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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柒是真想把高岭县的经济搞上去。他这个县革委会主任的位置，是“意外”捡来的，但坐上去之后，他就没想过只是“捡”来坐坐。他想做点事，做出实打实的政绩，做出能摆到上级领导桌案上的、能写进地区工作报告里的、能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的硬邦邦的成绩。县里太穷了，工业底子薄得像一张窗户纸，农业靠天吃饭，商业供销那本账翻来覆去就是那点死水，连县委机关干部发工资都得看上面拨款的脸色。他急，急得嘴唇上都起了泡。
刘正茂提的“蚊香厂”像一根火柴，在暗夜里嚓地点亮了一下。不需要投资，技术简单，原料好找，销路不愁——这是眼下高岭县唯一能伸手够得着、也做得成的“工业”项目。
他把这事交给了程玲。程玲是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四十出头的年纪，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嘎嘣脆，执行领导指示从不打折扣，人称“铁娘子”。秦柒上午在电话里交代完，下午快下班时，程玲那辆半旧的凤凰自行车就停在了樟木大队部门口。车轮上还沾着从县城过来的泥浆，程玲下车时拍了拍裤腿，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见到刘正茂，开门见山：
“刘队长，秦主任交代的事，我不敢怠慢。县里成立蚊香厂的事定了，生产这块你不用操心，我带人去别的厂子学，配方、设备、流程，我一样样摸清楚。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得请你帮忙，变成现钱。”
她说得直接，不绕弯子，眼睛看着刘正茂，目光坦荡，也带着几分恳切。
刘正茂看着程玲。这位女主任额头上还带着赶路的细汗，鼻尖微红，说话时胸膛微微起伏，显然一路骑过来没少用力。他想起昨天在电话里对秦柒的承诺，心里有了计较。
“程主任，你亲自跑这一趟，是看得起我刘正茂。”他的语气很诚恳，“既然您信得过，我也给您交个底。县蚊香厂投产后，只要质量没问题，我包销七成。但有两个前提——”
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价格要和市面上同类产品持平，不能太高，高了卖不动，太低你们不划算。第二，质量必须过关，不能糊弄，烟灰要白，味道要正，燃时要足，不能让人点了熏不着蚊子还熏一屋子怪味。”
程玲听着，脸上的表情从郑重转为释然，又从释然转为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她用力点头：“刘队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了地。质量你只管放心，我程玲抓生产，别的可以马虎，品质这块从来不含糊。价格就按你说的，和市场同价。我只要保住本，能发得出工资，能给县里交一点，我就知足了。”
刘正茂笑了：“那您就可以放手去建厂了。樟木大队这边，我会打招呼，让来拉蔬菜的单位都带点蚊香走。二百多个单位客户，消化一个小蚊香厂的产量，不成问题。”
程玲也笑了。那笑容在她那张平时总是严肃的脸上显得格外生动，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来：“秦主任让我给你带话，如果今年县蚊香厂能赢利，年底全县评先进工作者，肯定有你一份。”
“好啊，”刘正茂开着玩笑，“那我等着领奖状了。最好再配个搪瓷茶缸，印上‘先进工作者’红字，我天天捧着喝，也精神些。”
“秦主任不给你配，我个人都得给你配上一个。”程玲也难得地
开了句玩笑。
事情说定，程玲没有多留，又风风火火地骑上她那辆凤凰车走了。车轮碾过石子路，咯噔咯噔的，声音在黄昏的暮色里传得很远。
刘正茂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拐角。
接下来的几天，刘正茂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省城江麓厂的后勤处。
毛奇的办公室成了临时指挥部。墙上挂起了大幅的图纸，桌子上堆满了各种从图书馆抄来的资料、手写的计算稿、画得密密麻麻的表格。两个烟灰缸永远堆得满满的，空气里常年飘着一层淡青色的烟雾。刘正茂和毛奇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一会儿低声讨论，一会儿争得面红耳赤，一会儿又各自沉默，趴在桌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
江麓自行车厂是源头。只有这个源头项目正式落地，樟木大队的配套厂才有了“配套”的对象。刘正茂知道，毛奇在厂里顶着压力，这个项目是他“副业转正”的关键一仗，只能成，不能败。
他们俩像两个最固执的工匠，一寸一寸地打磨那个建厂方案。从厂区选址、车间布局、生产线规划，到设备选型、原材料采购、工艺流程，再到人员编制、工时定额、成本核算，每一项都要反复推敲，每一笔账都要算到骨头缝里。刘正茂凭着对后世制造业的模糊记忆，不断提出一些“超前”的想法，毛奇则用他多年国企管理的经验，把这些想法一一落到实处，变成可操作的条文。
遇到技术难题，刘正茂就拿起那台笨重的黑色电话机，摇通长途。电话那头，是沪市恒久自行车厂的彭五牛，还有凤鸟自行车厂的米昂敏。这两个人是他去年在沪市跑项目时认识的，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平时话不多，但说起自行车来，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刘正茂不厌其烦地请教，从车架焊接的应力分布，到车把转角的公差控制，从脚蹬轴的材料选择，到车座弹簧的弹力系数。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每次打出去，接线员报账时，刘正茂都忍不住肉疼。毛奇却大手一挥：“打！只要能解决问题，多少钱都打！”
就这样，方案一遍遍修改，一遍遍完善。第七天早上，一份沉甸甸的《江麓自行车厂建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终于定稿。后面附着一份长长的设备清单，从大型冲床、高频焊机，到小型铆枪、砂轮机，一共二十七项，每项后面都标明了预估价格、生产厂家、采购周期。最后一页是投资估算，一个让刘正茂看了都觉得心惊肉跳的数字。
毛奇拿着这份报告，手都有些发抖。他郑重其事地把它装进一个崭新的牛皮纸档案袋，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上标题，然后捧着它，去了张鹏武副主任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日子，是等待。
特大型军工企业的项目审批，有一套繁复而严密的程序。党委会讨论，技术部门论证，财务部门审核，相关分厂协调，最后还要上报更高层级的部门备案。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壳，每一个关卡都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这里面不全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还夹杂着部门利益、人事纠葛、派系博弈。刘正茂知道，毛奇要闯过去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但他没有闲着。他利用江麓厂审批的这段“空窗期”，为樟木大队的配套厂也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建厂方案。这份方案比江麓厂的更具体，更实际，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前瞻性”和“战略性”，它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钱，建起一个能稳定生产合格脚蹬、车座的厂子。
方案包括厂房选址、设备采购、人员培训、原料供应、质量管理、自检、互检、专检三级制，不合格品绝不出厂……他把每一步都写进了方案里，像一份作战地图，只等江麓厂那边枪声一响，这边就立刻冲锋。
方案写完，刘正茂才意识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人。
樟木大队现有的产业，已经把大队里所有能识字、能算账的社员和知青都用上了。粉条厂、面条厂、豆制品厂、酒厂、养殖场、饲料厂、砖厂，还有正在筹备的代销店、邮电所、卫生院、学校……每个岗位都塞得满满当当。连粮山公社范围内的知青，能调动的都调过来了，连黄金公社罗智强那个知青点的人，都被他“挖”了过来。现在配套厂又要上马，至少需要五十个有文化、能学得会看图纸、操作机床的工人。
人去哪里找？刘正茂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郭明雄。
郭明雄召集大队核心干部——刘昌明、何福营、刘正茂，加上管财务的马会计，在自家堂屋开了一个闭门会。没有外人，没有茶水，只有一包的“飞马”牌香烟在几个人手里传来传去。
烟雾缭绕中，郭明雄先开了口：“配套厂是咱们大队下一步的重中之重，不能因为没人就停。我的想法是，从兄弟大队招人。”
刘昌明磕了磕烟灰：“招人好说，可招什么样的人？咱们大队给的待遇比别处高，一放出风去，怕是要挤破门槛。是招有文化的，还是招有力气的？是招有技术的，还是招肯吃苦的？”
何福营想了想：“配套厂是技术活，不识字不行，看不懂图纸、算不来尺寸，设备都开不动。我觉得起码要初中毕业，脑子活泛，学东西快的。”
马会计补充了一句：“待遇怎么定？和咱们大队社员同工同酬，还是另定一套标准？要是同工同酬，别的队社员肯定抢着来，可咱们自己队里的社员会不会有意见？”
刘正茂一直在听。他等几个人都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郭支书的思路是对的，必须向外招人。我的意见是，优先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不管有没有技术，只要肯学，我们包培训。待遇嘛——”
他顿了顿：“试用期三个月，按大队临时工标准发工分。试用合格，转为樟木大队正式职工，享受大队社员同等待遇。包括年底分红、医疗补助、子女入学，都一样。”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沉默了。
这不是小事。这意味着，外大队的人，只要进了樟木配套厂，干得好，就能“入籍”，成为和樟木大队社员平起平坐的一员。这等于在现有的、壁垒森严的农村户籍制度上，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但没有人反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配套厂一旦建起来，将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五十个岗位，而是源源不断的利润，是整个大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第一步。这步棋，必须下。
郭明雄最后拍板：“就按刘知青说的办。招人的事，咱们大队领导出面不方便，容易被人说搞裙带、走后门。这事就交给刘知青和冯婷去办，你们俩是知青，又是外来的，谁的面子都不用看，就按条件招。”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这个人情，我给刘知青去做。你去县里给秦主任汇报，争取县革委的支持。有了县里的红头文件，咱们招人，腰杆也硬。”
第二天，刘正茂去了县革委会。他把樟木大队准备招工、解决配套厂用工问题的计划，向秦柒作了详细汇报。他说得很清楚，招工范围面向全县，优先照顾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试用合格后转为樟木大队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秦柒坐在办公桌后，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听得很认真。听完，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沉吟了片刻。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刘正茂，说出了一句让刘正茂完全没想到的话：“小刘，你们既然要招人，你看能不能……接收一些县里的干部子弟？”
刘正茂愣住了。他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干部子弟？进工厂？下到大队？这和他预想的招工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他想招的是那些在别的生产队里埋头干活、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或者没关系而得不到出路的农村青年，是那些有文化却没机会、有力气却没处使的“潜力股”。干部子弟？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吗？他们能安心在乡下、在工厂里三班倒、一身油污地开机床吗？
他的沉默落在秦柒眼里，就成了犹豫。秦柒当然知道刘正茂在担心什么。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郑重：
“小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纨绔，也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有门路。县里企业少，岗位就那么多，当兵、下放、推荐上大学，这几条路都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干部家的孩子，就闲在家里，成了待业青年。他们也有文化，也想做事，也想凭自己的双手吃饭。”
他顿了顿，看着刘正茂的眼睛：
“你放心，我给你派过去的孩子，保证个个有文化，思想纯正，人品可靠。我秦柒用人格担保，他们去了樟木大队，绝不会搞特殊化，绝不会给郭支书和你添麻烦。如果真有哪个不争气，不用你们开口，我亲自去把人领回来，绝不姑息。”
他说得诚恳，甚至带上了几分难得的、近乎请求的语气。刘正茂
心里叹了口气。
他明白了。这不是秦柒心血来潮，这是秦柒作为县革委会主任，必须面对的、也是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业。特别是县城里那几百上千户干部家庭的待业子女。这些人不安置好，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是他秦柒工作不力的明证。现在樟木大队要招工，这是送到他面前的机会，他必须抓住。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正茂知道自己不能不答应。他可以不给县里其他人面子，但不能不给秦柒面子。而且秦柒那句“我亲自去领回来”，也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秦主任，”他开口，语气依然恭敬，却也带着几分为难，“您亲自开口，我肯定要给您这个面子。
只是我们大队这次用工缺口只有五十人，从兄弟大队招人是大头，县里的名额……我只能留出十个。您看行不行？以后我们大队如果再扩大生产，需要人，一定优先从县里招。”
“十个……”秦柒沉吟了一下。他当然希望能多塞几个，但刘正茂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他点点头：“行，十个就十个。小刘，谢谢你给我这个面子。”
他顿了顿，又想起什么：
“对了，你们从其他大队招人，我还是建议，能优先照顾那些困难社员家庭的子弟。他们更需要这个机会。”
“秦主任放心，”刘正茂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本次招工，优先照顾困难家庭的子弟，特别是那些因为成分、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长期无法获得公平机会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秦柒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点点头，“这个词用得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就开始放风，这两天组织笔试和面试，确定了人选后，还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行，”秦柒说，“那我从县里选派十五个人过去。你们按条件笔试、面试，最后选出十个合适的留下。多五个备选，免得有人临时变卦。”
秦柒是真想把高岭县的经济搞上去。他这个县革委会主任的位置，是“意外”捡来的，但坐上去之后，他就没想过只是“捡”来坐坐。他想做点事，做出实打实的政绩，做出能摆到上级领导桌案上的、能写进地区工作报告里的、能经得起时间和群众检验的硬邦邦的成绩。县里太穷了，工业底子薄得像一张窗户纸，农业靠天吃饭，商业供销那本账翻来覆去就是那点死水，连县委机关干部发工资都得看上面拨款的脸色。他急，急得嘴唇上都起了泡。
刘正茂提的“蚊香厂”像一根火柴，在暗夜里嚓地点亮了一下。不需要投资，技术简单，原料好找，销路不愁——这是眼下高岭县唯一能伸手够得着、也做得成的“工业”项目。
他把这事交给了程玲。程玲是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四十出头的年纪，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嘎嘣脆，执行领导指示从不打折扣，人称“铁娘子”。秦柒上午在电话里交代完，下午快下班时，程玲那辆半旧的凤凰自行车就停在了樟木大队部门口。车轮上还沾着从县城过来的泥浆，程玲下车时拍了拍裤腿，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见到刘正茂，开门见山：
“刘队长，秦主任交代的事，我不敢怠慢。县里成立蚊香厂的事定了，生产这块你不用操心，我带人去别的厂子学，配方、设备、流程，我一样样摸清楚。但生产出来的东西，得请你帮忙，变成现钱。”
她说得直接，不绕弯子，眼睛看着刘正茂，目光坦荡，也带着几分恳切。
刘正茂看着程玲。这位女主任额头上还带着赶路的细汗，鼻尖微红，说话时胸膛微微起伏，显然一路骑过来没少用力。他想起昨天在电话里对秦柒的承诺，心里有了计较。
“程主任，你亲自跑这一趟，是看得起我刘正茂。”他的语气很诚恳，“既然您信得过，我也给您交个底。县蚊香厂投产后，只要质量没问题，我包销七成。但有两个前提——”
他伸出两根手指：“第一，价格要和市面上同类产品持平，不能太高，高了卖不动，太低你们不划算。第二，质量必须过关，不能糊弄，烟灰要白，味道要正，燃时要足，不能让人点了熏不着蚊子还熏一屋子怪味。”
程玲听着，脸上的表情从郑重转为释然，又从释然转为一丝不易察觉的喜色。她用力点头：“刘队长，有你这句话，我心里这块石头就算落了地。质量你只管放心，我程玲抓生产，别的可以马虎，品质这块从来不含糊。价格就按你说的，和市场同价。我只要保住本，能发得出工资，能给县里交一点，我就知足了。”
刘正茂笑了：“那您就可以放手去建厂了。樟木大队这边，我会打招呼，让来拉蔬菜的单位都带点蚊香走。二百多个单位客户，消化一个小蚊香厂的产量，不成问题。”
程玲也笑了。那笑容在她那张平时总是严肃的脸上显得格外生动，眼角的细纹都舒展开来：“秦主任让我给你带话，如果今年县蚊香厂能赢利，年底全县评先进工作者，肯定有你一份。”
“好啊，”刘正茂开着玩笑，“那我等着领奖状了。最好再配个搪瓷茶缸，印上‘先进工作者’红字，我天天捧着喝，也精神些。”
“秦主任不给你配，我个人都得给你配上一个。”程玲也难得地
开了句玩笑。
事情说定，程玲没有多留，又风风火火地骑上她那辆凤凰车走了。车轮碾过石子路，咯噔咯噔的，声音在黄昏的暮色里传得很远。
刘正茂站在办公室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在村道的拐角。
接下来的几天，刘正茂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省城江麓厂的后勤处。
毛奇的办公室成了临时指挥部。墙上挂起了大幅的图纸，桌子上堆满了各种从图书馆抄来的资料、手写的计算稿、画得密密麻麻的表格。两个烟灰缸永远堆得满满的，空气里常年飘着一层淡青色的烟雾。刘正茂和毛奇两个脑袋凑在一起，一会儿低声讨论，一会儿争得面红耳赤，一会儿又各自沉默，趴在桌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
江麓自行车厂是源头。只有这个源头项目正式落地，樟木大队的配套厂才有了“配套”的对象。刘正茂知道，毛奇在厂里顶着压力，这个项目是他“副业转正”的关键一仗，只能成，不能败。
他们俩像两个最固执的工匠，一寸一寸地打磨那个建厂方案。从厂区选址、车间布局、生产线规划，到设备选型、原材料采购、工艺流程，再到人员编制、工时定额、成本核算，每一项都要反复推敲，每一笔账都要算到骨头缝里。刘正茂凭着对后世制造业的模糊记忆，不断提出一些“超前”的想法，毛奇则用他多年国企管理的经验，把这些想法一一落到实处，变成可操作的条文。
遇到技术难题，刘正茂就拿起那台笨重的黑色电话机，摇通长途。电话那头，是沪市恒久自行车厂的彭五牛，还有凤鸟自行车厂的米昂敏。这两个人是他去年在沪市跑项目时认识的，都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平时话不多，但说起自行车来，能滔滔不绝讲上半天。刘正茂不厌其烦地请教，从车架焊接的应力分布，到车把转角的公差控制，从脚蹬轴的材料选择，到车座弹簧的弹力系数。长途电话费贵得吓人，每次打出去，接线员报账时，刘正茂都忍不住肉疼。毛奇却大手一挥：“打！只要能解决问题，多少钱都打！”
就这样，方案一遍遍修改，一遍遍完善。第七天早上，一份沉甸甸的《江麓自行车厂建厂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终于定稿。后面附着一份长长的设备清单，从大型冲床、高频焊机，到小型铆枪、砂轮机，一共二十七项，每项后面都标明了预估价格、生产厂家、采购周期。最后一页是投资估算，一个让刘正茂看了都觉得心惊肉跳的数字。
毛奇拿着这份报告，手都有些发抖。他郑重其事地把它装进一个崭新的牛皮纸档案袋，用毛笔在封面上写上标题，然后捧着它，去了张鹏武副主任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日子，是等待。
特大型军工企业的项目审批，有一套繁复而严密的程序。党委会讨论，技术部门论证，财务部门审核，相关分厂协调，最后还要上报更高层级的部门备案。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壳，每一个关卡都可能有人提出异议。这里面不全是技术和经济问题，还夹杂着部门利益、人事纠葛、派系博弈。刘正茂知道，毛奇要闯过去的，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路。
但他没有闲着。他利用江麓厂审批的这段“空窗期”，为樟木大队的配套厂也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建厂方案。这份方案比江麓厂的更具体，更实际，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前瞻性”和“战略性”，它只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钱，建起一个能稳定生产合格脚蹬、车座的厂子。
方案包括厂房选址、设备采购、人员培训、原料供应、质量管理、自检、互检、专检三级制，不合格品绝不出厂……他把每一步都写进了方案里，像一份作战地图，只等江麓厂那边枪声一响，这边就立刻冲锋。
方案写完，刘正茂才意识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人。
樟木大队现有的产业，已经把大队里所有能识字、能算账的社员和知青都用上了。粉条厂、面条厂、豆制品厂、酒厂、养殖场、饲料厂、砖厂，还有正在筹备的代销店、邮电所、卫生院、学校……每个岗位都塞得满满当当。连粮山公社范围内的知青，能调动的都调过来了，连黄金公社罗智强那个知青点的人，都被他“挖”了过来。现在配套厂又要上马，至少需要五十个有文化、能学得会看图纸、操作机床的工人。
人去哪里找？刘正茂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了郭明雄。
郭明雄召集大队核心干部——刘昌明、何福营、刘正茂，加上管财务的马会计，在自家堂屋开了一个闭门会。没有外人，没有茶水，只有一包的“飞马”牌香烟在几个人手里传来传去。
烟雾缭绕中，郭明雄先开了口：“配套厂是咱们大队下一步的重中之重，不能因为没人就停。我的想法是，从兄弟大队招人。”
刘昌明磕了磕烟灰：“招人好说，可招什么样的人？咱们大队给的待遇比别处高，一放出风去，怕是要挤破门槛。是招有文化的，还是招有力气的？是招有技术的，还是招肯吃苦的？”
何福营想了想：“配套厂是技术活，不识字不行，看不懂图纸、算不来尺寸，设备都开不动。我觉得起码要初中毕业，脑子活泛，学东西快的。”
马会计补充了一句：“待遇怎么定？和咱们大队社员同工同酬，还是另定一套标准？要是同工同酬，别的队社员肯定抢着来，可咱们自己队里的社员会不会有意见？”
刘正茂一直在听。他等几个人都说得差不多了，才开口：“郭支书的思路是对的，必须向外招人。我的意见是，优先招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不管有没有技术，只要肯学，我们包培训。待遇嘛——”
他顿了顿：“试用期三个月，按大队临时工标准发工分。试用合格，转为樟木大队正式职工，享受大队社员同等待遇。包括年底分红、医疗补助、子女入学，都一样。”
这话一出，几个人都沉默了。
这不是小事。这意味着，外大队的人，只要进了樟木配套厂，干得好，就能“入籍”，成为和樟木大队社员平起平坐的一员。这等于在现有的、壁垒森严的农村户籍制度上，撕开了一道小小的口子。
但没有人反对。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配套厂一旦建起来，将带来的不仅仅是这五十个岗位，而是源源不断的利润，是整个大队经济结构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第一步。这步棋，必须下。
郭明雄最后拍板：“就按刘知青说的办。招人的事，咱们大队领导出面不方便，容易被人说搞裙带、走后门。这事就交给刘知青和冯婷去办，你们俩是知青，又是外来的，谁的面子都不用看，就按条件招。”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这个人情，我给刘知青去做。你去县里给秦主任汇报，争取县革委的支持。有了县里的红头文件，咱们招人，腰杆也硬。”
第二天，刘正茂去了县革委会。他把樟木大队准备招工、解决配套厂用工问题的计划，向秦柒作了详细汇报。他说得很清楚，招工范围面向全县，优先照顾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试用合格后转为樟木大队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秦柒坐在办公桌后，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听得很认真。听完，他没有立刻表态，而是沉吟了片刻。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刘正茂，说出了一句让刘正茂完全没想到的话：“小刘，你们既然要招人，你看能不能……接收一些县里的干部子弟？”
刘正茂愣住了。他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干部子弟？进工厂？下到大队？这和他预想的招工方向完全背道而驰。他想招的是那些在别的生产队里埋头干活、因为家里成分不好或者没关系而得不到出路的农村青年，是那些有文化却没机会、有力气却没处使的“潜力股”。干部子弟？他们需要这份工作吗？他们能安心在乡下、在工厂里三班倒、一身油污地开机床吗？
他的沉默落在秦柒眼里，就成了犹豫。秦柒当然知道刘正茂在担心什么。他身体微微前倾，语气变得郑重：
“小刘，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纨绔，也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有门路。县里企业少，岗位就那么多，当兵、下放、推荐上大学，这几条路都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干部家的孩子，就闲在家里，成了待业青年。他们也有文化，也想做事，也想凭自己的双手吃饭。”
他顿了顿，看着刘正茂的眼睛：
“你放心，我给你派过去的孩子，保证个个有文化，思想纯正，人品可靠。我秦柒用人格担保，他们去了樟木大队，绝不会搞特殊化，绝不会给郭支书和你添麻烦。如果真有哪个不争气，不用你们开口，我亲自去把人领回来，绝不姑息。”
他说得诚恳，甚至带上了几分难得的、近乎请求的语气。刘正茂
心里叹了口气。
他明白了。这不是秦柒心血来潮，这是秦柒作为县革委会主任，必须面对的、也是最头疼的问题之一——就业。特别是县城里那几百上千户干部家庭的待业子女。这些人不安置好，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是他秦柒工作不力的明证。现在樟木大队要招工，这是送到他面前的机会，他必须抓住。
话说到这个份上，刘正茂知道自己不能不答应。他可以不给县里其他人面子，但不能不给秦柒面子。而且秦柒那句“我亲自去领回来”，也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秦主任，”他开口，语气依然恭敬，却也带着几分为难，“您亲自开口，我肯定要给您这个面子。
只是我们大队这次用工缺口只有五十人，从兄弟大队招人是大头，县里的名额……我只能留出十个。您看行不行？以后我们大队如果再扩大生产，需要人，一定优先从县里招。”
“十个……”秦柒沉吟了一下。他当然希望能多塞几个，但刘正茂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他点点头：“行，十个就十个。小刘，谢谢你给我这个面子。”
他顿了顿，又想起什么：
“对了，你们从其他大队招人，我还是建议，能优先照顾那些困难社员家庭的子弟。他们更需要这个机会。”
“秦主任放心，”刘正茂说，“我们一定按照您的指示，本次招工，优先照顾困难家庭的子弟，特别是那些因为成分、疾病或者其他原因，长期无法获得公平机会的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秦柒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点点头，“这个词用得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就开始放风，这两天组织笔试和面试，确定了人选后，还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行，”秦柒说，“那我从县里选派十五个人过去。你们按条件笔试、面试，最后选出十个合适的留下。多五个备选，免得有人临时变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