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沙瑞金要一个能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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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离开以后，会议室里空出一把椅子。</p>
沙瑞金看着那把椅子，没有马上继续议题。他刚到汉东不久，很多人的位置还没有看清，可刚才那位公安厅长把自己的位置说得很清楚：通知他来汇报，他就只汇报；没有让他参加闭门讨论，他便不借机会留下。</p>
守规矩可以是谨慎，也可以是一种力量。</p>
“现在谈谈汉东自己的问题。”沙瑞金说。</p>
季昌明把省检察院初步核查表推到桌前：“书记，本次处置现场风险预判不足，正式强制措施落地前，办案环节确实存在等待协调的问题。省院已经按照材料经手时序梳理出完整责任链，从我开始逐级认领责任，绝不只追究现场两名办案人员。”</p>
田国富说：“责任链梳理得再完整，人已经出逃是既定事实。汉东本地自我复盘，到头来很容易变成各执一词、人人有理。”</p>
高育良看了他一眼：“田书记既然不信任本地复盘结果，不妨直说，打算请哪边力量介入。”</p>
沙瑞金抬手止住两边：“今天不急于追责定人。我要弄清楚，为什么检察、公安、党委多方联动的案子，各个部门都能自证合规无过，最后却让嫌疑人成功出逃？”</p>
季昌明没有回避：“现行联动机制，应对突发案情的窗口期反应迟缓。各部门死守自身法定权限边界，却没有任何一方对案件整体处置时效负责。”</p>
“这就是核心症结。”沙瑞金说，“法定程序不能突破，但各部门不能拿着程序当壁垒，筑起彼此隔绝的高墙。”</p>
他看向田国富：“你昨日提议报请上级派驻监督力量，具体说说你的方案。”</p>
田国富显然已有准备：“汉东本地人脉关系盘根错节。丁义珍一案牵扯京州重点项目，甚至可能牵连省管干部。本地单位独立查办，不仅容易引发外界质疑，也难免受固有利益关系掣肘。我的建议是，报请最高检派驻督导组，全程督办案件推进，核查程序履职问题。”</p>
季昌明没有去接“关系盘根错节”这句话：“上级派来的督导组，定位是监督办案，还是直接接手经办案件？”</p>
“绝非流于形式的听汇报。”田国富说，“督导组有权调阅核心线索、列席关键办案环节，发现问题可直接提出整改纠正意见。”</p>
“整改意见的法定落地权责归谁？”季昌明转向记录员，“这一点务必记录清楚。不能新增一级指令端口，最后所有法律文书的签字责任，还是压在省院身上。”</p>
田国富说：“季检察长事事纠结签字追责，难怪办案总是僵化等待、错失窗口期。”</p>
“我纠结的是权责对等。”季昌明说，“出错了就要精准对应到具体签字人、具体处置动作。督导力量可以补强监督，但不能靠一句笼统的加强领导，搞出两套指挥体系。”</p>
沙瑞金没有急着裁决：“人选方面，你有合适推荐吗？”</p>
“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田国富说，“年轻精干、办案经验扎实，对汉东情况十分熟悉。他和陈海是同窗，沟通协作顺畅；最关键的是，他置身汉东现有利益圈层之外。”</p>
高育良轻轻转了一下茶杯：“熟悉汉东风土人情，又能彻底脱离本地关系网，这两点很难兼得。”</p>
“高书记对这个人选有顾虑？”</p>
“我对人选没有任何看法。侯亮平是政法大学科班出身，也算我的学生，能力毋庸置疑。上级若是敲定他，我全力配合、表示欢迎。”高育良把茶杯放下，“外派督导可以，但权责边界必须白纸黑字写清楚，避免日后功绩归上级、责任落基层。”</p>
田国富皱了下眉：“案子未破、人还在逃，现在谈功绩未免太早。”</p>
“正因为案情未结，才要提前厘清责任边界。”</p>
沙瑞金看向季昌明：“人选可以敲定。你把你顾虑的权责边界，逐条梳理成明确条款，今天随请示报告一并上报。”</p>
季昌明没有再绕：“定名专项督导组。组长拥有监督督办、材料调阅、统筹协调、逐级上报的权限；但案件所有司法裁定、法律文书的法定签署，仍由属地管辖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履职。若产生重大办案分歧，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省委、最高检协调，现场办案严格按照既定权限执行。”</p>
“陈海的工作如何安排？”</p>
“继续担任省反贪局局长，正常履职。他全程跟进案件、熟稔所有线索，不能因督导组入驻，就架空本地核心办案力量。”</p>
沙瑞金让秘书把这几条记下来。</p>
会议进行到这里，省委办公厅的一名工作人员敲门进来，递上一页传真摘报。沙瑞金看完，手指在纸边停了停。</p>
那是北京方面对人选的反馈。最高检有关领导认为侯亮平可以承担任务；另有一位长期关注政法工作的老同志，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了同样意见。措辞很克制，只说此人政治可靠、业务过硬，适合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督导。</p>
沙瑞金知道那位老同志与钟家的关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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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支持不会写进任命理由，却足以让调人少走几道弯路。</p>
“看来北京方面对侯亮平的评价很高。”他说。</p>
高育良也看到了落款，没有追问那位老同志是谁：“评价越高，越要细化文件条款。汉东诚恳接受上级监督，但监督不能只靠身份站位，要靠权责落地。”</p>
“你放心。”沙瑞金说，“我不需要一个只会坐会追责的干部，我要的是能推动案件突破、敢报真实问题的实干者。”</p>
他当场定下三点：由省委正式请示最高检派出专项督导组；侯亮平任组长；督导权限与汉东承办机关职责同时写入文件。丁义珍追查不等督导组到位，现有力量继续推进。</p>
会议散后，田国富留下来问：“书记，侯亮平和高育良、祁同伟都有师生、同窗渊源，他真能秉公办案、跳出人情圈子吗？”</p>
沙瑞金收起那页传真：“恰恰因为有这层关系，才能检验他查的是案子本身，还是私人旧账。”</p>
“万一他和汉东本地干部产生工作冲突？”</p>
沙瑞金把秘书记下的几条推过去：“一切以会议纪要为准。该督导组核查督办的，绝不设限；该汉东机关签字担责的，绝不推诿。但凡越权违规，一律记入纪要，依规处置。”</p>
中午前，请示送出。</p>
下午，最高检内部完成协调。侯亮平正在办公室看一份旧案复核意见时，干部部门的电话打到桌上，通知他次日参加谈话。</p>
他追问到汉东以后与省反贪局怎样分工，对方只让他等正式授权文件。电话里能够确认的，只有一个称呼——赴汉东专项督导组组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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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离开以后，会议室里空出一把椅子。</p>
沙瑞金看着那把椅子，没有马上继续议题。他刚到汉东不久，很多人的位置还没有看清，可刚才那位公安厅长把自己的位置说得很清楚：通知他来汇报，他就只汇报；没有让他参加闭门讨论，他便不借机会留下。</p>
守规矩可以是谨慎，也可以是一种力量。</p>
“现在谈谈汉东自己的问题。”沙瑞金说。</p>
季昌明把省检察院初步核查表推到桌前：“书记，本次处置现场风险预判不足，正式强制措施落地前，办案环节确实存在等待协调的问题。省院已经按照材料经手时序梳理出完整责任链，从我开始逐级认领责任，绝不只追究现场两名办案人员。”</p>
田国富说：“责任链梳理得再完整，人已经出逃是既定事实。汉东本地自我复盘，到头来很容易变成各执一词、人人有理。”</p>
高育良看了他一眼：“田书记既然不信任本地复盘结果，不妨直说，打算请哪边力量介入。”</p>
沙瑞金抬手止住两边：“今天不急于追责定人。我要弄清楚，为什么检察、公安、党委多方联动的案子，各个部门都能自证合规无过，最后却让嫌疑人成功出逃？”</p>
季昌明没有回避：“现行联动机制，应对突发案情的窗口期反应迟缓。各部门死守自身法定权限边界，却没有任何一方对案件整体处置时效负责。”</p>
“这就是核心症结。”沙瑞金说，“法定程序不能突破，但各部门不能拿着程序当壁垒，筑起彼此隔绝的高墙。”</p>
他看向田国富：“你昨日提议报请上级派驻监督力量，具体说说你的方案。”</p>
田国富显然已有准备：“汉东本地人脉关系盘根错节。丁义珍一案牵扯京州重点项目，甚至可能牵连省管干部。本地单位独立查办，不仅容易引发外界质疑，也难免受固有利益关系掣肘。我的建议是，报请最高检派驻督导组，全程督办案件推进，核查程序履职问题。”</p>
季昌明没有去接“关系盘根错节”这句话：“上级派来的督导组，定位是监督办案，还是直接接手经办案件？”</p>
“绝非流于形式的听汇报。”田国富说，“督导组有权调阅核心线索、列席关键办案环节，发现问题可直接提出整改纠正意见。”</p>
“整改意见的法定落地权责归谁？”季昌明转向记录员，“这一点务必记录清楚。不能新增一级指令端口，最后所有法律文书的签字责任，还是压在省院身上。”</p>
田国富说：“季检察长事事纠结签字追责，难怪办案总是僵化等待、错失窗口期。”</p>
“我纠结的是权责对等。”季昌明说，“出错了就要精准对应到具体签字人、具体处置动作。督导力量可以补强监督，但不能靠一句笼统的加强领导，搞出两套指挥体系。”</p>
沙瑞金没有急着裁决：“人选方面，你有合适推荐吗？”</p>
“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田国富说，“年轻精干、办案经验扎实，对汉东情况十分熟悉。他和陈海是同窗，沟通协作顺畅；最关键的是，他置身汉东现有利益圈层之外。”</p>
高育良轻轻转了一下茶杯：“熟悉汉东风土人情，又能彻底脱离本地关系网，这两点很难兼得。”</p>
“高书记对这个人选有顾虑？”</p>
“我对人选没有任何看法。侯亮平是政法大学科班出身，也算我的学生，能力毋庸置疑。上级若是敲定他，我全力配合、表示欢迎。”高育良把茶杯放下，“外派督导可以，但权责边界必须白纸黑字写清楚，避免日后功绩归上级、责任落基层。”</p>
田国富皱了下眉：“案子未破、人还在逃，现在谈功绩未免太早。”</p>
“正因为案情未结，才要提前厘清责任边界。”</p>
沙瑞金看向季昌明：“人选可以敲定。你把你顾虑的权责边界，逐条梳理成明确条款，今天随请示报告一并上报。”</p>
季昌明没有再绕：“定名专项督导组。组长拥有监督督办、材料调阅、统筹协调、逐级上报的权限；但案件所有司法裁定、法律文书的法定签署，仍由属地管辖的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履职。若产生重大办案分歧，形成书面材料上报省委、最高检协调，现场办案严格按照既定权限执行。”</p>
“陈海的工作如何安排？”</p>
“继续担任省反贪局局长，正常履职。他全程跟进案件、熟稔所有线索，不能因督导组入驻，就架空本地核心办案力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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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北京方面对人选的反馈。最高检有关领导认为侯亮平可以承担任务；另有一位长期关注政法工作的老同志，通过正常渠道表达了同样意见。措辞很克制，只说此人政治可靠、业务过硬，适合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督导。</p>
沙瑞金知道那位老同志与钟家的关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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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北京方面对侯亮平的评价很高。”他说。</p>
高育良也看到了落款，没有追问那位老同志是谁：“评价越高，越要细化文件条款。汉东诚恳接受上级监督，但监督不能只靠身份站位，要靠权责落地。”</p>
“你放心。”沙瑞金说，“我不需要一个只会坐会追责的干部，我要的是能推动案件突破、敢报真实问题的实干者。”</p>
他当场定下三点：由省委正式请示最高检派出专项督导组；侯亮平任组长；督导权限与汉东承办机关职责同时写入文件。丁义珍追查不等督导组到位，现有力量继续推进。</p>
会议散后，田国富留下来问：“书记，侯亮平和高育良、祁同伟都有师生、同窗渊源，他真能秉公办案、跳出人情圈子吗？”</p>
沙瑞金收起那页传真：“恰恰因为有这层关系，才能检验他查的是案子本身，还是私人旧账。”</p>
“万一他和汉东本地干部产生工作冲突？”</p>
沙瑞金把秘书记下的几条推过去：“一切以会议纪要为准。该督导组核查督办的，绝不设限；该汉东机关签字担责的，绝不推诿。但凡越权违规，一律记入纪要，依规处置。”</p>
中午前，请示送出。</p>
下午，最高检内部完成协调。侯亮平正在办公室看一份旧案复核意见时，干部部门的电话打到桌上，通知他次日参加谈话。</p>
他追问到汉东以后与省反贪局怎样分工，对方只让他等正式授权文件。电话里能够确认的，只有一个称呼——赴汉东专项督导组组长。</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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