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9章 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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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韦格纳家。</p>
卡尔·弗雷迪今年十五岁了。</p>
他不再是那个小时候去到人民委员会的时候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的小男孩了。</p>
弗雷迪的个子长到了一米七二，肩膀宽了，嗓子变粗了，下巴上冒出了一层淡淡的绒毛。</p>
但他的脸还是小时候那张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条缝——只是多了些棱角，颧骨高了一点，下巴也方了一些。</p>
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自己起床，不用人叫。穿衣服，洗漱，吃早饭，然后骑自行车去学校。</p>
自行车是他十二岁那年韦格纳给他买的二手货，骑了三年，链条换过两回，车铃坏了，刹车有点松，但他舍不得换。</p>
他说这车“有感情了”。</p>
弗雷迪在学校里是个活跃分子。</p>
他的成绩在班里排上游，不算顶尖，但也不差。</p>
数学和物理是他的强项，语文和历史也不赖。</p>
他最喜欢的是物理课——老师讲力学、讲电学、讲热力学的时候，他听得特别认真。</p>
他有时候会拿回家一堆破铜烂铁，在院子里捣鼓，装个简易电动机，或者拆个旧收音机看看里面的线路板。</p>
韦格纳有时候蹲在旁边看他捣鼓，不说话，只是看。</p>
弗雷迪问他“爸，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韦格纳说“你翻书去，书上比我讲得清楚，我可不是理科生”。</p>
弗雷迪就翻书去了。翻完了回来告诉他“我想明白了”。</p>
韦格纳点点头，继续看他的文件。</p>
弗雷迪在学校里参加了足球队。</p>
他踢中场，跑动多，传球准，不算球星，但教练说他“脑子清楚，知道球往哪儿传”。</p>
足球队每周训练两次，周末有时候有比赛。弗雷迪每次比赛都去，穿着洗得发白的球衣，球鞋是去年买的，鞋底磨得差不多了，但他舍不得换新的。</p>
他跟队友们关系很好——队友里有工人的孩子，有农民的孩子，有干部的孩子，有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p>
弗雷迪可不分这些。</p>
他跟他们一起踢球，一起洗澡，一起在更衣室里瞎聊。</p>
没有人觉得他是“主席的儿子”。</p>
他自己更不觉得。</p>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队友不知道他是谁，训练结束之后拍着他肩膀说“弗雷迪，你爸是干什么的”，弗雷迪说“我爸在政府里上班”，队友说“哦，公务员啊”，弗雷迪说“差不多吧”。</p>
后来那个队友知道了真相，吓得脸都白了，弗雷迪拍着他肩膀说“没事，我爸就是个上班的，跟我妈一样”。</p>
干部子女劳动的传统，弗雷迪一直保持着。</p>
每个周末，只要没有足球比赛，他就去街道办报到。</p>
街道办的人给他分配活儿——有时候是去扫大街，有时候是去帮孤寡老人搬煤、修屋顶、通下水道，有时候是去农场帮着收菜、喂牲口、修篱笆。</p>
弗雷迪干活不惜力，搬煤的时候两只手黑乎乎的，扫大街的时候扫得满头汗，帮老人修屋顶的时候爬上爬下，裤子蹭破了也不在乎。</p>
街道办的老主任姓米勒，六十多岁，跟弗雷迪很熟。</p>
他有一次跟韦格纳说——“主席，你家弗雷迪，干活实在。</p>
不偷懒，不耍滑，不嫌脏。</p>
上次帮奶奶通下水道，通了两个钟头，弄得满身都是泥，通完了还帮人家把院子扫了。</p>
奶奶要给他煮鸡蛋，他不要，说‘奶奶你留着吃’。”</p>
韦格纳听完，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他干他的，别夸他。夸多了容易飘。”</p>
弗雷迪跟工农的感情确实好。</p>
他去农场劳动的时候，跟农民一起蹲在地头吃饭，他吃得很香。</p>
他跟农民聊庄稼，聊天气，聊收成，虽然很多事他不懂，但他愿意听。</p>
有一次他在农场帮着收土豆，跟一个老农聊天，老农问他“你爸是做什么的”，弗雷迪说“在政府上班”，老农说“政府的人啊，那可得好好干，别学那些搞特权的”，</p>
弗雷迪说“我爸不搞特权”，老农说“那好。你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我说的——搞特权的人，早晚要栽跟头”。</p>
弗雷迪回去之后把这话原封不动地跟韦格纳说了。韦格纳听完，笑了一声，说——“老人家说得对。</p>
你下次去，替我谢谢他。”</p>
韦格纳对弗雷迪的教育，一直是顺其自然。</p>
他没有逼弗雷迪学这个学那个，没有给弗雷迪定什么“将来要当什么”的目标。弗雷迪喜欢物理，他就给弗雷迪买物理书。</p>
弗雷迪喜欢足球，他就给弗雷迪买球鞋。</p>
弗雷迪说想学修收音机，他就把家里那台旧收音机拆了给弗雷迪练手。</p>
他很少跟弗雷迪讲大道理。偶尔讲一次，也是几句话就完事。</p>
有一次弗雷迪问他——“爸，你希望我将来干什么？”</p>
韦格纳说——“你将来干什么，你自己定。我不给你定。我就一条——别干坏事。”</p>
弗雷迪说——“那干什么算好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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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想了想，说——“你干的事，让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就算好事。</p>
让老百姓日子难过，就是坏事。</p>
就这一条。”</p>
弗雷迪点了点头，没有再问。</p>
安娜对弗雷迪的教育比韦格纳细一些。</p>
她管弗雷迪的学习，管弗雷迪的作息，管弗雷迪的衣服穿得够不够、饭吃得饱不饱。</p>
她有时候会跟弗雷迪聊学校里的事，聊他跟同学的关系，聊他有没有什么烦恼。</p>
弗雷迪跟她说实话——说足球队里有个队友跟他闹别扭，说物理课有个地方听不懂，说街道办有个老头脾气不好，老骂人。</p>
安娜听完，有时候给建议，有时候只是听。</p>
她跟韦格纳说过一句话——“弗雷迪这个孩子，心大。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p>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他不容易被压垮，坏事是他有时候不够认真。”</p>
韦格纳说——“心大好啊。心大的人活得长。”</p>
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弗雷迪去街道办报到。米勒老主任给了他一个活儿——帮附近一个孤寡老人修窗户。</p>
弗雷迪拎着工具去了，修了一个多小时，把窗户修好了，还顺手把老人院子里的积雪扫了。</p>
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家面包店，他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两个面包，一个自己吃，一个揣在怀里带回家给安娜。</p>
安娜接过面包，问他——“今天干活累不累？”</p>
弗雷迪说——“不累。就是冷。手冻得有点僵。”</p>
安娜把面包掰开，递了一半给他，说——“吃吧。吃完去把作业写了。”</p>
弗雷迪接过面包，咬了一口，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晃着腿，一边吃一边跟安娜聊今天修窗户的事。</p>
安娜听着，偶尔插一句嘴。</p>
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灰色里，但厨房里很暖和，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p>
弗雷迪吃完面包，站起来，把书包拎过来，摊开作业本，开始写作业。安娜坐在旁边，拿起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一针一针地织。</p>
两个人谁也没说话，但厨房里有一种很稳的东西在流动，像炉子上的水汽，不声不响，但一直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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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韦格纳家。</p>
卡尔·弗雷迪今年十五岁了。</p>
他不再是那个小时候去到人民委员会的时候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的小男孩了。</p>
弗雷迪的个子长到了一米七二，肩膀宽了，嗓子变粗了，下巴上冒出了一层淡淡的绒毛。</p>
但他的脸还是小时候那张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条缝——只是多了些棱角，颧骨高了一点，下巴也方了一些。</p>
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自己起床，不用人叫。穿衣服，洗漱，吃早饭，然后骑自行车去学校。</p>
自行车是他十二岁那年韦格纳给他买的二手货，骑了三年，链条换过两回，车铃坏了，刹车有点松，但他舍不得换。</p>
他说这车“有感情了”。</p>
弗雷迪在学校里是个活跃分子。</p>
他的成绩在班里排上游，不算顶尖，但也不差。</p>
数学和物理是他的强项，语文和历史也不赖。</p>
他最喜欢的是物理课——老师讲力学、讲电学、讲热力学的时候，他听得特别认真。</p>
他有时候会拿回家一堆破铜烂铁，在院子里捣鼓，装个简易电动机，或者拆个旧收音机看看里面的线路板。</p>
韦格纳有时候蹲在旁边看他捣鼓，不说话，只是看。</p>
弗雷迪问他“爸，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韦格纳说“你翻书去，书上比我讲得清楚，我可不是理科生”。</p>
弗雷迪就翻书去了。翻完了回来告诉他“我想明白了”。</p>
韦格纳点点头，继续看他的文件。</p>
弗雷迪在学校里参加了足球队。</p>
他踢中场，跑动多，传球准，不算球星，但教练说他“脑子清楚，知道球往哪儿传”。</p>
足球队每周训练两次，周末有时候有比赛。弗雷迪每次比赛都去，穿着洗得发白的球衣，球鞋是去年买的，鞋底磨得差不多了，但他舍不得换新的。</p>
他跟队友们关系很好——队友里有工人的孩子，有农民的孩子，有干部的孩子，有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p>
弗雷迪可不分这些。</p>
他跟他们一起踢球，一起洗澡，一起在更衣室里瞎聊。</p>
没有人觉得他是“主席的儿子”。</p>
他自己更不觉得。</p>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队友不知道他是谁，训练结束之后拍着他肩膀说“弗雷迪，你爸是干什么的”，弗雷迪说“我爸在政府里上班”，队友说“哦，公务员啊”，弗雷迪说“差不多吧”。</p>
后来那个队友知道了真相，吓得脸都白了，弗雷迪拍着他肩膀说“没事，我爸就是个上班的，跟我妈一样”。</p>
干部子女劳动的传统，弗雷迪一直保持着。</p>
每个周末，只要没有足球比赛，他就去街道办报到。</p>
街道办的人给他分配活儿——有时候是去扫大街，有时候是去帮孤寡老人搬煤、修屋顶、通下水道，有时候是去农场帮着收菜、喂牲口、修篱笆。</p>
弗雷迪干活不惜力，搬煤的时候两只手黑乎乎的，扫大街的时候扫得满头汗，帮老人修屋顶的时候爬上爬下，裤子蹭破了也不在乎。</p>
街道办的老主任姓米勒，六十多岁，跟弗雷迪很熟。</p>
他有一次跟韦格纳说——“主席，你家弗雷迪，干活实在。</p>
不偷懒，不耍滑，不嫌脏。</p>
上次帮奶奶通下水道，通了两个钟头，弄得满身都是泥，通完了还帮人家把院子扫了。</p>
奶奶要给他煮鸡蛋，他不要，说‘奶奶你留着吃’。”</p>
韦格纳听完，点了点头，说了一句——“他干他的，别夸他。夸多了容易飘。”</p>
弗雷迪跟工农的感情确实好。</p>
他去农场劳动的时候，跟农民一起蹲在地头吃饭，他吃得很香。</p>
他跟农民聊庄稼，聊天气，聊收成，虽然很多事他不懂，但他愿意听。</p>
有一次他在农场帮着收土豆，跟一个老农聊天，老农问他“你爸是做什么的”，弗雷迪说“在政府上班”，老农说“政府的人啊，那可得好好干，别学那些搞特权的”，</p>
弗雷迪说“我爸不搞特权”，老农说“那好。你回去跟你爸说，就说我说的——搞特权的人，早晚要栽跟头”。</p>
弗雷迪回去之后把这话原封不动地跟韦格纳说了。韦格纳听完，笑了一声，说——“老人家说得对。</p>
你下次去，替我谢谢他。”</p>
韦格纳对弗雷迪的教育，一直是顺其自然。</p>
他没有逼弗雷迪学这个学那个，没有给弗雷迪定什么“将来要当什么”的目标。弗雷迪喜欢物理，他就给弗雷迪买物理书。</p>
弗雷迪喜欢足球，他就给弗雷迪买球鞋。</p>
弗雷迪说想学修收音机，他就把家里那台旧收音机拆了给弗雷迪练手。</p>
他很少跟弗雷迪讲大道理。偶尔讲一次，也是几句话就完事。</p>
有一次弗雷迪问他——“爸，你希望我将来干什么？”</p>
韦格纳说——“你将来干什么，你自己定。我不给你定。我就一条——别干坏事。”</p>
弗雷迪说——“那干什么算好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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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想了想，说——“你干的事，让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就算好事。</p>
让老百姓日子难过，就是坏事。</p>
就这一条。”</p>
弗雷迪点了点头，没有再问。</p>
安娜对弗雷迪的教育比韦格纳细一些。</p>
她管弗雷迪的学习，管弗雷迪的作息，管弗雷迪的衣服穿得够不够、饭吃得饱不饱。</p>
她有时候会跟弗雷迪聊学校里的事，聊他跟同学的关系，聊他有没有什么烦恼。</p>
弗雷迪跟她说实话——说足球队里有个队友跟他闹别扭，说物理课有个地方听不懂，说街道办有个老头脾气不好，老骂人。</p>
安娜听完，有时候给建议，有时候只是听。</p>
她跟韦格纳说过一句话——“弗雷迪这个孩子，心大。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p>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他不容易被压垮，坏事是他有时候不够认真。”</p>
韦格纳说——“心大好啊。心大的人活得长。”</p>
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弗雷迪去街道办报到。米勒老主任给了他一个活儿——帮附近一个孤寡老人修窗户。</p>
弗雷迪拎着工具去了，修了一个多小时，把窗户修好了，还顺手把老人院子里的积雪扫了。</p>
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家面包店，他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两个面包，一个自己吃，一个揣在怀里带回家给安娜。</p>
安娜接过面包，问他——“今天干活累不累？”</p>
弗雷迪说——“不累。就是冷。手冻得有点僵。”</p>
安娜把面包掰开，递了一半给他，说——“吃吧。吃完去把作业写了。”</p>
弗雷迪接过面包，咬了一口，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晃着腿，一边吃一边跟安娜聊今天修窗户的事。</p>
安娜听着，偶尔插一句嘴。</p>
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灰色里，但厨房里很暖和，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p>
弗雷迪吃完面包，站起来，把书包拎过来，摊开作业本，开始写作业。安娜坐在旁边，拿起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一针一针地织。</p>
两个人谁也没说话，但厨房里有一种很稳的东西在流动，像炉子上的水汽，不声不响，但一直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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