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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雄的开场白，立刻让李怀节陷入了被动。
这个开场白的力量太大了。
摘下历任九任厅长都保留的、由首任分管副省长亲笔题写的核心题词，这个动作，远超一个简单的室内布置改变。
这是一次极其大胆、极其冒险的个人宣告；更是一场沉默的、个人的“革命”。
他首先否定的是惯性力量，宣告了科技厅的重新开局。
他这是在用行动表明，科技厅在“陆文雄时代”，不再延续过去的路径。
前辈的遗产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什么是“生产力”以及是谁的“生产力”问题。
从官场博弈的角度看，陆文雄无疑是个疯子，他这么搞纯粹是自绝后路。
他亲手撕下了历代相传的“护身符”。
如果他不能搞出超越前任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新成绩，他将无法向历史、向后任交代。
这是极端自信者才敢做的疯狂之举。
一个人对抗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历经九任而未变，说明没人敢动，或觉得没必要动。
而陆文雄就动了。
他不但动了，还要把它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说，拿出来考较李怀节，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陆文雄不但性格极其强硬、重实质远胜于形式，而且还不怕背负“不敬前辈”的骂名。
想到这里，李怀节要答这道考题的思路也就十分清晰明了。
“我也不赞同‘科技没有国界’这句话。我在校时没少为这个问题争论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发展属于谁的科技，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为了论文上国际期刊，高校、科研机构不惜血本，追逐热点、跟风引进设备、‘存量化’包装、‘打卡式’国际合作等等怪象，层出不穷。
有人开玩笑说，国家投入10元钱的科研经费，如果有一元钱是用在刀口上的，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起码也能和美国平起平坐；
如果有一块五毛钱被用在刀口上，我国的科研成果势必迎来大井喷时代。
可惜，这些资源都被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各种名义挥霍掉了。
甚至这些科研资源都被私有化了。带研究生的老师都敢冲着自己学生喊，‘不要浪费我的资源’！
在我看来，师兄，撤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条幅，挂上两面神圣的旗帜，是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是讲科学的正当举措。”
李怀节说完，会客室安静了几秒。
陆文雄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端起茶杯，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这个学弟。
他不是在衡量那些论据是否严谨。那些怪象和段子，对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来说，早已不是新闻，而是日常刺痛。
他在品的是，这个年轻人，是拿套话来应付自己，还是真的敢想、敢说。
良久，他放下茶杯，嘴角的线条柔和下来：
“能有这番见识，怀节，这些年体制内的苦，你才算没有白吃。”
李怀节听到这句评价，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
他知道，第一关算是过了。
陆文雄这种学者型官员，最讨厌的就是圆滑世故、满口官话。
你能在他面前说真话，哪怕说的有点尖锐，他反而会高看你一眼。
“学长过奖了。”李怀节谦逊地说，“我这点浅见，在您面前就是班门弄斧。
科技厅这几年的改革，才是真的敢碰硬骨头。”
“硬骨头？”陆文雄自嘲地笑了笑，“科技厅哪有什么硬骨头？
都是软柿子！
软在体制，软在惯性，软在人心里那点小算盘。
和刚解放那会儿的老前辈们相比，我们这些搞科研的，包括我陆文雄在内，绝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戕当场！”
他侧过脸，神情平静，眼里却悲情无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建大数据处吗？”
“学长请说，我洗耳恭听。”
“因为科技厅需要一个‘眼睛’。”陆文雄转过脸，闭上了眼睛，近乎自言自语，“过去的科技管理，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项目申报书，是专家评审会，是年底的总结报告。
但这些都太滞后了，太片面了，太容易产生学阀，太容易滋生学术不端的风气。
一个项目申报，从企业动念到材料交上来，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
专家评审呢？
看的是文字材料，听的是ppt汇报。
至于项目真正进展如何、资金用在哪里、产出是什么，没有一样是实时的。
很多时候，等我们拿到结题报告，黄花菜都凉了。”
李怀节默默点头。
这些问题他很清楚，经历过扶贫工作，尤其是主抓一个地级市的扶贫工作，类似的困局他不但遭遇到，还破解了。
破解用的还是数字技术，使用政府云平台，对整个扶贫工程实施实时跟踪。
虽然说，还没有百分之百杜绝扶贫工作中的腐败现象，但比之前要好一个维度。
“所以我要建大数据处。”陆文雄的语气坚定起来，“我要用数据来‘看’科技。
企业研发投入多少？
科研人员在做什么？
专利转化率怎么样？
技术交易活跃度如何？
这些数据实时抓取、实时分析，才能让我们真正把握科技发展的脉搏。”
李怀节深有体会地点头，附和道：“我在红星市抓扶贫工作的时候，用的也是数字监管这个方法。
所以我认为，大数据的抓取、管理和运用，是大势所趋。”
这是李怀节第一次亮明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
陆文雄更直接：“三年里头，我压缩了厅里头5个部门4500万元的预算；跑省财政求爷爷告奶奶，一年1500万经费投入。
一共9000万元的经济投入，我花费了三年的心血，你让我怎么交出去？
不要跟我谈眼前的利弊，这没有太大的意义。
说一句大实话，按照省里眼前对大数据管理局的职能规划，对省统计局的冲击太大了，我担心你在这一关上就过不去！”
陆文雄真的担心这个问题吗？
或许吧，但是有多少担心真不好说，主要是看他对大数据管理局的期待值有多高。
他眼下真正想要的是，怎么体面地把大数据处交出去；以及交出去之后，大数据管理局还能达成自己监督研究项目、分析立项利弊的目标。
陆文雄的开场白，立刻让李怀节陷入了被动。
这个开场白的力量太大了。
摘下历任九任厅长都保留的、由首任分管副省长亲笔题写的核心题词，这个动作，远超一个简单的室内布置改变。
这是一次极其大胆、极其冒险的个人宣告；更是一场沉默的、个人的“革命”。
他首先否定的是惯性力量，宣告了科技厅的重新开局。
他这是在用行动表明，科技厅在“陆文雄时代”，不再延续过去的路径。
前辈的遗产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什么是“生产力”以及是谁的“生产力”问题。
从官场博弈的角度看，陆文雄无疑是个疯子，他这么搞纯粹是自绝后路。
他亲手撕下了历代相传的“护身符”。
如果他不能搞出超越前任的、值得大书特书的新成绩，他将无法向历史、向后任交代。
这是极端自信者才敢做的疯狂之举。
一个人对抗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历经九任而未变，说明没人敢动，或觉得没必要动。
而陆文雄就动了。
他不但动了，还要把它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说，拿出来考较李怀节，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陆文雄不但性格极其强硬、重实质远胜于形式，而且还不怕背负“不敬前辈”的骂名。
想到这里，李怀节要答这道考题的思路也就十分清晰明了。
“我也不赞同‘科技没有国界’这句话。我在校时没少为这个问题争论过。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当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发展属于谁的科技，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为了论文上国际期刊，高校、科研机构不惜血本，追逐热点、跟风引进设备、‘存量化’包装、‘打卡式’国际合作等等怪象，层出不穷。
有人开玩笑说，国家投入10元钱的科研经费，如果有一元钱是用在刀口上的，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起码也能和美国平起平坐；
如果有一块五毛钱被用在刀口上，我国的科研成果势必迎来大井喷时代。
可惜，这些资源都被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各种名义挥霍掉了。
甚至这些科研资源都被私有化了。带研究生的老师都敢冲着自己学生喊，‘不要浪费我的资源’！
在我看来，师兄，撤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条幅，挂上两面神圣的旗帜，是顺应事物发展规律、是讲科学的正当举措。”
李怀节说完，会客室安静了几秒。
陆文雄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端起茶杯，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这个学弟。
他不是在衡量那些论据是否严谨。那些怪象和段子，对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人来说，早已不是新闻，而是日常刺痛。
他在品的是，这个年轻人，是拿套话来应付自己，还是真的敢想、敢说。
良久，他放下茶杯，嘴角的线条柔和下来：
“能有这番见识，怀节，这些年体制内的苦，你才算没有白吃。”
李怀节听到这句评价，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地。
他知道，第一关算是过了。
陆文雄这种学者型官员，最讨厌的就是圆滑世故、满口官话。
你能在他面前说真话，哪怕说的有点尖锐，他反而会高看你一眼。
“学长过奖了。”李怀节谦逊地说，“我这点浅见，在您面前就是班门弄斧。
科技厅这几年的改革，才是真的敢碰硬骨头。”
“硬骨头？”陆文雄自嘲地笑了笑，“科技厅哪有什么硬骨头？
都是软柿子！
软在体制，软在惯性，软在人心里那点小算盘。
和刚解放那会儿的老前辈们相比，我们这些搞科研的，包括我陆文雄在内，绝大部分人都应该自戕当场！”
他侧过脸，神情平静，眼里却悲情无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建大数据处吗？”
“学长请说，我洗耳恭听。”
“因为科技厅需要一个‘眼睛’。”陆文雄转过脸，闭上了眼睛，近乎自言自语，“过去的科技管理，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项目申报书，是专家评审会，是年底的总结报告。
但这些都太滞后了，太片面了，太容易产生学阀，太容易滋生学术不端的风气。
一个项目申报，从企业动念到材料交上来，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
专家评审呢？
看的是文字材料，听的是ppt汇报。
至于项目真正进展如何、资金用在哪里、产出是什么，没有一样是实时的。
很多时候，等我们拿到结题报告，黄花菜都凉了。”
李怀节默默点头。
这些问题他很清楚，经历过扶贫工作，尤其是主抓一个地级市的扶贫工作，类似的困局他不但遭遇到，还破解了。
破解用的还是数字技术，使用政府云平台，对整个扶贫工程实施实时跟踪。
虽然说，还没有百分之百杜绝扶贫工作中的腐败现象，但比之前要好一个维度。
“所以我要建大数据处。”陆文雄的语气坚定起来，“我要用数据来‘看’科技。
企业研发投入多少？
科研人员在做什么？
专利转化率怎么样？
技术交易活跃度如何？
这些数据实时抓取、实时分析，才能让我们真正把握科技发展的脉搏。”
李怀节深有体会地点头，附和道：“我在红星市抓扶贫工作的时候，用的也是数字监管这个方法。
所以我认为，大数据的抓取、管理和运用，是大势所趋。”
这是李怀节第一次亮明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
陆文雄更直接：“三年里头，我压缩了厅里头5个部门4500万元的预算；跑省财政求爷爷告奶奶，一年1500万经费投入。
一共9000万元的经济投入，我花费了三年的心血，你让我怎么交出去？
不要跟我谈眼前的利弊，这没有太大的意义。
说一句大实话，按照省里眼前对大数据管理局的职能规划，对省统计局的冲击太大了，我担心你在这一关上就过不去！”
陆文雄真的担心这个问题吗？
或许吧，但是有多少担心真不好说，主要是看他对大数据管理局的期待值有多高。
他眼下真正想要的是，怎么体面地把大数据处交出去；以及交出去之后，大数据管理局还能达成自己监督研究项目、分析立项利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