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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临近中午时,嘉河核验建议从市政府转了回来,送到了陈默这里。

    杨国成在文件首页作了批示:同意开展核验,由韩敬川同志牵头,市财政局负责汇总,审计、自然资源、人社、税务等部门参加,按期形成阶段性报告。

    批示下面,还有市政府办公室拟定的工作分工。

    财政局负责汇总园区投入、补贴和平台拆借情况;自然资源局核实征地补偿;人社局核实欠薪投诉;税务部门和供电单位提供企业经营数据;审计局负责对材料进行专业审核。

    从文字上看,安排很完整。

    陈默却在“财政局负责汇总”几个字上停留了片刻,财政局既是部分资金拨付和监管部门,又负责把所有数据汇总成报告,效率确实更高,但也可能让本该互相校验的数据再次变成一个口径。

    他没有直接修改市政府的分工,而是在文件空白处补了一条意见:“各成员单位分别对本部门数据真实性负责,原始表格随报告一并报送;审计部门独立出具核验意见,不以财政汇总口径代替专业判断。”

    写完以后,陈默让方正清把文件按原渠道退回。

    他没有亲自点名核验组成员,也没有绕开韩敬川另设一套班子。

    市政府怎样组织,是杨国成的职权;市委要求保留原始数据、明确责任边界,同样是正常监督。

    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执行不下去,问题便不再只是嘉河县一本账的真假,而是永州的政令究竟能不能穿过层层关系,落到具体部门。

    下午三点,穆远征送来第一批对照材料。

    材料不多,只有九个县现任书记、县长的公开任免时间,以及近三年省、市审计和巡视巡察通报中涉及各县的事项索引。

    陈默先看任职经历,九个县的十八名党政主要负责人中,有六人曾长期在市政府组成部门或者市属平台公司工作,其中五人的任职阶段与杨国成担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和市长的时间存在交集。

    这只能证明他们与杨国成共事过,不能证明他们受杨国成控制。

    地方干部在同一座城市工作多年,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和工作往来本就难以完全切割。

    熟悉当地情况也不是什么错误,更不能把“本地干部”三个字等同于保守和落后。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组对应关系,省级监督检查连续两次指出问题的三个县,主要负责人年度考核仍然都是称职以上,其中两人获得过优秀等次;

    几个长期未销号的整改事项,在县级工作总结里被写成“持续推进”,在组织考核材料摘要中则干脆没有出现。

    一个县的平台债务持续上升,县长的评价里写的是“善于抓项目、融资能力强”;

    另一个县连续发生征地信访,县委书记的评价里写的是“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突出”;嘉河工业园大量企业没有形成稳定产能,县级总结仍然把累计入驻四十七家作为招商成绩。

    这些表述单独看都可能有依据,可放在一起,问题便显现出来:成绩有人认领,代价被拆散到不同部门;

    项目建成时记在主政干部头上,债务和遗留问题则被归入历史原因;考核评价与监督整改各说各话,彼此之间没有形成闭环。

    陈默拿出一张白纸,没有画谁与谁亲近的关系圈,只列了四栏。

    第一栏是干部任职经历,第二栏是任期内重点项目,第三栏是项目资金和债务,第四栏是长期未解决的问题。

    他把杜明川、王志强、开发区负责人和县属平台公司董事长分别写在嘉河项目下面,又在每个人名字后标注对应的会议、文件和签字事项。

    写到一半,他忽然明白,杨国成所谓的“铁桶江山”,未必只是常委会里有几票,也未必是某几个人私下里听谁招呼那么简单。

    更牢固的东西,是十年间逐渐形成的一套运行惯性。

    干部从市直部门到县里,再从县里回到市直部门;项目由市里提出,县里承接,平台公司融资,财政部门周转;

    出了成绩,材料里的每个环节都有功劳;出了问题,又能在集体研究、历史欠账和客观困难之间层层分散。

    所有程序都走过,所有人都签过字,最后却很难找到一个对结果负责的人,这才是真正难破的铁桶!

    铁桶里的每个人未必都违法,甚至可能有不少人确实想做事。

    可当考核、项目、财政和干部任用长期沿着同一套熟人关系运转,组织监督便容易失去距离,真实问题也会在一次次汇总和润色中被磨平棱角。

    新来的市委书记如果只想着拔掉几个所谓的“钉子”,换上几个对自己表态的人,看似打破了旧格局,实际上只是给铁桶换了一层漆。

    陈默要做的,是先让每一笔账都能找到来源,让每一项决定都能找到责任,让干部评价重新与工作结果对应起来。

    只有责任链清楚了,谁能干事、谁在敷衍、谁触碰纪律底线,才会自己显现。

    这天快下班时,方正清进来汇报:“陈书记,杨市长约您六点半在市委食堂二楼吃个便饭,就你们两个人。”

    陈默合上材料后,应道:“可以。”

    “需要准备酒吗?”方正源问了一句。

    “不需要,工作餐就行。”陈默回应着。

    六点半,陈默走进市委食堂二楼的小餐厅。

    杨国成已经到了,脱了西装外套,只穿一件深蓝色羊绒衫,桌上摆着四个家常菜,一壶茶,没有酒。

    “陈书记,请坐。”杨国成站起来迎了一下,“食堂条件一般,胜在清静。”

    “这样最好。”陈默坐下后,应着。

    刚开始,两人只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

    杨国成说起市委大院后面那棵三百多年的银杏树,又介绍永州几个县的风土和物产。陈默也没有一开口便谈嘉河,顺着问了几句各县人口、交通和农业情况。

    杨国成在永州工作十年,对这些情况确实熟悉。

    哪个县雨季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哪个县外出务工人员最多,哪段省道逢年过节一定堵车,他几乎不用看材料便能说出大概。

    陈默一边听,一边重新提醒自己:熟悉永州不是杨国成的罪过,在干部中有影响力也不等于结党营私。

    这份经验如果愿意用于解决问题,便是班子的财富;如果被用来封闭信息、逃避责任,才会变成阻力。

    吃到一半,杨国成放下筷子,端起茶杯看着陈默说道:“陈书记,嘉河核验的文件我批了。”他说道,“韩敬川下午已经召集几个部门开了碰头会,明天正式进点。”

    “市政府动作很快。”陈默说了一句。

    “该查就查。”杨国成的语气很平静,“征地补偿款长期拆借,肯定不合适。平台公司当时要保贷款不逾期,也确实有现实困难。把事情查清楚,能补的尽快补,不能一拖再拖。”

    陈默看了他一眼,杨国成没有替杜明川辩解,也没有否认问题,这个态度至少在表面上无可挑剔。

    “我在批示后面补了一条,要求各部门原始数据随报告报送,审计局独立出具意见。”陈默说道,“不是不信任财政局,是同一件事要有交叉校验。”

    “可以。”杨国成答得很干脆,“不过五天只能形成初步情况,涉及责任认定恐怕要更长时间。”

    “我同意。”陈默说道,“五天只对事实,不对干部下结论。”

    杨国成点了一下头,话锋随即转向另一边:“说到干部,我听贺永昌说,你让组织部把九个县的主要干部材料都整理出来。”

    “接下来要逐县调研,先了解基本情况。”陈默平静地应着。

    “应该的。”杨国成说道,“永州九个县的差别很大,干部也各有特点。有的人在材料里不显眼,实际很能压事;有的人讲话漂亮,遇到难题就往后躲。只看档案不够,只听群众议论也不够。”

    “所以我要两边都看。”陈默坦荡地说着。

    杨国成笑了笑后,应道:“我只是担心你刚来,对一些历史情况不了解。”

    “永州干部这些年日子不好过,财政紧、项目少、上级考核又一样不少。”

    “下面为了保运转,有时难免做些权宜安排。只要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要给他们纠正的机会。”

    “纠正机会可以给。”陈默说道,“但权宜安排也要有边界。拿征地补偿款去保平台贷款,三个月的临时拆借拖成一年多,农户尾款一直拿不到,这就不能只用‘困难’两个字解释。”

    杨国成沉默片刻,缓缓点头应道:“这件事确实过了。”

    “谁作的决定、谁提出过反对意见、谁负责后续归还,都以会议记录和履职情况为准。”陈默继续说道,“我不会因为杜明川是县委书记就先认定他负全部责任,也不会因为王志强提供了账目就认定他没有责任。”

    “这就好。”杨国成看着他说,“永州最怕的不是查问题,是借查问题搞人人过关。干部一旦都想着自保,工作就没人干了。”

    陈默听出了这句话背后的意思,表面说的是嘉河,实际说的还是干部调整。

    “杨市长,第一次常委会上的三个人事方案,你为什么认为现在必须调整?”陈默直接问道。

    杨国成一怔,但他没有回避,说道:“交通局这几年几个重点项目前期推进慢,省道改造资金争取也不理想;住建局老城区管网工程一再延期,群众意见很大;环保局对两个园区的整改抓得不够,市政府党组认为三个部门需要换更有执行力的人。”

    “现任负责人存在能力问题,还是廉政问题?”陈默问道。

    “都有群众反映,但没有正式结论。”杨国成说道,“从政府工作角度看,主要还是执行力不够。”

    “拟任人选上去以后,准备解决什么问题?有没有任期目标?”陈默继续问着。

    杨国成看了陈默好一会儿后,应道:“干部任用一般不会把目标写得太死。”

    “可以不写死,但总要说清楚为什么换。”陈默说道,“如果交通项目慢,是前期论证不实、资金不到位或者省里规划没有衔接好,换一个局长未必有用;如果管网工程延期,是财政拨款和施工组织的问题,只调整住建局长也解决不了。”

    “你的意思是,这三个人暂时不动?”杨国成明明内心很不舒服,但还是努力平静地问道。

    “我的意思是,把岗位问题、现任干部责任和拟任人选能力对应起来,再上常委会。”陈默很淡定地回答着,“该调整的,我不会拖;理由不足的,也不能为了体现新班子有动作就仓促换人。”

    杨国成端着茶杯,没有立即喝。

    “陈书记,永州跟你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不一样。”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这里六百多万人,九个县,干部之间多少都有共事关系。你要等所有问题都查得清清楚楚再用人,有些岗位可能一年都动不了。”

    “我不要求所有问题都查成案件。”陈默说道,“我只要求市委知道为什么用这个人,又准备让他承担什么责任。”

    “组织部的考察材料不足以说明?”杨国成问。

    “如果足够,第一次常委会上就不会连现任负责人为什么调整都说不清。”陈默回应着。

    小餐厅里安静下来,窗外传来食堂工作人员收拾餐盘的轻响,桌上的四个菜已经凉了一半。

    杨国成没有发火,只把茶杯慢慢放下后,说道:“陈书记,有些话在常委会上不方便说,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直说了。”

    “我在永州十年,从副市长到市长,经历过三任书记。永州不是一天变成现在这样的,也不可能靠几次调研、几份数据马上改变。”

    “我知道你能力强,省里对你期望也高。但地方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看起来不合理的安排,背后都有当时不得不那么做的原因。”陈默认真地回应着。

    “你要改,我支持;你要查,我也配合。只是节奏不能太急,不能让下面觉得新书记一来,就要把过去十年的事情全部推倒重来。”杨国成更加不爽了,可还是让自己冷静地说着。

    陈默没有急着反驳,杨国成这番话并不全错。

    永州的债务、园区和干部结构都是多年形成的,简单推倒既不现实,也可能让正常工作失序。

    顾敬兰让他先稳住,常靖国让他把责任交还给市政府,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

    可不宜操之过急同样可以成为最稳妥的拖延理由,“我不会把过去十年全部否定。”陈默说道,“嘉河工业园有十三四家企业在正常生产,这些企业要继续支持;平台公司当年避免贷款逾期,也有保全县信用的考虑,这些情况都要写进报告。”

    “但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因为出发点是保平台信用,就让被征地农户无限期承担代价;也不能因为一个干部过去干过成绩,今后所有问题都不再影响对他的评价。”

    陈默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着杨国成说道:“杨市长,你熟悉永州,这是优势。市政府把嘉河这本账查清楚,我会在常委会上肯定市政府敢于正视问题;如果下面有人借你的名义拖延,我也希望你第一个制止。”

    这句话没有把杨国成当成需要绕开的对手,反而把责任完整压到了他肩上。

    杨国成一怔,他知道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有靠山,后台硬,不好对付,没想到一上任,陈默就拿人事开刀。

    杨国成压住了自己的情绪,端起茶杯看着陈默太差道:“既然是搭班子,当然要互相支持。”

    陈默也端起茶杯,与杨国成轻轻碰了一下。

    “我赞成。”陈默说着,两个茶杯碰在一起,算是达成了初步的一致。

    这顿饭没有撕破脸,也没有达成真正的信任。

    杨国成试探出了陈默在人事问题上的底线:他不会因为省里的支持便急着清理旧班底,却也不会把组织部送来的方案照单全收。

    陈默同样试探出了杨国成的做事方式,这位在永州经营十年的市长不会公开反对核验,也不会在原则问题上留下明显把柄。

    他更擅长把立场放进“稳定”“历史原因”和“干部积极性”这些很难反驳的理由里。

    这些理由有的真实,有的或许只是保护既有格局的外衣。

    要分清两者,仍然只能靠事实。

    晚饭结束后,两人在走廊口分开。

    杨国成往市政府办公楼方向走去,韩敬川已经在楼下等他。

    上车以后,韩敬川问道:“谈得怎么样?”

    “比我预想的稳。”杨国成应着,“他没有急着动人,但却抓人事权,也没有绕开市政府另搞核验组。”

    “那不是好事吗?”韩敬川问了一句。

    “对永州是好事,对我们未必。”杨国成说道,“急着动人,就会犯错;绕开市政府,我也可以说他破坏分工。”

    “现在他把核验交给我,又要求每个部门在原始数据上签字,这是逼着所有人把责任落到纸上。”

    韩敬川皱起眉头问道:“嘉河那边要不要提醒一下?”

    杨国成看了他一眼后,问道:“提醒什么?”

    “让他们把材料准备得稳妥一些。”韩敬川应着。

    “正常准备,谁也不准改账。”杨国成声音沉了下来,“陈默现在盯的就是数据口径。这个时候谁自作聪明,谁就是把把柄送到他手里。”

    韩敬川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那三个人事方案呢?”

    “材料照送。”杨国成说道,“他不是要看岗位需要、现任履职和拟任人选吗?都给他。程序上的东西越完整,他越不能随便否。”

    “如果他还是不同意?”韩敬川问道。

    “不同意也要拿出理由。”杨国成看向车窗外,“市委书记有决定权,但不是想用谁就用谁。他要讲规则,我们就跟他讲规则。”

    两人谈话之际,另一边,陈默没有马上回住处,他重新回到办公室,把下午那张四栏表铺在桌上。

    嘉河只是第一项核验,后面还有八个县,还有市直部门、重点项目和平台债务。

    如果每发现一个问题就马上调整一个干部,陈默很快就会掉进人事斗争的泥潭;如果因为担心被说成清理旧班底,便对已经暴露的问题视而不见,他这个市委书记同样失职。

    真正的次序只能是:先把事情查清,再看干部在事情里做了什么;先给纠正问题的机会,再判断能力和担当;触碰纪律法律底线的,则交给相应程序处理。

    陈默在嘉河县的文件夹里,已经放入工业园数据、征地补偿凭证目录、平台拆借会议记录和欠薪投诉台账。

    其他八个县的文件夹还是空的,陈默没有急着往里面填任何传言,也没有写谁属于杨国成的圈子。

    他只在每个文件夹封面上列出四项相同的栏目:干部、项目、财政、民生。

    九个县走完,这四项下面自然会出现不同的答案。

    到那时,谁是真正能在困局里担事的干部,谁只是依靠熟人关系和漂亮材料维持位置,谁又在看似完整的程序背后留下了不能解释的问题,才会逐渐清楚。

    所谓铁桶,最怕的从来不是外面砸下一柄大锤。而是每一道接缝都被事实照亮,每一层责任都再也无法互相遮挡。

    陈默合上嘉河县的文件夹,抬头看向窗外。

    市政府办公楼还有几个窗口亮着灯,杨国成的办公室也在其中。

    两个人都在等嘉河核验的第一份报告,那份报告查清的不只是一千八百万元征地补偿款,也不只是四十七家企业里究竟有多少家真正生产。

    它将第一次检验,在杨国成经营十年的永州,数据能不能不经过修饰送到市委书记桌上,部门能不能对自己的签字负责,现有的制度又能不能在不看任何人脸色的情况下正常运转。

    这才是陈默准备打开人事困局的第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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