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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亦云和曾中声定计之后，在一次军委、省委的扩大会议上，公布了夺回失地的计划。会场设在祠堂里，供桌抬到墙角，长条凳从门口一直摆到后墙，坐满了人，还有人站着，挤在门框两侧和窗户底下，空气里弥漫着旱烟和潮湿棉衣混在一起的气味，还有一股从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连日奔波后特有的汗酸味。
周亦云站在地图前，把计划一条一条地讲清楚。不是全面反攻，是局部收复曾中声站在他旁边，不时补充几句，把敌军的兵力部署、调动规律、薄弱环节一一点明。
作为省委一把手的沈泽名当即表示了支持。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苏区，从黄柴畈会议那天起，从主力西撤、留守部队被抛下的那天起，他就在等着这一天。对于鄂豫皖临时军委的计划，他自然十分满意，甚至比周亦云和曾中声更加急切。
他站起来发言，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省委全力支持，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干部出干部。苏区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就没了；老百姓不能再等了，再等心就凉了；牺牲的同志不能再等了，再等他们的血就白流了。
会议结束之后，省委开始悄悄筹备物资。不是大张旗鼓地调运，是悄悄地、分散地、不动声色地筹备。粮食从各个村庄一点一点地征集，盐从秘密渠道一批一批地运进来，药品从缴获物资中一箱一箱地清点出来。
干部们白天开会，晚上行动，把物资分散藏在山里的秘密仓库中，等着部队来取。没有人问这些物资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有人需要问。在这片已经被战火烤焦了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安静之后，一定是风暴。
而此时，山区的小道上，有两个人正在向一个村子前进。
整个路上没有行人。战乱年月，连鸟儿都飞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和灰蒙蒙的天。路两旁的田地荒了大半，野草长得半人高，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像一群没有骨头的人，站不稳，扶不起。远处有几间被烧毁的房屋，只剩下黑黢黢的墙壁和倒塌的房梁，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沉默地控诉着什么。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得很快，脚步坚定，像是走了很久很久，还要走很久很久。前面的那个穿着灰布长衫，戴着一顶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脸。后面的那个年轻些，一身短打，腰间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一只警觉的黄鼠狼。
“站住！”声音从路边的灌木丛里炸出来，像一记鞭子抽在空气中。三个人影从灌木丛后面站起来，戴着帽子，端着鸟统，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两个人。
鸟统是土造的，枪管用铁皮卷的，外面用铁丝箍了几道，看起来粗糙，但在这山里，打野猪打豺狗，一枪一个窟窿，打人也一样。
年轻的那个当即就要抽枪，手已经摸到了腰间，指尖刚触到枪柄，就被旁边伸过来的一只手按住了。那只手不重，但很稳。
长衫的那位笑了。那笑容不大，嘴角微微上扬，他伸手从怀里摸出几枚银元，银元在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一枚一枚地摞在掌心里说道。“几位大王，小子就是过路的，这是几个袁大头，不成敬意。”
领头的赤卫队员没有接。他看了一眼那几枚银元，又看了一眼长衫客的脸，目光像一把钝刀子，从眉毛刮到下巴，不疼，但让人心里发毛。他把鸟统往肩上一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们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吗？”
说完，示意一个队员去搜身。两人没有反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年轻的那个咬着嘴唇，腮帮子上的肌肉鼓了两下，但没有动。
长衫客依然笑着，但眼底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又稳住了。很快，一名队员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两把短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左轮手枪。都是好枪，擦得锃亮，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布条被手汗浸得发黑，看得出是经常使用的。队员把枪举在手里，看了看，又看了看两个人，说道：“你们是当兵的。”
两个人被赤卫队员带进了村子。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孩子正在玩耍，看到这一幕，其中一个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抓到了！抓到了！”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麻雀。
赤卫队队部设在一间被遗弃的地主宅院里。院子不大，青砖铺地，墙角长满了青苔。正堂里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几盏油灯和一把豁了口的茶壶。
墙上挂着一面红旗，旗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露出了背面用毛笔写的“六区赤卫大队”几个字，墨迹有些褪色了。长衫客和年轻人被带进正堂，站在长桌前。
赤卫队长走进来，他在桌后坐下，听了巡逻队员的汇报，然后起身走到两个人面前，上下打量着。长衫客连忙说道：“队长，我们真是过路的。带着两把枪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年头路上不太平，遇到土匪也好防身。”声音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卑微和慌张，不多不少，正像一个被抓住了的、有点小聪明但又没见过世面的过路商人该有的样子。
赤卫队长没有说话，重新打量了一番。他的目光从长衫客的脸上移到身上，从身上移到脚上，又从脚上移回脸上。有什么不对，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不对。那种“不对”不是从某一个细节上看出来的，是一种直觉，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他的目光停在了长衫客的腿上——裤腿的褶皱不太自然，像是有什么东西塞在里面。他弯下腰，伸手摸了一下，手指触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把那东西抽出来，是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赤卫队长抽出信纸，展开然后放下信，让人去找村长。
村长来得很快，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背有些驼，他接过信，戴上老花镜，凑到信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很慢。信不长，但他看了很久，像是在辨认字迹，又像是在掂量这封信的分量。
信是王耀伍写的通行证。王耀伍，国民党军的将领，不是小人物。他的通行证出现在一个深入苏区腹地的陌生人身上，这本身就不正常。村长把信放在桌上，抬起头，目光从赤卫队长脸上扫过，又从长衫客脸上扫过。
他觉得这件事不简单，一个刺探根据地情报的特务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进入根据地，更不会带着王耀伍的通行证。这要么是一个极其愚蠢的特务，要么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有特殊身份的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赤卫队能处理的。
村长让人把两个人关起来，同时向上级报告。赤卫队员押着两个人，穿过院子，走进后院的一间柴房。门从外面锁上了，铁锁的搭扣生锈了，关上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消息经过层层上报——乡、区、县，一级一级地传上去。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普通案件。一个带着王耀伍通行证的人，在苏区最困难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赤卫队的防区，被抓住了还不慌不忙，不像是特务，也不像是探子。
那他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带着的通行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如果是假的，谁给他造的假？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回答，每一个答案都可能引出新的问题。
很快，省委就派了一个特派员来进行调查。特派员姓什么，没有人知道；长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他只身一人，穿便衣，骑一匹瘦马，从省委驻地出发，沿着山路走了整整一天，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村子。他没有进村，先在山坡上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把马拴在一棵松树上，步行进了村口。
特派员走进关押两人的柴房时，天已经黑透了。门外的哨兵打开铁锁，嘎吱一声响，惊得院子里的鸡扑棱了几下翅膀。柴房不大，堆着半屋子的柴火和农具，墙角铺了一层稻草，两个人就坐在那层稻草上。长衫客的礼帽摘了，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张棱角分明但写满疲惫的脸。年轻的那个靠着墙，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特派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打量了他们很久——不是那种审视犯人时的打量，是那种老兵打量老兵时的打量。他看到了长衫客手上的老茧——那不是握锄头握出来的，是握枪握出来的，虎口处的茧子厚得发黄，食指第一个关节也有茧子，那是长年扣扳机磨出来的。他看到了年轻那个的坐姿——靠着墙，但重心偏左，右手自然垂在身侧，随时可以撑地跃起。这是战场上养成的习惯，睡梦中都不会改。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一定身经百战。
特派员按照组织程序，开始对两人进行问话。问得很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带着谁的通行证，为什么进入苏区。这一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他们不是来找部队的，不是来找亲戚的，他们是来找省委的，是来找周亦云的。他们有重要的情报，必须当面报告。之前他们没有说，是不能说，是不敢说。在确认来人身份之前，他们不会对任何人透露真实目的。
特派员连夜出发，赶回省委。他骑着一匹瘦马，在山道上疾驰，马蹄声在夜色中急促地响起，惊起了路边栖息的飞鸟。天亮之前，他赶到了省委驻地，顾不上喝水，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省委领导听完，也不敢怠慢，当即派人赶往燕子河峡谷军委驻地，向周亦云报告。
周亦云接到报告时，他正在看地图。他看完报告，也不免吃惊——两个人，带着王耀伍的通行证，穿过敌军层层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苏区，指名道姓要找他。
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带着什么样的情报？他放下报告，当即让保卫局派人去将两人接到燕子河来。
不知道番号，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职务，但能从敌人的防区里活着走进来的人，不是一般人。不能用对付犯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第二天，周亦云早早来到了村子门口。他带着警卫员，骑着一匹马，从燕子河峡谷赶到了省委了所在的村子，他把马拴在老槐树下，站在村口，望着进村的那条土路。
马蹄声从远处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响。一队人从土路的尽头出现——走在前面的是保卫局的骑兵，后面是那辆从老乡家借来的牛车，牛车上坐着两个人。
带队的保卫局干部骑在马上，远远地看到了站在村口的周亦云，立即翻身下马，快步跑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主席，人带到了。”
周亦云没有说话，目光越过保卫局干部的肩头，落在牛车上的那两个人身上。
长衫客从牛车上下来，动作有些迟缓——被关了几天，又在牛车上颠簸了大半天，腿脚有些发麻。他站在牛车旁边，整了整身上那件皱巴巴的长衫，抬起头，看着站在村口的那个人。
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红五星，腰间扎着武装带，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棵扎了根的树。风吹着他的衣角，猎猎作响。阳光从东边的山脊上漫过来，照在他的脸上，闪着暗淡的光。
长衫客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年轻的那个从后面跑上来，步伐急促，差点被路上的碎石绊倒。他稳住身子，几乎是小跑着冲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手从帽檐上放下来的时候，声音已经哽咽了。“军长——”他喊了一声，只喊了一声，后面的字全堵在了嗓子眼里。
周亦云看着长衫客上前握住他的手。长衫客握得很紧，像要把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生死考验、所有的委屈和坚持，都捏进这一握里。
“欢迎回家，曹元同志。”周亦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曹元哭了他终于找到了组织，现在，他找到了。周亦云站在他面前，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红五星，还是老样子。
他们边走边叙旧。从村口到省委办公室，不远，但走了很久。曹元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动，是有太多话要说。
这时周亦云才了解到，在黄冈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曹元被坦克的火炮炸成了重伤。他记得那一声巨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打扫战场时被俘虏的警卫员发现了，王耀伍把他送到了黄冈最好的医院，等他醒来，已经过了半月了。他躺在黄冈最好的医院的病床上，全身缠满了绷带，他想动，动不了；想说话，说不出来。全身上下的骨头断了不知多少根，手臂、腿、肋骨，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他的警卫员一直在他身边，寸步不离。没有人知道曹元的身份，在王耀伍的战俘记录上，他只被登记为“国军某部军官”，没有姓名，没有番号，没有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警卫员对外称他是自己的远房亲戚，编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把身份瞒得死死的。没有人怀疑，不是因为他编得有多好，是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被炸成这样的人，还能是红军。
曹元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不能动，不能下地，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警卫员每天把能找到的报纸都搜罗来，国民党办的，商人办的，只要是报纸，就看。他不能抬头，报纸只能铺在胸口上，歪着脖子看，看得脖子酸了，就闭上眼睛歇一会儿，歇好了接着看。看到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他高兴，高兴得睡不着觉；看到红军打了败仗，他着急，着急得也睡不着觉。
但他什么都做不了，连握拳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着，干着急。得知武汉被敌人占领，他心急如焚，却无济于事。他恨自己不能动，恨自己躺在这张该死的病床上，恨自己不能拿起枪，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但他只能躺着，听窗外的风声，看天花板上的裂缝，数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长到他觉得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下不了这张床了。
后来，得知部队回到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他才放下心来，安心养伤。
他的心放下了，身体却不肯配合。骨头的愈合比他预想的慢得多，医生说他的体质差，营养跟不上，恢复起来会很慢。他想快，但快不了；他急，但急也没有用。他只能一口一口地吃饭，一天一天地喝药，一厘米一厘米地长骨头。这一年以来，王耀武也来过几次。
王耀武不是来审他的，是来劝他的。劝他放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给他官做，给他钱花，给他一个光明的前途。
伤好之后，曹元得知鄂豫皖危急。他不能等了，再等，苏区可能就没了；再等，组织可能就走了；再等，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当即向王耀武告别——不是请示，是通知。王耀武没有拦他，派人送来了通行证，还派了一辆车，把他们送到了城门口。曹元接过通行证，没有说谢谢。对着送人的副官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他们立即出城，直奔鄂豫皖。路上走了好多天，一路上遇到过敌军的巡逻队，遇到过地方民团的盘查，遇到过土匪的骚扰，每一次都靠着那张通行证和曹元的沉着应对化险为夷。他们终于走到了。走进了了苏区，走进赤卫队的防区，走进那个他们以为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政正当曹元说着的时候，门被敲响了，一名保卫局的干部站在门口，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目光很沉，像一潭不见底的水，看不出深浅。
“曹元同志，组织上需要找你谈谈。”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稳，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感到压力，也不会让人觉得可以随意应付。
曹元放下碗，抬起头。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站起来，整了整身上那件皱巴巴的长衫，把领口的扣子系好，又把袖口的扣子系好，像一个即将接受检阅的士兵，要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知道会有这一天。
从走进苏区的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医院里躺过，拿着国民党将领签发的通行证，穿过层层封锁线，走进苏区——这样的经历，不是一句“我是自己人”就能解释清楚的。
组织要审查他，不是不信任他，是组织必须这样做。苏区与白区的斗争太残酷了，敌军的手段太阴险了，诱降、胁迫、安插密探、假意释放卧底，什么花样都使得出来。
红军队伍以工农子弟为主，组织高度纯洁，每一个人的身份、经历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经不起推敲的人，不能留在队伍里。这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是规矩，是铁的纪律。没有这道防线，红军早就被敌人渗透成筛子了。
曹元没有抵触情绪，一点都没有。相反，他希望组织进行审查。
不是被迫接受，是主动要求；不是无可奈何，是心甘情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经历有多特殊，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经历在别人眼里意味着什么。
他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他的身份而怀疑他的忠诚，不想让任何人在背后议论“这个人到底可不可靠”。他想把自己的每一条经历都摆在桌面上，让组织看，让同志们看，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他曹元，是清白的。他没有叛变，没有投敌，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同志，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的骨头断过，但脊梁没有弯过；他的身体碎过，但信念没有碎过。
他心里急，急得火烧火燎的。敌人还在苏区外面围着，根据地还是一片焦土，同志们还在山沟里打游击，伤员还在等药品，老百姓还在等粮食。
他不能在这里坐着，不能在这里等着，他要回到战斗岗位去，要拿起枪，要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他做梦都在想，想得睡不着觉，想得饭吃不下，想得那几根断过的骨头在夜里隐隐作痛。
“同志，我全力配合。”曹元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像石头放在地上，不晃不摇。
保卫局的干部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侧过身，让开门口。“请跟我来。”
曹元迈过门槛，走出屋子。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他眯了一下眼睛，没有用手去挡。他的背影很瘦，瘦得肩膀上的骨头都能看到轮廓；他的脚步很慢，慢得每迈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
周亦云和曾中声定计之后，在一次军委、省委的扩大会议上，公布了夺回失地的计划。会场设在祠堂里，供桌抬到墙角，长条凳从门口一直摆到后墙，坐满了人，还有人站着，挤在门框两侧和窗户底下，空气里弥漫着旱烟和潮湿棉衣混在一起的气味，还有一股从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连日奔波后特有的汗酸味。
周亦云站在地图前，把计划一条一条地讲清楚。不是全面反攻，是局部收复曾中声站在他旁边，不时补充几句，把敌军的兵力部署、调动规律、薄弱环节一一点明。
作为省委一把手的沈泽名当即表示了支持。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苏区，从黄柴畈会议那天起，从主力西撤、留守部队被抛下的那天起，他就在等着这一天。对于鄂豫皖临时军委的计划，他自然十分满意，甚至比周亦云和曾中声更加急切。
他站起来发言，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省委全力支持，要人出人，要粮出粮，要干部出干部。苏区不能再缩小了，再缩小就没了；老百姓不能再等了，再等心就凉了；牺牲的同志不能再等了，再等他们的血就白流了。
会议结束之后，省委开始悄悄筹备物资。不是大张旗鼓地调运，是悄悄地、分散地、不动声色地筹备。粮食从各个村庄一点一点地征集，盐从秘密渠道一批一批地运进来，药品从缴获物资中一箱一箱地清点出来。
干部们白天开会，晚上行动，把物资分散藏在山里的秘密仓库中，等着部队来取。没有人问这些物资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有人需要问。在这片已经被战火烤焦了的土地上，每一个人都知道，安静之后，一定是风暴。
而此时，山区的小道上，有两个人正在向一个村子前进。
整个路上没有行人。战乱年月，连鸟儿都飞走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和灰蒙蒙的天。路两旁的田地荒了大半，野草长得半人高，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像一群没有骨头的人，站不稳，扶不起。远处有几间被烧毁的房屋，只剩下黑黢黢的墙壁和倒塌的房梁，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沉默地控诉着什么。
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得很快，脚步坚定，像是走了很久很久，还要走很久很久。前面的那个穿着灰布长衫，戴着一顶旧礼帽，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清脸。后面的那个年轻些，一身短打，腰间鼓鼓囊囊的，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一只警觉的黄鼠狼。
“站住！”声音从路边的灌木丛里炸出来，像一记鞭子抽在空气中。三个人影从灌木丛后面站起来，戴着帽子，端着鸟统，黑洞洞的枪口指着两个人。
鸟统是土造的，枪管用铁皮卷的，外面用铁丝箍了几道，看起来粗糙，但在这山里，打野猪打豺狗，一枪一个窟窿，打人也一样。
年轻的那个当即就要抽枪，手已经摸到了腰间，指尖刚触到枪柄，就被旁边伸过来的一只手按住了。那只手不重，但很稳。
长衫的那位笑了。那笑容不大，嘴角微微上扬，他伸手从怀里摸出几枚银元，银元在阳光下闪着暗淡的光，一枚一枚地摞在掌心里说道。“几位大王，小子就是过路的，这是几个袁大头，不成敬意。”
领头的赤卫队员没有接。他看了一眼那几枚银元，又看了一眼长衫客的脸，目光像一把钝刀子，从眉毛刮到下巴，不疼，但让人心里发毛。他把鸟统往肩上一扛，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们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现在在打仗吗？”
说完，示意一个队员去搜身。两人没有反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年轻的那个咬着嘴唇，腮帮子上的肌肉鼓了两下，但没有动。
长衫客依然笑着，但眼底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很快又稳住了。很快，一名队员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两把短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左轮手枪。都是好枪，擦得锃亮，枪柄上缠着防滑的布条，布条被手汗浸得发黑，看得出是经常使用的。队员把枪举在手里，看了看，又看了看两个人，说道：“你们是当兵的。”
两个人被赤卫队员带进了村子。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孩子正在玩耍，看到这一幕，其中一个撒腿就跑，边跑边喊：“抓到了！抓到了！”声音在山谷里回荡，惊起了几只正在觅食的麻雀。
赤卫队队部设在一间被遗弃的地主宅院里。院子不大，青砖铺地，墙角长满了青苔。正堂里摆着一张长桌，桌上放着几盏油灯和一把豁了口的茶壶。
墙上挂着一面红旗，旗角被风吹得卷了起来，露出了背面用毛笔写的“六区赤卫大队”几个字，墨迹有些褪色了。长衫客和年轻人被带进正堂，站在长桌前。
赤卫队长走进来，他在桌后坐下，听了巡逻队员的汇报，然后起身走到两个人面前，上下打量着。长衫客连忙说道：“队长，我们真是过路的。带着两把枪是为了以防万一，这年头路上不太平，遇到土匪也好防身。”声音里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卑微和慌张，不多不少，正像一个被抓住了的、有点小聪明但又没见过世面的过路商人该有的样子。
赤卫队长没有说话，重新打量了一番。他的目光从长衫客的脸上移到身上，从身上移到脚上，又从脚上移回脸上。有什么不对，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就是不对。那种“不对”不是从某一个细节上看出来的，是一种直觉，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他的目光停在了长衫客的腿上——裤腿的褶皱不太自然，像是有什么东西塞在里面。他弯下腰，伸手摸了一下，手指触到了一块硬硬的东西。他把那东西抽出来，是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没有封口。赤卫队长抽出信纸，展开然后放下信，让人去找村长。
村长来得很快，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背有些驼，他接过信，戴上老花镜，凑到信上面，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得很慢。信不长，但他看了很久，像是在辨认字迹，又像是在掂量这封信的分量。
信是王耀伍写的通行证。王耀伍，国民党军的将领，不是小人物。他的通行证出现在一个深入苏区腹地的陌生人身上，这本身就不正常。村长把信放在桌上，抬起头，目光从赤卫队长脸上扫过，又从长衫客脸上扫过。
他觉得这件事不简单，一个刺探根据地情报的特务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地进入根据地，更不会带着王耀伍的通行证。这要么是一个极其愚蠢的特务，要么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有特殊身份的人。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不是他们这个级别的赤卫队能处理的。
村长让人把两个人关起来，同时向上级报告。赤卫队员押着两个人，穿过院子，走进后院的一间柴房。门从外面锁上了，铁锁的搭扣生锈了，关上时发出刺耳的嘎吱声。
消息经过层层上报——乡、区、县，一级一级地传上去。没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普通案件。一个带着王耀伍通行证的人，在苏区最困难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赤卫队的防区，被抓住了还不慌不忙，不像是特务，也不像是探子。
那他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他带着的通行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他是怎么弄到手的？如果是假的，谁给他造的假？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回答，每一个答案都可能引出新的问题。
很快，省委就派了一个特派员来进行调查。特派员姓什么，没有人知道；长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他只身一人，穿便衣，骑一匹瘦马，从省委驻地出发，沿着山路走了整整一天，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村子。他没有进村，先在山坡上观察了一会儿，然后把马拴在一棵松树上，步行进了村口。
特派员走进关押两人的柴房时，天已经黑透了。门外的哨兵打开铁锁，嘎吱一声响，惊得院子里的鸡扑棱了几下翅膀。柴房不大，堆着半屋子的柴火和农具，墙角铺了一层稻草，两个人就坐在那层稻草上。长衫客的礼帽摘了，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张棱角分明但写满疲惫的脸。年轻的那个靠着墙，闭着眼睛，像是在打盹，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
特派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打量了他们很久——不是那种审视犯人时的打量，是那种老兵打量老兵时的打量。他看到了长衫客手上的老茧——那不是握锄头握出来的，是握枪握出来的，虎口处的茧子厚得发黄，食指第一个关节也有茧子，那是长年扣扳机磨出来的。他看到了年轻那个的坐姿——靠着墙，但重心偏左，右手自然垂在身侧，随时可以撑地跃起。这是战场上养成的习惯，睡梦中都不会改。他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一定身经百战。
特派员按照组织程序，开始对两人进行问话。问得很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叫什么名字，什么身份，带着谁的通行证，为什么进入苏区。这一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他们不是来找部队的，不是来找亲戚的，他们是来找省委的，是来找周亦云的。他们有重要的情报，必须当面报告。之前他们没有说，是不能说，是不敢说。在确认来人身份之前，他们不会对任何人透露真实目的。
特派员连夜出发，赶回省委。他骑着一匹瘦马，在山道上疾驰，马蹄声在夜色中急促地响起，惊起了路边栖息的飞鸟。天亮之前，他赶到了省委驻地，顾不上喝水，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省委领导作了汇报。省委领导听完，也不敢怠慢，当即派人赶往燕子河峡谷军委驻地，向周亦云报告。
周亦云接到报告时，他正在看地图。他看完报告，也不免吃惊——两个人，带着王耀伍的通行证，穿过敌军层层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苏区，指名道姓要找他。
他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带着什么样的情报？他放下报告，当即让保卫局派人去将两人接到燕子河来。
不知道番号，不知道名字，不知道职务，但能从敌人的防区里活着走进来的人，不是一般人。不能用对付犯人的方式对待他们。
第二天，周亦云早早来到了村子门口。他带着警卫员，骑着一匹马，从燕子河峡谷赶到了省委了所在的村子，他把马拴在老槐树下，站在村口，望着进村的那条土路。
马蹄声从远处传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响。一队人从土路的尽头出现——走在前面的是保卫局的骑兵，后面是那辆从老乡家借来的牛车，牛车上坐着两个人。
带队的保卫局干部骑在马上，远远地看到了站在村口的周亦云，立即翻身下马，快步跑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主席，人带到了。”
周亦云没有说话，目光越过保卫局干部的肩头，落在牛车上的那两个人身上。
长衫客从牛车上下来，动作有些迟缓——被关了几天，又在牛车上颠簸了大半天，腿脚有些发麻。他站在牛车旁边，整了整身上那件皱巴巴的长衫，抬起头，看着站在村口的那个人。
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红五星，腰间扎着武装带，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棵扎了根的树。风吹着他的衣角，猎猎作响。阳光从东边的山脊上漫过来，照在他的脸上，闪着暗淡的光。
长衫客的眼眶红了。但他没有哭，只是站在那里，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年轻的那个从后面跑上来，步伐急促，差点被路上的碎石绊倒。他稳住身子，几乎是小跑着冲到周亦云面前，立正，敬礼，手从帽檐上放下来的时候，声音已经哽咽了。“军长——”他喊了一声，只喊了一声，后面的字全堵在了嗓子眼里。
周亦云看着长衫客上前握住他的手。长衫客握得很紧，像要把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生死考验、所有的委屈和坚持，都捏进这一握里。
“欢迎回家，曹元同志。”周亦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曹元哭了他终于找到了组织，现在，他找到了。周亦云站在他面前，灰蓝色的军装，八角帽，红五星，还是老样子。
他们边走边叙旧。从村口到省委办公室，不远，但走了很久。曹元走得很慢，不是走不动，是有太多话要说。
这时周亦云才了解到，在黄冈为了掩护部队撤退，曹元被坦克的火炮炸成了重伤。他记得那一声巨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在打扫战场时被俘虏的警卫员发现了，王耀伍把他送到了黄冈最好的医院，等他醒来，已经过了半月了。他躺在黄冈最好的医院的病床上，全身缠满了绷带，他想动，动不了；想说话，说不出来。全身上下的骨头断了不知多少根，手臂、腿、肋骨，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他的警卫员一直在他身边，寸步不离。没有人知道曹元的身份，在王耀伍的战俘记录上，他只被登记为“国军某部军官”，没有姓名，没有番号，没有任何可以追查的线索。
警卫员对外称他是自己的远房亲戚，编了一套滴水不漏的说辞，把身份瞒得死死的。没有人怀疑，不是因为他编得有多好，是因为没有人会想到，一个被炸成这样的人，还能是红军。
曹元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不能动，不能下地，连翻身都需要人帮忙。
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看报。警卫员每天把能找到的报纸都搜罗来，国民党办的，商人办的，只要是报纸，就看。他不能抬头，报纸只能铺在胸口上，歪着脖子看，看得脖子酸了，就闭上眼睛歇一会儿，歇好了接着看。看到红军打胜仗的消息，他高兴，高兴得睡不着觉；看到红军打了败仗，他着急，着急得也睡不着觉。
但他什么都做不了，连握拳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着，干着急。得知武汉被敌人占领，他心急如焚，却无济于事。他恨自己不能动，恨自己躺在这张该死的病床上，恨自己不能拿起枪，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但他只能躺着，听窗外的风声，看天花板上的裂缝，数着日子，一天，两天，三天，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长到他觉得自己可能这辈子都下不了这张床了。
后来，得知部队回到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他才放下心来，安心养伤。
他的心放下了，身体却不肯配合。骨头的愈合比他预想的慢得多，医生说他的体质差，营养跟不上，恢复起来会很慢。他想快，但快不了；他急，但急也没有用。他只能一口一口地吃饭，一天一天地喝药，一厘米一厘米地长骨头。这一年以来，王耀武也来过几次。
王耀武不是来审他的，是来劝他的。劝他放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给他官做，给他钱花，给他一个光明的前途。
伤好之后，曹元得知鄂豫皖危急。他不能等了，再等，苏区可能就没了；再等，组织可能就走了；再等，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当即向王耀武告别——不是请示，是通知。王耀武没有拦他，派人送来了通行证，还派了一辆车，把他们送到了城门口。曹元接过通行证，没有说谢谢。对着送人的副官说了一句：“后会有期。”
他们立即出城，直奔鄂豫皖。路上走了好多天，一路上遇到过敌军的巡逻队，遇到过地方民团的盘查，遇到过土匪的骚扰，每一次都靠着那张通行证和曹元的沉着应对化险为夷。他们终于走到了。走进了了苏区，走进赤卫队的防区，走进那个他们以为再也回不来的地方。
政正当曹元说着的时候，门被敲响了，一名保卫局的干部站在门口，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目光很沉，像一潭不见底的水，看不出深浅。
“曹元同志，组织上需要找你谈谈。”他的声音不大，语气平稳，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仔细称量过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既不会让人感到压力，也不会让人觉得可以随意应付。
曹元放下碗，抬起头。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站起来，整了整身上那件皱巴巴的长衫，把领口的扣子系好，又把袖口的扣子系好，像一个即将接受检阅的士兵，要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知道会有这一天。
从走进苏区的那天起，他就知道。他在国民党的医院里躺过，拿着国民党将领签发的通行证，穿过层层封锁线，走进苏区——这样的经历，不是一句“我是自己人”就能解释清楚的。
组织要审查他，不是不信任他，是组织必须这样做。苏区与白区的斗争太残酷了，敌军的手段太阴险了，诱降、胁迫、安插密探、假意释放卧底，什么花样都使得出来。
红军队伍以工农子弟为主，组织高度纯洁，每一个人的身份、经历都必须经得起推敲，经不起推敲的人，不能留在队伍里。这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是规矩，是铁的纪律。没有这道防线，红军早就被敌人渗透成筛子了。
曹元没有抵触情绪，一点都没有。相反，他希望组织进行审查。
不是被迫接受，是主动要求；不是无可奈何，是心甘情愿。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经历有多特殊，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经历在别人眼里意味着什么。
他不想让任何人因为他的身份而怀疑他的忠诚，不想让任何人在背后议论“这个人到底可不可靠”。他想把自己的每一条经历都摆在桌面上，让组织看，让同志们看，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他曹元，是清白的。他没有叛变，没有投敌，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同志，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他的骨头断过，但脊梁没有弯过；他的身体碎过，但信念没有碎过。
他心里急，急得火烧火燎的。敌人还在苏区外面围着，根据地还是一片焦土，同志们还在山沟里打游击，伤员还在等药品，老百姓还在等粮食。
他不能在这里坐着，不能在这里等着，他要回到战斗岗位去，要拿起枪，要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他做梦都在想，想得睡不着觉，想得饭吃不下，想得那几根断过的骨头在夜里隐隐作痛。
“同志，我全力配合。”曹元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像石头放在地上，不晃不摇。
保卫局的干部看着他，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他侧过身，让开门口。“请跟我来。”
曹元迈过门槛，走出屋子。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他眯了一下眼睛，没有用手去挡。他的背影很瘦，瘦得肩膀上的骨头都能看到轮廓；他的脚步很慢，慢得每迈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