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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成说到这里，无论是场上辩主，还是场下旁听之人，脸上都浮现出笑意。
为何？就是因为蔡成赞赏“儒学治国”。
场上辩主已经开始酝酿接下来的诘问了。
既然汉王爷赞同“儒学治国”，那为何大汉新制中，却少有儒学的影子？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射向蔡成的一支利箭，必让蔡成避无可避，挡无可挡。
只是，他们太小瞧蔡成了。
蔡成再次喝了两口茶，润了润嗓子，然后环视了一下论道现场，继续开口说道：
“然，前汉之赤眉、绿林，后汉之黄巾之乱、羌胡与乌桓叛乱，甚至在董卓进京后，还出现了短暂的诸侯割据，说明了什么？”
蔡成此问，一下子把场上之人给打懵了。
对呀，既然儒学治国如此有效，而且刚刚王爷还说了“其功甚伟”，可为什么还会出现赤眉、绿林、黄巾等流民叛乱呢？
这是证明“儒学”非治国良策吗？
还是汉王爷另有说法？
别说场上的各位辩主了，哪怕就是场下的庞德公等当世名流，也懵了。
他们找不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近四百年的“儒学治国”之根基，似乎突然崩于一瞬。
此刻，不仅提问的边让呆若木鸡，就连在场的其他辩主，乃至场上所有旁听之人，都是心思百转，情绪震荡。
所有人都在震惊、排斥、疑惑等情绪中来回摇摆。
他们震惊于蔡成太敢说了，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
他们听到蔡成对儒学的质疑，本能地排斥不说，甚至想站起来怒斥。
可蔡成并没有说儒学不是“治国良策”，反倒说儒学“其功甚伟”，让他们想怒斥都没有着力点。
但蔡成提出的问题，却不得不让他们陷入对“儒学治国”的疑惑当中。
想想看，王爷一席话，便将史之变迁，以及“治国之策亦需随时势之变而变”讲清楚了。
如若不随之而变，必引发天下动荡、国将不国。
周时，推行“仁德治国”，乃对天下万民教化之需；
平王东迁后，为稳固四方，便只能施以“王道”；
然诸侯国欲壑难填，相互乱斗，“霸道”便应运而生，从而产生了“春秋五霸”；
进入战国，虽周王室尚在，可诸侯国之间不断相互吞并，战国七雄显露峥嵘，皆为霸主。
天下不再是一个霸主，而是多霸主并立，霸道已然行不通。
于是，以魏国李悝变法为开端，战国七雄一边相互争斗，一边进行内部变法。
各国变法中的曲折自不必说，只从结果上来看，唯有秦国变法最为彻底，并使秦国一举成为七雄之首。
可以说，秦能“灭六国、一四海”，皆源于其彻底采用“法家治国”。
然，严刑峻法，用于战时凝聚国力很有效，可用于秦立之后的和平时期，明显有所偏颇，也导致了秦二世而亡。
汉初时，高祖欲将法家力主的郡县制与周时的分封制并存、采取了黄老之道“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治国之策。
可分封明显有着天生的弊端，导致高祖刚坐天下，就得忙着平定异姓王之乱。
而“无为而治”也明显没有可延续性。
毕竟朝廷无为，不等于诸侯无为。
“七国之乱”彻底宣布了“无为而治”的终结。
到了武帝时期，“无为而治”内不能助朝廷稳固大一统格局，外不能应对匈奴之虎视眈眈、时时扰边，举国上下瞬间陷入“无治国之本”的混乱中。
董仲舒顺势而起，重构儒学，以孔孟儒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提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君权神授，君王受命于天等一系列理论基础，使孔孟儒学蜕变为“帝王之学“。
如此，不仅稳固了大汉的一统格局，也让君王的合法性得到了最根本的诠释。
此学说，完全满足了武帝的政治需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时而生，“三纲五常”也成了治国的伦理规范。
只不过，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与孔孟的本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本意是强调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角色定位与各尽其责，为“三纲”提供了基础雏形。
孟子则进一步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伦”，完善了儒家的伦理框架。
而到了董仲舒这里，则变成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从而建立了“阳尊阴卑”的“尊卑”理念，并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规范。
可此时毕竟还是汉，尽管儒学已经深入人心，可如道学、法学、纵横学、名学等诸子百家学说，并没有完全被摒弃。
或者说，“以儒治国”虽是主流，可还是有人私下里钻研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
汉以后“以儒治国”之所以近乎到了牢不可破的程度，皆因“君权神授”给了统治者最高的合法性，才在宋朝被彻底固化。
在场众人都是饱学之士，自是知道“君臣有义”与“君为臣纲”之间的本质区别。
可见，大汉的治国之本，并不是原本孔孟的儒家学说，而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或者说，蔡成话里话外，质疑的便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这方面，别说蔡成质疑，仅在场的数千名流士子，也不乏有质疑之人。
现场静寂无声，尽管内心中有排斥，可也在反复思考，思考着“儒学治国”到底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命数”之说，来否认儒学有其不妥之处。
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衰，与治国之学无关，而是由王朝的命数来决定的。
命数已尽，用什么治国都无法挽回。
当然，此时蔡成刚刚开始质疑，而且用了史上“不同阶段当用不同治国之策”之论据，却没有直接说“儒学治国已然不合时宜”。
关键是有汉以来，也有过“治国之本”的变更，也就是从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变成了“独尊儒术”，而且还是“外儒内法”，使得持有“治国之本不可变”观点之人，无法坚持自己的观点。
蔡成说到这里，无论是场上辩主，还是场下旁听之人，脸上都浮现出笑意。
为何？就是因为蔡成赞赏“儒学治国”。
场上辩主已经开始酝酿接下来的诘问了。
既然汉王爷赞同“儒学治国”，那为何大汉新制中，却少有儒学的影子？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射向蔡成的一支利箭，必让蔡成避无可避，挡无可挡。
只是，他们太小瞧蔡成了。
蔡成再次喝了两口茶，润了润嗓子，然后环视了一下论道现场，继续开口说道：
“然，前汉之赤眉、绿林，后汉之黄巾之乱、羌胡与乌桓叛乱，甚至在董卓进京后，还出现了短暂的诸侯割据，说明了什么？”
蔡成此问，一下子把场上之人给打懵了。
对呀，既然儒学治国如此有效，而且刚刚王爷还说了“其功甚伟”，可为什么还会出现赤眉、绿林、黄巾等流民叛乱呢？
这是证明“儒学”非治国良策吗？
还是汉王爷另有说法？
别说场上的各位辩主了，哪怕就是场下的庞德公等当世名流，也懵了。
他们找不到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近四百年的“儒学治国”之根基，似乎突然崩于一瞬。
此刻，不仅提问的边让呆若木鸡，就连在场的其他辩主，乃至场上所有旁听之人，都是心思百转，情绪震荡。
所有人都在震惊、排斥、疑惑等情绪中来回摇摆。
他们震惊于蔡成太敢说了，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
他们听到蔡成对儒学的质疑，本能地排斥不说，甚至想站起来怒斥。
可蔡成并没有说儒学不是“治国良策”，反倒说儒学“其功甚伟”，让他们想怒斥都没有着力点。
但蔡成提出的问题，却不得不让他们陷入对“儒学治国”的疑惑当中。
想想看，王爷一席话，便将史之变迁，以及“治国之策亦需随时势之变而变”讲清楚了。
如若不随之而变，必引发天下动荡、国将不国。
周时，推行“仁德治国”，乃对天下万民教化之需；
平王东迁后，为稳固四方，便只能施以“王道”；
然诸侯国欲壑难填，相互乱斗，“霸道”便应运而生，从而产生了“春秋五霸”；
进入战国，虽周王室尚在，可诸侯国之间不断相互吞并，战国七雄显露峥嵘，皆为霸主。
天下不再是一个霸主，而是多霸主并立，霸道已然行不通。
于是，以魏国李悝变法为开端，战国七雄一边相互争斗，一边进行内部变法。
各国变法中的曲折自不必说，只从结果上来看，唯有秦国变法最为彻底，并使秦国一举成为七雄之首。
可以说，秦能“灭六国、一四海”，皆源于其彻底采用“法家治国”。
然，严刑峻法，用于战时凝聚国力很有效，可用于秦立之后的和平时期，明显有所偏颇，也导致了秦二世而亡。
汉初时，高祖欲将法家力主的郡县制与周时的分封制并存、采取了黄老之道“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治国之策。
可分封明显有着天生的弊端，导致高祖刚坐天下，就得忙着平定异姓王之乱。
而“无为而治”也明显没有可延续性。
毕竟朝廷无为，不等于诸侯无为。
“七国之乱”彻底宣布了“无为而治”的终结。
到了武帝时期，“无为而治”内不能助朝廷稳固大一统格局，外不能应对匈奴之虎视眈眈、时时扰边，举国上下瞬间陷入“无治国之本”的混乱中。
董仲舒顺势而起，重构儒学，以孔孟儒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提出“天”是有意志的最高主宰，君权神授，君王受命于天等一系列理论基础，使孔孟儒学蜕变为“帝王之学“。
如此，不仅稳固了大汉的一统格局，也让君王的合法性得到了最根本的诠释。
此学说，完全满足了武帝的政治需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时而生，“三纲五常”也成了治国的伦理规范。
只不过，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与孔孟的本意，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本意是强调社会关系中每个人的角色定位与各尽其责，为“三纲”提供了基础雏形。
孟子则进一步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五伦”，完善了儒家的伦理框架。
而到了董仲舒这里，则变成了“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从而建立了“阳尊阴卑”的“尊卑”理念，并由此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儒家伦理规范。
可此时毕竟还是汉，尽管儒学已经深入人心，可如道学、法学、纵横学、名学等诸子百家学说，并没有完全被摒弃。
或者说，“以儒治国”虽是主流，可还是有人私下里钻研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
汉以后“以儒治国”之所以近乎到了牢不可破的程度，皆因“君权神授”给了统治者最高的合法性，才在宋朝被彻底固化。
在场众人都是饱学之士，自是知道“君臣有义”与“君为臣纲”之间的本质区别。
可见，大汉的治国之本，并不是原本孔孟的儒家学说，而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或者说，蔡成话里话外，质疑的便是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
这方面，别说蔡成质疑，仅在场的数千名流士子，也不乏有质疑之人。
现场静寂无声，尽管内心中有排斥，可也在反复思考，思考着“儒学治国”到底有什么不妥之处。
当然，也有很多人用“命数”之说，来否认儒学有其不妥之处。
他们认为，一个王朝的兴衰，与治国之学无关，而是由王朝的命数来决定的。
命数已尽，用什么治国都无法挽回。
当然，此时蔡成刚刚开始质疑，而且用了史上“不同阶段当用不同治国之策”之论据，却没有直接说“儒学治国已然不合时宜”。
关键是有汉以来，也有过“治国之本”的变更，也就是从黄老之道的“无为而治”变成了“独尊儒术”，而且还是“外儒内法”，使得持有“治国之本不可变”观点之人，无法坚持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