝盖上，掌心朝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p>
那是一双做过钳工的手，骨节粗大，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p>
他把掌心翻过来，又翻过去，像在确认这双手还是自己的。</p>
外面开始飘雪了，薄薄的，落在礼堂的窗户上立刻就化了，留下一条细长的水痕，像一道透明的小河。</p>
明天登车，二十五号到朝鲜。</p>
十二月二日的早晨，他会站在机舱门口，背上伞包，等信号灯变绿，然后一步跨出去。</p>
他抬头看了一眼礼堂正前方的墙上挂着的标语，红底白字，写着：</p>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
他轻声念了一遍，那七个字他从小就会背，但今天念出来的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p>
..........</p>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半。</p>
滕珀尔霍夫机场的探照灯把跑道照得惨白，雪已经停了，但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地勤人员用扫帚和铁锹清出了一条通道，黑灰色的沥青在雪地里像一道长长的伤疤。</p>
赫尔曼背着自己的伞包站在运输机旁边的队列里。</p>
伞包有二十多斤重，压得肩膀往下沉，但他早已经习惯了。</p>
他的右手拎着一支Gewehr 38短步枪，枪托上贴着一块白胶布，上面用铅笔写了他的编号——K-3704。</p>
这个号码从入伍那天就跟着他，印在每一件装备上，印在入伍证上，也印在他左胸内侧的那块小铝牌上。</p>
铝牌两面都刻了字，一面是编号，另一面是血型。</p>
如果赫尔曼不幸阵亡，他的尸体被收回去的话，牌掰成两半，一半随遗体走，一半留在部队。</p>
赫尔曼摸过那个铝牌——凉的，硬的，边缘似乎还有点毛刺——每次摸到它，他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p>
排在他前面的是埃弗朗克。</p>
弗朗克正在检查自己的伞包绳，两根手指顺着拉索的走向捋了一遍，然后拍了拍伞包侧面的扣件，确认卡牢了。</p>
他的枪挂在右肩上，枪托拿一块布包了一层，用细绳绑着，防止磕碰。</p>
两人跟着队列登机。</p>
机舱门矮，得弯腰才能进去。</p>
里面的空间不大，两排折叠帆布座，沿着机舱壁排开，中间留一条窄过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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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降师第二团一营一连二排的排长叫赫尔曼·克瑙斯特，二十七岁，柏林人，入伍前是机械厂的钳工，一九三三年入伍。</p>
他站在队列里跟着喊了三声，然后停下来，发现自己的右手正紧紧攥着伞包的背带，指节发白。</p>
他松开手指，活动了一下冻僵的关节，扭头看了一眼右边站着的士兵。</p>
那个士兵叫埃里希·弗朗克，二十岁，萨克森乡下人，入伍才一年。</p>
弗朗克的脸被冷风吹得通红，但眼睛很亮，正盯着高台的方向，嘴巴还微微张着，刚才的喊声让他嗓子有点劈了。</p>
他注意到赫尔曼在看他，转过头来，压着嗓子说了一句：</p>
排长，我刚才真有点怕。现在不觉得了。</p>
赫尔曼看着他，想起自己那年第一次参加武装集会的场景——那时候他还是个学徒，跟着师傅去听台尔曼的演讲，站了三小时，脚冻麻了，但心里热得像烧了起来似的。</p>
他拍了拍弗朗克的肩膀，说：</p>
留着那点怕。怕才能让你跳的时候把伞拉开。</p>
队列开始移动了。各营营长在喊口令调整队形，准备带回营区。</p>
赫尔曼和弗朗克跟着二排的队伍往机库侧面走，路过那座红毯高台时，赫尔曼放慢了一步。</p>
他看到高台的红毯边沿被冷风掀起来一角，下面压着一块小石子，不知道是谁放的。毡面粗硬，红色在冬天早晨的灰光里看着特别醒目。</p>
队伍回到营区之后，食堂的炊事兵已经煮好了热汤。</p>
赫尔曼端着自己的搪瓷缸在长条桌边坐下，汤面上浮着几片胡萝卜和一小块油脂，热汽扑在脸上，让他打了个哆嗦。</p>
弗朗克坐在他对面，把伞包放在脚边，一边喝汤一边说：</p>
排长，你说我们跳下去的时候，底下的人看到我们会怎么想？</p>
赫尔曼吹了吹汤面上的热气，说：</p>
刚开始肯定是害怕。等看到我们不抢东西不打人，他们就不怕了。</p>
弗朗克想了想：</p>
那要是那些士兵朝我们开枪呢？</p>
赫尔曼放下汤碗，看着窗外的机场。</p>
几架Ju-52正在被拖车牵引着往跑道尽头移动，机尾的红色尾舵在灰白色的天幕下像一面小旗子。</p>
还击。</p>
他说，</p>
我们是一定会要战斗的，是要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战斗到底的，但我们只打拿枪的人，不打老百姓。</p>
弗朗克喝了一大口汤，嘴里含含糊糊地说：</p>
我知道。诺尔曼同志说了。</p>
他把汤咽下去，补了一句，</p>
我在家里的时候，我父亲说打仗就是杀人，不管杀谁，反正是杀人。</p>
我今天听了动员，我觉得我父亲说得不对。杀人和救人有时候是一回事。</p>
你不把那扇锁着的门踹开，里面的人就永远出不来。</p>
赫尔曼没说话。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汤，油脂已经凝成了一小圈白膜浮在面上。</p>
他拿筷子挑散了，搅和两下，喝完最后一口。</p>
下午三点，第三空降师的全体官兵在营区的礼堂里收看了最新一期的战况通报片。</p>
银幕上放的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登陆演习画面，还有平壤会议上东大将军敲地图的片段。</p>
通报片放完之后，加映了五分钟的短片，是柏林电影制片厂专门为伞兵部队拍的——画面是训练场上伞兵从塔台跳下的慢镜头，配乐简单，一架钢琴弹着进行曲的调子。</p>
短片的最后一段画面：</p>
一架Ju-52的舱门打开，一个伞兵跨出去的瞬间被定格，背景是柏林六月的天空，蓝得不像真的。</p>
镜头暗下去的时候，礼堂里有人吹了声口哨——尖的，短的，像是情不自禁。</p>
接着有人开始鼓掌，稀稀拉拉的，然后连成一片，两百多双手拍在一起，在冷清的礼堂里撞出回响。</p>
赫尔曼坐在第五排，他把双手搁在膝盖上，掌心朝上，低头看着自己的手。</p>
那是一双做过钳工的手，骨节粗大，掌纹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痕迹。</p>
他把掌心翻过来，又翻过去，像在确认这双手还是自己的。</p>
外面开始飘雪了，薄薄的，落在礼堂的窗户上立刻就化了，留下一条细长的水痕，像一道透明的小河。</p>
明天登车，二十五号到朝鲜。</p>
十二月二日的早晨，他会站在机舱门口，背上伞包，等信号灯变绿，然后一步跨出去。</p>
他抬头看了一眼礼堂正前方的墙上挂着的标语，红底白字，写着：</p>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p>
他轻声念了一遍，那七个字他从小就会背，但今天念出来的声音，跟以前不一样了。</p>
..........</p>
十一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半。</p>
滕珀尔霍夫机场的探照灯把跑道照得惨白，雪已经停了，但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地勤人员用扫帚和铁锹清出了一条通道，黑灰色的沥青在雪地里像一道长长的伤疤。</p>
赫尔曼背着自己的伞包站在运输机旁边的队列里。</p>
伞包有二十多斤重，压得肩膀往下沉，但他早已经习惯了。</p>
他的右手拎着一支Gewehr 38短步枪，枪托上贴着一块白胶布，上面用铅笔写了他的编号——K-3704。</p>
这个号码从入伍那天就跟着他，印在每一件装备上，印在入伍证上，也印在他左胸内侧的那块小铝牌上。</p>
铝牌两面都刻了字，一面是编号，另一面是血型。</p>
如果赫尔曼不幸阵亡，他的尸体被收回去的话，牌掰成两半，一半随遗体走，一半留在部队。</p>
赫尔曼摸过那个铝牌——凉的，硬的，边缘似乎还有点毛刺——每次摸到它，他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p>
排在他前面的是埃弗朗克。</p>
弗朗克正在检查自己的伞包绳，两根手指顺着拉索的走向捋了一遍，然后拍了拍伞包侧面的扣件，确认卡牢了。</p>
他的枪挂在右肩上，枪托拿一块布包了一层，用细绳绑着，防止磕碰。</p>
两人跟着队列登机。</p>
机舱门矮，得弯腰才能进去。</p>
里面的空间不大，两排折叠帆布座，沿着机舱壁排开，中间留一条窄过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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