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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
生于中山三乡镇雍陌村。
1873年
受聘担任太古洋行汽船公司总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撰写《救世揭要》。
1881年
受命开办上海电报分局，任总办，次年正式脱离太古汽船公司，竣事买办生涯。
1884年
起劲主张抗击法国侵略，冒险到西贡、金边、南洋等地探察敌情，并组织运送军队、军械赴台湾。
1894年
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正式出书。
1922年
病逝于上海，次年夏，遗骨迁葬于澳门前山。
====================================================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念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先容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汽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发生了浓重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资谋划公正汽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加入开办太古汽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会计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汽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械织结构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革新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茂盛兵的书籍翻译过来，普遍流传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接纳机械生产，加速工商业生长，勉励商民投资实业，勉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同等的关税政策体现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泉源”的掩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鼎力大举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准备上海机械织结构。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结构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吸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其时几至不能维持的汽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纲要”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明确、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谈判签订了齐价条约。由于他的内外治理，汽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汽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发作，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企图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治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结构案和太古汽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结构外放之款收不回而泛起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谋划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却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脱离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谋划不善，挪用公司款子，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送还义务的执法，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由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伤道：“年来运气崎岖，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侪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骑虎难下，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随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神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盛世危言》贯串着“茂盛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革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渺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逾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流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聚敛黎民；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黎民。”勉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行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要”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革新，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巨细官员起舆论监视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革新官员选拔制度，仕宦应由民选发生，淘汰冗员和年迈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生长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造就，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修养之规，奏茂盛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鼎力大举翻译西方书籍，革新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任命醒目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酿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接纳“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搪塞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停，以致一印再印仍不够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天子，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其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认真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谋划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条约。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约及详细谋划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相识各分局利弊情形，视察怡和、太古在各地的谋划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预防日本特工、接纳禁绝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陈诉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议将招商局部门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汽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阻挡向日本乞和。战争竣事后，郑观应将汽船全部收回，并坚决阻挡《马关条约》。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汽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治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汽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脱离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免职而去职赴粤，加入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运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事情，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认真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汽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发作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神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告退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故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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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中山三乡镇雍陌村。
1873年
受聘担任太古洋行汽船公司总理，并在牛庄、上海等地开设商号、钱庄，成为买办商人，撰写《救世揭要》。
1881年
受命开办上海电报分局，任总办，次年正式脱离太古汽船公司，竣事买办生涯。
1884年
起劲主张抗击法国侵略，冒险到西贡、金边、南洋等地探察敌情，并组织运送军队、军械赴台湾。
1894年
在《易言》基础上完成5卷本《盛世危言》，正式出书。
1922年
病逝于上海，次年夏，遗骨迁葬于澳门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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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父亲郑文瑞是一个无功名的念书人，在家乡设帐授徒，并督促郑观应习帖括之学。咸丰八年（1858年），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走奔之劳”。次年，由亲友先容进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同年冬，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并兼管汽船揽载事项。同时进入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习英语，并对西方政治、经济方面的知识发生了浓重兴趣。
同治七年（1868年），宝顺洋行停业，郑观应转任生祥茶栈的通事，并出资合资谋划公正汽船公司。十二年（1873年），加入开办太古汽船公司。次年，受聘为该公司总理之职并兼会计房、栈房等事，郑观应着手在长江各主要口岸开设了商务机构和金融机构，太古船运生意颇为红火。郑观应同时还投资于实业，先后参股于汽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械织结构等企业，并纳资捐得郎中、道员衔，与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也交纳日深。
光绪六年（1880年），编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革新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组织人员将西方国茂盛兵的书籍翻译过来，普遍流传于天下，使人人得而学之。并主张接纳机械生产，加速工商业生长，勉励商民投资实业，勉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同等的关税政策体现了强烈的不满，主张“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泉源”的掩护性关税政策。郑观应在《易言》中还鼎力大举宣扬了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应实行政治制度的厘革，实行君主立宪制。
光绪四年（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准备上海机械织结构。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郑观应为织结构总办，旋又委郑观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八年（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以后，正式脱离太古，吸收李鸿章之聘，出任其时几至不能维持的汽船招商局帮办。上任伊始，即拟“救弊纲要”十六条上呈李鸿章，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明确、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对外为制止太古、怡和洋行的削价竞争，郑观应亲与二洋行谈判签订了齐价条约。由于他的内外治理，汽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九年（1883年）十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汽船招商局总办。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发作，郑观应自荐并经王之春推荐，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调郑观应前往广东，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彭玉麟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企图袭击法军粮草储存地西贡，派郑观应潜往越南西贡、柬埔寨金边等地侦察敌情，并谋联络南洋各地人士袭击法军。回到广州后不久，法国舰队进攻台湾，郑观应建议与法军决战，并条陈作战建议七条。旋被委任治理援台事宜，郑观应随即去香港租船，向台湾运送军队和粮草弹药。
于此同时，郑观应被织结构案和太古汽船公司追赔案所缠绕。前一案是由于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银根抽紧，股票大跌，使织结构外放之款收不回而泛起亏损，经元善等受清政府委派来清理局务，发现总办龚寿图有挪用公款的行为，而龚寿图却攀诬郑观应谋划不善，郑观应只得垫出两万金了却此案。后一案由于郑观应脱离太古时所推荐的继任者杨桂轩谋划不善，挪用公司款子，致使太古公司损失十万余元，太古援引保人亏欠有送还义务的执法，将郑观应扣留于香港追索赔款。经由这两件案子，郑观应已是心力交瘁。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十三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中感伤道：“年来运气崎岖，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侪责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内，骑虎难下，申诉无门。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随处乞怜，终难应手。”于是退隐澳门，寄情山水，将全幅精神用于修订重写《易言》，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维新体系的《盛世危言》终于杀青。
《盛世危言》贯串着“茂盛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革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渺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洋务干将张之洞读了《盛世危言》以后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盛世危言》在政治方面逾越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是，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这一思想早在《易言》中已经流露，在《盛世危言》中更是张大之。他认为“**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聚敛黎民；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黎民。”勉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针对清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顽固和强硬态度，以及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后的成效，郑观应愤愤说“犹谓议院不行行哉？而犹谓中国尚不亟行哉？噫！傎奕！”并主张赋予议会以“揽庶政之纲要”之权。为了君主立宪能顺利推行，郑观应还提出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内政革新，主张广办报纸，以使下隐可以上达，并对巨细官员起舆论监视作用，以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主张革新官员选拔制度，仕宦应由民选发生，淘汰冗员和年迈让贤。“延聘名师，广开艺院”。认为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生长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造就，他说按古今中外各国立修养之规，奏茂盛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主张鼎力大举翻译西方书籍，革新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任命醒目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他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酿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接纳“兵战”和“商战”的手段来搪塞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既然“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只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该书一出，朝野震动，各界人士纷纷争阅，求书者络绎不停，以致一印再印仍不够需求，甚至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该书推荐给光绪天子，光绪读毕嘉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该书思想不仅影响了其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如康有为、孙中山即颇受该书影响，**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月，郑观应蛰久思动，自请盛宣怀举荐，由李鸿章委任为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认真购地建厂，填筑码头。第二年李鸿章再度委任其为招商局帮办，整顿谋划不景气的招商局，入局伊始，郑观应即与最大竞争对手太古、怡和洋行再签齐价条约。并拟出《整顿招商局十条》，旋又作《上北洋大臣李傅相禀陈招商局情形并整顿条陈》十四条，内容涉及到开源节约及详细谋划方略。十九年（1893年），郑观应微服寻视长江各口，相识各分局利弊情形，视察怡和、太古在各地的谋划情况，后又巡视汕头、厦门、福州、浙江、天津各分局。中日甲午战争前夕，郑观应上书清廷说日本人将偷袭清军，开战后，又多次上书提请预防日本特工、接纳禁绝日本人使用电报密码等措施，陈诉日军运送军械的情况，决议将招商局部门船只拨作军用以运送人员军械。日军攻占东北后，郑观应等将招商局汽船20艘“明卖暗托”于德、英等国洋行，挂外国旗照常行驶，并上《条陈中日战事》，阻挡向日本乞和。战争竣事后，郑观应将汽船全部收回，并坚决阻挡《马关条约》。
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张之洞委任郑观应为汉阳铁厂总办。次年元月，兼任粤汉铁路总董。五月，由汽船招商局帮办改称为会同治理。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矿务公司驻沪总董，广招股份。李鸿章死后，继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将汽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夺为己有。郑观应脱离招商局，应广西巡抚王之春之邀去桂，署理左江道，同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局务并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旋因王之春被免职而去职赴粤，加入收回粤汉铁路路权的运动。任广州商务总会协理。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被广东商民推举为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有限公司总办，主持募股集资事情，旋因“守制”去职。宣统元年（1909年），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认真招商局商办去商部注册之事。次年，盛宣怀任命郑观应为会办，全权委托郑观应整顿商办以后的汽船招商局，再度出巡长江各口岸局务。武昌起义发作后，郑观应自川回沪。
民国以后，郑观应倾主要精神办教育，并兼招商局公学住校董事、主任、上海商务中学名誉董事等职。十年（1921年）四月，郑观应致书招商局董事会，请求告退退休。一年后，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
(郑观应故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